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天空》第149章

    白驹过隙，岁月悠悠。一场旷日持久的荒诞运动终于偃旗息鼓了。
    尽管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当两辆黑色的上海牌小轿车同时出现在七二八农场场部招待所的门口，军区马副政委从车上跳下来的时候，梁必达和陈墨涵还是感到了突然，一时间竟有恍若隔世的感觉。
    马副政委是受军区党委和军区首长尤其是军区政委王兰田的委托，来向梁必达和陈墨涵表示慰问的。随同马副政委一道来的，还有K军代理军长朱预道——从即日起，他又退回到副军长的位置上了。而且，下一步究竟是个什么结局，眼下还是个未知数。
    几年不见，朱预道疯狂地胖了起来，滚圆的肚皮滚圆的脸膛，再也见不到当年在凹凸山让洛安州日伪汉奸闻风丧胆的风采了。朱预道腆着肚子从车子里钻出来，一见到梁必达，话没说出口，就老泪纵横了，说：“军长，我对不起你啊，对不起啊，我是上了贼船……”
    倒是梁必达显得雍容大度，把手一挥，大大咧咧地说：“说这些干什么？从上到下都乱了，上贼船的不是你一个，没上贼船的也不是我们两个。能让我们出去工作，天高地厚，是同志还是同志，是敌人永远是敌人。只要你朱预道真诚反省，还是那句话，既往不咎，团结工作。”
    话虽然说得有风度，但里面还是有机锋的。
    阳春三月，梁必达走马上任，再次回到了K军军长的位置。窦玉泉由于在“文革”中没有随风倒，而且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还保护了几个老干部，深得军区首长、也包括王兰田的赏识，已于半年前升任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朱预道离职参加了“说清楚学习班”。陈墨涵复任K军参谋长，不再兼副军长职务。三个月之内，该归队的都陆续归队了，该出现的陆续都出现了。姜家湖调回K军担任副军长，陶三河担任K军副参谋长。在西藏某地藏匿了四个年头的曲向乾大难不死，也回到了部队，改行升任军里的副政治委员。
    在党委分工会上，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梁必达第一次坚决地提出，不再担任党委书记，党委书记一职由总部下来的新任政委章光辉担任。
    有一天，梁必达和陈墨涵在一起研究工兵处呈报的训练大纲，公事办完了，两个人聊了一会儿天，陈墨涵突然笑了起来，说：“梁军长，现在那件事情可以兑现了。”
    梁必达莫名其妙，瞪着眼珠子问道：“搞什么鬼？”
    陈墨涵说：“关于柳芭啊。你说过的，要是重新回到军长的岗位上，同意我写大字报，向全国人民介绍梁大牙拒腐蚀永不沾的光荣事迹啊，也包括你和蔡秋香、柳芭的事。”
    梁必达一愣，哈哈大笑，一拍脑门说：“我的个天啦，你这个刁德一还记着这本账啊？我赖账，我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这件事情，如果传出半点风声，我就诬陷你在七二八农场写过反动标语。”
    陈墨涵说：“那就再等等，等给你开追悼会那天，我向与会者个别透露。”
    梁必达说：“那可以，那时候就是彭德怀和张普景在场我也不怕了。”
    令陈墨涵始料不及的是，恢复工作之后，他接待的第一个上访人员竟是崔二月的亲属。这天上午刚刚上班，军务处便打了电话，说是有个男人在大门口跟岗哨纠缠，要见梁必达军长，请示怎么办。陈墨涵问是个什么样的人，军务处的一个参谋说，说是来上访的，是凹凸山崔家集的人，别的他不说，说是非见梁必达军长不可。
    陈墨涵心里一惊，就有些预感了——这件事情恐怕同李文彬事件有关。
    关于李文彬事件，陈墨涵不是目击者，详细情况不太清楚，但基本脉络是知道的。在七二八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的后期，梁必达曾经说过，李文彬叛国投敌，死有余辜，但是那个女人死得冤枉，据说那个女人是个妇救会的干部，之所以同李文彬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也是看在共产党的面子上，是李文彬毁了她，而且她也没有投敌，是被汉奸打死的。就是因为同李文彬有那层不明不白的关系，所以对她的死不了了之，当地政府不愿意多事，军队也顾不上管。
    陈墨涵当时揣摩梁必达的意思，似乎大有恻隐之心。可是那时候他们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况且战争年代遗留的问题多如牛毛，还错综复杂，说了也就说了，徒发一番感慨，表达一下怀旧之情和忧国忧民的态度而已。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估计是那个女人的家人找上门来要求落实政策。
    陈墨涵让军务处的参谋把那个人请进门岗接待室里，然后亲自下楼会见。
    果然是崔家集来的，男人有五十多岁，满脸沧桑，一见到陈墨涵就反反复复地搓手，好像那两只破绽百出的手没地方放。他说他是崔二月最小的弟弟，陈墨涵这才知道，这个看起来有五十大几的男人其实不过四十来岁。
    男人搓了一会手，想起了什么，便从肮脏的裤兜里摸出同样肮脏的纸烟，是陈墨涵在凹凸山劳动改造的时候见过的那种劣质草烟。陈墨涵挡住了递过来的纸烟，问男人有什么事。男人便一五一十地讲开了，说他的姐姐崔二月死得冤枉，活着的时候参加了抗日工作，还是妇救会的干部，而且是让日本鬼子打死的，说起来应该定成烈士，可是村里和公社都不理睬，村长还说崔二月是婊子，是叛徒的破鞋，弄得崔家几十年都抬不起头。崔二月还留下一个儿子，从小上学的时候，别的孩子说他的娘是汉奸破鞋，跟人家打架，耳朵根都被打坏了，傻掉了，斜眼不说，嘴里还老是淌哈喇子。
    “首长你说造孽不造孽？”
    陈墨涵听了，心里也很不是滋味。造孽，怎么不造孽？陈墨涵对崔二月的弟弟说：“军长到军区开会去了，情况我都知道了，你先回去。等军长回来了，我向他汇报。要相信政府，我们既然知道了，就一定会解决。”
    男人却没有走的意思，似乎不相信这么简单就把问题解决了，又提出来，见不到梁军长，能见到江古碑书记和窦玉泉司令也行：“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江古碑书记和窦玉泉司令还到崔家集去过，说好了要解决这件事情，可是人走茶凉，走了之后就没有影子了。”
    这样一说，就引起了陈墨涵的重视。“文革”开始后不久他和梁必达都在凹凸山劳动改造，江古碑是“文革”的红人，他去崔家集干什么？莫非还是不放过梁必达，还要做文章？更让陈墨涵狐疑的是，窦玉泉在“文革”之初虽然摇摇晃晃，但是终归没有被打倒，咬紧牙关还在副军长的位置上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跟江古碑一起去崔家集是个什么意思？
    陈墨涵问：“江书记和窦司令去崔家集都说了些什么？”
    男人回答：“他们找了崔二辫子家里的人，还找了很多人，还到我家里找我姐姐的遗物，听说他们还去了江店集找我原来那个姐夫，说了很多，记不得了，只记得说要给我姐姐定成烈士。首长你帮帮忙，我姐姐定成烈士了，每月国家补助烈士抚恤金十二块，也好给外甥看病。我们老崔家也就有脸面了。”
    陈墨涵想了想，一般地说，这个男人的要求实在不算过分，像这样的情况，军队出面，跟地方政府交涉一番，不是个难事，尤其是由梁必达或窦玉泉出面一说，更加权威，基本上就迎刃而解了。但是这件事情有点复杂，牵涉的背景很微妙，他自然不会擅作主张。
    陈墨涵没有对男人说江古碑已经被逮捕的事，也没有说窦玉泉上调军区的事，只是说：“江古碑和窦司令都不在此地，你相信我的话，我们会尽快给你答复的。”
    男人说：“实在不行，就见见岳区长，她对我姐姐的事情更知道底细，只要她凭良心讲话，事情就清楚了。到时候首长你们给我一个条子，盖上公章，我回去自己找公社。”
    陈墨涵知道，这个男人说的岳区长就是岳秀英，让他见见也未尝不可。问题是岳秀英在朱预道当年对梁必达反戈一击的时候，同朱预道大闹一场就分居了，转业到了地方，在一个兵工厂当党委副书记，后来也被造了反，又被兜出了国民党军官遣孀的老底子，不堪凌辱，上吊自杀了，前不久才补开了追悼会。
    陈墨涵此时真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看看那些老战友吧，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坏的坏了。可是这些事情，跟这个凹凸山的农民、跟这个革命房东的后代怎么说呢？没法说，只好一再解释，并让军务处的参谋操办，跟政治部群联处商量，先补助给男人二百元钱，再安排他吃了饭，给他买好火车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打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