《世子很皮》朱棣起兵靖难的动机争议：是夺位，还是自保？

    很多治史者认为，“靖难之变”的发生乃源于明太祖朱元璋的分封诸王，小岩认为这论断其实不甚准确。
    首先，若是朱元璋接受叶伯巨的建议，施行明朝版“推恩令”，根据西汉武帝能成功消解诸王势力的历史前辙，朱元璋的分封不一定会引致燕王朱棣起兵。
    其次，建文帝错信黄子澄“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的误判，且采用掩耳盗铃(即不直接铲除势力最强的燕王，而先翦除周王、齐王、湘王等)的手段“削藩”，这也给予朱棣足够的警觉和时间起兵，助长了“靖难之变”的爆发。
    不过，有人可能提出这样的疑问：“朱棣究竟是蓄意起兵夺位？还是事出紧急，迫不得已起兵自保？”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仍然需要回到史料的梳理、分析上。
    被迫举兵自保之说
    咱们先从《明史》的观点看：
    按照《明史》的记述，似乎偏向接受“燕王朱棣起兵乃源于僧人道衍的怂恿，旨在抗拒建文帝的‘削藩’政策”。
    《明史姚广孝传》有以下一段文字，交代燕王、道衍的相识：
    高皇后崩，太祖选高僧侍诸王，为诵经荐福。宗泐时为左善世，举道衍。燕王与语甚合，请以从。至北平，住持庆寿寺。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
    根据上文所引，反映出《明史》想要表达的三点：
    (1)燕王朱棣与道衍甚为投契；
    (2)燕王朱棣主动邀请道衍追随自己；
    (3)道衍抵达北平后，住在庆寿寺，经常秘密出入燕王府。
    我们实在很难凭此进一步断定：朱棣招纳道衍，乃是为了起兵夺位。尽管道衍后来果真怂恿朱棣起兵，但这已发生在建文帝大规模展开“削藩”行动后。
    及太祖崩，惠帝立，以次削夺诸王。周、湘、代、齐、岷相继得罪。道衍遂密劝成祖举兵。(《明史姚广孝传》)
    由朱棣慨叹“民心向彼，奈何？”而道衍答以“臣知天道，何论民心”，我们更可看出“起兵”乃是道衍的主意，而非朱棣的初衷。
    道衍遂密劝成祖举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乃进袁珙及卜者金忠。于是成祖意益决。(《明史姚广孝传》)
    道衍在建文帝“削藩”时密劝朱棣积极备战，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护主的心态，希望协助朱棣以军事实力抗拒建文帝，从而达到自保的目的。
    阴选将校，勾军卒，收材勇异能之士。燕邸，故元宫也，深邃。道衍练兵后苑中。穴地作重屋，缭以厚垣，密甃翎甋瓶缶，日夜铸军器，畜鹅鸭乱其声。(《明史姚广孝传》)
    朱棣起兵因此是为情势所迫，非志在夺取帝位。
    建文元年夏六月，燕山百户倪谅告变，逮官校于谅、周铎等伏诛。下诏让王，并遣中官逮王府傣，王遂称疾笃。都指挥使谢贵、布政使张昺以兵守王宫。王密与僧道衍谋，令指挥张玉、朱能潜纳勇士八百人入府守卫。
    秋七月癸酉，匿壮士端礼门，绐贵，昺入，杀之，遂夺九门。上书天子指泰、子澄为奸臣，并援《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书既发，遂举兵。(《明史成祖纪》)
    建文元年六月，燕府护卫百户倪谅上变。诏逮府中官属。都指挥张信输诚于成祖，成祖遂决策起兵。(《明史姚广孝传》)
    图谋不轨，起兵夺位：由《明史纪事本末》的角度切入
    和《明史》的观点迥异的是，清人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指出，燕王朱棣起兵纯粹出于谋反夺位之心。
    《明史纪事本末》有以下一段记载：
    二十八年，初，诸王封国时，太祖多择名僧为傅，僧道衍知燕王当嗣大位，自言曰：“大王使臣得侍，奉一白帽与大王戴。”盖白冠王，其文皇也。燕王遂乞道衍，得之。(＜燕王起兵＞)
    燕王与道衍的结识，始于道衍奉送一顶白帽予燕王，这一段更被《明朝那些事》所引用，深入人心。“王”字上面加个“白”，即为“皇”！道衍送朱棣这个亲王白帽子蕴含政治含意，寓意送其帝皇之冠。燕王因此乞求道衍辅佐自己，这里直接明示燕王早有不良夺帝之心。
    《明史纪事本末》中还有以下一段文字：
    道衍至燕邸，荐鄞人袁珙相术。燕王使召之至，令使者与饮于酒肆。王服卫士服，偕卫士九人入肆沽。珙趋拜燕王前曰：“殿下何自轻如此？”
    燕王阳不省，曰：“吾辈皆护卫校士也。”
    珙不对。乃召入，详叩之，珙稽首曰：“殿下异日太平天子也。”
    燕王恐人疑，乃佯以罪遣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密召入邸。(＜燕王起兵＞)
    倘若朱棣并无夺位谋反的野心，他根本不用使计保护袁珙的性命，且朱棣于通州屡次密召袁珙进入府邸。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他对袁珙的“异日必为太平天子”的预言甚为受用，但又害怕旁人起疑，于是来个“暗渡陈仓’，表面将袁珙遣送出去，实则暗中继续与袁珙保持紧密的沟通、合作。
    虽然朱棣“日事练兵”、精挑奇人异士亦始于建文帝展开“削藩”后。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太祖崩，建文皇帝即位，遗诏止诸王入临会葬……燕王不悦。秋七月，帝命李景隆讯周王橚，逮至京，废为庶人。燕王见周王被执，且齐泰、黄子澄用事，遂简壮士为护卫，以勾逃军为名，异人术士多就之。(＜燕王起兵＞)
    《明史纪事本末》中却甚少提及道衍的贡献，反而不断强调朱棣的装疯扮傻，掩人耳目。
    (洪武三十一年)十一月，燕、齐有告变者，帝问黄子澄曰：“孰当先？”子澄曰：“燕王久称病，日事练兵，且多置异人术士左右，此其机事已露，不可不急图之。”(＜燕王起兵＞)
    (建文元年)六月，燕山护卫百户倪谅上变，告燕官校于谅、周铎等阴事，逮系至京，皆戮之。有诏责燕王。王乃佯狂称疾，走呼市中，夺酒食，语多妄乱，或卧土壤，弥日不苏。张昺、谢贵入问疾，王盛夏围炉摇颤曰：“寒甚。”宫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信之。(＜燕王起兵＞)
    据此，在作者谷应泰的眼中，朱棣起兵并不单纯是为形势所迫的结果，而是涉及朱棣多年以来的谋划、部署。
    结语
    要审视《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这两本书的说法哪种较为合理，我们可以这样考虑：
    (1)从士兵人数上看——燕军将士明显不及南京建文朝的政府军。
    (2)从朱棣在战场上的表现看——除了郑村坝、白沟河等发生在东北的战事之外，燕军几乎无法越过山东南下，只能固守北平、保定、永平三郡。
    倘若朱棣起兵乃是经过长时间的策划，其军队的人数与战斗力肯定不致如此单薄。由此足以反证《明史》被迫举兵自保说法较为贴近史实。
    况且，《明史》主要采用官方文献写成，而《明史纪事本末》则多采野史，存在不少讹误与疏漏。因为前者较为可信。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