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说中国近代史》第29章 戊戌变法

    士大夫中,那些得风气之先的人非常活跃,在国家生存危机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办一些报纸,中国第一次办报高潮就在甲午之后出现了。此时士大夫的舆论和呼声空前高涨,既是一个自由舆论的高潮,也是一个启蒙的高潮。
    此时官僚们也在发生分化。首先,原来的洋务官僚挺沮丧的,因为甲午战争失败,他们最先受到攻击。批评者认为,他们张罗了半天,花了国家那么多的钱,最后没什么用,而且上阵御敌的都是支持洋务的官僚,但是都被打败了。但是洋务官僚自己也在反思,如果不变,可能更糟。朝廷也没法派一支绿营兵或八旗兵去抵抗,淮军不行派湘军,后来发现湘军更不行,湘军的现代化程度还不如淮军。甲午战争期间,一支湘军由吴大澂率领,从山海关奔赴辽东,吴大澂发布檄文,让其他人准备好几麻袋绳子,说是到战场上直接把敌人俘虏了捆起来。吴大澂的意思就是,你们日本人赶快投降吧。结果到了战场,他打得比淮军还差,因为他们的装备更为落后。而八旗绿营连出都没出来过。士大夫和朝廷因此都觉得,军事还是得继续改革,所以在战争后期开始张罗编练新军。就是彻底地按照西方的军事训练方式来练兵,连编制也变了,甚至最开始还考虑让普鲁士人来担任军队的指挥官,当时他们估计是想起了当年剿灭太平军时华尔的故事。小站练兵最初不是袁世凯主持的,而是胡燏棻,他是个文人,从来没当过兵,却提出编练新军,然后朝廷就让他开始练了,小站新军就是这么来的。洋务派的官僚的确很沮丧,他们干了这么多还是失败,可是不变革不行,还是得往前走,没人想退回去,因为事实上也没路可退。
    此时,守旧派官僚已经没什么气势,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官僚不想变法,尤其是满族官僚。特别是那些拿钱干闲差的满族官僚,以及一些有爵位没职位的八旗贵胄,这些人的守旧风气无比浓厚,特别不希望变法。因为变法就会产生变数,他们担心体制变了以后,自己这种吃空饷不干活的人会受到影响。那么旗人自己能不能振奋一下,自我改革呢?没有,他们完全没有改革的动力了,这个时候的旗人已经进入一种非常麻痹的状态,得过且过,激励他们奋起,为国家做点贡献,基本是不可能的。这个时候也不像是当年搞洋务运动,当时倭仁这类保守派还真诚地相信传统文化和思想是救世的良方——倭仁在个人道德操守上没什么可说的,还是理学大师。但到了甲午之后,已经没什么真实的顽固派了,满人面对危机已经拿不出什么办法,更想不出什么理由来阻挠变法了,他们已经失去了言说的能力,很多反对变法的言论都苍白无力、极其肤浅。
    那个时代的主要导向就是求新,《国闻报》、《时务报》等风靡天下,话语权就掌握在这些呼吁变法的士人手中。当时稍微有点上进心的、要求变法的知识分子,都会被人视为“康党”。康党的大盛与他们办《时务报》,尤其是梁启超的这支文笔很有关系。但事实上,他们关于西方的知识还都很浅薄,一般也就来自阅读《万国公报》和江南制造总局编译所刊行的那些玩意儿。但是康有为本人气魄很大,自认是当代的孔子,中国的马丁·路德,所以后来他出的书都是以“康子”题名的,口气很大,声势也很大。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当时有新思想、要求变革的人并没有被全部囊括到他们这个小集体中,对知识界的引领功能并没有被康梁这一伙出自万木草堂的人垄断。当时全国范围内有很多西学知识比康梁远为渊博、且更为扎实的人,比如严复。其实康梁在当时只是个虚架子,但声势很大,因此普通士人可能就会觉得变法的鼓吹者和实践者都是康党。而关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我们过去都认为这两部书有破有立,为康梁的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但要我看,恰恰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葬送了变法的前途。你想想,有一个人从广东冒出来,而且一直觉得自己就是孔子,而他对经文的解释采用的却是一种殊为怪异的今文经学的解读方式。当时有人攻击这两部书存在抄袭的问题,就是抄袭廖平的。不过不管怎样,其中的确有康有为的创造,虽然都很怪异。
    康有为通过这两部书重塑了孔子的形象,将孔子打扮成一个支持变法的革新者,而且将大部分的经书都斥为伪书而否认掉了。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改造儒学、改造孔子,当时的士大夫能接受吗?且不说那些守旧派无法接受,就是那些支持变革的士大夫也接受不了。他们受不了有个新孔子出现,你有什么资格当孔子啊!文人相轻自古皆然,何况康有为本身并没有那么大的学问,他很难在学术上服人。这种话要是俞樾来说可能还好一点,毕竟俞樾在当时是公认的大学问家。而康有为从岭南出来,岭南学术在全国本来就已经算是支流了,而康有为甚至还不是岭南学术的主流代表人物,如果连支流中的主流都谈不上,那还有什么资格让别人信服。而且康有为常常进行大胆的论断,频繁发出“非常疑义可怪之论”。这样的颠覆性思想怎么可能会成为改革的思想基础呢,它只会把更多的人从倾向改革的队伍中驱走。我在讲太平天国时讲到过,儒生和士大夫最在乎的,恰恰是儒家的这一套东西,变法之初,恰恰也不能撼动这一套东西。最好的方式是找到原始儒学,然后直接往里面加东西,原始儒学本来就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可以添设许多新的理论思想,靠这种方法来支持变法是可以的。但康有为没有采取这种方式,他建构起来的是他的儒学、他的孔子,而且他抛出这套说辞也缺乏足够的理由——经过乾嘉学派百余年的考据积淀,士人们已经可以辨别哪些是伪书,哪些是真本,这些都已经通过严密的考证得出结论了。现在康有为突然跳出来,说这些经书全是假的,全是刘歆父子当年自己造出来的,没人能信。
    在今天我们对变法进行研究时,一定要避免进入这样一个误区,即所有的变法操作者都是康梁的门徒。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康梁的实际地位是非常低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地位。康有为总共就见了光绪帝一面,但那也是例行公事,因为在1895年那年他居然考上进士了。那年的主考是徐桐,徐桐在考前就说,无论如何要把康有为挡住,他晓示手下那帮考官,只要遇到那种随便发怪异之论的人,一律不得录取。梁启超是落榜了,因为他按照一贯的风格继续大发议论,而康有为却在突然之间规矩了,老老实实地写了,结果一发榜,居然在上面。这就没办法了,必须得按规矩给进士授官。在变法开始之前,光绪皇帝见了康有为一面。康有为后来自编年谱,自称皇帝见他谈了两个多小时,其实清朝皇帝不大可能接见一个小小的主事长达两小时。一方面当时康有为等人和皇帝见面是要跪在地下谈的,一般人要是跪在地上跟人谈两小时,结束后估计就得找人抬出去了,而且张元济当时就排在康有为的后面,张元济说光绪帝见康有为就见了十来分钟。我们知道,等候的人肯定对时间的掌握更加精确,前面的人造得了假,后面的人肯定是没法造的,而且张元济是个老实人,怎么会故意污蔑康有为呢。康有为就是一个小主事,光绪帝能见他十几分钟已经很多了,一般也就几分钟的事。此外,梁启超也见过光绪帝一次,但那时他还是满口的广东官话,说了半天,光绪帝一句没听懂。所以后来梁启超发誓要学国语,这样他后来才做得了大学教授,要是当时他不学国语,估计没有哪所大学敢聘任他,学生都听不懂嘛。
    最后,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也就是在总理衙门跑腿的,这还是兼职,他的本职仍是主事,梁启超则仍旧去编书。所以,我们很难说他们两人在整个政治格局中处于很高的位置,或者是对变法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常常讲“康梁变法”,其实都是被康梁二人误导了,这个变法就是戊戌维新,但康梁却自认为这是他们主持的变法。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他们在变法中能起多大作用,能说多少话是显而易见的。康自称向皇帝写了很多上书,但其中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编的,好像光绪帝整天就去看他的上书,听他的教诲。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落海外,仍然以帝师自居,称他是皇帝的老师,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海外那帮人也搞不明白,只好被他蒙。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海外回来的人蒙国内的人,国内的人出去蒙海外的人。一般而言,出去蒙海外的人还比较容易一点,因为海外的人对皇帝还是很崇拜的,一听说康有为是帝师,就纷纷为他募捐,拼命送钱给他。
    虽然反对派的力量声音不大,但他们是个很大的群体,人数众多,维新派内部又有分化,比如有地域分化和思想派系分化,意见常常不能统一,这些问题都在变法时出现了。比如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的时候,江浙士人和广东士人发生冲突,甚至打起来了。诸如章太炎、吴稚晖等人对这些广东人很不满意。康有为等人的姿态引起一些大学问家的强烈反弹,同时洋务官僚也处于被排斥的状态,比如他们排斥李鸿章。李鸿章当时是真想贴上维新派,所以即使变法失败,他还利用自己的门生人脉关系保护了一批人,他甚至对西太后说,他就是康党,他绝对是倾向变法的。甲午之败,究竟败在哪里,李鸿章对此是很清楚的,但是他背着战败之名,同时还是《马关条约》的签约人,因此被全国认为是大汉奸,这个名声很不好,大家都不敢跟他走得太近。维新派也不敢沾,强学会成立时,李鸿章也派人送来钱,但是都被主事儿的康梁等人退了回去。说实在的,李鸿章当时已经没什么职位了,但是潜势力还很大,特别是在洋务派官僚中,其关系网绝对比张之洞要更复杂。所以后来李鸿章跟他的孙婿谈话时说,朝中大臣都是扯淡,只有他老师曾国藩能够办事。这话隐含的意思就是他也能办事,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他最能干,办的事多,而且势力广,人脉关系盘根错节。维新之后他救了很多人,若是其他人救,估计是救不下来,但是只要李鸿章出面,这事一般都能办妥。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是张之洞的爱徒,但张之洞把他救下来了吗?张之洞也不是不想救,可救不下来。因为张之洞自诩清流,他的势力远不如李鸿章。李鸿章想救的人,比如徐致靖、经元善等人,就被他救下来了,李鸿章给荣禄打个招呼,荣禄就买账。这不仅与李鸿章个人能力有关,而且与过去的官僚关系网特点有关,其中纠结了无数的恩恩怨怨。李鸿章由于资源多,而且本来性格就比较爽快,出手很大方,这就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好感,人缘特别好。这些受过恩惠的人,大多会买他的账,而且过去官场上还讲老道德,用人用钱能够相互援助,即使一方隐退了,但求助以前的朋友,他们仍会帮忙。张之洞则洁身自好,现在我们也很难听说他和某某某有什么不正当的勾连,遇到要谈判就躲得远远的,这种官僚的确不会落下什么坏名声,但问题是很多事情他也办不了。所以维新派在当时排斥李鸿章,实在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李鸿章真的是卖国贼吗?虽然社会此时嚷嚷得厉害,说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已经娶了外国公主了,而且李家在外国银行有多少多少存款等,但全是无稽之谈。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被解职,于是到欧美转了一圈,他的这次出访在国外引起了很大反响,西方人对他的印象也很不错,后来像“李鸿章杂烩”这种中式菜肴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李鸿章毕竟见过大世面,不卑不亢,也的确有两下子,所以外国人也觉得李鸿章是个值得西方国家尊敬的人物。张之洞也对维新运动很热情,当梁启超要去见张之洞时,张甚至要开中门迎接他,这是按平级官的礼仪来接待他。当时的巡捕官觉得此举太离谱了,因为当时张是总督,而梁启超还只是个举人,这样张才没有开中门,但由此可见张对康梁等人的确是非常敬重的。而康梁等人因为过度自负,对张之洞的态度一直不冷不热。也就是说,维新派一直没有和洋务派结成一种本来可以结成的奥援。按后来的说法,维新派没想过要扩大自己的统一战线,而自己内部又这么分裂。事实上,康梁的姿态也吓跑了很多人。
    现在解释维新变法之所以失败,一般归结为“资产阶级不成熟,资产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壮大”。但这个提法本身就有问题。中国当时有谁是资产阶级,康梁吗,还是黄遵宪、熊希龄那帮人?他们谁都不是资产阶级。日本明治维新时有资产阶级吗?更没有资产阶级,起来反抗的全是一帮下层武士。像长萨藩的这群武士反对幕府的时候,幕府其实已经对外开放了,武士的口号是尊王攘夷,夷就是西洋鬼子,其实这个口号在当时而言是挺可怕的,等他们推翻幕府以后,发现这些夷都不能攘,结果他们比幕府的开放程度还要高。看来,还不能用阶级史观来讨论这些变革的问题。当时日本的资产阶级可能比中国还弱小,中国至少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开工厂,但当时的日本连新式工厂都没有。我现在觉得,当时的日本下层武士里,可能的确有高人,他知道路怎么走,利害在哪里,该团结谁,该拉拢谁,知道该一步步地做。但是我们这帮人不懂这个,所以一下子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局面,声势闹得很大,但实效都不大。当然,这个实效不大也有另一方面的问题,这个我们下一讲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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