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说中国近代史》第40章 东南互保

    所以说,到了义和团运动后期,清政府已经出现了很大的混乱局面,而就在这个时候,“东南互保”出现了。我们过去对东南互保评价很低,认为是一帮投降派督抚没有执行中央的命令。现在感觉研究有些解冻,对东南互保的评价稍微高了一点,至少史学界可以正面研究它了。对此,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为什么这些督抚会有这样的举措,他们为何不接受中央的命令?朝廷要求督抚跟外国决裂,这些督抚却继续跟外国合作,你要杀教民我不杀,你要打教堂我不打。东南互保其实不仅仅局限于东南,袁世凯到山东担任巡抚以后,也加入了这一体系。也就是说,只要地方督抚有一点开明迹象,他就会加入这一阵营。毕竟洋务运动搞了那么长的时间,国家还是培养出了一批相对理性的官僚,尽管他们可能也对西方国家没什么好感,但他们都知道义和团只是一帮乌合之众。刘坤一和张之洞是东南互保的最初发起者,但这个发起的背后其实是受到了一帮地方绅商的鼓动。这帮绅商最早有这个动议,并且在西方领事和地方督抚之间穿针引线,各方联络。地方督抚既有相当的空间可以不受中央制衡,也有大批的幕僚精英从旁协助。我们讲过,曾左李以降,督抚专权,地方势力崛起,他们就有了抗衡中央的实力。而且,地方的崛起不仅仅是地方督抚的崛起,还有地方士绅的崛起,特别是太平天国以后,他们的势力也逐渐壮大。这一时期已经到了可以影响地方督抚的程度,比如像赵凤昌这些人就是在背后东奔西走、穿针引线,最后还真就把这事儿搞成了。到后来,东南互保的范围越来越大,事实上保护了中国的大半江山不受荼毒。当时据说有人给张之洞起草奏折,称自己不愿意执行朝廷的命令,开始是说“臣待罪东南,不敢奉诏”。后来张之洞想吓唬一下这个西太后,把奏折改成了“臣坐拥东南,死不奉诏”。当然这个是传言了,但这个故事反映出东南士绅们的抗命心态。后来西太后跑到西安以后,其实也肯定了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行动,认为他们做得对。也就是说,西太后在下罪己诏的时候,其实不仅真正地认了错儿,还对这些人表达了感谢。我们还必须知道,虽然西太后到了西安,但这些抗命提出东南互保的地方督抚们仍然支持她。本来八国联军进入中国后,首先希望惩处的人就是西太后,但等他们打进北京城以后才发现,包括参与东南互保的各地督抚依然维护西太后的地位,所以他们只能改变主意,最终把她从黑名单上剔除了。
    从东南互保这一事实其实也能看出,义和团并没有多大的力量。我们知道,山东是义和团的发祥地和大本营,拳民中最多的就是山东人,而且这里民风强悍,习武的人本来就很多,所以真会两下子的练家子也不少。但是,在袁世凯被派往山东当巡抚后,很快就把这些拳民势力清理干净了,而且他的镇压还是发生在西太后称赞义和团是“义民”的情况下。袁世凯要么把拳民就地遣散,要么就让他们上前线,去北京、天津和洋人打去,谁敢待在山东他就剿灭谁,结果,就整干净了。所以,如果政府想剿灭义和团的话,其实并不难,它真的没什么特别的力量。我们过去研究义和团,研究农民起义时,总有一种不好的导向,就是一种机械的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人民是了不起的,所以,没有人敢轻视人民的力量。的确,我们现在也不能轻视人民的力量,但是,人民的力量要想被整合和发挥出来,必须要通过一系列的机制,靠义和团这样的低效能组织是没戏的。每次农民起义能够成事,一般都是由于有地方精英的加入,比如太平天国起义;而武装群体之所以能够成事,在于这一群体中有熟练的武装人员的加入,比如明末陕北的起义,就是因为裹挟了大量劲悍的边军戍卒。农民揭竿起事必须要具备一些条件,不能不讲条件地认为他们都很厉害。而像义和团这样的自发性组织,当时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我曾经看到过一些材料,义和团成员并不像费正清考察的那样,排斥洋枪洋炮,他们曾经去抢清军的枪炮,而且也抢来一部分了,但是都不会用,偶尔用一下,又觉得枪炮的声音太响了,就不想打了。而且,如果有人精通战场指挥还好,但是他们都只会点气功,对这些现代的作战方式一窍不通,所以没办法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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