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无疆》第9章 流浪的本义

    1
    每一座城市都会有一个主题，往往用一条中心大街来表现。是尊古？是创新？是倚山？是凭海？是厚土？是广交？……
    巴塞罗那的主题很明确，是流浪。
    全城最主要位置上的那条大街，就叫流浪者大街，叫得干脆利落。它的正式名字应该是兰布拉大街，很少有人知道。
    这条大街是逛不厌的，我先是和伙伴们一起逛，不过瘾，再独个儿慢慢逛，逛完，再急急地拉伙伴们去看我发现的好去处。伙伴们也各自发现了一些，一一带领过去，结果来回走了无数遍，腰痠腿疼而游兴未减。于是相约，晚饭后再来，看它夜间是什么模样，大不了狠狠逛它个通宵。
    这条大街的内容没有别的，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在这里卖艺卖物，抖出百般花样，使尽各种心智，实在是好看极了，好玩极了。
    我也想过，世上的商街无非卖艺卖物，司空见惯，为什么这里特别吸引人？
    首先，这里浑然融和，主客不分。不分当地人和外来人，不分西班牙人和外国人，不分东方人和西方人，大家都是流浪者，因此也不分严格意义上的卖者和买者。这种浑然一体又互不相识的气氛，让人迷醉；
    其次，这里洋溢着艺术气氛。由于时时流动，这里形不成地盘，构不成统制，更不会出现兼并和垄断。所有的卖家多半不是真正的商人，是昨天和明天的行者，只因今天缺钱，便在这里稍稍闹腾。主要不是闹腾资金和商品，而是手艺和演技，因此又和艺术衔接在一起，光鲜夺目，绝招纷呈，就像过节一般；
    第三，这里笼罩着文明秩序。不知什么时候形成的规范，在这里出现的一切，必须干净、文雅、礼貌、美观，不涉恶浊，不重招徕，绅士风度，君子作派，自尊自爱，心照不宣。这就使它与我们常见的喧闹划出了界线，具备了国际旅游质素，让人每一步都走得放松，走得自在。
    …………
    这些特点，在我看来，全都体现了世间优秀流浪者的素质。他们的溶化本领，谋生能力，开阔心境，自控风范，物化为一条群体人格的长廊，熙熙攘攘。其实，这也是一切远行者的进修学校。
    我一直认为，除了少数逃罪人员和受骗人员，正常意义上的远行者总是人世间比较优秀的群落。他们如果没有特别健康的情志和体魄，何以脱离早已调适了的生命温室去领受漫长而陌生的时空折磨？天天都可能遭遇意外，时时都需要面对未知，许多难题超越精神贮备，大量考验关乎生死安危，如果没有比较健全的人格，只能半途而返。
    据我自己的经验，几乎没有遇见过一个喜欢远行的现代流浪者是偏激、固执、阴郁、好斗的。反之，那些满口道义、鄙视世情的书斋文人如果不得已参加某种集体旅行，大多连谁扛行李、谁先用餐、谁该付款等琐碎问题也无法过关，总是众人侧目，同室翻脸，不欢而散。流浪，一个深为他们耻笑的词汇，却又谈何容易！
    有人把生命局促于互窥互监、互猜互损，有人则把生命释放于大地长天、远山沧海。因此，在我眼中，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流浪者大街，也就是开通者大街，高贵者大街。
    2
    流浪者大街的东边一段，是各国流浪画家活动的场所。画家们搭起画架为来往行人画像，有的是写实，有的是漫画，漫画的生意要好一些。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漫画有趣，被画一次就大笑一通，惹得旅伴们也非常开心，互相逗趣，变成了一场游戏；二是因为漫画快，几笔就成，身在旅途，谁也懒得在大街边坐个把小时被写实画家细细描绘，被围观的行人评头品足。
    写实画家中画得最好的，肯定是那几位中国画家。他们在那里一摆摊，把周围所有别的写实画家比得十分狼狈。夕阳下黑色的眸子盯着画纸一笔笔勾勒，笔触精确玄妙，使周围驻足的行人都屏住了呼吸，形成了一个与整条大街很不相称的宁静气氛。几步之外，那些特别像艺术家的大胡子欧洲画家完全无人问津，他们不时瞟来嫉妒的目光。
    这让我们产生了一种莫名的骄傲，又怕干扰气氛不敢动问。等到一幅画完，我们的两位小姐轻声用中国话与中国画家打招呼，原想会出现异乡遇同胞的兴奋，谁料画家听到后只是嘴角轻轻一牵，算是回了礼，连眼睛都没有移过来。一位是这样，另一位也是这样。
    这一定有什么原因，实在无法妄猜。
    我只知道，流浪是一种告别，告别的原因，有的可付诸言表，有的则难以言表。真正的流浪，大多属于后者，被迫言表，只是搪塞。不想搪塞，当然沉默，牵牵嘴角，已是礼貌。
    3
    巴塞罗那流浪者大街的中间一段，是表演艺术家的活动天地。有的在做真人雕塑，有的在演滑稽小品。
    真人雕塑在欧洲很多城市都有，人们因为看惯了普通雕塑，形成了视觉惯性，突然看到这几尊雕塑有点异样，总会由吃惊而兴奋。后来看得多了，不再吃惊，但有时由于造型和色彩实在酷似普通雕塑，每次还会微笑着多看一会儿。
    真人雕塑前些年在上海街头也出现过，那是一些年轻人在做行为艺术的实验，我的好些学生也参与了，可惜由于新奇而引来大量围观者，造成交通堵塞而被劝阻。这里的真人雕塑不是实验，而是卖艺。很多行人会与“雕塑”并肩拍张照，“雕塑”会与你拉手、搂肩，拍出来颇有趣味。拍完，你就往脚前的帽子里扔点钱。
    有的旅客小气，心想我不与你并肩、握手，就站在边上，让你作为街景拍张照，总可以不付钱了吧？谁叫你站在我的背景里边？这种“偷拍客”在别处每每得逞，但在巴塞罗那的流浪者大街上却有点麻烦。快门一响，“雕塑”警觉，一看有一个小姐快速离去的背影，就会从基座上跳下来去追赶。于是，一尊埃及法老金塑在边追边喊一名满脸通红的金发女郎，一座浑身洁白的希腊伟男石雕在阻拦一名黑发黑衫的亚洲女士，这情景实在好玩，往往引得周围一片欢呼。
    好在无论是金塑还是石雕都笑容可掬，语气间毫无谴责，只是玩乐：“小姐，我能不能再与你照一张？”小姐当然连忙给钱，“雕塑”收下后还满口客气：“其实这倒不必。”
    只有一宗表演我看不明白。一口华丽的棺材，盖子打开了，里面躺着一位化了妆的男演员，作死亡状，脸上画着浓重的泪痕。棺材上挂着一张纸，用西班牙文写着一排诗句，我怀疑是莎士比亚某剧中的一个片断，但哪一个剧呢？想了半天无法对位。棺材旁坐着一位女性，显然是演员的妻子，她脚下有一个皮袋，过往行人丢下的钱币很多。
    从演员的呼吸状态看，他显然是睡着了。睡着而能比那些活蹦乱跳的卖艺人赚更多的钱，显然是由于他设计的情景。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情景？须读懂那篇西班牙文的诗句才能明白。
    4
    流浪者大街的东端直通地中海，逛街劳累后我想吹吹风，便向海边走去。
    海边是一个广场，中间有一柱高塔，直插云端。高塔底部，有费迪南国王和伊莎贝尔女王的雕像，他们坐姿端庄，神态安详，一副指挥若定地在做大事业的模样。说是底部，人们还须仰视。仰视完他们再抬头，分明看到在高塔的顶部，还有一尊立像。
    这会是谁呢？连堂堂国王和女王都在那么低下的部位守护着他，侍候着他，难道他是上帝吗？
    云在他身边飘荡，他全然不理，只抬头放眼，注视远方。远方净是地中海的浩荡碧波，他的目光全然穿越地中海，锐利而又渺茫。
    我立即猜出来了，只能是他，哥伦布。
    一问，果然。
    知道是他我就兴奋了，抬着头围着高塔走一圈。突然发现，塔的底层一侧有门可进，进去才知，还有电梯，可达塔顶。
    塔体不大，电梯应该很小，伸头一看，可乘两人，但两人要站得很紧才行。这电梯看来已很老旧，不是目前流行的高速电梯，上去一次时间不短。在不短的时间里与一个陌生人紧紧地站在一起上天入地，彼此无话，会非常尴尬，我于是忙颠颠出来找我们的伙伴。很快就见到温迪雅，大喜，要她一起乘电梯上去，她的兴致更高。说是抵达塔顶，其实终点离哥伦布的脚还有一点距离。那里有一圈仅可容身的小窗台。此刻风大，塔身颤颤，四周无依，孤标独杆，十分恐怖。温迪雅平日并不惧高，今天却不敢站立，不敢俯视，我们也就很快下来了。
    在上面我已经看到了整体形势。这座哥伦布高塔，正与流浪者大街连成一直线，那么，这位航海家也就成了大街上全体流浪者的领头统帅。或者说，他是这里的第一流浪者。
    其实岂止在这里。他本是世界上最大的流浪者。
    为了争取流浪他先流浪，在各国政府间寻找支持，支持他的就是现在蹲坐在他脚下的皇家夫妻，然后他真正出海远航。
    没有人走过这条路，他也只是从别人嘴里听说。但他随身带着《马可·波罗游记》，向往着中国。
    他发现了一片大陆，于是走进了历史。但他至死都不清楚，自己发现的究竟是什么大陆。
    想到这里我豁然领悟，什么是流浪的本性。哥伦布表明了：不在乎脚下，只在乎前方。
    这也是流浪者大街的宣言吧，有他在前方，我们集结了。整条大街成了他的追随，于是大街也进了雕塑，成了主塑背后的行为艺术。
    5
    从哥伦布，我理解了巴塞罗那的另一位大师：高迪。
    我以前对高迪知之甚少。让我震动的，是他建造圣家族大教堂的业绩。
    他接受这项工程时才三十岁，造了四十四年，才造成一个外立面。在外立面完工庆典前的两个星期，他因车祸去世，终年七十四岁。
    到今天，正好又过了七十四年，他的学生在继续造，还没有造好。对此，巴塞罗那的市民着急了，向市政当局请愿，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个教堂。于是市政当局决定加快步伐，估计二十年后能够完成。
    那么，这个教堂建造至今，已历时一百四十八年，再过二十年是一百六十八年。
    这笔时间账高迪不会去算，他只管建造，不问时间。
    然而，正是这种怪异而又宏伟的行为方式，使我想起流浪者的本性，不在乎脚下，只在乎前方。
    作为一个杰出的建筑天才，高迪精确大胆地掌握和发明了多种测量技术，但对他来说，这只是具体手段，不是总体行程。他把总体行程交给时间，交给未知，交给宿命。这个教堂如果他精密计划、按部就班、如期完成，他会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建筑师，但他不是这样，一旦起步就时时有新的发现，每天上手总会迸发出大量创造的冲动，他已经不知道双脚会把他带到何方，更不知何时能够带到。
    你可以责怪他延长了工期、扩大了投资、违背了契约，但仔细一看又不忍心责怪，因为他每一步都那么专注，毫不懈怠。他的这种神情和以往成就带来了广泛的信任，于是人们鼓励他任情随步，一路行去，不再催逼工期，不再询问路线，只欣赏他那副陶然神态。结果，他也就由一个建筑师上升为流浪者。
    一百六十八年的工程当然不可能在他的有生之年完成。他终于去世，人们如果快速善后，把工程了结，看似完成遗愿，却没有理解他的流浪精神。幸好他的学生理解他，在他之后继续摸索着、摇晃着前进，不急不躁，不追不赶，居然至今未完，令人感佩。
    更让我欣喜的是，学生们并没有完全按照他已经建好的外立面风格亦步亦趋，而是完全呈现出另一种时代格调，这就表明他们从老师的终点重新流浪。
    重新流浪就不能在老师的终点之后划一条直线，而必须投入自己的生命一点点厮磨。我想高迪会满意学生们的这种选择，他最终希望继续的，不是教堂，而是流浪。
    我到那个教堂的工程现场整整看了一天。可以想像，即使从飞机上看，这也是让人惊骇的图像。周围是密密麻麻的整齐街道，到了这里突然散开，为它让路。高迪的杰作如灵峰，如怪树，如仙窟，累累叠叠、郁郁繁繁、淋淋漓漓地结体成庄严。后续工程至今密布着脚手架，延续着高迪饱满的创作醉态又背离了他，以挺展的线条、干净的变形构建成一种新的伟大，以反驳的方式完成了对高迪的供奉和守护，同时又裹卷着高迪走上了他们的流浪之路。
    由此也深深地佩服巴塞罗那市民，他们竟然在一百四十几年之后才产生焦急，这是多大的宽容和耐心。今天的焦急不是抱怨高迪和他的学生，而是抱怨自己有限的生命，他们想让自己的有生之年承接百年流浪之果。市政当局答复二十年，也出于同样的心态。究竟会要多少年谁也说不准，这座城市既然已经容忍了一百多年，也早已习惯把等待当作享受。
    就凭这个教堂，凭高迪及其学生们和市民们的默契，把巴塞罗那这座城市的主题点化为流浪，更有了充足的证据和理由。
    为什么市民们不按别的城市的荣誉概念，把巴塞罗那说成是“博览之城”、“奥运之城”，而偏偏自称是“高迪之城”？万国博览会和奥运会早已在全世界注目下胜利完成，而高迪却连一个教堂也没有做完，这样的命名看似荒唐，却没有异议，此间奥妙自可意会。
    为了弥补以前对高迪的无知，我这次几乎追踪到了他在城里留下的每一个足迹。细细打听，步步追问，凡有所闻，立即赶去。终于，我对这个流浪者有了更深的贴近。
    他终生未娶，即便年老，也把自己的居所打扮成童话世界。每一把椅子，每一张桌子，每一面镜子，只要人手可以搓捏的，他都要搓捏一番，绝不放过。他最躲避的是常规化定型，因此每做一事都从常规出走，从定型逃离，连一椅一桌都进入了流浪。
    他设计的建筑，极像一个个淌着蜂蜜的蜂巢，我想这时的他一定有一种蜜蜂的体认，随处留蜜又随处栖息，但一切都为了明日的飞翔。哥伦布在海中流浪，他在空中流浪。
    高迪于一九三六年死于车祸，当时缺少图像传媒，路人不认识倒地的老人是谁，把他送到了医院，抢救无效又送到了停尸房，他的衣物间找不到任何有关他身份的记号。但是，几天之后，“高迪之城”终于发现找不到高迪了，才慌张起来，四处查访，最后，全城长叹一声，知道了真相。
    人们来到他的故居，瞻仰这个他日常居息的“蜂巢”，才发现，他的床竟如此之小。
    这时大家似乎最终醒悟，这个单身汉时时都要出发，只能睡一张行军床。
    只因它特别忠厚
    西班牙到处都是斗牛场，有的气势雄伟，有的古朴陈旧。我知道到了西班牙不看斗牛是一种遗憾，便几次随车队去斗牛场，结果都大门紧闭，一片冷清，怎么按电铃也没有反应，只能看场外那些著名斗牛士的雕塑。后来终于在一个场子门口问到一位工作人员，他说斗牛期刚刚过去。
    我心中暗自庆幸，因为找到了不看的理由。
    当然知道许多杰出的艺术作品取材于斗牛，有些我深深佩服的作家如海明威，对斗牛还深有研究；当然也知道这种生死游戏有一种原始美感，这种血腥舞蹈最能表现男性的风姿，但无论如何，我不喜欢斗牛。
    万千动物中，牛从来不与人为敌，还勤勤恳恳地提供了最彻底的服务。在烈日炎炎的田畴中，挥汗如雨的农夫最怕正视耕牛的眼神，无限的委屈在那里忽闪成无限的驯服。不管是农业文明还是畜牧文明，人类都无法离开牛的劳苦，牛的陪伴，牛的侍候。牛累了多少年，直到最后还被人吃掉，这大概是世间最不公平的事。记得儿时在乡间看杀牛，牛被捆绑后默默地流出大滴的眼泪，而这流泪的大眼睛我们平日又早就熟悉，于是一群孩子大喊大叫，挺身去阻拦杀牛人的手。当然最终被阻拦的不是杀牛人而是孩子，来阻拦的大人并不叱骂，也都在轻轻摇头。
    长大了知道世间本有太多的残酷事，集中再多的善良也管不完人类自己，一时还轮不到牛。然而即便心肠已经变得那么硬也无法面对斗牛，因为它分明把人类平日眼开眼闭的忘恩负义，演变成了血淋淋的享受。
    从驱使多年到一朝割食，便是眼开眼闭的忘恩负义，这且罢了，却又偏偏去激怒它、刺痛它、煽惑它，极力营造杀死它的借口。一切恶性场面都是谁设计、谁布置、谁安排的？牛知道什么，却要把生死搏斗的起因推到它头上，至少伪装成两边都有责任，似乎是疯狂的牛角逼得斗牛士不得不下手。
    人的智力高，牛又不会申辩，在这种先天的不公平中即使产生了英雄也不会是人，只能是牛。但是人却杀害了它还冒充英雄，世间英雄真该为此而提袖遮羞。
    再退一步，杀就杀了吧，却又聚集起那么多人起哄，用阵阵呼喊来掩盖血腥阴谋。
    有人辩解，说这是一种剥除了道义逻辑的生命力比赛，不该苛求。
    要比赛生命力为什么不去找更为雄健的狮子老虎？专门与牛过不去，只因它特别忠厚。
    小巷老门
    西班牙的一半风情，在弗拉门戈舞里蕴藏。
    入夜，城市平静了，小巷子幽幽延伸。我们徒步去找一个地方，走着走着连带路的朋友也疑惑起来：路名不错，门牌号码已经接近，为什么还这么阒寂无声？
    要找的门牌号码挂在一扇老式木门上，门关着。用指背轻叩三下，门开了，是一个瘦小的男人。我们说已经来过电话预订，他客气地弯腰把我们迎入。
    进门有一堵很旧的木墙挡眼，地方只容转身，但转身就看到了木墙背后的景象，着实让我们吃了一惊。
    一个很大的场子，已经坐了一二百人，都围着一张张桌子在喝酒，谈话声很小，桌上烛光抖抖，气氛有点神秘。场子内侧有舞台，所有的人都是来看一个家庭舞蹈团演出的，包括我们在内。这是他们家庭的私房，所以躲得那么隐秘，塞得那么拥挤，一门之外，竟毫无印迹。
    舞台灯光转亮，演出开始了。娉娉婷婷出来三个年轻女郎，一个温和，一个辛辣，一个略略倾向另类，都极其美丽，估计是这个家庭的女儿和小媳妇。她们上场一派端庄，像刚刚参加过开学典礼，或结伴去做礼拜。突然，其中一个如旋风初起，云翼惊展，舞起来了，别的两位便让到一边。舞者完全不看四周，只是低头敛目，如深沉自省，却把手臂和身体展动成了九天魔魅，风驰电掣。但恰恰在怎么也想不到的瞬间，她骤然停止，提裙鹤立。应该有一丝笑容露脸，却没有，只以超常的肃静抵赖刚才的一切，使全场观众眨着眼睛怀疑自己：这样雅淑懦弱的女郎怎么会去急速旋转呢？
    瘦削的男子一脸愁楚，一出场就把自己的脚步加速成夏季的雨点，像要把一身烫热霎时泻光。他应该是这个家庭的小儿子，家庭遗传使他有了如此矫健的腿脚。如果是，那么我要修改刚刚作出的判断了，他不会是三位女郎中任何一位的丈夫，做了她们的丈夫就不会如此激愤和悲苦。当然也许反过来，这夏季的雨点是骑者的节奏、勇士的步数，他正以祭拜式的感动来酬谢上天赐予的幸福？
    静静地，仪态万方，一个中年女子上场，她应该是这家的大媳妇。同样的奔放在她这儿归结为圣洁，同样的激越在她这儿转化为思考，她比年轻的舞者闪现出更多怀疑的目光。那么干净利落的一个停顿让人惊叹，但她却在怀疑这样的停顿是否有必要。最后她终于笑了，与年轻的舞者结束时谁也不笑不同，只有她敢笑，但笑容里分明有三分嘲讽隐藏。她是在嘲讽别人还是在嘲讽自己？她是在嘲讽世界还是在嘲讽舞蹈？不知道。只知道有这三分嘲讽，这舞蹈便超尘脱俗，进入了可以平视千山的成熟之道。
    舞台边上一直站着一个胖老汉，一看便知是家长，家长理应监督演出的全过程。没想到大媳妇刚退场，他老人家却走到了舞台中央。以为要发表讲话，却没有，只见他突然提起西服下摆，轻轻舞动起来。身体过于肥硕，难于快速转动，但他有一股气，凝结得非常厚重，略略施展只觉得举手投足连带千钧，却又毫无躁烈，悠悠地旋动出了男人的妩媚、老人的幽默。此刻我终于明白，对于这么一位老年舞者，表达正常的衰弱是幽默，表达不太正常的健康是幽默，表达惊人的娴熟是幽默，表达一时的生疏更是幽默。这位最不像舞者的舞者怎么着都行，年岁让他的一举一动全都成了生命的古典魔术。
    高潮是老太太的出场。这是真正的台柱、今晚的灵魂，尽管她过于肥胖又过于苍老。老太太一出场便不怒自威，台上所有的演员都虔诚地站在一边注视着她，包括那位胖老汉，她的夫君。连后台几个工作人员也齐刷刷地端立台角，一看便知这是他们家庭的最高仪式。刚才的满台舞姿全由老太太一点一点传授，此刻宗师出马，万籁俱静。老太太脸上，没有女儿式的平静，没有儿子似的愁楚，没有大媳妇的嘲讽，也没有胖老汉的幽默，她只是微微蹙眉又毫无表情，任何表情对她都显得有点世俗。她几十年在家里张罗一切，已经穿越彻底的世俗，因此一到舞台上太明白应该摆脱的是什么。台上四周端立着各色舞者如饥似渴地注视着她的一招一式，这是他们天天面对的经典，却又似乎永远不可企及。她是不是在为后辈们的一步之差而蹙眉？或者，竟是为自己还未传授到家却已老迈而惶愧？
    耳边有真正懂行的本城观众在轻声喝彩，还听到有人在说：整个西班牙已经很少有人能像她这样，下肢如此剧烈地舞动而上身没有半点摇摆。
    老太太终于舞毕，在满场的掌声中，台上所有的端立者全都进入舞蹈状态，来为今晚的演出收尾。但与其他舞蹈的收尾不同，场面虽然热闹，每个舞者并不互相交流呼应，也不在乎台下观众，各自如入无人之境，因此找不到预料中的欢乐、甜媚、感谢和道别，有的只是炽烈的高傲、流动的孤独、忧郁的奔放。
    观众至此，已经意识不到这是沉沉黑夜中一条小巷中的家庭舞会，只觉得满屋闪闪的烛影，已全然变成安达卢西亚著名的阳光。
    在西班牙南部，阳光、夜色、晨曦、暮霭，大半从舞者的身体迸出，留下小半才是自然天象。
    死前细妆
    在很长一个时期，西班牙人成批地到一个废弃的宫苑门口久久排队。好不容易放进去一批，便在荒草、瓦砾中艰难行走，去寻找一座座神秘的庭院。后来，欧洲人也来排队了，美国人也来排队了，有些著名作家还想方设法在里边住一阵，全然不怕无月的黑夜野猫和碎瓦一起堕落在荒草间，而手边又摸不到烛台。
    一年年下来，有关当局终于下决心，投入漫长的时间和大笔的经费来清理这个宫苑。一旦清理立即被公认为世界第一流名胜，当年康有为先生旅行欧洲，特地辛辛苦苦到西班牙南部来看它，看完写诗惊叹它的土木建筑水平，我们中国很难比得上。
    这便是阿汗拉布拉宫。
    今天我们一行来到这里，首先惊诧它的巨大。一层层进去，对于能否在一天之内走完它已失去信心。我一次次找岗楼边的墙根坐着休息片刻，先看宫墙外山岩绝壁之下雾灰色的城市，再转过身来看树丛中迷了路的各国旅行者。几百年过去，密如蜘蛛网的现代城市街道却不会迷失，仍然迷失在这山顶老宫的颓废中，真是奇怪。
    我带了好几本这个宫苑的地图，因此不会迷失于路线，却被它的历史图像迷失得糊里糊涂。
    摩尔王朝统治这方土地七百余年，早已血缘相混、语言相溶，他们压根儿没有怀疑过统治的合理性。只有早年的历史记载才告诉他们，自己的祖先当初是如何从北非漂泊过来。然而，西班牙人没有忘记，他们从一开始就酝酿着收复失地的运动，是这个运动提醒了摩尔人，事情有点麻烦。当时摩尔人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比西班牙人强大，因此有恃无恐，但那种深埋于土地深处的种子有的是时间。一百年、一百年地悄悄过去，北方的政治势力此起彼伏，收复失地的运动渐渐拥有了自己的领袖和据点，最后，变成了声势浩大的军事行为，摩尔人终于发现，自己已被包围，包围圈越缩越小，不可突围。
    这儿的人要算几百年前的旧账了，最宽容的方案是自动离开。但我们并不是刚刚来了几十年，还能找到出发的地点，而是早就在这里代代生根，已经不知道天底下何处可回。于是，雄健得不受地域限制的祖先造就了一批没有地域安身的子孙，凄怨动人，着实可怜。
    最惊人的事情，是西班牙人打下了南方的绝大多数地方，只剩下格拉纳达一座孤城，而这场包围居然延续了两百多年！历史学家们提出过很多理由解释这场包围延续如此久远的原因，而我感兴趣的则是这两百多年两方面的文化心理走向。
    摩尔人当然开过很多会议，动过很多脑筋，想过很多活路，但在无数次失败后不得不承认，这是摩尔人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最后一个王朝。这种绝望在开始阶段是悲痛和激愤的，但时间拖得太长，渐渐趋于平静，而绝望中的平静是美丽的。
    阿汗拉布拉宫，就是在绝望的平静中的精雕细刻。因此，它的一切讲究都不是为了传代，更不是为了炫耀，而是进入了一种无实利目的的境界，这种境界纯净得如山间清烟，雪原散弦。
    我想，最准确的比喻应该是死前细妆。知道死期已临，却还有一点时间，自己仍然精力充沛、耳聪目明，于是就细细妆扮起来。早已不在乎明日，不在乎观者，不在乎评论，一切只给自己看，因此把最精微的心思也一丝不苟地投射其间。脸上没有泪痕，也没有笑容，既然毫无功利也就毫无情绪，只剩下最女性化的操作技术。
    什么时候，包围的敌军会把这一切烧毁、砸碎，甚至将我们的鲜血喷洒在上面呢？这个时间很可能是明天，也可能再过百年。不管了，只顾一点点建造，一点点雕刻。这种心绪在世界各个宫殿间我没有体会过，惟有在这里体会了。
    一种无实利目的的生命倾泻，一种不考虑时间逻辑的审美创造，是西班牙南部的特产，我看与这两百多年密切相关。
    且来看看城外。
    数百年收复失地运动的悲壮，先驱者抛掷生命的历史，使包围者们对格拉纳达城有一种潜在的敬畏。其实已经很容易攻下，但还是谋划长久、发兵数万，甚至御驾亲征。
    亲征的御驾是费迪南国王和伊莎贝尔女王，他们的联姻推动了西班牙的统一，现在剩下格拉纳达是统一的最后障碍了。在这件大事上伊莎贝尔充分展现了她惊人的魄力和才智，一方面利用格拉纳达王国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各个击破，一方面又动员各地力量投入战争，甚至为了军费不惜典押自己的金银首饰。更令人佩服的是，在如此繁忙的前线营帐里，她还接见了一位希望获得远航支持的意大利人，他就是哥伦布。
    伊莎贝尔显然已经预见到破城后西班牙统一的必然，因此正在忧虑当一个多年追求的目标达到之后的下一步出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从哥伦布的滔滔陈述中看到了浩淼的前途。她给了这位到处求告无门的航海家一种信任的目光和语调，航海家走出营帐时举头四顾，已明白自己的归属。
    此时，在格拉纳达城内，雕栏画栋正簇拥着一个年轻的皇帝，他叫阿卜迪拉，有些中国书翻译成阿蒂儿，更显其小。他父亲因爱上了一位基督徒而被废黜，自己即位后就面临着如此危局。父皇的荒唐在于用爱情背叛了政治，明明满城人民要他举起宗教的旗帜来对抗城外，因为此外再也没有别的旗帜可举，而他却把爱交给了城外的宗教。阿卜迪拉不知道父亲这么做究竟是算和解、突围，还是投降，只可怜自己不明不白地当上了替罪羔羊。但既然已经有了这样的父亲，他对自己的职责也就认真不起来了。如果他有更多的学识，又会进一步知道连父亲的不认真也来自于历史的必然，而不是偶然的个性。历史留下了太多交融的缝隙，使一切冠冕堂皇的对仗全都成了自欺欺人的表面文章。
    这一切其实决定了阿卜迪拉的最终选择：弃城投降。因此费迪南和伊莎贝尔的密密层层的营帐顷刻失效。西班牙人认为是上帝赐予的奇迹，数万人听到消息后立即齐刷刷地跪于城下谢恩，而实际上，真正需要感谢一声的倒是那位明智的年轻君王。他不可能力挽狂澜，但如果头脑不清，或想摆弄几个英勇的身段，也完全有可能导致对峙双方大量生灵死亡。
    年轻的皇帝找了一个边门出宫，走到远处一个山冈上又回头眺望，不禁暗暗垂泪。据说他母亲当时在边上说：“哭吧，孩子，一个男子汉守不住自己的功业，应该流一点眼泪！”
    一个王朝，一段历史，居然结束得这样平和，因此，连阿汗拉布拉宫里最细微的花纹直到今天还在完好无损地微笑。
    那一天，是一四九二年一月二日。
    半年之后，哥伦布的远航船队出发。西班牙开始谋求自己新的形象。
    历史上有一个说法，年轻的皇帝阿卜迪拉弃城出走时对胜利者提出一个条件，把他出走的那扇边门立即用墙砖封上。我在宫墙四周细细寻找，想找到那扇被封住的门，但宫墙太长，我又缺少线索，连一点可疑的痕迹都没有找到。
    古老的窄街
    塞维利亚，为什么一提这个地名，我们都会产生莫名的兴奋？
    在十六、十七世纪，它是世界第一大港，这是原因。特殊的重要必然产生特殊的奢侈和特殊的聚会，足以引起人们太多的遐想。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文学作品。
    最容易想到的是塞万提斯。他在这里度过青年时代，很多街道和房屋的名称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他是西班牙作家，这还不算奇怪。奇怪的是，一些并非西班牙籍的世界文学大师，特别喜欢把自己的主角的活动场所，选定在塞维利亚。
    法国作家博马舍写了《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这位机敏可爱的理发师叫费加罗，于是后来又有了《费加罗的婚礼》。全世界的观众从笑声中想像着这个城市的古老街道。
    英国诗人拜伦写了《唐璜》，开门见山便是：
    他生在塞维利亚，一座有趣的城市，
    那地方出名的是橘子和女人——
    没有见过这座城市的人真是可怜……
    那么，唐璜这个贵公子的浮华、风流、热情，在读者心目中也就成了塞维利亚的性格。
    当然还要提到法国作家梅里美，他把妖丽、邪恶而又自由的吉卜赛姑娘卡门，也安排到了塞维利亚，结果又给这个城市带来了异样的气氛。
    这一切，确实是塞维利亚使我们兴奋的原因，但是，原因之上应该还有原因。为什么这些异国文学大师会把自己最钟爱的奇特人物放心地交付给塞维利亚？
    这是受天意操纵的灵感，艰深难问。我们惟一能做的是前去感受，尽管这座城市现在已经并不重要。
    在它非常重要的时代修建的雄伟城堡看到了，作为第一大港所保存的哥伦布的种种遗物看到了，多种多样的精致花园，包括阿拉伯式花园、文艺复兴式花园、英国式花园和现代花园，也看到了。但是，我更喜欢那些古老的窄街。几百年未曾改变，应该与塞万提斯、博马舍、拜伦、梅里美见到的没有太大差别。一圈一圈，纵横交错，一脚进去，半天转不出来。
    窄街窄到什么程度？
    左边楼墙上的古老路灯，从右边楼房的阳台上伸手就可以点着。但此刻天还未暗，用不着火，倒是一束斜阳把两边窗口的鲜花都点燃了，两番鲜亮，近在咫尺。等斜阳一收，路灯就亮了。
    一排小桌沿街排列，行人须侧身才能通过。张张桌前座无虚席，而且人人都神采奕奕。西班牙人有一个长长的午休，于是一天也就变成了两天，现在正是同一日期下的第二天的黄金时段。他们乐呵呵地坐着笑着，吃着喝着。端走了盘碟，桌上还闪亮着透明的红醋和橄榄油。不管是阳光还是灯光，都把它们映照成宝石水晶一般。
    男女侍者个个俊美，端着餐盘哼着歌。他们要在小桌边飞动，又要让过川流不息的行人，既不撞翻餐盘也不丢失礼貌，扭来扭去当作了一种自享的舞蹈。座位上的外国游人，已经从他们的腰身眉眼间寻找费加罗的影子，甚至还会猜测，哪个是复活的卡门？哪个是回乡的唐璜？
    现在我已略略理解了文学大师们的地点选择。塞维利亚，因奇异的历史，因多民族的组合，因理性的薄弱和感官的丰裕，因一个个艺术灵魂的居住和流浪，使每个角落都充满了弹性。这里没有固定主题，一切都有可能发生；这里早就属于市民，互相之间不予侵凌；这里从来不设范本，人人都是艺术典型；这里的神秘不阴暗，几乎近于透明；这里的欢乐不羼假，比忧伤还要认真。
    贝壳未碎
    小城萨拉曼卡十分紧凑，不管你怎么走，只要找得到中间像一个方形老城堡似的市政广场，怎么也迷不了路。几乎所有的街道都从那里伸展出来，每次走得有点迷糊了，就再回到那里重新开始，几次下来，已熟如故土，不再有迟疑的步履。
    但是，对于欧洲小城，千万不能这么套近乎。你以为已经了如指掌，实际上恐怕连边沿都没有摸着。特别是那些只给你提供一二个亮点的小城，更要另眼相看。一二个亮点，是醇化过后的简明，背后躲着大量被省略了的文章。
    萨拉曼卡在市政结构上的亮点是那个广场，而在精神结构上的亮点却是大学。萨拉曼卡大学没有围墙，因此构不成表面上的中心，转弯抹角都是大学的某系某科，连城里的一切纪念品商店都在出售与大学有关的物件。
    事情一与大学相连，便立即变得深不可测，更何况萨拉曼卡大学是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学。我曾在一本历史书上读到过，哥伦布出发远航前为了进一步熟悉与航海密切有关的天文学知识，曾特地来到萨拉曼卡，与几位博学的修士探讨，这些修士，当时好像就是萨拉曼卡大学的教授。那么，小小的萨拉曼卡，早在哥伦布时代就已经是学术研究中心，它在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之前已经对辽阔的未知世界有过推测和遥望，而且懂得从天文学的高度来设计航线。
    因此，它小不堪言又大而无边。
    哥伦布到这里来的具体行迹当然是不可能找到参证的了，但我愿意带着冒险家出发前的心境在这些安适的街道间走走，想想安适如何怂恿了冒险，小街如何觊觎着大海。
    正这么走着，我突然停步，在一个街口看到了一幢古老的巨大建筑，浑身是古朴的土黄，但满墙却雕满了贝壳！对大海的渴望如此不言而喻，又把这种渴望展现得如此气派。我连忙拉住两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打听，他们说，这楼就叫贝壳屋，建于十五世纪末，至今已有五百多年。我在心底暗暗一算，那正是哥伦布准备出发的年代。
    贝壳屋有台阶可上，无人阻拦。进去几步就是一个洞窟般的大厅，四周古柱森然。此时已是黄昏，天色黯然，大厅古柱间更是阴气森森，像是不小心误入了一个酋长的巢穴，一个恐怖的王府，但我心里明白，这王府的名称就叫时间。大厅有二楼，是长长的回廊，那里倒是泛出一些光来，使我还能在大厅古柱间辨别物象、轻步踩踏。
    左前方有了灯光，越近越亮，也开始有人，终于走进了一间有现代设施的厅室，看那文字标牌，原来是到了萨拉曼卡大学的公共图书馆。伸头一望，有不少学生在书库翻阅，至此我才明白过来，刚才穿越的古柱森然的贝壳屋，就是这个图书馆的门廊。
    那么，这个图书馆也实在太排场了。
    哥伦布当年一定会来到这里。萨拉曼卡大学不大，贝壳屋当时新建，他没有不来的道理。这个航海迷一见满墙的员壳一定笑逐颜开了吧？
    五百多年来贝壳未碎、古柱未倒本是一个奇迹，更大的奇迹是五百多年后它们仍不以自身的资格让人供奉，只是默默地支撑在一起做了大学图书馆的门廊，就像一代元勋已经须发皓然还乐呵呵地为孩子们看家护院。
    我猜想大学当局作这番设计是要让所有的青年学生每天走一走这道门廊，但不知有多少学生能够体会，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象征。今天图书馆里的任何一本书都比不上墙上贝壳的年岁，而贝壳还只是路标，指引着更为悠久和未知的世界。因此，灯光明亮的现代书库只是白沫一闪，人类求知的道路仍然如古柱下无灯的恐怖，老墙上对水的渴念。等着吧，当今天自以为是的学者们全部退出历史，这满墙的贝壳仍不会破碎。
    欧洲文明的本性，本不在纸页间。
    我的窗下
    里斯本西去三十公里有危崖临海，大西洋冷雾迷茫。这里的正式地名叫罗卡角，俗称欧洲之角，因为这是欧洲大陆的最西点。在人们还不知道地球形状的古代，这里理所当然地被看成是天涯海角。
    风很大，从大西洋吹来，几乎噎得人不能呼吸。海边树立着一座石碑，上有十字架，碑文是葡萄牙古代诗人卡蒙斯写的句子：
    大地在此结束，
    沧海由此开始。
    我在石碑背风的一面躲了一会儿风，眯眼看着大西洋，身心立即移到五百年前，全然理解了当年葡萄牙航海家们的心思。海的诱惑太大了，对“结束”和“开始”说法的怀疑太大了，对破解怀疑的渴望太大了。
    据我过去的阅读所留下的粗浅印象，对于近代航海事业，葡萄牙觉悟最早。那时德国、意大利还在封建割据，英国、法国还无心问鼎新的航道，而葡萄牙、西班牙的三桅帆船和其他航海技术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与西班牙相比，葡萄牙王室里又出现了一代代真正痴迷航海的专家，如亨利亲王、阿方索五世、约翰二世和曼努埃尔一世。我相信葡萄牙王室的航海专家们曾一次次来到罗卡角，在这海风雨雾间思考着远行的路线。作为“热身赛”，他们已经亲自率队航行过非洲。他们的最终目标，与当时绝大多数欧洲航海家一样，都是《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的中国。
    今天我在这里又找到了新的证据，罗卡角南方不远处，正是古代王室居住地。一代王朝就在这大西洋的山崖上思念着海那边的东方。海的哪一边呢？葡萄牙王室中的航海专家已有初步的判断。他们认为，应该从罗卡角向南，到达非洲海域后仍然向南，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后再折向东。显然，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遇到了哥伦布。哥伦布决定横渡大西洋去寻找马可·波罗的脚印，希望获得葡萄牙王室的资助。葡萄牙王室太内行了，一听就觉得方向有误，未予支持。哥伦布转而向西班牙王室求援，伊莎贝尔女王支持了他。结果，葡萄牙由于太内行而失去了哥伦布，而哥伦布也因为没有理会葡萄牙王室的意见而失去了马可·波罗。他横渡大西洋果然没有找到东方，却歪打正着地找到了美洲。
    哥伦布由错误的航线而导致的巨大成功，使葡萄牙王室心里发酸。所谓错误，都是一定坐标下的产物；按马可·波罗的目标，哥伦布没有走对，但新大陆的发现已使哥伦布的盛名超过了马可·波罗，他已自成坐标，那还何错之有？但葡萄牙王室暗想，尽管哥伦布已经名动天下，东方，还应该是一个目标。
    于是，五年后，葡萄牙人达·伽马果然按照南下折东的路线，准确地找到了印度。他回来时，葡萄牙人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他带回来的财富，是远征队全部费用的六十倍，其中宝石和香料让欧洲人眼花缭乱，一时的影响，超过了哥伦布。二十年后，葡萄牙人麦哲伦奉西班牙政府之命干脆把地球绕了一圈，但他没有回来。
    然而无论是达·伽马还是麦哲伦，都还没有进入《马可·波罗游记》里描写的世界，这总于心不甘，于是，葡萄牙还是一心要从海上寻找中国。
    我在这里看到一份资料，提及葡萄牙国王在一五〇八年二月派出一个叫塞夸拉的人率领船队到马六甲，要他在那里打听：中国有多大？中国人长多高？勇敢还是怯懦？信什么宗教？用什么兵器？有趣的是，当时葡萄牙远征船队在东方胡作非为，但国王却特别下令，不准向中国人挑衅，不准夺取中国人的战利品。显然，他对神秘的中国保留着太多的敬畏。
    几年后又派出一个叫皮莱斯的人来侦探，皮莱斯的情报抄本现在已经发现，他说中国人非常懦弱，用十艘船就能完全征服，夺取全中国。
    即使情报如此荒唐，葡萄牙人与中国人打交道之初还是比较恭顺有度的，中国地方官员没有国际知识和外交经验，互相都在小心翼翼地窥探。葡萄牙人先要停泊，后要借住，借住后也缴税缴租；中国官员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做坏事，特地在他们的借住地外面筑了一道城墙，把握关闸大权，定期开闸卖一点食物给他们。这种情景，居然也维持了几百年，说明双方心气都比较平和。
    我对这种尚未发展成恶性事件时的对峙，很感兴趣，因为这里边最容易看出文化差异。葡萄牙人当然以欧洲文明为本，把自己当作是发现者，而又认为发现者便是特权的拥有者，甚至是占领者，只不过一时慑于中华帝国的宏大，不敢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嚣张罢了；中国官员开始好像没有把他们的来到太当一回事，这与传统观念对“番夷”的惯性理解有关。后来发生一些事，也处处表现出因妄自尊大和闭塞无知所造成的可笑。最令我心痛的是当时中国官方对第一批翻译人员的荒唐制裁，居然把他们看成是“私通番夷者”而一一处死，真是愚昧。
    但是历史终于朝着恶性的方向走去了。葡萄牙突然对中国张狂起来，是鸦片战争之后。看到中国在英国的炮火前一败涂地，便趁火打劫，单方面宣布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自由港，一跃而成为西方列强欺侮中国的浪潮中的一员。其实它与中国已打了几百年交道，而当时国势也已衰落，竟然一变而成为这个形象，有点不大光彩。
    在资料中，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个细节是，葡萄牙人最早抵达中国本土，是一五一三年六月，抵达的地点是屯门外的伶仃岛，正好在我深圳住所的南窗对面；第二个细节是，他们正式与中国的行政机构取得联系是一五一七年八月，地点在南头关防，又正恰在我住所的西窗前面。
    ——既然你们那么早就来到我的窗下，那么，我也理应来看看你们出发的码头，以及你们的家乡。
    他们的麻烦
    葡萄牙人喜欢用白色的小石块铺城市的人行道。里斯本老城人行道的石块，已被岁月磨成陈年骨牌。沿骨牌走去，是陡坡盘绕的山道，这样的山道上居然还在行驶有轨电车。
    山道很窄，有轨电车几乎从路边民房的门口擦过，民房陈旧而简陋，门开处伸出一头，是一位老者，黑发黄肤，恰似中国早年的账房先生，但细看并非中国人。
    骨牌铺成的盘山道很滑，亏得那些电车没有滑下来，陈旧的民房没有滑下来。我们已经爬得气喘吁吁，终于到了山顶，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古城堡，以圣乔治王子命名。
    古城堡气势雄伟，居高临海，显然是守扼要地。罗马时代就在了，后来一再成为兵家必争的目标。它最近一次辉煌纪录，就是圣乔治王子一五八〇年在这里领导抗击西班牙入侵者。抗击很英勇，在其他地方已经失守的情况下，这个城堡还固守了半年之久。
    一算年代，那时明代正在澳门筑墙限制岛上的葡萄牙人活动，而葡萄牙人又已开始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租。当时中国并不衰弱，但与这些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地方官员完全不知道，葡萄牙人自己的国家主权已成为严重问题。
    我顺着城堡的石梯上上下下，一次次鸟瞰着里斯本，心想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如果只从我们中国人的眼光看，葡萄牙人是有阴谋地一步步要吞食澳门，但是联想到里斯本的历史，就会知道他们未必如此从容。巨大的灾难一次次降临在他们头上，有的来自自然，有的出于人为，只是中国地处遥远，全然不知。
    你看，航海家达·伽马发现了印度后返回里斯本才六年，葡萄牙人刚刚在享受发现东方的荣耀，一场大瘟疫笼罩了里斯本。他们在马六甲的远航船队开始探询中国的情报，但更焦急的是探询远方亲友的安危。据我们现在知道的当时里斯本疫情，可知船队成员探询到的亲友消息一定凶多吉少。
    疫情刚过不久，里斯本又发生大地震，第一次，正是他们的船队要求停泊于澳门的时候；第二次，则是他们要求上岸搭棚暂住的五十年代。
    说得再近一点，十八世纪中期的里斯本更大的地震至今仍保持欧洲最大地震的纪录，里斯本数万个建筑只剩下几千。就算他们在澳门问题上嚣张起来的十九世纪，里斯本也更是一刻不宁。英国欺侮中国是后来的事，对葡萄牙的欺侮却长久得多了，而法国又来插一脚，十九世纪初拿破仑攻入里斯本，葡萄牙王室整个儿逃到了巴西，此时这个航海国家留给世间的只是一个最可怜的逃难景象，处境远比当时的中国朝廷狼狈。后来一再地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又一次次地陷于失败，整个葡萄牙在外侮内乱中一步步衰竭。
    中国人哪里晓得眼前的“葡夷”身后发生了那么多灾难，我们在为澳门的主权与他们摩擦，而他们自己却一次次差点成了亡国奴，欲哭无泪。可能少数接近他们的中国官员会稍稍感到有点奇怪，为什么他们一会儿态度强蛮，一会儿又脆弱可怜；一会儿忙乱不堪，一会儿又在那里长吁短叹……
    在信息远未畅通的年代，遥远的距离是一层厚厚的遮盖。现在遮盖揭开了，才发现远年的账本竟如此怪诞。怪诞中也包含着常理：给别人带来麻烦的人，很可能正在承受着远比别人严重的灾难，但人们总习惯把麻烦的制造者看得过于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