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说中国近代史》第33章 民众对于变法的态度

    此外,我们还要考虑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在变法中,其实民众和维新士绅之间产生了裂痕。这种情况在以前有没有出现过呢?有,比如在洋务运动的时候,洋务派和民众也曾有过裂痕,但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就提倡兴新学,戊戌维新把这个继承下来了,兴新学一直到新政时期还很热。但是兴新学在基层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侵占庙产。不管是佛教的还是道教的,基层乡村的士绅直接把其田产和房舍都占了,特别是在江南一带。当时很多庙产都属和尚私人所有,寺庙和周围的田产都是他个人的。很多和尚都偷偷娶妻,然后生儿子,并培养儿子当小和尚,等儿子长大后再把住持的位置传给儿子。所以这一个家的生活都与寺庙发生关联,或者说,当和尚对于这些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职业。这职业不耽误娶妻生子,还可以代际相传,平时还能给百姓念个经、超个度,获得一些经济收入。而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也是需要有人来主持这些仪式活动的。现在一些人很愤青,说怎么这些和尚这么不守清规戒律。但事实上,普通老百姓根本不在乎和尚的私生活怎么样,你该怎么活跟我没关系,我该上香就上香,该请人念经就念经,该做道场就做道场,因为我们就需要你干这些,在乡村社会也只有你能干这些。所以,乡间的和尚都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和尚做法、做道场实际上成了一种产业。当然,这种产业的法理性的确不是那么强,私底下说还行,拿到面儿上来肯定还是为士人所不齿的——自己生儿子传衣钵,这个明显不像话嘛。所以后来乡间士绅在强占庙产的时候也是理由充分、底气十足。虽然士大夫也喜欢念经,也常常和大和尚聊聊天,但他们本身仍然有一种倾向,就是反佛。当和尚确实不守清规时,士大夫对他们就会更为鄙夷。所以在这个时候,士绅就联合起来把庙产强占了。
    但是,侵占庙产、赶跑和尚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寺庙虽然改辟为新学堂了,但普通百姓的生活从此就缺了一块了。平时老百姓的生活中有很多事是需要和尚参与的,现在和尚被打跑了,那以后找谁去呢?比如,如果家里死了人,找谁超度亡灵呢?普通老百姓得跑老远,去找那些大庙的和尚做法事,得费好多钱。和尚和寺庙在乡间存在了几百年,这本身就说明其担负着相应的社会功能,如果在摧毁之后没有其他人或组织来进行弥补,事情就很麻烦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清政府其实也遇到了这种问题,就是起义军把一切宗教信仰都消灭之后,民间会出现一股很强的反弹。而且,此时洋教在中国的传播已经引起了底层很多的矛盾和冲突,虽然可能没有我们后来说得那么严重,但民间的确有一股很强的反弹情绪。洋教作为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它在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发生碰撞时,双方的确可能会出现问题和摩擦。这个下一讲我讲义和团的时候会再讲,这里先做一铺垫。
    总之,无论是乡土社会本身的改变,还是洋教的大规模进入,其实都使得大部分民众对维新变法持一种不理解的态度。虽然当时他们没有声音,但一旦改革失败,他们就会表现出一股很强的义愤。戊戌六君子被杀的时候,不少老百姓其实是叫好的,他们都认为国家杀了奸臣。张荫桓被变法牵连而发配新疆,沿途都有老百姓打他。对老百姓而言,康梁就是奸臣,甚至还曾经有过传闻,说康有为进红丸想毒杀皇上。康有为怎么可能去毒害光绪帝呢,但这种流言被第一个人造出来以后就不胫而走,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提到另一个问题:对于变法来说,启蒙可能是一个方面,而文化的改造一直会是个难题。这个难题一直困扰着近代中国的历史选择和变法取向。
    戊戌变法一百天就完蛋了,然后中国就开始向后转。这次埋葬变法的戊戌政变之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它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倒退。整个朝政,乃至中国政治都彻底地朝后转,甚至很多洋务运动时期取得的成果都被否定。如果没有后来的东南互保,那么中国的这次大倒退简直就太可怕了,幸好南方督抚达成了共识,使得倒退只是局限在北方地区,但即便如此,造成的后果仍然是灾难性的。
    我们今天讨论变法,而变法本身在中国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戊戌维新这一话题也会一直热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讨论这话题,现在它仍然能引起学术界和社会的兴趣。但我们一定要清晰地意识到它到底是件什么事,不要总试图依靠一些概念化、符号化的东西来看待它。一直用落后与先进,顽固与保守,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之类的话语,这其实是很荒唐的。谁是资产阶级,是康有为还是梁启超,还是孙诒让或是黄遵宪?要我说,谁都不是资产阶级,也都跟资产阶级没什么瓜葛,当时的资产阶级,在戊戌维新时期,什么声音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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