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说中国近代史》第31章 清政府对于变法的态度

    百日维新所提出的那些变革,对于传统政治下的变革而言,确实没什么本质上的跃进。但为什么它会搞不下去呢?一般给出的理由是顽固派势力太强大,顽固派的首领西太后从颐和园跑出来,扼杀了变法,杀了六君子,把光绪囚禁到瀛台,云云。这些其实是结果,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些结果呢?我是不赞成仅仅用顽固派势力反扑来解释变法为何失败的。当时的确有不想变法的人,但戊戌时期,已经没有人敢像当年抵制洋务运动的理学大师倭仁那样,喊出“以忠信为甲胄,以仁义为干橹”的口号,希望利用中华传统文化来抵抗西方了。实际上大家都能意识到国家将面临瓜分危机的紧急局面,都明白只有变法才是解救这个王朝的唯一出路,没人敢去质疑“变”的必要性,人们质疑的是该怎么变。很多人对此并不清楚,只是当改革触到了他的利益时,他可能会本能地表示出对改革的抗拒。
    在这里,我们其实还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满人政治的问题。刚才我提到了百日维新时期部分的改革内容,大家也能看到,满人的好多特权都在改革中被碰到了。这个改革,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那么早触及满人的利益,只要碰到一项满人就会吵翻天,更何况碰到了那么多项。钱穆先生曾讲过,清朝政府仍然是部落政治。这个论断不是没有道理,在满族皇帝统治的背后,确实有一套部落政治的逻辑。表面上是学明朝的制度,就是从表面上看,我们觉得它像个汉人王朝,跟此前汉人的统治都一样,但在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个满人自己的部落政治体。作为统治集团的满族贵族,首先属于一个大的统治民族,因此,统治者必须把满足满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如果过早地触及这些人的利益,这些人可能不会站出来反对,也不大可能敢堂而皇之地以奏章的方式写出来让皇帝知晓,但是他们会在背后操作,非议、流言、暗箱运作等非制度化沟通是非常厉害的。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交通信息,比如王公贵族之间的相互串门,或者有事没事去颐和园西太后那儿嘀嘀咕咕,这些方式威力很大,不可小觑。慢慢地,京城里种种流言蜚语、造谣、恐吓都有了。别看这些八旗老爷在面儿上什么都不行,但干这种事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当然不光是满人厉害,汉人也厉害,这个是传统。
    而这个时候,统治集团其实已分裂成“帝—后”二元结构。光绪帝在甲午战争前就已经亲政了(皇帝满十六岁亲政是清朝自康熙以后的不成文规矩),从理论上讲,皇帝亲政以后,太后就不能掌权了,但当时西太后仍然掌权。同治帝驾崩后,西太后选择光绪帝来继承帝位,其实就已经明确地表达出想继续掌权的意思。当时这一选择在朝中引起过一场很大的风波。因为光绪和同治都是“载”字辈的,选择同辈的载湉当皇帝,就意味着同治帝无后。而满人入主中原后,已经接受了汉人的那一套宗法观念,即宗族内不管哪一支脉都不能因为没有后人而断了香火,绝嗣是个大忌讳。所以在明面上,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西太后怎么能让自己的儿子绝后呢?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一旦光绪帝生了儿子,就兼祧两家。也就是说,这个儿子既是光绪的,同时也是同治的。且不论到最后光绪也没生出儿子,这个解决办法本身就是很牵强的。按道理西太后应该选择下一辈,也就是“溥”字辈的皇室成员来当皇帝,这才是正当的。但若选了“溥”字辈的,那么她就变成了太皇太后,称制的理由就更牵强了。后来吏部主事吴可读在同治帝的大葬典礼上,尸谏西太后,要求将来载湉生了儿子,仍旧承继为同治帝之子,使“大统有归”。这个事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但仍然改不了西太后的专断意志,她就是要掌权。所以即便光绪亲政后,西太后仍然掌着权。
    今天我们一谈到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总是把西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当成她的一大罪状。其实,这个帽子扣到她头上多少是有点冤枉她了。她在一下子掌了那么多的权后,个性实际上是有点异化了,掌权、玩权成了她生活的全部。所有关于西太后守寡后的风流韵事都是时人瞎扯出来污蔑她的,因为她最忌讳这个,一旦真有这个,她就不能当权了。当时,尽管她掌了大权,但政敌很多,满人对贞节问题本来就比较在意,一旦被人在这方面抓住什么把柄,那么不仅权掌握不了,连太后也没得当了。所以,她可能是长期性压抑导致心理有些变态。西太后身边的宫女后来回忆说,西太后其他方面都好,就是看不得身边的人性生活幸福。比如选皇后这种事,西太后对同治是没办法了,他就只喜欢阿鲁特氏,毕竟是亲儿子,她没有干涉。但在替光绪选皇后时,她坚持要选一个最丑的。看看光绪帝的隆裕皇后,长得根本就没有皇后之相。我曾经就辛亥革命写过一本书,后来出版第一版时,编辑找了一幅珍妃的像,把她误当成隆裕了,结果很多读者都看出来那图片配错了。隆裕跟珍妃差太远了,不是因为珍妃长得很好看,而是因为隆裕长得太不好看了。西太后不到三十岁就守寡了,她生活中的所有乐趣都是玩政治,她把她的生理需求全都升华到这儿来了。至于修筑颐和园,其实是光绪的意思。光绪是想修好颐和园,让西太后去那里养老,这样他就可以真正地亲政了。所以,对修颐和园最积极的是光绪帝。但即便如此,他也得在对外解释时找个名头。当时的说法就是,挪用海军军费不是为了修颐和园,而是为了修一所满人贵族海军军官学校。现在颐和园的昆明湖里还有两艘轮船,当时也的确有个学校,只不过学校是幌子,实际上就是给西太后准备的一处行宫。当然,这处漂亮的行宫并不能满足西太后,她不愿意窝在这里,即使到了京郊,她仍然想把持朝政,玩政治。
    在那个时代,女人掌权确实有太多的障碍,毕竟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没有给女人留下任何从政的机会,没有哪个制度是为女性掌权而设计的。但也必须承认,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中存在一些因素为女性掌权留下了空隙,比如说孝道。孝道不仅仅是指向父亲,也会指向母亲,那么,当父亲不在了的时候,母亲死活要出来干政,做儿子的能怎么办呢,能把母亲拍死么?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当母后很强势、有权力欲,而皇帝还很年幼时,太后干政的现象就会出现。当时在制度上的确没有给女人留下位置,但是政治思想上又是强调以孝道治天下,忠孝二义一直是历朝统治者所强调的核心统治观念,这种伦理性的政治结构本身便存在一些后门。
    不过从后门上位的西太后,要想在皇帝亲政后继续干下去,障碍真的是太多了。干好了还行,稍微干得不好,所有人都会合伙对她进行攻击。甲午惨败,没有人骂光绪,因为大家都知道实权还是为西太后所掌控,所以每个人都骂西太后,不论满人还是汉人。这中间有很多理由,有的其实也带有巫术性质,即把中国失败的原因归于女人当家。所谓“牝鸡司晨,惟家之索”,母鸡打鸣,就是家门不幸啊。这的确对西太后多少不太公平。当整个社会的舆论都将抨击的火力对准西太后时,她的问题就来了,整个国家、朝野上下都逼着她退位。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曾在觐见时直接劝西太后让权,西太后辩解称自己并“不似汉太后,听信十常侍辈”。当时李莲英也被人骂得很狠,其实李莲英没有干预过朝政,没对任何军国事宜有过只言片语,他是个老实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没有权力,他是西太后信任的人,众大臣自然会拍他的马屁,以此间接了解西太后的动向,这样下次在朝会时就会比较合乎太后的心意。
    在这个时候,西太后的处境是非常尴尬的,一直被人指责和埋怨,自然只有逐步放权。因此,此时主持变法的大权真的就落到了光绪的手上。西太后去颐和园了,虽然她也规定了大事还是得去向她汇报,但她也明白,一旦变法成功了,那么她这个太后也就没用了。因为与她相比,光绪无论从制度还是理论上来讲,都是正统的、合法的统治者,而且他已经成年,表现也一直都不错,很有为,很想做事,不愿做亡国之君,众大臣也都同情他。光绪唯一缺的东西就是事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政绩。西太后虽然在甲午之后被骂得厉害,但在此前毕竟也促成了同治中兴,很多封疆大吏都是她提拔的,这个功劳大家都认账。此外,光绪也没有得到人才的襄助,但只要他的威信和政绩建立起来,所有西太后的人都会倒向他的,因为光绪是一个在制度上合法性特别强的统治者。所以,如果变法成功,西太后可能就真的退休了。有个故事,讲的是有一天荣禄去颐和园看西太后,西太后在扎花,荣禄就乘机拍马屁,说老佛爷的花扎得真好啊。这时西太后长叹一声:“往后哇,我也就只能扎花了!”这话说得很无奈,可见她非常惆怅。西太后实际上是不愿意干这个的,她是个政治女强人,一旦不玩政治就非常难受。可见,这个帝一后结构在当时就是个大问题。
    而由此来想,西太后怎么可能是顽固派呢?她不像倭仁、徐桐那样有深厚的理学基础,因自身所受的教育而希望恢复儒家的文化传统,而且在此前的洋务运动中,她也是持支持的态度。可是,为什么后来她的确是被顽固派拥戴出来的呢?这里面有着二元政治结构的微妙。西太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逐渐丧失权力,这当然是她不愿意看到的。与此同时,变法所得罪的恰恰又是那些有权势的人,他们虽然不干事,但可以包围西太后,影响她的想法。如果西太后还有实权的话,那么她是不会待见这些人,也不会听这些耳旁风的。但在她将要丧权的时候,这些话就能听得入耳了。凡是说皇帝或者新法不好的话,她会越听越入耳。相应地,她对光绪的态度也越来越不好,即使是没什么事儿,也不给光绪好脸色看。这些事都是常见的,传统的叫法是“婆婆的武器”,意思是婆婆整儿媳妇的武器。婆婆看媳妇不顺眼了,不一定会打她骂她,但会经常性地弄出一些花招来,比如不理她,不跟她说话,媳妇说话时假装没听见,顾左右而言他,等等。在礼节上小辈又不敢反抗她,也不敢追问她,所以这种武器能把人弄得非常难受。现在西太后把这种婆婆的武器用在光绪身上,时间长了光绪就受不了,感觉压力特别大。他逼急了就下了一纸密诏,这密诏不是给谭嗣同的,是给杨锐的。因为杨锐相对比较保守,比较稳重。顺便说一句,像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四小军机”是光绪在变法中比较大的突破。因为新法实施在制度上有太多的阻力,旧官僚阻挠重重,军机处的章京也不玩活,光绪没办法,只得再在军机处安置四个听他话的小章京。章京就是军机处里具体办事的人员,就像科室的文员一样,负责具体的文件政务处理,军机大臣就是最后把关的。光绪在军机处安插的这四个军机章京,就相当于他在变法中的左右手。杨锐在这四个军机章京中是相对保守的,毕竟他是张之洞的学生。光绪给了他一纸密诏,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招数,用出来既能讨皇太后欢心,又能把这些阻挠变法的顽固大臣干掉。光绪为此事很着急,但是很显然,大家没什么办法。
    后来,就是谭嗣同出面了,打算冒一次险。当时维新派人士准备去分头游说各路新军将领,最初觉得可能比较倾向变法的是聂士成,还有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参加过保国会,的确比较新,而且手上也有一支七千人的天津小站新建陆军,所以谭嗣同就去找袁世凯。他一去就把这事挑明了,希望袁世凯带着他的七千兵马进京,包围颐和园,逮捕西太后,发动一场政变。但是,谭嗣同跟袁世凯平时没什么交情,袁世凯对变法的拥护也没达到愿意以命相搏的地步,现在谭嗣同突然冒出来让袁世凯造反,你让袁世凯怎么办?他只能上报,他若是不上报,那么自己也会完蛋。所以,我们真的不好埋怨袁世凯告密,这种军事冒险,搁谁头上谁都受不了。退一步说,即使他愿意出兵勤王,他也办不成,他的这七千新军又不是什么野鹅敢死队之类的雇佣兵,也不是特种部队。当时光颐和园外围的护军就有两三万人,此外还有北京其他系统的军队,就算这些都是豆腐渣,但他们至少能保证西太后不被抓走。后来的八国联军的战斗力要比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强得多,但他们也没抓住西太后。所以我觉得,后来的历史都在骂袁世凯是有点冤枉他的。设身处地地想,他也没办法。
    这种军事冒险一旦被披露,就给了西太后一个机会,她很快就把整件事情都怪罪到光绪的身上。西太后从颐和园杀回紫禁城的时候,非常痛心地骂了光绪帝一顿,她认为是光绪主谋派遣袁世凯去带兵抓她的。她痛斥光绪是个不孝的畜生,什么当年抱你进宫的时候你才四岁啊,脐带还不干,老是湿,说是有问题,我就天天替你擦,晚上一打雷你就叫,你就哭,还得我哄着你,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养大,你居然这样啊,等等,西太后就像农村老太太骂儿子不肖一样。她确实有她的委屈,但在这种玩政治的女人身上,这种委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装出来的。在囚禁光绪的这段时间里,西太后经常变着戏法地折磨他,比如在宫里演《天雷报》,就是天雷劈死不肖子的戏,让光绪看着,看完了还要谈体会。光绪也没法辩解。
    发展到这一步,变法肯定是不行了。西太后也不是想尽废新法,但是如果不尽废新法,她可能就很难得到那些顽固派势力的支持,难以再度临朝。最后她只留了一个京师大学堂,因为开办一所学校也不容易。但当时的京师大学堂其实并没有运作起来。而变法中那些废漕督、取消督抚同城之类的措施,本来是可以实施的政策,也被废除了。所以,戊戌维新后,中国政治出现了一次严重的倒退。
    那么,仍然是刚才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变法失败,真的是因为顽固派势力很大吗?当然他们是有势力,但势力大到什么程度,这个不好说。我们在评述东方国家的改革时,要么习惯用阶级观点看,要不就是用派系观点看,其实我觉得都有问题。如果说中国在戊戌维新时期顽固派势力大的话,那么日本在明治维新时的顽固势力岂不更大吗?连长州、萨摩藩那些主导变革的武士都是以“尊王攘夷”相号召,可见他们的保守心态比我们还重。这个时候,严格地划分维新派和顽固派,或者说,随意贴标签,指定某些人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某些人是封建阶级利益的代表,其实都很荒唐。当时的大势所趋是非变法无以图存,这个大家都知道。关键是有些人比较混蛋,就喜欢因循守旧,知道要变,但就不想变,宁可拖着,混一天是一天,苟且、麻木。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人,而且还不少,但他们真能对历史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吗?其实未必。
    关键是改革的具体操作确实出了一些问题。维新派人士所面临的政治结构是帝—后二元结构。所有的操作者,无论是广东康梁这一系,还是东南沿海这一系,包括张之洞、陈宝箴这些握有实权的封疆大吏,他们都没有正视帝—后二元结构这个基本的政治事实,而是都陷入了牝鸡司晨的古老政治话题的迷思之中。他们都有一种抱负,就是想把所有改革的重任交给光绪帝,而忽视了西太后这个最不该忽视的人。此外,还有一个不该忽视的人——李鸿章,在朝中最有权力和影响的人。当时没有人呼吁让西太后主持变法,而事实上,依据后来新政的经验,也就只有她才能把改革推向前进,但是所有人都把她忽视了。康梁这些人不仅忽视西太后,还常常给光绪帝上书,要求他“乾纲独断”。问题是,光绪能独断得了吗?康梁还希望光绪帝能够效法俄国的彼得大帝、日本的明治天皇。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明治天皇与彼得大帝无法等量齐观,但在康有为撰写的《日本变政考》中,明治天皇被描述成一位刚毅果决的君主。康梁打造了两个君主,然后让光绪帝以之为榜样。光绪能学吗?今天看来,光绪帝只不过是个很乖的小学生,有想法,却不知道怎么来实现他的想法。他最后提的问题是很荒唐的——怎样才能既不惹恼西太后,又能镇压顽固派?这怎么可能呢,也确实让几个小军机们不知道如何处理。要说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光绪靠边站,让西太后出来主持变法。其实当时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一个恰当的理由和时机,让西太后出来堂而皇之地主持变法。毕竟她是最有权势的人。而受人喜欢且合法性最强的光绪恰恰不行。他可能很开明,很上进,但他没有权势,没有魄力,也不敢破釜沉舟地对抗西太后,所以只能逆来顺受地接受西太后对他的蹂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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