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说中国近代史》第43章 预备立宪

    关于新政，有几个问题是需要重点谈的。
    第一个就是预备立宪的问题。以前否定新政的人，一般都不愿意谈预备立宪的事儿。他们宁愿忽视新政中这个最积极最先进的部分，他们主观上想压低新政的历史地位，因此就不想对预备立宪有太多正面评述。其实，这次预备立宪真的是不错的。在当时，立宪的呼声是从康梁开始的，康梁当时都还在国外，他们对这次变法其实都是保持着一种很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他们相信这次变法的方向是正确的，因为这次变法就是接续了戊戌的逻辑，改革者抄袭的就是戊戌维新的旧稿，他们不可能不认同这次变法。但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们在海外骂西太后骂得太厉害了，西太后绝不可能容忍得了他们，所以，他们的通缉令是不可能被撤销的。这个倒不一定是和西太后贪恋权位有关，西太后和康梁之间存在的是一种私人恩怨。当年康梁等人流亡国外，过于意气用事，把西太后骂得太厉害了，比如说她不过就是咸丰帝的一个小妾如何如何的。对于这个话，西太后肯定是无法释怀的。
    康梁欢迎这次变法，但他们又不能参与，而他们又特想参与，所以立宪的声音是他们最早喊出来的。本来立宪的主张在变法中是一个比较激进的声音，西太后最初决心变法的时候，她的改革路线图上应该是没有立宪这回事儿的。其实在戊戌维新时，所谓的筹备开议院也是相当遥远的事情，没有说马上就要进行。光绪当时主持变法，其实并没有将立宪这一动议放进他的路线图。但就在这个时候，康梁等人在海外把这个事情给提了出来，很快就得到了国内知识界和政界的积极呼应。这里有很多的原因。一方面，参与过维新变法的部分士子此时已经回国，而原本国内就有许多跟他们志同道合的人，这个时候他们就很兴奋，相信变法应该按照他们的意图，也就是当年维新派的意图来走。另一方面，赞同他们的人也越来越多，因为经过庚子之变，很多有点头脑的士绅都认识到，中国非变法不可，不变法就是往后退，往后退的结果就是再次闹出义和团。人人都不希望再看到义和团，人人都恨义和团，大家都希望能往前走。要走，就得走远一点。正因此，尽管在当时立宪主张是一种很激进的呼吁，却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与之相呼应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最后连朝廷的重臣，比如张之洞、袁世凯、端方等人都开始应和。当然，这中间也有一个外在的刺激，就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
    我们后来的史学家描述起这场战争，都说中国人当时很愤怒，因为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在中国的领土相互厮杀，戕害中国人民。但可能事实并没这么简单。当时有些中国人却是很兴奋的，因为日本战胜了俄国，第一次，东方的黄种人打败了西方的白种人。当小个子的日本兵押着一长队的俄国战俘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的时候，实际上中国人一片欢腾，他们认为，日本人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也能够做到。而为什么日本能够战胜俄国呢？当时没多少人强调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反而都认为是日本立宪之故，立宪的日本战胜了野蛮专制的俄国，这是日俄战争给中国人留下的最直观的启示。事实是不是如此？这个另当别论，但当时的中国人都是这么看的。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材料发现，当时对很多事情都存在泛政治化的解读，这是一种风气和潮流，而这种风气和潮流在当时也极大地刺激了立宪运动的发展。
    所以，日俄战争结束以后，西太后的确坐不住了。这时候她开始了一些调查，先是让曹汝霖这些留学生进宫给她讲课，讲什么叫立宪，什么叫国会，什么叫宪法。她特别关心的是，开国会以后，皇帝的权力会如何。结果每个人都跟她说，皇帝的权位没问题，立宪以后皇帝的权力会得到法律的保障，是相当稳固的。当然，说这话的人也不完全是忽悠她，皇帝的位置在立宪后确实是会得到保障的，比如现在欧洲许多国家还保留着君主，其地位都在法律上得到了保障。但是，作为一个统治集团，或者说是一个占据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满人的政治权力毫无疑问是会逐渐丧失的。立宪走到最后，肯定就会建成比较充分的代议制民主。开始的时候未必会这样，因为君主立宪制的形成肯定是需要一个过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一下子建立起一个像今天英国这样的制度，英国的制度也是经过了一个很漫长的变革才走到这一步的。但是立宪搞到最后，皇帝的权力肯定会被逐渐剥夺和架空，最终变为虚位皇帝，可能只有地位、财产和荣耀，其他的就都没了，实际上没有权力来控制国家了。但是，当时毕竟没有人会把这事想得很透很长远，所以，也只是跟西太后讲了立宪政治的一个方面。西太后这种政治老手当然不会只听一面之词，于是又让以端方为首的五大臣出国考察，亲眼去看看外国的君主立宪制度究竟是什么样子。五大臣出去转了一圈，然后回国，找人写考察报告，之后这件事儿就落到梁启超头上了。由此亦可看出，康梁等人其实是特别想参与这件事情，而且在事实上也真的积极参与了这场变法。不过，至于这个考察报告写得怎么样，其实无所谓，西太后不会细看的，她就是听口头汇报。西太后问得很直接，立宪以后，各国的皇帝怎么样。端方对此也说得非常明确，他肯定地说，立宪以后，皇帝位置就是世袭罔替，而且还有国家法律作保障，根本不用怕。听到这句话，西太后像吃了定心丸，就预备立宪了。
    预备立宪中所颁发的《钦定宪法大纲》，其实就是一个对日本和德国宪法文件的杂糅文本。所以，有些人也批评，说这些都是假的，清政府搞的不是真民主。但这些批评者忘了任何事情总是要有个起点，从这个起点坚持走下去，只要大方向不错，一般都会走到政治体制相对完善的境地。比如日本，我们现在一直存在着一个误解，以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就一直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如果坚持要这么说的话，很多历史现象就没法解释了。日本开设国会，开始出现政党政治的雏形以后，尽管君主权力还相当大，但如果按照既定路线走下去的话，日本也会变成英国的东方翻版。但是在二十世纪初，军人的权力开始崛起，并由此导致了军国主义。历史是按照这样的顺序发生的，而不是说，是因为君权的崛起而导致的军国主义，这是两回事儿。如果日本的改革没有走岔道，如果它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想吞掉中国，成为世界上的前几号国家，那么估计它也不会走到后来的那条路上去。所以，同样是搞君主立宪，不同国家可能会因为各种复杂因素而生出多种变化。这里插一句，若是放在中国，中国是不可能走军国主义道路的，这种设想基本上没戏，军人在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较为长久的统治阶层，因为中国有一个无比强大的文人政治传统，这在其他国家里都是没有的。所以，如果按照清朝新政所设定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的话，可能中国最终会走到今天英国的这一步。
    而预备立宪做得很认真。各地的确都在搞选举，选举各省的谘议局成员，资政院也办起来了，我们今天看谘议局和资政院的会议记录，他们做得的确都还不错。有人批评当时的选举有财产限制，说朝廷对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设有很高的财产门槛，但你不能据此就说那是假民主。在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国家的选举都有限制，都有财产和纳税的限制，而且妇女都没有选举权。若是以普选为标准来衡量当时的民主的话，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世界上都没有民主国家——一个国家一半的人口都没有选举权，那凭什么说它是民主国家啊。道理不能这么讲，清朝搞新政，本身就含有一些推广民主的意义。民主其实是一个过程，整体的框架还没完成，总会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参加进来。所以说，清末新政开了选举之端，这已经很好了。而且，清末的这次选举不是等额选举，而只是为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设置了资格限制而已。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老百姓是不可能真正选的，因为老百姓不懂。但反过来说，如果真选，他们选出来的还是那些人，就是那些办理地方自治、热心公益的乡村士绅们。有没有个别不良分子混进来呢？也有，但是多数都不是。从清末谘议局到资政院，再到民初的两届国会，再到1947年的国民大会，若是要讲议员的素质或者代表的素质，或许还真就是晚清时候的议员素质最高，就是这些地方乡绅和绅商。他们也的确代表了一部分底层民众的声音，群众也相信，他们的判断能够代表自己的判断。群众不去想这个代表的真实性问题，因为在平时的生活中他们已经对士绅表示出了服从——你们有文化，知书达理，我们都不懂，所以我们干脆把判断权交给你好了。现在来看，底层民众可能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即对自身合法权利有清晰认知的现代法律意义之个体。但是，公民的现代概念毕竟也是一个历史形成的过程。对自身利益的认知，个人判断能力的形成，都需要一个过程，至少需要经过长期的现代化启蒙才能得到。
    但是，现在这个制度已经被植入，以后即使你不是士绅，只要有了财产，有了权利意识，有了表达的能力和诉求，那就可以参与竞选。所以，当时因为预备立宪而搞选举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虽然它的结果似乎都不是选的，而是变成了小绅士选大绅士，大绅士互选，然后选到谘议局、资政院了。但有这玩意儿总比没有好，起码它开了一条口子。事实上，选出的这些民意机构还真的认真办事，不仅对此前的督抚体制构成了强大的压力，而且对整个官场也形成了强大的制约。它代表了另外一种来自民间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是得到了保障的。所以我们说，预备立宪确实是件大好事。
    清廷后来犯了大错，在1911年搞了皇族内阁，然后又出了全国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也许，当家的满族少年亲贵看到了立宪的危险，为了避免这个危险，他们事先把权力和资源集中到自己手里。这样的措施都遭到了谘议局的激烈抵抗，民意代表对朝廷和时政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而且这种不满是十分直接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即使是1908年以后那样混蛋的权贵政府，那样一个皇族内阁，也没有说要解散各省谘议局，反而是谘议局很愤怒，看见革命党起事了，也跟着闹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