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说中国近代史》第24章 洋务运动的开展

    洋务运动当时称为自强运动，这个运动，有三套逻辑。第一套逻辑，就是地方势力崛起的逻辑，由地方倒逼中央。第二套逻辑就是汉人崛起的逻辑，汉族士大夫的积极性自此被激活，这使得行将就木的清朝重新焕发了活力。前面我们讲过多次，清政府因为狭隘的民族心理，一直对汉族士大夫采取压制政策，但此时汉族士大夫冲破了网罗，进入了空前活跃的时期，清政府再也没有能力搞文字狱了。在汉族士大夫的群体中，不仅实学开始活跃，墨学也开始复兴，还有一些人开始追求西学，总之全面开花。由此导出了第三套逻辑，就是学习西方的逻辑。按魏源的说法，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制夷”是一个口号，一个说法而已，其实就是为了自保。自强运动产生的原因，正如前面所讲，是因为湘淮军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正面遭遇了西方。他们先是遇到了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太平军，后来又通过西方的人力和武器援助而打败了太平军。这些中兴名臣在平叛过程中，真正把“师夷长技”的口号落到了实处。
    应该说，从总体来审视自强运动，其成就还是第一位的。虽然一般的说法是地方主导了运动的发展，但中央也的确是有贡献的，也做了许多实事。特别是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文祥，他们都是头脑相对开明的满族大臣，他们对地方的变法其实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中央也在变，其中成就之一就是成立了总理衙门。这个部门成立之初是为了应付洋鬼子，但是等到创建以后才发现没法糊弄他们了。因为这个机构要处理的事务越来越多，没有办法按原定计划先把洋鬼子赶出去，然后把这衙门取消。洋人不仅没法赶，反而越来越多，总理衙门事情也越来越多。本来只是主持外交的，但后来包干了所有与洋人有关的事务。比如说，跟洋人有关的商务你管不管？没办法，得管。现在的外交部管商务吗？不管，但当时中国还没有商务部，只有让总理衙门来管了。再比如说，外国传教士来了，管不管他们呢？传教士都是洋人，牵涉宗教事务，但我们当时也没有宗教事务局，怎么办呢？最后宗教事务也得由总理衙门来管。自强运动期间，无论是官办的还是官督商办的工厂都需要从西方购买机器，招募洋人技师，这个本来也不属于外交，但跟洋人有关，它也得管。本来只是个临时机构，但后来编制和规模越来越庞大，就变成永久机构了。本来只是办外交的，后来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行，中国无论什么事，都开始和洋人沾边，这就使它变得几乎无所不管。以至于后来的军机大臣必须得兼任总理衙门大臣了，否则就只能去管理那些既没有洋人活动，也没有多少钱的偏远地方——没谁愿意干那种差事，所以军机大臣都兼任总理衙门大臣。
    不过，即便如此，总理衙门的办事效率仍然不高。真正涉及外交事务，一般都是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一班人马在操办。当时英国公使威妥玛曾经嘲笑中国的总理衙门大臣办事效率极低。如果要办理交涉事务，首先会摆一桌宴席，外国人只是想办事，但到中国人这里必须先吃，吃完再说。而且在宴席上也是超级无趣，首席王大臣（由亲王担任的大臣）如果不说话，其他人就不说话，王大臣说一句，其他人就都跟着附和。由此可见其体制之僵化。后来很多事情要经由总理衙门来处理，涉及洋人的大事小事都是由它管，所以各国驻华公使常常跑到总理衙门去咆哮，但总理衙门这些大臣早都练就了极其坚强的心理，不管外国公使怎么咆哮，怎么大怒，他们脸上都堆着灿烂的笑容，然后端出果酒来招待这些公使们。
    但是，也有一个新成立的衙门很有效率，这就是总税务司。总税务司是跟总理衙门一起建的，主要管理海关。中国以前也有海关，主要就是粤海关，剩下的都是常关，对内的。但粤海关的收入非常少，它归朝廷的内务府管理，主要为皇家采购一些西洋玩意儿，如自鸣钟之类——今天可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钟表馆看见的那些玩意儿，都是内务府通过粤海关向外国商人采购的。其收入微乎其微，又因为属于皇室私有，所以相对国家总的财政收入而言等于零。但是后来跟洋人通商了，洋人坚持中国必须仿照西方建立现代意义的海关，对进出口的货物征收税款。而且，随着通商口岸数量从五口增加到十几口，各种涉及进出口的问题逐渐增多，中国人不会处理，只好请洋人处理。最开始请的是李泰国，李泰国脾气不好，于是很快就换成赫德。赫德是个非常聪明的苏格兰人，而且非常圆滑，他很善于跟中国人打交道，也很有办法来应付中国人的繁文缛节。他筹建的税务司是个洋衙门，其中的主要官员和雇员都是洋人，各种规则和办事方法都是仿照西方制度建立的，因而非常高效。这在今天相当于外包。中国政府把某一个政府机构外包给洋人管理，但外包之后成就斐然，十年后洋人雇员已经有百余人了，他们的薪金都很高，年薪以百万计。至于华人，大多只能当海关监督以及低级的办事员。海关监督并不属于总税务司这一体制之内，不许他管事，看看就完了。在赫德的掌控下，中国的海关收入从最初的微乎其微，十年就发展到年收入两千万两，而当时清政府一年的收入才六七千万两，一般很难达到八千万两，就是说它要占到每年收入的四分之一强。海关收入成了国家的支柱收入之一。《南京条约》时我们规定的税率很可怜，值百抽五，因为当时没有看到关税对一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意义。但即使是在这样超低的税率下，海关收入仍有这么高，可见总税务司的确还是很有效率的。所以，这次外包还是不错的。
    除了中央，地方上也办了很多实业，这些实业大多都跟具体的人物有关系。曾国藩去世比较早，他的贡献主要是筹办了金陵制造局和主持了派遣留美幼童计划，但前者并没取得很大成就。比较出色的有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虽然偏远了一点，但还是很不错的。左宗棠当时是闽浙总督，当时闽浙总督驻节福州，如果是驻节杭州的话，这件事可能会办得更好一点。我曾经去看过福州船政局，有工厂、码头、学校、海军，基本建成了一个自足的体系，因此其成就还是值得表彰的。李鸿章的贡献主要是江南制造总局，就是今天的江南造船厂，此外他还有很多其他贡献，比如继承了金陵制造局，还开办了轮船招商局——它在当时就能挣钱，到今天仍然存在。除了这些领军人物以外，当时全国各地都开办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洋务企业，但挣钱的不多，据说一度只有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挣钱，后来这两处办着办着就也开始赔钱了。不过，从整体来看，毕竟办洋务已经成为一时风气，当时许多地方官办洋务的口气都是很大的，他们都希望直接从西方引进最先进的机器，开办规模特大的工厂。比如后期张之洞要办铁厂时，就声称要办亚洲第一大钢铁厂。他在当两广总督的时候就想创办，后来在采购机器时，他去湖北当湖广总督了，于是工厂就挪到汉阳了。幸亏挪地方了，要是当时在广州办铁厂，肯定是困难重重——广州既没有铁矿，也没有煤矿，而当时炼铁既需要铁矿，也需要焦炭，幸好在湖北及其周边有这两种原料。张之洞的豪气在当时并不是个案，地方官员都希望花大钱、办大事，没有钱就去截留海关的收入。有几年，十分之九的海关收入都被地方截留去办洋务了，中央政府对此也没办法，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截了就截了，政府还不能拿地方这些人怎么样，因为他们势力都挺大的。
    当时也办了一些教育事业，比如福州船政局附属的船政学堂，这是很有成就的。起码我们现在知道那里出了一个严复，还有甲午海战中死去的那些烈士们，比如邓世昌、刘步蟾、林永升等，他们都是从这个学堂毕业后留洋，然后再回来的。后来的中国海军基本上由这个学堂奠定了基础。还有中央的同文馆，不过这个成就就很差了。到后来同文馆招收的学生主要是旗人，我看齐如山描述他们当时在同文馆的生活，真是太舒服了——每月八两银子，而且每天管三顿饭，早餐还会送到门口，正餐都是七个碟子八个碗，吃得不高兴就可以砸东西、闹学潮，如果来同学了还可以叫厨子免费做几个菜。这像是学校吗？这么好的条件，那些学生自然啥都不想学了，天天混日子，不把学习当回事。学俄文专业的学了九年，还没把俄文字母背下来，英文馆好歹出了几个翻译员，但也是乱翻译。严复留学英国时常去使馆，发现同文馆的高材生张德彝，连日常对话都应付不下来。总之，同文馆的成就是很差的，最有名的毕业生可能就是齐如山，但也没让人感觉到他有什么外语上的成就，只知道他参与了京剧改革，梅兰芳的成就跟他是有关系的。齐如山帮着把京剧改革得更为文雅，使其具有很强的歌舞性，改得更适合外国人的口味，所以外国人当时特别喜欢看梅剧。当时外国人来北京有三样事情必须做，就是上长城、看故宫、观梅戏。
    此外，在上海有一个广方言馆，好像成就也不大，似乎也没有出什么牛人。江南制造总局有个翻译馆，这里的成就倒是很大，它出了很多书，我们中国最早的数理化课本都是从那里出来的。有许多传教士在编译所干活。让现代人觉得有意思的是，当时的翻译者在对译外国的字母符号时，常常借用中国的传统表达方式。这些书看起来很有意思，比如用甲、乙、丙来对应西方人的X、Y、Z；处理二次方的时候，直接在字符的右上角写“平方”，而不是按照西方惯例写一个小“2”。在化学课本中，翻译者也都按照近似的发音，生造了许多中文汉字，然后将各种化学元素对译，钾钠钙锰铝什么的都是当时译的。总之，翻译馆为当时的思想启蒙做了很多事，不过说实话，效果并不太好。
    当时也有了一些回国的留洋学生，但他们远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自强运动从整体上来说，还只是停留在少数开明官员的实践中，还没有成为整个社会的士大夫的集体自觉行为。科举没有变，考的还是八股、四书文，这是当时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所遭遇的最大问题，科举不变，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就不会变。而只有当一个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进入体系之内，成为文化人的一分子，大众才会对他有好的评价，才会尊重他。国外回来的人其实什么都不是，他们要想赢得社会的尊重，进入仕途，必须去考科举。所以尽管严复从英国归来之时已经名满天下，后来他进入天津水师学堂任总教习时已经官拜四品了，但因为他没有考取功名，他那考取了举人的堂叔就可以嘲笑他。严复受不了奚落，于是每年都辛辛苦苦地回家参加乡考，然后又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来回折腾。但这哥们儿比较倒霉，一直考不上，直到1903年清朝要搞新政，开经济特科，朝廷决定让严复来当主考官，严复说自己连进士都不是，该怎么主持进士考试呢。于是西太后就赏了严复一个进士。严复到此时才扬眉吐气。
    戊戌维新以后，尽管全国开办了许多新式学堂，但从这些学堂毕业的学生照样都要参加科举考试，比如鲁迅和他弟弟跑到江南水师学堂去学习，中途也回家乡参加科举考试。有次考秀才，鲁迅考到一半不想考了，但他第一轮考试考得很好，名次排得很靠前，所以他突然弃场让家人很着急，于是鲁迅的家里人就雇了个枪手帮他继续考。当时对科举的笃信不仅仅存在于民间，就连水师学堂这样的新式学堂里也这样。周作人曾回忆说，如果某个学生中了秀才，学堂的监督就会挂牌出来，庆祝一番。由是可见，当时社会的整个风气还是沉迷于八股文之中，洋务只是少数人的一种补充学习，更多的人是无心留意的，他们根本不问这个东西。地方主导的变法很重要的缺陷在于，缺乏改变全局的力量。如果当时能够把科举改成经济特科，或是改成考“甲平方加乙平方等于丙平方”之类的玩意儿，可能效果也会大大不一样。但当时这一项恰恰没有引起士大夫的关注，科举对于士大夫来说是一项核心的东西，如果它没有变的话，整个士风也很难发生改变。八股文依然是士人的主题，如果某个学生进新学堂学了一些ABCD，还会受到嘲笑，一些腐秀才专门编了一些玩笑八股来讽刺他们。士风不开，就使得当时的变法只能停留在表面。
    所以这次运动普遍缺乏精英的参与。军队都是练兵不练官，淮军当时最洋化，连喊“立正”、“稍息”都是用英语，但他们只是练兵，对将官的培养还是老一套办法，这种军队是谈不上现代化的。虽然拿上洋枪了，但组织方式仍然陈旧，到战场上就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洋务运动时期有个英国军官到中国来考察，他写的笔记很有意思，他疑惑为什么英国人用得很好的装备到中国人手里就变了样。当时中国用的还是前装枪，需要先把火药压进去，然后拿一根通条伸到里面去捣实。西方人的做法是让枪口朝外，这样万一火药不幸爆炸了，也只是直接朝外射出去，对人没什么危害。但中国士兵却不同，都喜欢眼睛看着枪口，然后去捣实火药，这不是玩命么。最有意思的是，当号令一排士兵举枪准备射击时，很多人的眼睛都是随便看，看哪里的都有，就是不看前面，然后“嘣”的把子弹打出去就算完事。这英国军官觉得好笑，哪有这样打枪的，但这却是当时中国军队普遍的现象。到后来中国人开始使用后膛枪了，直接压子弹，最初弹匣容量不一，八发、九发、十三发的都有，后来比较统一的就是五发了。但中国人上战场仍然喜欢乱放枪，噼里啪啦地就开始放，大家都拼命地放，看没看到敌人无所谓，反正就是密集地放，弹如雨飞啊。义和团的时候，清军和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一名英国记者就曾写道，天天看见头上的子弹飞，反正也打不到人。中国人打枪不瞄准真是太普遍的现象了，所以后来张勋复辟和段祺瑞的讨逆军交火时，英国《泰晤士报》的驻中国记者，曾担任过袁世凯政治顾问的莫理循在一旁观战，他说两边打了几百万发子弹，但一个人也没打着。他因此揶揄中国军队，说干脆以后恢复弓箭算了，还能给国库省点银子。当然，他的说法夸张了，但按历史的记载，段祺瑞讨逆时双方的确也就死了十几个人。几万人的军队打了半天，机关枪哐哐响，炮也轰了，飞机也登场了，最后就这么一个结果。可见莫理循的说法还是有所依据的。日本人甲午战争之所以能够节节胜利，与这也有很大关系，日本人发现了中国军队的这个毛病，就先让中国军队放枪，放一会儿子弹就没了，然后他们一冲锋这边就垮了。
    也就是说，这种洋务的引进，很多时候就是装样子。但洋枪洋炮对付国人、镇压内部的农民起义是足够了，因为叛乱的人在武器上不如政府军队，有洋枪就足够把他们吓唬住。当时军事现代化的主要作用其实就是对内维护统治的稳定。工业上也是，本土的只有低级技工，高级技师都是外国人，因为精英不愿意参与，顶多也就是工人有点技术。当时很多新办的企业都引进了国外最先进的机器，但只有洋人技师才能够操作，中国人一般只能打打杂。今天所谓的洋务人才，其实只有翻译人才。洋务工业不仅要花重金购置机器，还要给洋人技师支付高额的薪金，而生产的产品因为成本和质量等原因，很难与洋货争夺市场，因此到后期这些企业基本都是赔钱的。
    但是，反观洋务运动，我们也发现，其实在中国搞现代化还是有便利条件的，同样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在其他国家可能都会在一定时期引起很强烈的反弹，但是中国人对这些新玩意儿却不排斥。你看参与太平天国起义的农民，没见过世面，也没什么文化，但看到洋枪洋炮好使，很快就喜欢用。轮船最初在中国出现时也是，大家都觉得新鲜，发现它跑得快，都喜欢坐，有些人其实没什么目的地要去，就是喜欢上去坐。我前面也讲过，洋人第一次在修建淞沪小铁路时，当地人也是有事没事都去坐坐。可以看出，中国人对这些新事物都很好奇，并不是持排斥态度。在英国，火车刚出现时，农民都非常恐慌，都传言这玩意一来，奶牛就不产奶了，母鸡就不下蛋了，当时各种谣言满天飞。但中国人没这样的担心，除了一些冬烘的士大夫。不过中国人也有害怕的东西，那时他们怕电线。当时有线电报已经出现，就是用莫尔斯电码拍的，但需要架设电报线，一路得埋杆走。中国人一直想不出来沿路立杆子是为什么，上面牵着线到底是要干吗的，于是就出现了很多谣传，比如说电线就是摄小孩子的魂的，小孩子的魂被收走后，就顺着电线杆跑到外国去了，这一类谣传很多。因为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强于抽象思维，很难想象一种无法具体化的新事物。轮船是可以装人的，枪是可以打人的，这些都好接受，但是电报乃至电码都是无法具体化的东西，他们自然会对其怀有莫名的恐慌。
    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中国整体环境对于引进新事物、搞现代化有好处，而且，中国的农民，其中一部分后来成为洋务企业里的工匠，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中国人的文化水平，尤其是男人，与欧洲在开展现代化时的工人的文化水平相比，一般都要高出很多。欧洲的农民长期是不识字的，而中国印刷术发明得早，出版业一直很发达，所以书籍传播很广。而且当时中国的学校教育也很普及，所以农村的成年男子多少都曾读过一点书。一个家庭，不论家长职业是什么，一般都会送孩子去读几年书，所以中国当时的识字率很高。这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农民在成为工人后，显然要比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在学习新技术时更有优势。中国搞现代化，其本身条件要比很多国家好，甚至比刚开始搞现代化的欧洲国家要好。
    但关键问题是，在最早的变革中，士大夫的参与度不够，这就导致洋务运动的中坚人才长期匮乏。这也能够说明，为什么我们最早办起来的洋务企业都是官办企业。当然，并不是说官办企业就不好，日本开始工业化时也都是官办企业为主导，只是后来逐渐发展为官督商办，最后发展成具有独立法人性质的商办企业。但在中国，这一过程只走了两步：由官办到官督商办。为什么中国办洋务由衙门独办发展到衙门掌权，商人办事，就是舍不得完成最后一步，让商人，或者说新兴资产阶级成为推动现代化的主体，完成私有化呢？就经济改革而言，在自强运动中，政府的推动最后遗留下一个半吊子工程。但很多国人却在此时开始思考，是不是真的需要对制度进行变革。其实，中国的变法一直存在这样的问题，每次改革都没有走完它应该走的路，然后很多人就喜欢跳出来对变革进行反思，反思道路选择得正确与否，进而怀疑变革本身的正当性。
    虽然刚才我提到，中国的整体环境对支持现代化变革是有利的，但也有很多阻碍之处。比如，当一个大型工厂建成后，大机器、大锅炉、大烟囱林立，许多人就开始退缩了，就连比较开化的江南地区也是如此，很多人不敢去做工。后来是先招了些童工，让别人发现他们也都活着出来了，然后其他人才敢去做工。像陈启沅，现在一般把他看成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家，他在他的老家，即现在的珠海一带，购置先进机器开办了一个缫丝厂。缫丝原来都是农村各家各户利用土机子来做的，这样做起来比较慢，效率也比较低。陈启沅想采用新的运作模式，但是工厂从建成开始就受到极大的抵制，不仅地方士绅抵制，普通老百姓也抵制，根本没法办下去。后来他想到一个招，就是重新变通设计，制成一种可以一人一具的小型缫丝机，他一家送一具这种小型机器，这样一做就很顺利了，然后就很容易地将工厂办起来了。也就是说，当时的民众对这种大机器集中生产还存在抵触情绪，仍然青睐于分散于各家各户的独立生产模式。中国人对于这种家庭生产的积极性一直都很高，而对在现代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的积极性一般都要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