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说中国近代史》第38章 义和团运动（续）

    义和团兴起的原因
    在过去，民教冲突这一块儿是被研究得挺多的，随着“文革”的结束，意识形态在学术研究中的影响逐步正常化，很多研究义和团的人开始将研究视野转向了文化冲突，这是八十年代以后兴起的对义和团的一种新解释。今天我们来看，文化冲突肯定是存在的，比如祭祖、拜神、求神演戏，等等。但是这种文化冲突明显是被后来的研究者夸大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当时发生民教冲突的地方很多，但同一时期也有很多地方是相安无事的。基督教的进入，并没有能力在地方上强迫百姓信教，或者强迫一些信奉其他宗教的信徒改宗，申令地方百姓只能信什么不能信什么，这样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谓的西方文化霸权，的确存在。但是，这种霸权并不能强制中国人信教。而且我们还知道，中国人对于文化一直都有比较强的包容心态，表现在宗教上也是如此。中国人对于宗教没有特别的信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虔诚，很多人信教都是有功利心的。任何一种神灵体系在中国人看来可能都是他处理世俗问题的助力，可以来帮他忙的。你灵，我就信你；你不灵，我就去拜其他的神。多信一个神或少信一个神，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在中国人眼里，各种神灵或者宗教信仰体系的区别和边界向来是不清楚的，他们也不愿意分清楚，他们所在乎的，只是这些神灵是不是够厉害，是不是有真本事。正因为有着这样一种实用理性的心理，他们对外来宗教的排斥性也是不强的。
    我曾经研究过很多的教案案例，发现在大多数时候，普通百姓和教民其实是能够和谐相处、相安无事的。某些时候彼此之间还相互求助，比如不信教的百姓家里有人生病或是中邪了，他们可能就会去找传教士来搞个驱魔仪式，借助他们那个神来作作法，解决现实问题。对中国人而言，这个很常见啊，只要他觉得你那个神很灵验，就会求上门来，基督教可以，天主教也成，只要你这玩意儿厉害就成。因此，当时老百姓和教会并非一直处在你死我活的状态，当时中国对基督教有较为强烈排斥情绪的，主要是那些儒学正统观念很强、道学气特别重的地方士绅，至于一般的士绅和普通老百姓，其实他们的观念是很含混的。而这些卫道气很浓的绅士，对佛教和道教都很排斥，更何况是纯西方的基督教了。但是这种人其实不多，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宋以后基本就实现了三教合流，三教可以合流，多教也能合流。所以说，义和团之前的中西文化冲突被我们的研究者过度渲染了，特别是在八十年代“文化热”兴起后更是如此。
    在翻阅当时的教案卷宗时，我发现了一个倾向：官方从一开始就有意地制造或者说挑起一般民众对传教士的敌意，很多官司的审理过程都是很荒唐的。前面讲过，基督教既没有去挖小孩的眼睛，也不会去挖小孩子的心肝做药，更不会在瘟疫发作期间到水井里下药，而做弥撒的时候肯定不会就是群体淫乱。但是当民众以这样一些罪名将教会告到衙门以后，主审的官员却一直含糊其辞。民方不管在这场官司中是胜还是败，他们从来都无法从官府那里得到一个权威的、正确的解答。他们实在无法想明白，为什么基督教这么灭绝人性，这么荒淫无耻，我们居然还告不赢它！最后口耳相传的解释就是，这些洋人太厉害了，他们可以不讲理。所以每打一次官司，民众和教会之间的仇怨就会增加几分，本来相安无事的人，后来因为官司杠上了，然后就逐渐变得势同水火。官府这边基本没有人主动作出过引导性的解释，在每一场官司中，官府一上来都是偏袒民方，实在不行了，比如受到干预、外国炮舰来威胁或上级来指示的时候，他们才把案情翻过来，最后宣布民方败诉。几乎每一个案例都是这样审下来的，非常荒唐。也就是说，官方一直在利用民间的势力来抵制外国宗教文化的进入，因为公开打压传教士是不行的，条约里面都有清楚的规定，而且中国是弱国，没法公开压制他们的传教活动，于是官方只有借助民间的力量进行阻挡。所以说，民教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掺杂着官方纵容的背景。
    当然，官方的纵容仍然只是一个潜在因素，如果没有戊戌之后中国整个政治上的反动，那么这次义和团运动也闹不起来，因为民教冲突大多都是分散的，烈度也不是很大。后来之所以这些分散的势力被聚合成一种力量，很大程度上是与清朝政策的改变有关。当然，这个事情发端在山东，也有其特殊的原因。甲午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确实动了瓜分中国的野心，其中第一个下手的就是德国，德国人非常蛮横地占领了胶州湾，然后还修了胶济铁路。这一举措就更加激化了山东一带的民教冲突。
    我们知道，像义和团这样一个历史运动，它出现在山东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源头。主角是谁？最先干的是谁？是本明和尚还是赵三多，还是大刀会？其实他们都有可能第一个吃螃蟹，都有可能参与挑起民教冲突，攻击教士、洋人等的武装或半武装的群体性行为。像大刀会这样半拳半匪的组织，以及一些神拳组织，都有可能参与过最初的义和团的行动。按道理说，民间出现这样一些组织，官府是会镇压的，但是后来政治向后转时，有些人认为，这个时候应该要借助一下民气。老百姓反洋人，我们也反洋人嘛。政治上不反动的时候呢，跟洋人还比较亲近，因为洋人是老师，传教士是老师。变成敌人后呢，洋人的面目就越来越可憎。有的守旧官僚想，我们和民众都反洋人，那么民众就应该是我们的朋友。而最高领导西太后，这个时候得到的信息是洋人对她步步紧逼：第一，不许她废光绪；第二，逼她退位。但她就是因为不肯退位才发动了政变，怎么可能会主动退位呢？所以她也想找一个反抗之道，但国家的军队都朽不能用，新军初建，力量还很薄弱，这个时候下面有人递上折子，说民气可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迎合了西太后的心思。
    此外，我前面也讲过，民间长期流传着一个神话，也就是说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老百姓怕官。这样一个所谓的循环神话，在当时对西太后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她的态度就非常犹豫，而她的态度一犹豫，下面就难以控制，地方官难以掌握分寸，就不好办事，义和团也就很快发展起来。而就在此时，这帮人开始出现统一化的倾向，这个倾向倒不是说围绕着一个固定的领导开始聚合，而是说这种传播模式差不多成型，这样扩展起来就十分容易。本来还只是各地分散地行动，但不久之后，许多地方上有势力的士绅也都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