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无疆》第27章 木石是非

    1
    在欧洲的城镇间旅行，看得最多的是建筑。时间一长，难免与中国的建筑对比起来。
    最强烈的对比是年代。
    从雅典和罗马开始，欧洲保留了大量的古典建筑，一查年代让人咋舌。例如，巴特农神殿至今还被看成古典建筑结构的至高典范，但它已经建了二千四百多年，相当于中国孔子的年岁，竟然还这么虎虎有生气地站立山巅。
    罗马的万神殿也许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至少二千年了吧，整个穹顶还如此精美坚固，几乎所有的参观者都会判定它是自己平生见过的最杰出建筑之一。但若以年代比照，我们中国游客都会心中一沉，无法想像一个汉代的地面建筑能如此完好地保存到今天。
    至于像佛罗伦萨、巴黎那些构成都市规模的古典建筑群，也有六七百年历史了，我们中国当然也保存了一些明代建筑，却不可能像这些欧洲建筑那样构成今天都市的主干性景观，而且还付诸实用，每天任拥挤的人流大进大出。
    这个景象使很多初来乍到的中国旅行者很受震动。原本总以为我们拥有历史，人家拥有现代，看来事情并不是这样。如果我们仅仅因历史过于厚重而失落了现代，这倒是一个不难让人理解的理由，但厚重的历史保存在哪里呢？走到欧洲街道上东张西望、暗暗比较，方知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两头失落。
    有人说，中国保存不了很多古典建筑，是因为太多改朝换代，太多兵荒马乱。然而，只要查查欧洲历史就可明白，他们改朝换代的频繁程度，兵荒马乱的酷烈程度，都超过中国。
    其间一个区别是，中国自古以来习惯于把攻击对象整个儿毁坏，非烧即拆，斩草除根，不让它阴魂盘绕，死灰复燃；欧洲则不然，更在乎所有权的转移，即更在乎占领和抢掠。
    这是有原因的。欧洲文化本有一种超越政局更迭的稳定性，宗教的力量、贵族的存在又使无数精美教堂、典雅宅邸成为民众心目中不可搬移的审美图像和生态图像；而中国较为像样的生态，总是被看成是权力结构的直接延伸，因此每每与权力结构共存亡。
    顺着这条思路，当代中国文化人便会产生很多感慨、写出大量文章了。但是，随着年岁增长我已发现这种思路的片面性。
    现在我愿意以更平实的态度来对待这样的问题。因为除了社会政治走向可以评定优劣外，各个自成系统的生态文明也都有形成的充分理由，应该以多元心态一视同仁。
    如果以平实的态度来解释中国古典建筑为什么比欧洲保留得少，至少不应该无视以下这两个因素：
    一，中国的建筑，主要以木材为构架；欧洲的建筑，则以石材为上选。两种主干性材料的不同，决定了延续时间的长短；
    二，不同的材料选择，反映了不同的文化观念。欧洲追求宗教意义上的永恒，而中国则追求生生不息、代代更新。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并不看重凝固的永恒。树木的生命过程与人的生命过程密切呼应，人世间二十年为一代，木构架的房屋也需要二十年大修一次。中国的下一代对于上一代的服从和孝顺远远超过欧洲，但他们最大的孝顺是重振家业、推陈出新，因此拆老宅、建新屋的梦想几乎成了一种掌控九州的行为伦理。
    这种对比很有趣味，因此走在欧洲，我并不对中国古人的选择深感羞愧，或义愤填膺。
    2
    另一个对比是色彩。
    这倒是一个让我感到难过的话题。
    与我们交谈的很多欧洲人，包括一些资深的建筑师，都认为中国建筑的一大特点是色彩华丽、涂金描红、龙飞凤舞。他们的依据是在北京和台北看到的一些宫殿式建筑，以及遍布欧洲各地的中国餐馆。
    这种交谈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常识背景，那就是彼此都知道，在人类审美的高低雅俗等级中，大凡自然、和谐、中性、收敛为高雅，反之，人工、极端、艳丽、刺激为低俗。现代派艺术家会突破这种常识，但那显然不属于中国的宫殿式建筑和餐馆。
    如果把这种特点看成是东方情调，却又不妥，欧洲朋友礼貌地说：日本在色彩上倒是崇尚自然。
    我们的艳丽喜好，近年来又愈演愈烈。大城市的品级追求被引导到恢复民族特色，这倒罢了，却又把民族特色解释成那些雕琢的宫廷符号，结果，黄灿灿的大屋顶离开了整体格局到处覆盖，近乎灾难。有些新兴城市虽然摆脱了这种灾难，却喷涌出无数荧光粉涂写的招牌，满目妖艳。农村更其过分，好像色彩是富裕的惟一标志，居然让那么多恶浊的人工色掩盖了近在咫尺的自然色，真可以说是“闭月羞花”。
    于是，几乎所有的中国旅行者都承认，欧洲无论城乡，最让人感到舒适安静的就是那彻底收敛的色彩。他们似乎不是在竞争热闹而是在竞争素淡。
    一些熟识的欧洲朋友有时想对我们中国人作一点色彩学的启蒙，他们常常故作随意地说出一句、两句：
    “其实灰色里能够看出银色，不必真让它发亮……”
    “反而是单色最自由，因此也最丰富……”
    “世界上没有一种人工的艳丽，通达过伟大……”
    听到这些话时我确实有一点憋气，因为这些道理，中国人明白得比他们早得多，怎么反倒要由他们来启蒙？
    “五色令人目盲”——这样明快爽利的话，中国哲人在两千四五百年前就说了，而且后来的历代中国文人无一不知。查阅其他古文明的先哲遗言，没有谁说得比这更加透彻。
    更充分的证据是，中国古代绘画都娴熟于单色水墨，而疏淡于色彩敷用；可以作为中国艺术最独特标志的书法，则是千年一色，而且是最沉着的黑色。
    我认为，中国人当然也会喜欢华丽，有不少辞赋为证，但中华美学的元典性立场并非如此。朴茂大气如古鼎旧陶，正是中国古代最上品的建筑色彩。只不过后来的宫殿庙廊越来越追求歌功颂德、祈福避祸的浅薄象征，才越发失去控制，走向恶性泛滥。
    为此，我曾与一位法国建筑师开玩笑说：“真是阴错阳差，不知着了什么魔，中国古代哲人收敛色彩的美学主张居然在你们这儿开花结果。看着吧，我们迟早要夺回那种无比美丽的单纯和自然，好让祖先们瞑目。”
    3
    还有一个对比是情调。
    我前面说过，古代中国文人大多明白收敛色彩的道理，因此日常也在水墨绘画和书法中陶冶情怀，这是他们的文雅处。但这种文雅有时也走火入魔，把一些文学性想像纳入建筑设计，尤其在庭园建造中夸大借景、比拟、象征的作用，形成一种情调化的风尚。
    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把这种做法看成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优秀传统，甚至看成是中华美学的基本特征，我本人以前也曾有过这种误解。直到有一年在北京《读书》杂志上读到对台湾建筑学家汉宝德先生的介绍，顿生狐疑，立即嘱咐我指导的一位外国博士生满世界寻找他的著作，找到三本一读，恍然大悟。
    后来我去台湾结识了汉先生，承他陪我吃“鼎泰丰”、看“鸿禧博物馆”，又到他家长谈，才开始明白建筑上的一些事理。即便我上面所说的一些观点，很多也来自于他，我想不少台湾读者一看就清楚。此刻我手边正好有一册他所著的《明清建筑二论》，随手翻到一页便见到他引述的一位古代建筑学家对园林布置的论断：
    石令人古，水令人远，园林水石，最不可无。要须回环峭拔，定插得宜。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又须修竹老木，怪藤丑树，交复角立，苍涯碧涧，奔泉风流，如入深岩绝壑之中。
    汉宝德先生对这段话的评价是：
    “太华千寻”、“江湖万里”，是中国地理形势上的事实，其壮阔的气魄本是一个泱泱大国所具有，文学家们为此所感乃为必然。但用一块石头造成“太华千寻”的感觉、用一瓢水造成“江湖万里”的气势，甚至于“奔泉风流”、“深岩绝壑”，若不是有精神病，则必然是做白日梦。然而，明清两代的园林设计多是这样去构想的。
    这实在是说得痛快极了，不仅指陈了中国文人给建筑学带来的病态，而且也点穿了中华美学研究中的一些歧路，消解了一种有关情调的梦幻。
    其实这个道理中国古代的智者也是知道的。当一块石头是一块石头，一瓢水是一瓢水的时候，这是第一层次；当一块石头象征成了高山，一瓢水象征成了江湖，这是第二层次，小聪明的所在，酸文人的天地，很多人流连忘返，傲视第一层次的愚钝；毫无疑问还必须出现第三层次，那就是一块石头又成了一块石头，一瓢水又成了一瓢水，不再有任何象征，不再承担任何意义，它只提供自然形态，洗掉了文人气息。这种感悟，中国古代有过。
    这也像舞蹈，当舞者的躯体不再代表海鸥、奔马、英雄、战争、枯树、幽灵，而又回归于他自己的本真生命，也就由第二层次上升到了第三层次。
    以我之见，中国在唐宋之前，比较讲究本真，包括建筑和园林建造在内。后来所谓“胸中的山水”，是文人无法直接面对大山大水时代的自我安慰。可以想像，如果让屈原、司马迁、李白他们看到盆景艺术，将会是一种什么神态。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陈述一种由来已久的感觉：一直被视为中国建筑学奇葩的明清园林，并不能代表中国古代建筑的高层境界。
    相比之下，以几何图形构建的法国园林，倒是坦然地呈现出一种彻底的人工气息，由于气魄宏大、精雕细刻，足以让人精神一振、耳目清亮。但无论如何，把自然物裁割得太过分了，处处透露出人们隐藏在精致里的嚣张。自然就是自然，在今天看来，它不适合像中国明清文人追求的那样作以小见大的象征，也不适合像法国王室在凡尔赛宫等处做的那样被任意扭曲的规整。
    好像，英国的自然园林更加合意。
    4
    写到这里我已明白，在欧洲感受中国建筑，就像感受其他中国文化课题一样，视角多、线条杂，无法一言以蔽之。如果任意漫谈，即便像我这样的外行，也可以拖拖拉拉说上很久，难以言尽。
    我想让一位熟悉中国的法国女建筑学家来归纳这个话题。
    那天我和两位导演一起到她家访问，她一开始就坦诚地说：“你们不要太相信美国人，他们看上中国的是市场。不像我们法国人，看上中国的是文化。”
    要她谈谈对中国建筑事业的感受，她说：“中国确实拆了很多不该折的房，造了很多不该造的楼。拆错了，就再也造不起来；造错了，又很难炸掉。中国建筑界以前的问题是轻视历史，近几年的问题是急功近利。轻视历史便乱拆，急功近利便乱造。”
    她的尖锐引来了她丈夫的异议。她丈夫是一位经济学家，此刻正坐在她身边。
    这位经济学家冲着妻子说：“我们的想法比你们实际。中国那么多的人口，那么大的地方，以前生活状态普遍不好，现在终于好起来了，当然要尽快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如果太讲究建筑的文化格调，中国各省各县都需要有大量高水准的建筑学家，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我认为，快速改变人们不可忍受的生活，在这一点上应该急功近利。”
    他的话使我想起一件往事。五年前，一批台湾艺术家首次来上海，坐在出租汽车上看到街道两边已经很少见到老式的石库门房子，便言词激烈，没想到那位出租汽车司机把车停了下来，一定要与他们辩论。他的主要论点是：你们为了文化参观，逼迫上海人再住那种没有卫生设备和煤气管道的房子，于心何忍！
    但是无论如何，女建筑学家的基本意思是正确的。后来她与我们，包括她的丈夫，达成了一些共识，譬如：既具备现代功能、又体现历史风范的经济型民用住房，不必单个设计，而应该提供一系列范本，供自由选择和成批生产；中国建筑业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城市的整体布局，应该从过去那种非专业化的长官意志决定，转移到专家委员会的裁判上来；中国建筑业的全面兴盛，一定是在拥有了足够新型国际性建筑人才之后，因为只有他们才能从宏观范围内捕捉民族传统信号，与现代需求的嫁接。
    这些共识，主要是从建筑学家的角度来考虑的，但建筑的事关及全民，因此必须获得法律的帮助，就像欧洲很多国家那样。在那些国家，拆了不该拆的房，盖了不合适的楼，都要受到法律惩处。
    当然，比法律更为普遍需要的是教育。在欧洲，即便是在山乡农村，我们也会惊叹他们的整体审美水平，这便是几百年教育的结果，而这种教育大多不是发生在课堂。一个人不喜欢某种绘画可以不进美术馆，不喜欢某种音乐可以不进音乐厅，而建筑则是一种强制性的审美，一旦出现，谁的眼睛也躲不了，必须年年看、天天看。这对很多市民来说构成一种积极或消极的审美适应，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则构成一种顺向或逆向的审美教育。结果，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审美水平渐渐水涨船高，或渐渐不可收拾。
    由此可知，建筑的事情确实不能像那位经济学家主张的那样急功近利。急功近利最容易阻碍人们的审美觉悟，以后觉悟了想弥补又总是为时已晚。奇怪的是我们每次在后悔不迭的同时总在进行着让明天后悔的事，循环往复形成怪圈。
    对我们周围的很多人来说，什么是建筑？建筑就是由水泥浇铸的后悔。
    建筑的这个定义也许可以进入《魔鬼辞典》。那就让它在那里呆着吧，我们要抽出手来去阻止那种循环，破解那种怪圈。
    都市逻辑
    在国土上，卢森堡是一个小国，在金融上，它却是一个大国。我们想拍摄一下他们的银行街，却立即受到了阻拦。
    阻拦者不是警察，而是一家银行的职员。他见到我们扛着摄像机正准备作全景式的扫描，便像触电似的箭步朝我们跑来，边跑边举手示意我们停止拍摄。
    这让我们很奇怪，因为我们站立的街口离银行大门还有不少距离，哪有大街上不准摄影的？
    那位职员已经到了眼前，讲的是德语，我们听不懂，他又用英语说，这里不准拍摄。我们问他为什么，他摇头不想回答。这使我们有点生气，说我们刚才在他们的政府大厦和高等法院门口拍摄，都没有受到阻拦。
    这时，快步走过来一位戴眼镜的先生，自称是总经理，态度非常客气，用法语和我们交谈，我们希望他说英语，但他用生硬的英语所讲的一切过于复杂，我们听不明白。
    于是，由两位伙伴与他们作语言上的厮磨，我和别的伙伴让过一边，猜测他们禁止我们拍摄的理由。
    猜测的第一个理由是，银行有自己的尊严，我们未经他们许可就擅自拍摄，对他们不礼貌；
    猜测的第二个理由是，现今世界上多的是银行抢劫犯，一批不明身份的人把银行的大门、窗户远远近近地拍摄一遍，谁能担保与今后某些抢劫案无关？
    …………
    正待再想几条理由，突然来了一位我们前天认识的当地朋友，他在几种语言上都娴熟无碍，只与总经理聊了一会儿便笑着转过身来告诉我们：“只有一个理由，他们是为了保护出入银行的顾客，保证他们不被摄入镜头。”
    初一听有点吃惊，但不到几秒钟便立即领悟，领悟了在拒绝背后那张严密的逻辑网络。
    按照西方法律观念，个人财产的提存往来是一个人的重要隐私，但是，人们不乐意在隐私受到侵犯之后再谋求法律保护，而是希望提存往来的一切环节都能拒绝被侵犯的可能。正是这种希望，构成了现代金融业的信誉基座，也成为同行业之间的竞争平台。小小的卢森堡能在三四十年内快速发展成一个举世瞩目的金融王国，也与它严密的银行保密法规有关。
    卢森堡银行向各国客户许诺，一切客户的资料不仅对他人保密，而且也对国家机构保密，即便国家财政机关也不能以征税的目的了解客户的情况。除了刑事诉讼，银行拒绝在民事诉讼中出面作证。银行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定，反而要承担刑事责任。
    这就明白了，卢森堡银行为什么要如此严密地提防自己的客户进入别人的摄像镜头。
    好像做得有点过火，而且现在已有很多微型摄影设备可以不被发觉，但他们从职员到总经理这种以双手阻拦摄像机的大幅度动作其实已经超越实际功能，变成一种表述现代金融逻辑的动作性宣言。
    我觉得，这样的小事，触及了欧洲文明的经络系统，蕴藏着人身权、私有财产权等一系列社会大原则，只要一着破损就会全局震动，因此他们小心翼翼地来设置种种禁忌。
    这种禁忌最通俗地表现在交通规则上，在我们中国也已逐渐普及。但是，蕴藏在交通规则背后的逻辑，我们却未必能领会。
    很多人认为遵守交通规则一是为了人身安全，二是为了交通畅达，还会有别的什么逻辑呢？有一天我和一位德国学人在斯图加特的一个路口等红灯，顺便说起，在这人口稀疏、交通冷清的城市，极目左右都没有车辆的影子，即便冲着红灯直穿过去也没有任何危险，但人们还是规规矩矩地等着，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究竟出于一种什么制约？
    我说，还是受了一种公共行为规则的制约。这种规则不照顾各种具体的例外，只有无条件服从才能生效。
    他说，规则后面有一个严密的逻辑，足以把一切例外全部抵消。
    我请他把那种严密的逻辑演绎一下，他就顺势推衍了以下几点——
    一、据统计，城市的街道穿行者中，受交通事故伤害最大的群落，是孩子；
    二、孩子们承受着太多来自成人的行为规范教育，但试验证明，最有效的教育来自他们的自身观察；
    三、据统计，孩子观察世界的一个重要地点，是自家的窗口。因此，当你四顾无人无车，放心穿越红灯的时候，根本无法保证路边排排高楼的无数窗口，没有孩子在观看；
    四、于是你进入了一个逻辑悖论：当你安全地穿越了红灯，等于给孩子们上了一课，内容是穿越红灯无危险。只有当你遭受伤亡的时候才能给孩子们正确的教育，但你又不愿意为这样的教育支付如此惨重的代价；
    五、面对这样的悖论，惟一正确的方法是放弃穿越，既不让孩子们看到穿越的安全，也不让孩子们看到穿越的危险，一见红灯就立即停步，让孩子们看到一种无须别人监督的生命规范。
    这番推衍，虽是从孩子的角度，却是严丝合缝，很难辩驳。
    我想，仅从上述金融规则和交通规则两端，已大致可以说明现代的“都市逻辑”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些小事让人不能不深深感念启蒙运动。康德说，欧洲启蒙运动的巨大功效，是让理性渗透到一切日常生活中。
    可惜，中国文化人接受西方文明，包括启蒙运动在内，总是停留在一些又大又远的概念上，很少与日常生活连接起来。结果，他们所传播的理性原则往往空洞干涩，无益于具体生活，也无法受到生活的检验；同时，他们自己所过的生活又往往失去理性控制，甚至非常不合逻辑。例如目前中国社会中传播谣言最起劲的居然是文化人群落，便很有讽刺意味。
    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集体行为需要疏通逻辑，有太多的行业性逻辑需要获得整体协调，这本是文化人应该站立的岗位，然而奇怪的是不少文化人不喜欢做这些事情，也不希望别人来做，反而乐于在一些最不合乎逻辑的情绪中异想天开。
    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上很少有机会让文化人来参与都市逻辑的构建，也许那时的历史不在乎都市，也许那时的都市不在乎逻辑，也许那时的逻辑不在乎文化。这种情景所产生的恶性成果，现在由都市、文化和文化人共同来承担，因为它们都发生了背离自身逻辑的异化。现在一切都在面临大转型，情形是否会好一点？
    在我的幻想中，最好的情形是，在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学人中，居然有几个不去忙着学习“语言暴力”，物色攻击对象，而是静下心来，细细研究国际间和我国历史上的文明行为规范，对照现实社会的反面例证，写出一本本诸如《行为理由》、《必要禁忌》、《都市契约》这样的书来。
    当然这只是幻想，更大的可能是很多人一再想进入这个过程又一再被消解，因为消解的力量沉积已深，无处不在，要干扰几个逻辑程序易如反掌。
    与平庸一起栖宿
    布吕赫是中国大陆地图出版社的译名，台湾译成布鲁日。据比利时的朋友说，布吕赫更接近他们的发音。
    在中世纪，它是著名的港口重镇。马蹄石路，运河疏林，最高的是风车，最多的是城门。白石楼房已成黑色，地窖窗口紧贴河岸，记忆着千年前的货物装卸、潮起潮平。据说本来每家的小媳妇最爱坐在门口编织花边，后来旅游者多了，她们便躲进屋去，悄悄美丽又悄悄苍老，留下一街安静。
    全城很少红绿灯，却有心照不宣的交通规则：行人第一，马车第二，脚踏车第三，汽车最后。那你就放心走去吧，笑看马缰缓缓拉住，车辆恭敬让行。躯体是机械的上帝，软弱是强硬的主人，在这里，只有人，才是万事万物的红灯。
    这样的小城，不能不让人喜欢。
    由此，想到了与城市生态有关的一系列问题。
    记得十几年前读西方几位未来学家如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人的著作，知道人类在新的信息手段面前已不必群体聚集、当面交往，因此城市文明将渐渐流散开来，获得个体化分解。这种预言是以先进科技的普及为前提的，却正恰契合我心底“文人宜散不宜聚”的陈年向往，因此深感欣慰。但是，多少年过去了，信息手段的先进程度和普及程度已远远超出了预言家们的预言，但城市的个体化分解却并没有按照预言变成现实。
    其实早在托夫勒他们预言之前，人们已经在多方抱怨现代化的大型城市。人口拥挤、交通堵塞、空气污染、费用高昂、犯罪频繁，都是抱怨的内容。反映在文化心态中，人们越来越多地诅咒钢铁水泥的森林和工业化的陷阱，畅想小桥流水的村野、隔窗笑语的邻居。赞美城市已成为一种庸俗，散居乡村才是一种时髦。
    既然背离大城市是那样必要，信息手段又使这种背离成为可能，那么，为什么这股潮流至今还没有构成强势？
    这次旅行欧洲，我尽力与各个城市的管理阶层和有识之士讨论这个问题，才慢慢知道其中原因。
    西方讲究实利估算，事实证明，居住在乡村或郊区小镇的费用，要比城市里高。背离城市是以汽车的存在为条件的，正是这个条件，使背离的人们要面对漫长的驱驰。例如，夫妻很难保证在同一个郊区工作，孩子的教育和就业，只有城市才能提供最好的机会，而退休老人最需要的高水准医院，一般也在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刻意住在乡村，会浪费多少驱驰的能源，增加多少空气的污染。
    城市因集中而容易使分散的难题一并解决，并使解决的费用有可能分割得最低。例如对于污染的集中治理，目前世界各国都是城市超过农村，其他设备和能源的人均供应，在城市里也会经济得多。
    这就是说，在人类需要重新调整自己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城市是迄今利用地球资源最经济的生态；人们如果继续向大自然扩张，对个体和整体都是一种昂贵的耗费。
    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直到今天都没有出现人口由城市向乡村流散的大潮，而且在可以预想的将来，整体趋势仍然是向城市聚集。当年未来学家们指出了新的信息手段为流散提供了可能，而事实证明，这种手段为聚集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因为电脑的发展既然减轻了企业的空间负担，那么，缩小了的空间更没有必要搬到远郊，反而增加了跻身于市中心的便利。
    这中间一个最有争议的问题是向大城市聚集的移民潮。很多证据证明，这股大潮增加了城市的负担，降低了生活的质量，平添了意外的灾难；但也有一批学者指出，城市的每次大发展都与移民有关，而欧洲很多城市的发展其实还有待于移民，问题是提高移民的质量。一个城市发展程度越高，移民的整体水平也越高，不符合要求的移民只能移向他方。
    然而这只是说着痛快，在实际操作上，这些国界越来越松散的欧洲国家，该如何来选择移民质量？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这是城市遇到的最大隐忧，至今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从一路上走过的欧洲各国来看，伦敦和巴黎的市民搬离城市的比例稍高一些；几个贫困国家像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则不会出现这种趋向，因为那里的农村还荒漠一片；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国家城乡并荣，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很多有识之士认为，既要避免“城市病”又要阻止对农村的扩张，行之有效的办法是两个：一是在市郊营造设施齐全的社区；二是在城内扩大自然空间。
    那么，文化韵味和审美意态也只能在这多种生存方式中各别挖掘，而不宜夸张对于村野生态的向往情怀了。
    像布吕赫这样的小城，介乎城市生态和小镇生态之间，溶解了多方意趣，但是如果要想长期居住，对于多数现代人来说毕竟是一种梦想。哪有那么多布吕赫？
    总之，我们跻身其间的大城市虽然毛病多多，却还没有到可以大声诅咒、大步背离的时候。知道远处有森林绿坡、小镇马蹄，但我们注定要与平庸和喧闹一起栖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