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说中国近代史》第38章 义和团运动(续)

    义和团兴起的原因
    在过去,民教冲突这一块儿是被研究得挺多的,随着“文革”的结束,意识形态在学术研究中的影响逐步正常化,很多研究义和团的人开始将研究视野转向了文化冲突,这是八十年代以后兴起的对义和团的一种新解释。今天我们来看,文化冲突肯定是存在的,比如祭祖、拜神、求神演戏,等等。但是这种文化冲突明显是被后来的研究者夸大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当时发生民教冲突的地方很多,但同一时期也有很多地方是相安无事的。基督教的进入,并没有能力在地方上强迫百姓信教,或者强迫一些信奉其他宗教的信徒改宗,申令地方百姓只能信什么不能信什么,这样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谓的西方文化霸权,的确存在。但是,这种霸权并不能强制中国人信教。而且我们还知道,中国人对于文化一直都有比较强的包容心态,表现在宗教上也是如此。中国人对于宗教没有特别的信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虔诚,很多人信教都是有功利心的。任何一种神灵体系在中国人看来可能都是他处理世俗问题的助力,可以来帮他忙的。你灵,我就信你;你不灵,我就去拜其他的神。多信一个神或少信一个神,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在中国人眼里,各种神灵或者宗教信仰体系的区别和边界向来是不清楚的,他们也不愿意分清楚,他们所在乎的,只是这些神灵是不是够厉害,是不是有真本事。正因为有着这样一种实用理性的心理,他们对外来宗教的排斥性也是不强的。
    我曾经研究过很多的教案案例,发现在大多数时候,普通百姓和教民其实是能够和谐相处、相安无事的。某些时候彼此之间还相互求助,比如不信教的百姓家里有人生病或是中邪了,他们可能就会去找传教士来搞个驱魔仪式,借助他们那个神来作作法,解决现实问题。对中国人而言,这个很常见啊,只要他觉得你那个神很灵验,就会求上门来,基督教可以,天主教也成,只要你这玩意儿厉害就成。因此,当时老百姓和教会并非一直处在你死我活的状态,当时中国对基督教有较为强烈排斥情绪的,主要是那些儒学正统观念很强、道学气特别重的地方士绅,至于一般的士绅和普通老百姓,其实他们的观念是很含混的。而这些卫道气很浓的绅士,对佛教和道教都很排斥,更何况是纯西方的基督教了。但是这种人其实不多,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宋以后基本就实现了三教合流,三教可以合流,多教也能合流。所以说,义和团之前的中西文化冲突被我们的研究者过度渲染了,特别是在八十年代“文化热”兴起后更是如此。
    在翻阅当时的教案卷宗时,我发现了一个倾向:官方从一开始就有意地制造或者说挑起一般民众对传教士的敌意,很多官司的审理过程都是很荒唐的。前面讲过,基督教既没有去挖小孩的眼睛,也不会去挖小孩子的心肝做药,更不会在瘟疫发作期间到水井里下药,而做弥撒的时候肯定不会就是群体淫乱。但是当民众以这样一些罪名将教会告到衙门以后,主审的官员却一直含糊其辞。民方不管在这场官司中是胜还是败,他们从来都无法从官府那里得到一个权威的、正确的解答。他们实在无法想明白,为什么基督教这么灭绝人性,这么荒淫无耻,我们居然还告不赢它!最后口耳相传的解释就是,这些洋人太厉害了,他们可以不讲理。所以每打一次官司,民众和教会之间的仇怨就会增加几分,本来相安无事的人,后来因为官司杠上了,然后就逐渐变得势同水火。官府这边基本没有人主动作出过引导性的解释,在每一场官司中,官府一上来都是偏袒民方,实在不行了,比如受到干预、外国炮舰来威胁或上级来指示的时候,他们才把案情翻过来,最后宣布民方败诉。几乎每一个案例都是这样审下来的,非常荒唐。也就是说,官方一直在利用民间的势力来抵制外国宗教文化的进入,因为公开打压传教士是不行的,条约里面都有清楚的规定,而且中国是弱国,没法公开压制他们的传教活动,于是官方只有借助民间的力量进行阻挡。所以说,民教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掺杂着官方纵容的背景。
    当然,官方的纵容仍然只是一个潜在因素,如果没有戊戌之后中国整个政治上的反动,那么这次义和团运动也闹不起来,因为民教冲突大多都是分散的,烈度也不是很大。后来之所以这些分散的势力被聚合成一种力量,很大程度上是与清朝政策的改变有关。当然,这个事情发端在山东,也有其特殊的原因。甲午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确实动了瓜分中国的野心,其中第一个下手的就是德国,德国人非常蛮横地占领了胶州湾,然后还修了胶济铁路。这一举措就更加激化了山东一带的民教冲突。
    我们知道,像义和团这样一个历史运动,它出现在山东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源头。主角是谁?最先干的是谁?是本明和尚还是赵三多,还是大刀会?其实他们都有可能第一个吃螃蟹,都有可能参与挑起民教冲突,攻击教士、洋人等的武装或半武装的群体性行为。像大刀会这样半拳半匪的组织,以及一些神拳组织,都有可能参与过最初的义和团的行动。按道理说,民间出现这样一些组织,官府是会镇压的,但是后来政治向后转时,有些人认为,这个时候应该要借助一下民气。老百姓反洋人,我们也反洋人嘛。政治上不反动的时候呢,跟洋人还比较亲近,因为洋人是老师,传教士是老师。变成敌人后呢,洋人的面目就越来越可憎。有的守旧官僚想,我们和民众都反洋人,那么民众就应该是我们的朋友。而最高领导西太后,这个时候得到的信息是洋人对她步步紧逼:第一,不许她废光绪;第二,逼她退位。但她就是因为不肯退位才发动了政变,怎么可能会主动退位呢?所以她也想找一个反抗之道,但国家的军队都朽不能用,新军初建,力量还很薄弱,这个时候下面有人递上折子,说民气可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迎合了西太后的心思。
    此外,我前面也讲过,民间长期流传着一个神话,也就是说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老百姓怕官。这样一个所谓的循环神话,在当时对西太后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她的态度就非常犹豫,而她的态度一犹豫,下面就难以控制,地方官难以掌握分寸,就不好办事,义和团也就很快发展起来。而就在此时,这帮人开始出现统一化的倾向,这个倾向倒不是说围绕着一个固定的领导开始聚合,而是说这种传播模式差不多成型,这样扩展起来就十分容易。本来还只是各地分散地行动,但不久之后,许多地方上有势力的士绅也都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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