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无疆》第32章 玲珑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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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主权国家的全部面积不到二平方公里，摩纳哥实在太小了。但是，这个袖珍小国却浓缩着四个隐形大国：赌博大国、邮票大国、赛车大国、旅游大国。
    这四个隐形大国都具有俯视世界的地位。就说赌博大国吧，蒙特卡洛赌场那种地毯厚厚、灯光柔柔、家具旧旧的老派贵族派头，连美国气魄宏大的拉斯维加斯也要鞠躬示敬，更不待说墨尔本、吉隆坡、澳门的那些豪华赌场了。全世界的赌场选“大老”，看来还是非蒙特卡洛莫属。
    更让人惊异的是赛车。那么小的国家不可能另选赛车场地了，这些蜿蜒于山坡上的真实街道就是赛车跑道。到时候街道边人山人海，拥挤着来自世界各国的观众，而跑道上则奔驰着五光十色的各种赛车。我们没有赶上赛车季节，只是顺着赛车的路线绕了两圈，奇怪的是每辆车的驾驶员似乎都认得路线，一问，原来都是从每次赛车的电视转播中看熟了的，可见影响之大，印象之深。
    其实在摩纳哥，最能冲击游人感官的是海滨山崖上一排排豪宅。这是世界各地大量超级富豪选择的终老之地。据我历来读到的资料，很多绑匪、巨盗、毒枭疯狂敛财，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标，能在摩纳哥舒舒服服地隐居。为此，我每次来摩纳哥都会看着这些房子出神，心想多少人终于没有拿到钥匙而只能永久地呆在监狱里傻想了，而拿到了钥匙的，大概也有不少人不敢出门，或者不愿与邻居寒暄。一扇扇花岗岩框的木门紧锁着，脚下碧波间白色的私家游艇也很少解缆。偶尔解缆于没有风浪的月夜，如贴水而飞的白鸥，把全部秘密倾吐给地中海。
    但是，摩纳哥自身的秘密，并没有被赌场、赛车、豪宅所穷尽。甚至可以说，即使把四个隐形大国叠加在一起，也无法填充一个最大的缺漏。
    寻找这个缺漏并不难，它便躲藏在那幢最宏伟的公共建筑——海洋学博物馆里。
    如果有时间把这个博物馆看得细一点，就会发现种种奇丽珍罕的展品都出自于一种长年累月的出海考察。于是你会对那些有关出海考察的展览发生兴趣，逐一观察当年的船只、器具、枪支和泛黄的照片，直至那时刚刚学会拍摄的无声电影纪录短片。看着看着又有了新的发现，原来这一切的指挥者就是摩纳哥的国家元首阿尔贝一世。
    这位国家元首并不是拨款资助专家去考察，而是亲自以专家的身份率队出海，整整二十八次，科研成果卓著，成了世界近代海洋学的创始人。
    海洋学博物馆三楼可以观看当年拍摄的无声电影纪录短片，我连看两段就很感动，迟迟不愿离开。阿尔贝一世在颠簸的海船上完全不像一个国家元首，而是一名不辞辛劳的科学家。夜晚来临，他们只能栖宿荒岛，狂风袭来，他慌忙去捡拾吹落的风帽。
    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欧洲大地正兵荒马乱，他统治的小国寡民哪有周旋之力，于是干脆转身，背对战尘面对蔚蓝。就在他捡拾风帽的时刻，多少欧洲君主也在为捡拾皇冠而奔忙。惟有这样的风帽他戴得舒适，软软地扣在头顶，他的力量和荣誉，早已不在帽子上。
    作为小国之君他无足轻重，但在人类探索自然的领域，他做过真正的君王。
    2
    比摩纳哥大一点的小国，是圣马力诺。所谓“大一点”却大了三十多倍，总共六十平方公里吧，大约是上海市的百分之一。
    圣马力诺嵌在意大利中部，进出要经过意大利海滨小城里米尼，那我们干脆就在里米尼住下了。其实在里米尼停驻的很多游人和我们一样，为的是去圣马力诺。
    游人们没到目的地就在大门口玩上了。里米尼海滩确实很棒，碧海蓝天间最出风头的是皮肤晒得黝黑的苗条女子和身材健硕的光头男子。奇怪的是，苗条女子身边总有一个男友，而光头男子背后却没有女性，只跟着几个小伙子。
    靠近海滩的街道上，有一种营生很热闹，就是替刚刚从海水里钻出来的年轻旅客描绘皮肤花纹。只是描绘，不是刺青。皮肤已经晒黑，描上金线银线，花草摇曳、鱼虫舞动，描得多了就像绷了一件贴身花衫。至少今晚上不能洗澡了，那就安静躲汗，明朝带一身花花绿绿去圣马力诺。
    圣马力诺是一座山城，道路盘旋重叠。据说公元三世纪一个叫马力诺的石匠为逃避宗教迫害从亚得里亚海的对岸来此藏身并传教，因而有了这个地名。看来看去，这真是一个藏身的好地方。
    从种种传说看，这位石匠留下了一些淳朴的政治遗嘱，而这个小国后来也确实成了欧洲最早的共和国。由于它实在太小，产生不了什么国际影响，却也不会轻易地在一些立国方针上受别国影响，因此它所保存的政治生态像是存在于一个隔离舱内，显得特别纯净。
    当年拿破仑纵横欧洲，把谁也不放在眼里，有一天突然发现，在意大利的国土之内居然还有如此一个芥末小国。他饶有兴趣地吩咐部下，找这个小国的首领来谈一谈历史。谁知一谈之下他渐渐严肃起来，双目炯炯有神，立即宣布允许圣马力诺继续独立存在，而且可以再拨一些领土给它，让它稍稍像样一点。
    但是，圣马力诺人告诉拿破仑，他们的国父说过：“我们不要别人一寸土地，也不给别人一寸土地。”国父，就是那位石匠出身的马力诺。
    我相信这个回答一定使拿破仑沉默良久。他连年夺城掠地，气焰熏天，没想到在这最不起眼的地方碰撞到了另一个价值系统。他没有发火，只是恭敬地点头，同意圣马力诺对加拨领土的拒绝。
    与拿破仑对话的人，是圣马力诺的最高行政长官，也叫执政。他的出任方式，不仅与拿破仑不一样，也有别于全世界各国的行政长官，是一种特别原始又特别彻底的民主选举办法。
    简单说来，全国普选产生六十名议员，不识字的选民由年轻的女学生代为投票，因为女学生洁净无瑕；由这六十名议员在普通公民中选择二十名最高行政长官的候选人，再投票从中选出六人，最后从民众中挑出一个盲童，让他从六人中抽出两人的名单，作为最高行政长官。
    最高行政长官的国际地位，相当于各国总统，但只任期半年，不得连任，每月薪金只有五美元，因此也很难连任。如果被选出的人拒绝上任或半途离任，却要承受巨额罚款。上任时仪式隆重，当任长官长袍圆帽，佩戴勋章，在鼓号乐队的簇拥下全城游行。
    这些奇怪的规定，体现了一种朴素的民主政治理念，保存在一个小国中就像保存一种标本，值得珍惜。
    我最感兴趣的是在全国最高领导人选举中女生和盲童的作用。他们早早地懂得，越是处理复杂事务，便越是需要动用孩童般的单纯。
    现在国际间的政治运作还在日趋繁复，有些地方更是纵横捭阖、黑幕重重，但是无论如何，那些疲惫不堪、挥汗如雨的操作者，都无颜面对圣马力诺的女生和盲童。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盲童呢？若让一个孩子封目抽签，办法很多，何必真盲？也许有一个传说故事？对此，我还要打听，还要思索。
    3
    再大一号的小国是列支敦士登，夹在瑞士和奥地利中间，一百六十平方公里，大约是北京市的百分之一。
    列支敦士登的首都叫瓦杜兹，最明显的标志是山巅危崖上的一个王子城堡，当今皇家住处，瓦杜兹就在危崖脚下。其实这个首都只是干干净净一条街，齐齐整整两排楼，在热闹处敞开着几十家店铺。
    一进店就知道这里富裕，价格足以说明一切。
    小国多是邮票大国，列支敦士登也不例外，很多商店都有卖。刚一打眼就看上了，印得实在精美。连对集邮兴趣不大的我，也毫不犹豫地买下了王室成员婚礼和王室收藏的鲁本斯绘画各一套，又配上几套杂票，结算时价格不菲，才知轻重。
    我很想用步行方式把整个首都快速走完，便不顾一切地急速迈步了。路上新旧建筑交杂，无论新旧都很见气韵。相比之下，邮票大厦最有派头，这与经济收益有关。大厦廊厅边上见到一些信箱，联想到列支敦士登为了吸引外资，制订了极其方便的公司注册的规则，甚至连房子地址都不要，只须申请一个邮政信箱即可。这事对我有点诱惑，心想何不轻轻松松开办一家注册在列支敦士登的文化传播公司，然后再在国内找个公司搞中外合资。刘璐、温迪雅、王多多她们都跃跃欲试，但一想山高水远也就哈哈一笑不当真了。
    我终于找到了做过首相府的那栋楼，现在是一家老式旅馆。做首相府那些年，法院也在里边，而且我还知道，地下室是监狱。
    这些知识，都来自于一个未被查证的传说。
    那天晚上，副首相被一要事所牵，下班晚了，到大门口才发现门已被锁，无法出去。他敲敲打打，百般无奈。地下室上来一个人，拿出钥匙帮他开了门。副首相以为是开门人住在地下室，一问，谁知这是关在下面的囚徒。
    囚徒为什么会掌握大门钥匙？是偷的，还是偷了重铸后又把原物放回？这不重要，副首相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囚徒掌握了钥匙为什么不逃走？于是他就当面发问。
    囚徒说：“我们国家这么小，人人都认识，我逃到哪儿去？”
    “那么，为什么不逃到外国去呢？”
    囚徒说：“你这个人，世界上哪个国家比我们好？”
    于是他无处可逃，反锁上门，走回地下室。
    这件事听起来非常舒服。
    4
    这些袖珍小国中最大的一个是安道尔，四百多平方公里，不到北京市的三十分之一。
    都德曾经说过：“你没有去过安道尔？那还算什么旅行家？”这样的口气我们都知道要反着听。表面上好像在说安道尔是非去不可的国家，其实是用夸口的方式提出了要成为旅行家的至高标准。因此反而证明，安道尔在他的时代很难到达。
    当然很难。从法国到安道尔，必须翻越比利牛斯山。这中间要穿峡谷、爬山顶、跨激溪，即便是被称为“山口”的地方也要七转八拐地旋上去。我们去时，已在下雪。
    安道尔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一直被它们争来夺去，十三世纪开始向它们进贡。我对于七百年不变的进贡数字很感兴趣。
    安道尔每逢单数年向法国进贡九百六十法郎，相当于一百多美元；双年数则向西班牙进贡四百三十比塞塔，相当于两个多美元。同时各附火腿二十只，腌鸡十二只，奶酪十二块。直到今天仍是这个数字，就像一个山民走亲戚。不知作为发达国家的法国和西班牙，以什么仪式来迎接这些贡品？
    我觉得应该隆重。因为现代社会虽然富有，却缺少原始政治的淳朴风味。唯淳朴才能久远。
    进入安道尔国土之后，到首都安道尔城还有很长一段路。路边间或有房，以灰色石块为墙，以黑色石片作瓦，朴实而美丽。城市的房舍就没有这么美丽了，但在闹市的中心有水声轰鸣，走近一看竟是山溪汇流，如瀑如潮，壮观在不便壮观的地方，因此更加壮观。
    在安道尔的商店里我看着每件商品的标价牌就笑了。
    安道尔小得没有自己的货币，通用法国的法郎和西班牙的比塞塔。旅游是它的第一财政收入，而旅游者来自世界各国，因此需要在每件商品上标明以各国货币换算的多种价格。但用哪一种文字来标呢？想来想去采用了一个办法，即用各国的国旗代表各国货币，一目了然。
    这一来，事情就变得非常有趣。你即使去买一双袜子，拿起标价牌一看就像到了联合国总部门口，百旗并列，五光十色，一片热闹。每个国家，尤其是领头的那些发达国家，全都庄严地举着国旗在为安道尔的一双袜子而大声报价，而且由于那么多国家挤在一起，看上去还竞争激烈。
    这真是小商品的大造化，小国家的大排场。
    夜宿安道尔，高山堵窗，夜风甚凉。读书至半夜，想到窗外是被重重关山包围着的小空间，这个小空间身在欧洲却藏得很深，今夜我也随着它躲藏起来了，突然觉得有点奇怪。我们一生艰难备尝，却还从未有过隐缩在万里之外大山深处的体验。
    近处山峦的顶部已经积雪。这还只是秋天，不知到了严冬季节，这儿的人们会不会出行又如何出行？甚至，是否会出现因某次雪崩而消失了一个国家的新闻？
    第四卷北欧
    苍凉，寂寞，执着，历史常常在这里凝冻。
    北欧童话
    一步跨进北欧，立即天高地阔。
    我们从德国进入丹麦，地缘相邻，天象殊异。就在刚才，德国的树林还在以阴郁的灰绿抗击寒风，转眼，丹麦的树林早已抖尽残叶，只剩下萧萧寒枝，就连农家门外的灌木矮墙，也已冻成与泥土同色。因此，天无遮蔽，地无装饰，上下一片空明。
    这是我第一次来丹麦，满目陌生。
    我惊愕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因为我不能容忍这般陌生，就像不能容忍一位曾经长年通信的长者初次见面时一脸冷漠。我与丹麦算得上“长年通信”了，在人生的荒凉季节，这儿竟然一再地成为我的精神投注地。
    一点不错，我童年时的精神陪伴者是安徒生，青年时的精神陪伴者是勃兰兑斯，中年时的精神陪伴者多了，其中一个是克尔恺郭尔，他们全是丹麦人。
    我想更多地端详这片土地，但明明是下午时分，天已黑了。北欧的冬夜如此漫长如此绝望，那些直贯东方的精神难道都是在黑暗中产生？
    第一天夜宿日德兰半岛上的古城里伯市。天下着雨，夜色因湿濡而更加深沉。熬夜不如巡夜，我们在路口跟上了一位更夫。
    更夫左手提一盏马灯，右手握一根戟棒，一路上用丹麦话吟唱着类似于“火烛小心”之类的句子。走到河边特别警惕，弯下腰去观察水情，岸边有一枚石柱刻明，一六三四年的洪水曾使小城灭顶。更夫离开河边又回到街道，偶尔有一二只苍老的手轻撩窗帘，那是长夜的失眠者听到了他的脚步声。
    与更夫聊天，他说，在丹麦过日子，要学会如何度过长夜。连当今的玛格丽特女王也试着适应，她说过：“在冬季王宫的长夜里，我把优美的法国散文翻译成丹麦文，作为消遣。”果然，她成了一位杰出的文学翻译家。在我眼中，她以女王之尊，现身说法地道出了长夜与文学的关系。
    第二站便是奥登塞，安徒生的家乡。我起了个大早穿过市场去找他出生的那间红顶房。圣诞节又临近了，特意浏览了一下市场，卖火柴小女孩心中的圣诞树和烤鹅，依然在这里碧绿焦黄。
    一转弯就看到了街那头的红顶房。急速赶去，快步踏入，房间非常狭小。当年这里是贫民窟，房顶下住了很多人家。安徒生家更是贫困，祖母做过乞丐，父亲是个木匠，母亲替别人洗衣，……哪种愁苦他没有受过？他把这一切都囫囵咽下，终于明白了这世上惟一可以倾心的，只有孩子。
    孩子们的眼睛没有国籍又最善于寻找，很快从世界各地教室的窗口，盯上了这间红顶房。
    但是，哪怕是全世界儿童的眼睛集合起来也帮不了安徒生，安徒生还是久久地缺少自信。不仅出身贫寒，而且是小语种写作，是否能得到文学界的承认？他一直想成为当时比较有名的奥伦斯拉格（AdamOehlenschlager）这样的丹麦作家，却受到各方面的嘲笑。不止一位作家公开指责他只会讨好浅薄浮躁的读者，连他的赞助人也这样写信给他：
    你认为自己将成为伟大的诗人——我亲爱的安徒生！你怎么就不觉得，你所有这些想法都将一事无成，你正在误入歧途。
    他很想获得丹麦之外的欧洲文学界支持，努力结交文化名人，结果反让人家觉得有“摇尾乞怜的奴态”。即便他后来终于受到广泛承认，人们也只认为他是一个善于编制漂亮童话的有趣作家，并不认为他是文学巨匠。因此，直到他临死之时，还渴求会见任何访问者，希望在他们的话语中找到赏识自己的点滴信息。他敏感脆弱，极易受伤。
    他不知道，自己早已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巨匠。那些他所羡慕、拜访、害怕的名人，没有一个能望其项背，更不必说像奥伦斯拉格这样的地区性人物了。
    今天，当我们早已长大，不再流连童话，那就有资格说了：他是一个永恒的坐标，审核着全人类的文学在什么程度上塑造了世道人心。
    一切装腔作势的深奥，自鸣得意的无聊，可以诓骗天下，却无法面对所有即将成为社会主人的广大青年和孩童。
    他肯定已经塑造了世道人心，证据是，很少悬挂国旗的丹麦，把一面国旗端端正正地升起在那幢红顶房上。
    一个不太在乎标志的国家，终于找到了国家标志。这是由所有的童话集合而成的又一个童话。
    漫漫长夜
    我们车队进入哥本哈根才下午三点半，天已黑了。当地朋友说，到明天早晨八点，它才亮。
    终于知道，什么叫漫漫长夜。
    下着雨，不想出门。看街边住家窗口，都幽光神秘，隐隐约约，而饭店和咖啡座里，点的是蜡烛。应该有老式的火炉在暗暗燃烧吧？北欧的长夜，真是一个深不见底的世界。
    哥本哈根没什么高楼，一般都是四五层，我们下榻的雷迪生SAS旅馆算是全城最高的了。从窗口看出去，其他高一点的建筑就是那些教堂尖顶。
    黑暗和寂寞能够帮助深思。一个只有五百万人的小国在世界科学界成果卓著，尤其在电磁学、光学、天文学、解剖学、医学、核物理学等方面甚至大师辈出，这大概与长夜有关吧？短暂的白天减少了粗浅型劳动的有效时间，却不会减少一个国家的智能水平。
    然而，黑暗和寂寞还有大量的负面效应。人们的忧郁大多在阳光中消遁，在朋友中散发，这种可能在这里大大减少，因此越积越厚，越焖越稠，造成一种群体性的心理倾向，产生广泛而强烈的自杀欲望。在冥冥之中只有教堂的钟声会起一点心理舒缓作用，但这种作用也因习以为常而渐渐减弱。
    我相信在这种心理挣扎中一定有人游到对岸，并向即将沉溺的同伴们招手。因此在这北欧的长夜中除了科学智能在暗中闪光外，还一定有人文智慧的火苗。
    我想起了克尔恺郭尔。
    哥本哈根对他来说几乎是一个天生的地狱。父亲的惊恐苦闷和行为失检几乎打碎了他整个童年，家里灾祸不断，自己体质很差。为从地狱解脱他选择了神学，而选择神学又使他不得不放弃初恋。“她选择了哭泣，我选择了痛苦”，但令人感动的是，他一生的写作，都是为了树立一个悼念爱情的纪念碑。克尔恺郭尔的这一切行止，都与这个城市有关。
    更重要的当然是他在黑暗中的思考。他最为大家熟悉的思考成果是把人生境界划分为三个阶段，一为审美阶段，二为道德阶段，三为宗教阶段。由浅入深，层层否定，而终点便是第三阶段。
    其实他所说的审美阶段，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感性阶段，即追求感官满足的阶段。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停留在这个阶段，但也有一些人领悟到其间的无聊和寡德，便上升到道德阶段。人在道德阶段是非分明、行为完美、无懈可击，但更多地出自于一种外在规范，一种自我克制，因此必然因压抑天性而陷入痛苦。能够意识到这种痛苦并愿意从更高层面上获得解脱的人，就有可能进入宗教阶段。克尔恺郭尔认为在那个阶段一个人就会不受物质诱惑，不怕舆论压力，挣脱尘世网络，漠然道德评判，只是单独站在旷野上与上帝对话，在偿还人生债务的剧痛中感受极乐。
    在我看来，克尔恺郭尔在理论上最精彩的地方不是对于他认为最高境界的第三阶段的描绘，而在于他对第一、第二阶段所存在的问题的揭露。其实所谓审美阶段和道德阶段，很接近于西方哲学家反复论述过的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只不过他把它们引申到了人生，成为一种人生哲学。西方哲学家早就指出过的感性的片面性和理性的片面性，由他贴合到人生过程中来具体阐述，有力地说明了那两种人生状态的致命弊病。因此，他所说的宗教阶段，实际上只是为从那两种人生状态中奔逃出来的人指出的一块空地。这块空地上应该没有原先的弊病了，但它究竟是什么，却又只能是抒情性、憧憬性的描述。能腾出这么一块空地就很不容易，我们不能苛求他在那里建造什么样的神学楼宇或哲学楼宇。
    比这一点更值得我们珍视的，是克尔恺郭尔指出了人们在这三个阶段面前的“可选择状态”。三个阶段不是对每个人都依次排列、循序渐进，它只供选择。而且这种选择时时存在，处处存在。一个人因选择的差异而跳跃性地进入不同的人生境界，其间距离，可以判若天壤。不难看出，他的这种主张，已经有了存在主义哲学的萌芽，因此后世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们总要把克尔恺郭尔尊为前辈，甚至称他为“精神上的父亲”。历史上把哲学神学熔于一炉的学者很多，克尔恺郭尔独独在二十世纪重新被发掘出非凡的价值，却是由于他不经意地把人生哲学推到了新时代的边沿。
    可惜，当他还活在哥本哈根的时候，一切都非常糟糕。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只活到四十二岁，在他生命的最后、也最重要的几年里，真可谓心力交瘁。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但越虔诚越厌倦丹麦教会的诸多弊端，因此终于与教会决裂。一般市民只相信教会就是信仰所在，于是也就随之引起了亲朋好友、包括唯一的哥哥与他的决裂，使他空前孤独。
    另一件事情是，这位大哲学家不幸与哥本哈根一家谁也惹不起的攻陷性小报发生了摩擦。哲学家当然寸步不让，小报则恨不得有这么一个学者与他们纠缠，于是一片混战。遗憾的是，一般市民只相信小报起哄式的谣言和诽谤，于是反倒是他，成了市民们心目中的“第一流恶棍”。
    我对着窗下黑黝黝的哥本哈根想，克尔恺郭尔具体遇到的对手是两个，一是教会，二是小报，但最后真正成为对手的却是广大市民。市民们总也不会站在大师一边，因此我要说，这座城市对自己的大师实在不公。
    一八五五年十月二日身心疲惫的哲学大师散步时跌倒，下肢瘫痪，却拒绝治疗，拒绝探望，也拒绝领圣餐，十一月十一日去世。这样的结束，实在让人不敢回想。
    十九世纪最耀眼的哲学星座，熄灭于哥本哈根这过于漫长的黑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