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开始迈出近代化的第一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赞同将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中国自此开始被拖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尽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了五个口岸,但中国官方却一直想办法去抵抗,就是明开暗封。你们外国商人不是来了吗,来了我不让你卖出东西。当时外国人也是异想天开,一看到中国开放了,就把各类大宗商品哗哗地往中国运,就连刀叉、睡衣、钢琴都运来了,但这些玩意儿中国人怎么可能接受得了呢?肯定卖不出去的。当时外国人对中国市场还不太了解。而且,由于具体的商贸规则还没有制定,所以开放口岸之初,开展正式的中外贸易还存在许多障碍,此时仍然是以走私贸易为主。但有一个变化,关键在于他们把上海作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这是英国人最聪明的选择之一。
当时上海还是一个小县城,一个非常非常不起眼的小县城,本身主要是长江所携带的泥沙在入海口形成的三角洲,发展历史比较短,没有什么底蕴。但上海的优势在于位居长江口,而且跟江浙是一体的。它是江浙向外的一个延长点,以广大的长江沿线为腹地,尤其是以长江中下游这一地区为支撑。而那里从唐以后就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在清朝依然是如此。这一带的农民没有多少自然经济的概念,他们的生产主要是为了交换。比如,农妇的纺织业基本就跟包买商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包买商把原纱批发给各家各户,等他们织成布后再以较高价格收回来,这种形式作为一个巨大的商业网络在江浙地区长期存在。在开放口岸之前,政府可以利用广东十三行这样的官商机构控制对外贸易,此外只能进行非正规的走私,走私的主要货物就是鸦片,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走私。但到了上海这里就不一样了,本来这一地区就有很强大的商业潜力,而且有根基很深的市场网络和商业传统,所以很快就能跟外商达成一致,很多原来在澳门、珠海一带跟洋人打过交道的人也很快在上海找到了新的发展机遇,于是这个地方很快形成了一批买办商人,上海的广东帮逐渐形成,并在上海立足。到了1850年以后,上海的对外贸易总额已经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
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不愿意在城内居住,希望在城外规划土地建房,当地官员也觉得管理外国商人比较棘手,于是上海道的官员就跟外国人签订了一个租地的条约,即后来外国人的居住区发展成租界的雏形。现在的上海市就是围绕着租界开始发展的,原来老的县城反而被冷落了。当时租界外边是华界,华界也模仿租界的管理办法,于是,整个城市都以租界为发展的模仿对象。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的出现,也在日后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从前的上海就是一个小县城,无论是从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没啥地位。但从此以后,上海不仅一跃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成了文化和政治中心,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很多事儿都是在上海发生的。越往后,上海的重要性越强。上海的出现,使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发生了改变。
清政府对鸦片战争的态度,如刚才所说,是希望尽快把这场战争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消解掉,统治者希望假装这事情没发生过。于是,整个朝廷对这个事就不再说话了,只有少数人开始努力地去逐步了解西方。比如说梁廷枏,他有一本笔记叫做《夷氛闻记》。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西方,从而著有这本笔记。更伟大的是魏源,他根据林则徐编纂的《四洲志》以及其他一些资料编了《海国图志》。现在有人批评魏源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书成之后居然完全没有提到林则徐的名字,但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做了很大的贡献的。做得最好的,当属徐继畬,他当过巡抚,编了《瀛寰志略》,这本书是当时中国人描述西方最好的著作。魏源其实还是比较马虎的,《海国图志》有些地方很想当然,到了《瀛寰志略》这里就很不错了。但这样一些努力当时都被埋没了,他们绝对都是一些超前的人,所以他们的书在当时没有多少人看。此前还有一个福建的士人,曾被掳掠到西方,后来写了一本《海略》,基本也描绘了西方大致的情形,但出版以后仍然没有多大影响,发行量非常小。当时不仅是朝廷,普通百姓也希望把鸦片战争给忘了,士大夫都假装不知道。毕竟此时还只是五口通商嘛,整个内地还看不到多少洋人,也看不到什么洋货,除了鸦片。而鸦片此前已经输入,所以大家觉得都无所谓,从上到下竞相装鸵鸟。没有人想办法去改善军备,改易军事制度,或者学习西方造点大船——最早也有人模仿,但工艺不行,造不出来,就算了,没人想去买一艘回来仿制。《南京条约》一签,所有事情就过了,然后就想怎么把开放了的几个口子重新封上。以前是一个口子,现在多了四个小口子,多了就多了呗,我还可以把它们封上。于是,随后就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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