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无疆》第16章 谁能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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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前，我在一部学术著作中描述过歌德在魏玛的生活。那时寻找这方面的材料很不容易，但还是陆续找到了一些，知道歌德在那座美丽的小城里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从二十几岁到高寿亡故，都是这样。那些平静的叙述当时读来总是疑惑重重，因为我们历来被告知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总与作家的个人苦难直接相关。也许歌德是个例外，但这个例外的分量太重，要想删略十分不易。由这个例外又想起中国盛唐时期的大批好命诗人，以及托尔斯泰、雨果、海明威等很多生活优裕的外国作家，似乎也在例外之列，我的疑惑转变了方向。如果一个文学规律能把这么多第一流的大师排除在外，那还叫什么规律呢？
    今天到了魏玛才明白，歌德在这儿的住宅，比人们想像的还要豪华。
    整个街角一长溜黄色的楼房，在闹市区占地之宽让人误以为是一个重要国家机关或一所贵族学校，其实只是他个人的家。进门一看里边还有一栋，与前面一栋有几条甬道相连，中间隔了一个长天井似的石地空廊，其实是门内马车道，车库里的马车一切如旧，只是马不在了。
    车库设在内楼的底层，楼上便是歌德的生活区，卧室比较朴素，书库里的书据说完全按他生前的模样摆放，一本未动。至于前楼，则是一个宫殿式的交际场所，名画名雕，罗陈有序，重门叠户，装潢考究，好像走进了一个博物馆。
    脚下吱吱作响的，是他踩踏了整整五十年的楼板，那声音，是《浮士德》一句句诞生的最早节拍。
    我一间间看得很细很慢，伙伴们等不及了，说已经与歌德档案馆预约过拍摄时间，必须赶去了。我说我还没有看完，你们先去，我一定找得到。
    伙伴们很不放心地先走了，我干脆耐下心来，在歌德家里一遍遍转。直转到每级楼梯都踏遍，每个角落都拐到，每个柜子都看熟，才不慌不忙地出来，凭着以前研究歌德时对魏玛地图的印象，穿旧街，过广场，沿河边，跨大桥，慢慢向感觉中的档案馆走去。
    路并不直，我故意不问人，只顾自信地往前走，果然，档案馆就在眼前。伙伴们一见就欢叫起来。
    档案馆是一个斜坡深处的坚固老楼。在二楼上，我看到了他们的笔迹。
    歌德的字斜得厉害，但整齐潇洒，像一片被大风吹伏了的柳枝。席勒的字正常而略显自由，我想应该是多数西方有才华作家的习惯写法。最怪异的莫过于尼采，那么狂放不羁的思想，手稿却板正、拘谨，像是一个木讷的抄写者的笔触。
    2
    歌德到魏玛来是受到魏玛公国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邀请，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
    德国在统一之前，分为很多小邦国，最多时达到二三百个。这种状态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风气的开化，但对文化却未必是祸害。有些邦国的君主好大喜功，又有一定的文化鉴赏能力，就有可能做一些招纳贤达、树碑立传的好事，很多文化精英也因此而获得一个安适的创作环境，留下佳绩。德国在统一之前涌现的惊人文化成果，有很大一部分就与此有关。反之，面对统一的强权，帝国的梦幻，民族的迷思，却很难有像样的文化业绩，更不待说在战争狂热的笼罩下了。
    歌德在魏玛创造的文化业绩，远远超过魏玛公爵的预想，尤其是他与席勒相遇之后。
    歌德和席勒在相遇之前，都是文学史上著名的“狂飙突进运动”主将，歌德以《少年维特之烦恼》，席勒以《强盗》，还有他们的其他作品，对封建意识形态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扫荡气势。他们的精神前辈，应该是那位现实身份低微而历史地位崇高的莱辛。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特意让主人公自杀前还在读莱辛的作品。
    歌德和席勒在魏玛相遇之时，“狂飙突进运动”的锋头已经过去，而他们已在开创一个古典主义时代。历史将承认，德国古典主义的全盛时代，以他们的友谊为主要标志。
    这三个人，构成了我们对德国文学起点性的印象。他们几乎都是哲学家，不仅深思，而且宏观，有极高的学术素养。这使他们的作品有一种罕见的终极沉思的品格。这种品格有两个走向，既有可能走向概念嶙峋的学者化方向，又有可能走向吞吐万汇的巨人化方向。相比之下，歌德是全然走向了后一个方向，莱辛、席勒两者兼融，在后一个方向上却没有歌德那样圆满。当然，这与歌德的优裕和高寿有关。
    无论如何，德国文学以后浓郁的哲理素质，就这么定下了。
    荣格说，每一个德国人灵魂深处都有浮士德的影子。因此，当歌德他们定下了德国文学的素质，同时也定下了德国人的素质。
    也许反过来，他们的素质原本就是德国人本体素质的产物，他们只是经过天才的吐纳，把它凝固住了。
    那么还是荣格说得对：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
    其实，此间是一种宏伟的互创关系。魏玛是重要的互创现场。
    3
    看完歌德档案馆，我们在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坐了一会儿，便去看席勒故居。
    席勒故居是一座不错的临街小楼，但与歌德的家一比，就差得太远了。由此，不能不想起歌德和席勒的私人关系。
    就人生境遇而言，两人始终有很大的差距，歌德极尽荣华富贵，席勒时时陷于窘迫。
    他们并不是一见如故，原因就在于差距，以及这种差距在两颗敏感的心中引起的警惕。这种警惕，对旁人是一种永久的隔阂，而对知音，却是一种慎重的准备。
    从种种迹象看，两人的推心置腹是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席勒命苦，只享受这份友情十年。歌德比席勒年长十岁，但在席勒死后又活了二十多年，承受了二十多年刺心的怀念。
    在他们交往期间，歌德努力想以自己的地位和名声帮助席勒，让他搬到魏玛来住，先借居在自己家，然后帮他买房，平日也不忘资助接济，甚至细微如送水果、木柴，而更重要的帮助是具体地支持席勒的一系列重要创作活动。反过来，席勒也以自己的巨大天才重新激活了歌德已经被政务缠疲了的创作热情，使他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于是，这对友人，身居小城，开启了欧洲文艺史上的一个时代。
    他们已经很难分开，但还是分开了。上天让他们同时生病，歌德抱病探望席勒，后来又在病床上得知挚友亡故，泣不成声。席勒死时家境穷困，他的骨骸被安置在教堂地下室，不是家属的选择，而是家属的无奈。病中的歌德不清楚下葬的情形，他把亡友埋葬在自己心里了。
    没想到二十年后教堂地下室清理，人们才重新记起席勒遗骸的问题。没有明确标记，一切杂乱无章，哪一具是席勒的呢？这事使年迈的歌德一阵惊恐，二十年对亡友的思念积累成了一种巨大的愧疚，愧疚自己对于亡友后事的疏忽。他当即自告奋勇，负责去辨认席勒的遗骨。
    在狼藉一片的白骨堆中辨认二十年前的颅骨，这是连现代法学鉴定家也会感到棘手的事，何况歌德一无席勒的医学档案，二无起码的鉴定工具，他惟一借助的，就是对友情的记忆。这真是对友情的最大考验了，天下能有多少人在朋友遗失了声音、遗失了眼神，甚至连肌肤也遗失了的情况下仍然能认出朋友的遗骨呢？我猜想歌德决定前去辨认的时候也是没有把握的，刚刚进入教堂地下室的时候也是惊恐万状的，但他很快就找到了惟一可行的办法：捧起颅骨长时间对视。这是二十年前那些深夜长谈的情景的回复，而情景总是具有删削功能和修补功能。于是最后捧定了那颗颅骨，昂昂然地裹卷起当初的依稀信息。歌德小心翼翼地捧持着前后左有反复端详，最后点了点头：“回家吧，伟大的朋友，就像那年在我家寄住。”
    歌德先把席勒的颅骨捧回家中安放，随后着手设计棺柩。那些天他的心情难以言表，确实是席勒本人回来了，但所有积贮了二十年的倾吐都没有引起回应，每一句都变成自言自语。这种在亡友颅骨前的孤独是那样的强烈，苍老的歌德实在无法长时间承受，他终于在魏玛最尊贵的公侯陵为席勒找了一块比较理想的迁葬之地。
    谁知一百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席勒的棺柩被保护性转移，战争结束后打开一看，里面又多了一颗颅骨。估计是当初转移时工作人员手忙脚乱造成的差错。
    那么，哪一颗是席勒的呢？世上已无歌德，谁能辨认！
    席勒，也只有在歌德面前，才觉得有必要脱身而出。在一个没有歌德的世界，他脱身而出也只能领受孤独，因此也许是故意，他自甘埋没。
    由此我更明白了世间本应有更多的杰出人物，只因为没有足以与他们对应的友情，他们也就心甘情愿地混同庸常，悄悄退出。
    歌德故居和席勒故居离得不远，我来回走了两遍，想着他们两人在这条路上的种种交往，总是走着走着就把脚步放慢下来。然后到民族剧院大门口的两人雕像前久久伫立，看着他们两人并肩而立，身前的花环上还挽着一条昨天新挂上去的标语。
    魏玛的朋友告诉我，这里不管是游行示威还是政党竞选，总喜欢把自己的标语挂到歌德、席勒的花环上，好像两位大师是他们的后台。
    这很幽默，而且连非常尊重歌德、席勒的魏玛人也不因此而生气。因为他们很清楚，一切过眼烟云必然会飘绕于千古峭壁，而千古峭壁也不会拒绝，拒绝了，就显得过于单调。
    庞大的无聊
    德国到处是森林和河流。沉郁的墨绿色延绵无际，不时有一道冷漠的瓦蓝色穿过，两者都严肃而深奥。
    比之于精雕细刻的奥地利和人气蓬勃的法国，德国的原野更多地保留了自然界的整体雄魂。看不出具体的表情，像低浑而不华丽的歌吟，或者是不作修饰、也不分段落的大篇文章。在德国旅行不会时时指点、声声惊叫，却也不会困倦。一种蕴藏在单调里的厚度，使你莫名其妙地精神健旺。
    但到了中南部，情况大变。在莱茵河、美因河、摩泽尔河流域，大地陡然一片爽朗和波俏。别处也有古堡，大多是在山上，而这里的古堡却紧贴着河岸，依傍着葡萄园，葡萄园产酒，于是那古老的建筑便晃荡在水和酒的倒影里边了，全盘活了起来。
    当年倒影中还有披风飘飘的骑士，他们在古堡和葡萄园里进进出出，不久便酒意阑珊，挤进了狂欢节的人潮。只是狂欢节并不常有，他们大多无处可去，早早地在古堡里酣睡。他们身边可能还会有一两个陌生的客人燃灯长坐，涂涂抹抹地写着乐谱和诗稿。
    今天我上山走进了海德堡最大的古城堡，抬头四顾，实在是险峻、巨大、雄伟。站在平台岗楼上可以俯视脚下的一切水陆通道、市镇田野，当年如有外敌来袭或内乱发生，悉在眼底，而背后的几层大门又筑造得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城堡内屋宇森罗轩敞、地面高低盘旋，可以想像当年贵族王侯们安全而又不安全、舒适而又不舒适的生活状态。这是一种威权，也是一种囚禁，那年月大地荒蛮、群雄割据，威权的专利便是如何把囚禁自己的监狱造得漂亮而牢靠。
    就在这个城堡里，看到了世界上最大的酒桶。
    这个酒桶还有名字，叫卡尔·路德维希酒桶，安放在城堡中心广场西边一座碉堡形的建筑中。酒桶卧放，高七米，长八米多，站在地上仰视就像面对一座小山。酒桶下端有阀门，是取酒的所在，但怎么把酒装进去呢？那就要爬到上面去了。为此，桶的两边有四十多级木楼梯，楼梯上还有几个拐弯，直到顶部。
    我看到楼梯陡峭，就很想去攀爬，当然也想看看顶上那个装酒的口阀。但又觉得这楼梯也算是文物了，一定不允许游人上去，便东张西望一会儿怏怏离开。在城堡的内院遇到车队的伙伴，就自告奋勇地带领他们去看大酒桶，这时我已后悔，刚才为什么不去向管理人员说明我们的采访任务，申请攀爬那酒桶楼梯呢？
    待我领着大伙浩浩荡荡进去，找到一位管理人员，正想动问又犹豫了，因为他的脸像这城堡一般阴森冷漠。转念一想，既然走到了他的面前还是硬着头皮问吧，谁知他毫无表情地吐出来的话竟是这样：“为什么不能爬？请吧，但要小心一点。”
    我们一爬，一大堆日本旅客也跟了上来，酒桶边悬挂起两条长长的人龙，它显得更大了。
    楼梯爬到一半，看到酒桶外侧的墙上有一些很小的窗洞，可能是为了空气流通。楼梯的尽头就是酒桶的上端表面，可以行走，装酒的阀门倒是不大，紧紧地拧住了。
    下楼梯回到平地再抬头，心想这么巨大的贮存量，即便全城堡的人都是海量酒仙，天天喝得烂醉，也能喝上几十年。据记载，这个酒桶可容纳葡萄酒二十多万升，城堡开宴会时如果宾客众多，一天就能喝掉两千多升，人人烂醉，等醒了以后再把酒桶加满。
    当时城堡远近有那么多葡萄园都是为了酿酒，技术高超的酿酒师可以从欧洲任何地方聘来，因此贮存的都是上好美酒。监狱般的城堡虽然无比枯燥却有那么多美酒，枯燥也就变成了安逸。城堡的主人一定要把这种安逸无数倍地放大，于是造出一个巨大的酒桶来许诺。任你封锁千日、围城数载，你们围住的是一种醇洌的享受！
    我估计这个城堡的主人一定遭受过枯竭的恐惧，因此以一种夸张的方式来表达对未来危机的隐忧。大得不能再大的酒桶傲视着小得不能再小的窗洞，窗洞外不可预料的险恶土地为万斛美酒的贮存提供了理由。这个酒桶除了可以傲视土地外还可以傲视岁月，城堡里的时空全由它来开合放收。
    但是，我眼中的这个酒桶又蕴藏着一个问题：它再大也只能贮存一种酒，那么它所许诺的几十年，对于这个小小的城堡而言在口味上是否过于单调？几千几万个醉态醉梦都如出一辙，这岂不成了生态上的另一个监狱？
    于是，它在无意之间完成一个逻辑转换。为了安全和安逸，必须营造许诺和保障，而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营造单调和无聊。
    但事实上，单调和无聊的生活，并不是安全的保障。十七世纪后期，这个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城堡居然被法国人攻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堡的守卫者都喝醉了。
    无聊暴露了虚弱，因此从城堡出走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城堡渐渐冷清，被解除戒备，成了城堡之外的土地上的一个景观。
    数百年匆匆过去，今人从外面踏进城堡，反而有一种阴暗中的心虚、曲折中的胆怯、陈旧中的慌乱。蹑手蹑脚地走了半天才开始踏实，因为我们大体看清了当年这里的无聊。
    古人的繁忙和古人的无聊只要留下遗迹，都可以被今人欣赏，但与现实生活不同的是，欣赏无聊的遗迹更有味道。
    繁忙，大多是一种蒸腾的消耗。
    学生监狱
    海德堡早已是一座工业城市，就文化景观而言，择其要者，除了那个老城堡，就是海德堡大学了。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没有围墙，因此学生们弥散四周，处处可见，使这座城市又被称为大学之城，青春之城。
    一座城市填充了那么多亮丽的生命真是福分，满街的活力使老墙古树全都抖擞起来。中心商业街也与校园连在一起，结果，连一般市民也有了一种上学心态，而且永远不能毕业。一有空就喜欢浑身斯文、满脸新潮地坐在咖啡座上，他们把大街当作了课堂。
    我对海德堡大学的最初了解是因为一个人。忍不住，便在街边书摊上与两位大学生搭讪，问他们什么系，答是社会学系，我想正巧，便紧追着问：“你们那里还有马克斯·韦伯（MaxWeber）学派吗？”他们说：“他是上一代的事情了，太老太老，我们已经不读他的书。可能老师中有他的学派吧。”
    我很怅然，继续沿着大街往前走。突然在一条狭窄的横路口上看到一块蓝色指示牌，上面分明写着：学生监狱。
    这块牌子会让不少外来旅行者大吃一惊，而我则心中一喜，因为以前读到过一篇文章，知道那只不过是一处遗迹，早已不关押学生。是遗迹而不加注明，我想是出于幽默。
    当然要去看看，因为这样的遗迹即便在全世界也不容易找到第二个。
    顺着指示牌往前走，不久见到一幢老楼，门关着，按铃即开。穿过底楼即见一个小天井，沿楼梯往上爬，到二楼楼梯口就已经是满壁乱涂的字画，三楼便是“监狱”。四间“监房”，一个高蹲位的厕所。“监房”内有旧铁床和旧桌椅，而四壁和天花板上则全是狂放顽皮的字画。
    其实这个“监狱”只用了两年，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四年，是校方处罚调皮学生的场所。哪个学生酗酒了、打架了，或触犯了其他规矩，就被关在这里，只供应水和面包，白天还要老老实实去上课。
    毕竟不是真的监狱，没有禁止从别处买了食物进来，也没有禁止别的同学探望，因此这里很快成了学生乐园。好多学生还想方设法故意违反校规，争取到这里来“关押”。
    我请一位科隆大学社会学系的四年级学生把墙上胡乱涂写的德文翻译一下，他细细辨认了一会就笑着读了出来：
    “嘿，我因顽皮而进了监狱！”
    “这里的生活很棒，我非常喜欢，因此每次离开都感到心痛，真遗憾这次的关押期是两天而不是十倍。”
    可见这位学生是这里的常客，早已把处罚当作了享受。这倒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逻辑：世间很多强加的不良待遇，大半出于施加者自己的想像，不一定对得上承受者的价值系统。有时，承受者还正求之不得呢。
    墙上还赫然写着被关押学生自己订出来的监规：
    一，本监狱不得用棍子打人；
    二，本监狱不得有警察进入；
    三，若有狗和女人进入本监狱，要系链子。
    这第三条监规污辱了女性，很不应该。但也证明，这所“监狱”是很纯粹的“男子监狱”，当时的女学生老实听话，不会犯事。这条监规可能是一个一连被几个女同学告发而收监的男生制订的吧？
    “学生监狱”关闭在一九一四年，大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关。如果真是这样，它关闭得太有气派了。
    我觉得这所“学生监狱”在以下几个方面很有意思——
    第一，当时的校方有意思，居然私设公堂，自办监狱。这在世界上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事，所以引起很多游人的好奇。校方对学生无奈到了什么地步，可想而知，但现在看来，真正犯法的是校方；
    第二，当时的学生很有意思，居然已经调皮捣蛋到要迫使校方采取非法手段了。但他们调皮捣蛋的极致，不是反抗，不是上诉，而是把“监狱”变成了乐园。青春的力量实在无可压抑，即便是地狱也能变成天堂；
    第三，这个地方按原样保存至今的想法有意思，或者说把没意思变成了有意思。海德堡大学辉煌几百年却并不反对把这几间荒唐的陋房展示世人，大批各国游客可能完全不知道这所大学的任何学术成就，只知道有这么一个“学生监狱”。对此，没有一个教授声泪俱下地提出抗议，像我们常见的那样，批判此举有损于大学声誉。大学的魅力就在于大气，而大气的首要标志是对历史的幽默；
    第四，远道而来的各国游客有意思。他们来海德堡非得到这里看看不可，看了那么一个破旧、局促的小空间却毫不抱怨，只一味乐呵呵地挤在那里流连半天。尤其那些上了年纪的女士，戴着老花眼镜读完墙上那些污辱女性的字句一点儿也不生气，居然笑得弯腰揉肚。
    按年龄算，她们连那些顽皮男孩子的女同学也挨不上，只能是那些男孩子的孙女一辈。也许，她们正是因为在这里看到了祖父们的早年真相，而深感痛快。
    她们的笑声使我突然领悟，顽皮的男孩子聚在一起怎么都司以，就怕被女孩子嘲笑。因此，他们拒绝女孩子进“监狱”，就是拒绝女孩子的笑声，而拒绝，正证明心里在乎。对于这个逻辑，今天这些上了年纪的女人全都懂得，因此笑得居高临下，颠倒了辈分。
    当年那些被关押的男孩子当然无法想像，几十年后，很多女性不系链子进来了，即使是那些最挑剔的老年妇女，也眯起昏花的眼睛，用笑声原谅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