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说中国近代史》第7章 鸦片——打破中英贸易结构的不平衡

    早期英国对远东的贸易是由东印度公司专营的，这是一个商人的联合组织。这个公司觉得，总是从中国买茶叶，而自己的商品却在中国打不开销路，长期下去与中国人做贸易就挺亏，而且由于硬通货不足，英国商人每每需要从墨西哥或南美等地运来鹰洋、白银才能跟中国人做生意，这样做太费事了。英国人希望用一种新的替代物来打破这种贸易结构的不平衡，他们想到了鸦片。
    鸦片在缅甸、印度是古已有之的东西，当地很多人都用这东西治病、提神，他们吸食鸦片的历史要比我们长得多。不过鸦片的确有个特点，就是只要一吸食就容易上瘾，于是英国人把这东西输入中国，一些中国人尝到了甜头，就逐渐发展出一整套关于抽食鸦片的文化。我们给鸦片取了很多好听的名字，比如芙蓉膏、阿芙蓉什么的，还发展出各种吸食的烟具、礼仪，等等。这一套套的讲究，显得吸食鸦片好像特有文化似的。有文化、有品位之后，大家就都来吸啦，这就出事儿了。因为这东西是进口的，很贵，也很伤身体（只是当时的国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原先是英国人的钱往我们这里流，现在是我们的钱往外流，而且进口是越来越多，很快进口鸦片所支付的白银就把出口茶叶的利润抵掉了，中国变成了入超。而中国的货币体系又是银本位，就是所有的货物交易、赋税缴纳，包括发放官员薪俸都是以白银结算的，白银的总量一旦少了，货币体系就麻烦了，银贵了，铜钱就会贬值，也就是社会日常生活使用的铜钱就会大大跌价，这样的后果就是物价飞涨。这下清廷就比较慌了，这就是引发禁烟的首要原因。此外，吸鸦片的人的共同特点就是比较懒、体质弱，而当时大量的士兵和官员都在吸食鸦片，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大烟鬼，面黄肌瘦的，这可怎么打仗啊。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开始有人主张禁烟了。
    但是禁不了。鸦片虽然是走私贸易，而且朝廷有令禁止走私贸易，但这种走私其实得到了广东、福建一带官府的默许，贩运鸦片的飞剪船过来的时候中国的水师不管，等人家返回的时候兵船才出来撵，但也是撵得不快不慢的，人家走多快他就走多快，人家走多慢他就走多慢，就像护送似的，还要在背后放几响礼炮。等飞剪船进入伶仃洋以后，水师就折返了。每次走私都是这样，可见走私是官府纵容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好处都送上了，各种级别的稽查最后都被买通，途中只是装装样子。
    此时清朝的统治机器已经不行了，清朝从开国到此时已经两百年了，没人愿意给朝廷卖力干活了，人们当官当兵的目的大多是为了捞钱，那么这种情况下鸦片肯定是禁不了的。朝廷希望通过训导说服官绅百姓不要吸食，这就更扯了。包括清朝在内，中国传统王朝的政府都是小政府，这个政府在县以下没有行政机构，怎么禁止啊？而且地方的士绅自己也吸，他们会想，禁烟关我啥事，反正我是用钱买的，凭什么不让我吸。可见，这种道德劝诫也是无效的。
    鸦片战争的问题从这里就接上了。我们讲的这些变化都是发生在鸦片战争前一二十年之内的，之前中国在对外贸易里都是往外卖，挣别人的钱，现在变成要去买人家的，往外送钱了。
    从嘉庆、道光到咸丰，虽然每朝都不太一样，但有一点是一样的——皇帝都特别抠，生活特别节俭。这是为什么呢？国库空了。清政府有一个大问题，由于不收商税，所以每年国库的盈余都不多，年头好的时候也是如此。想想看，主要靠征收田赋和盐税这么点钱，国库的总收入肯定是很低的，而且不可能有长期增长。清朝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一般岁入就七八千万两，或六七千万两，大体上就在这个区间波动，收入怎么也上不去，所以它没有多少盈余，一旦前代的皇帝把钱花光了，后面的财政就会一直很紧张。而且清朝皇帝和明朝皇帝不太一样，明朝皇帝就是喜欢乱花，除了最后的崇祯皇帝比较负责，前面的皇帝都是些不负责任的皇帝，好像天下不是他家的一样。但是清朝的皇帝大多都很负责任，一看国库快没钱了，加上鸦片贸易又从中国套走不少白银，因此便更慌，就想着怎么弥补亏空。
    面对财政危机，清廷决定禁止鸦片贸易，也有人认为一下子禁不了，干脆想别的招，比如说自己种。当时有严禁派和弛禁派两派。但是那个时候，弛禁派所支的招一般很难快速见效，种鸦片这事也不是一种就成的，总得有个技术引进的过程。况且人家输入的是鸦片膏，没有带种子。鸦片是从罂粟中制成的——罂粟是一种花，把种子种下去，让它长出来，开了花以后结那个骨朵，把那个骨朵割开，流下汁水，集中起来，起初是白的，后来就变成了黑的大团子，那就是鸦片，把它精炼一下就是海洛因了。因此要想自己制鸦片，首先得学会种罂粟——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气候，什么时候种，这都是有讲究的。然后还得学会怎么收，怎么割，这些都是技术活。这些不是可以短期解决的问题，道光皇帝本来就抠，再加上很着急，于是就倾向于严禁派的观点。
    这个时候林则徐是严禁派的干将，于是道光帝选中了他来负责禁烟。当时很多朋友对林则徐说，朝中大多数人都是弛禁派，尤其是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而且当时的满汉畛域还很强，汉人官僚不受重视，你担这么大的责任去干这活，如果干砸了你就全完了。林则徐虽然当时地位不高，却是比较有责任感的，他属于那时兴起的实学派的中坚人士。他认为这事必须得干，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随后他就以禁烟大臣的身份被派到广东禁烟了。
    而在此之前，英国已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1832年，英国把东印度公司这种专营公司取消了，彻底地实行了自由贸易。这意味着国家对对外贸易的保护程度更高，以前让专营公司主持的时候，专营公司是有私人武装的，他们不需要国家的保护，商人可以组成自己的商团，用自己的舰队来提供安全保障。把这种专营制度取消以后，国家的责任就大了，国家必须直接地去保护对外商贸，推广商务。可见此时英国政府对商务的保护力度要比以前大，但是此时中国人对这些变化还完全不清楚。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以后，把政府的商务监督派到了中国。但中国根本不认账，中国人不认为该有什么政府的商务监督，其他国家的政府官员来中国只能是上贡的，剩下的全是商人。所以英国的商务监督怎么跟中国官员沟通都沟通不了，双方之间完全是鸡同鸭讲，根本没法沟通。从1833年一直到1840年，英国的商务监督跟中国政府积累了相当大的仇怨，英国的商务监督无法与中国有实权的人物进行直接对话，两广总督一直拒绝会见他们，这个就非常麻烦。
    这个时候，林则徐来了。其实来之前林则徐也非常糊涂，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的事有多么艰巨，要怎样才能干成，也不清楚他的对手是什么样的。我刚才讲的那两个神话林则徐也是深信不疑的，一个是英国人腿是直的，第二是他们是吃牛肉粉的，没有茶叶、大黄就会撑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林要完成使命就简单多了，不给英国人茶叶，他们不就撑死了吗，不战而屈人之兵嘛。而且如果他们的腿是直的，那样真打起来也很容易，一脚踹倒就爬不起来了。
    而等林则徐到了广州以后，就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林则徐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人，如果从学术上讲，他属于实学派。所谓实学，就是处理实际问题的研究。由于文字狱的缘故，清朝的学术比较受压抑，人们大多只能去搞考据，也就是乾嘉朴学。但是到了晚清的时候，开始有人觉醒，意识到都搞这玩意儿不行，有些实际事务需要具体的知识。比如有些地理的问题，特别是跟外国打交道比较多以后，需要去深入研究和了解地理知识。还有盐务，到了清朝后期盐务也出问题了，盐务怎么改革，这需要具体的知识。还有漕运，当时漕运关系京城的粮食供给，但是在大运河上运漕粮总出事。中国的地势北高南低，从南方向北方运粮，在某些闸口必须靠人力才能把船拉过去，很费气力，而且在运输过程中，浪费也很大。所以有人提议改海运，就是用沙船直接从海上运，虽然从海上运的确很方便，但这需要具体的航海知识，路线如何选定，时间如何计算等，当时的人都不清楚。此外还有治河的问题，清中后期，黄河决堤的问题一直很厉害。这些都属于实学的研究范围，林则徐和陶澍便是实学派的领袖人物，他们很注意对这种具体的事务进行研究。林则徐到了一个地方就会很实际地去看，去考察。去广州后，他到夷馆看见洋人，发现他们的腿并不是直的，于是也就开始琢磨第二个神话是不是真的，他甚至为此专程跑去澳门一趟。澳门的人也很兴奋，第一次有中国的钦差大臣到那里。林则徐组织了一个班子，到澳门搜集了很多资料，把各种新闻纸，也就是报纸等出版物都搜集过来进行翻译。然后他编了一本《四洲志》，这本书应该算是中国最早的对西方国家情况的一个介绍。这个时候林则徐逐渐睁开眼睛看世界了，意识到洋人完全不是他想象的那个样子。洋人的火炮非常厉害，洋人的社会也不是此前所想象的类似什么原始民族的部落酋长制社会，完全不是这样的。而且，洋人也绝对不是只吃牛肉粉、没有茶叶就会胀死的族类，他们吃很多东西。林则徐开始有点明白了，但是我们说，他也只是有一点儿明白了。
    可惜，这个时候的道光还不是很明白，他就是想一劳永逸，尤其是最初禁烟有成效的时候。当时林则徐迫使大部分鸦片商人把鸦片交出来，然后公开毁掉，这就是“六三禁烟”，天安门那个纪念碑上还刻着的。道光就想，干脆不跟英国人做贸易算了，把通商口岸关上，跟西方断绝往来。这就有点荒唐了，幸好林则徐没有执行。但实际上当时中英之间的裂痕为此已经扩大了，林则徐和道光之间的问题也出现了。而且，六三禁烟的成功背后有一个巨大的隐患，当时英国商务监督让走私鸦片的英国商人把鸦片交出去，而且向他们保证，商人的损失由英国政府来承担。如果是商人的损失还好说，但现在英国政府已经为商人的损失打包票，这就变成中英政府之间的问题了。所以后来鸦片战争的谈判有一项，就是要赔偿这个鸦片的损失。可见，禁烟已经种下了这场仗的根苗了，当时的英国商务监督已经决心打一仗了。
    英国商务监督的这项举措，与此前英国在中英贸易里的各种憋屈和窝囊都有关系。其实在那个时代，不论是英国还是其他欧洲国家，他们派出的使节都握有极大权力。当时的外交运作跟后来是不一样的，后来通信方便，各种事情都可以拍电报、打电话向国内请示。那时候，一封信如果从英国寄送到中国，估计好几个月都送不到，因此当时这种驻外官员都是便宜行事，都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先斩后奏。说想打仗，就自行决定把事往大了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