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克西拉有一处古迹的名称很怪,叫国际佛学院,听起来很像现代的宗教教育机构。其实,是指乔里央(Jaulian)的讲经堂遗址。
由于历史上这个讲经堂等级很高,又有各国僧人汇聚,说国际佛学院并不过分。它在山上,须爬坡才能抵达。
一开始我并不太在意,但讲经堂的工作人员对我们一行似乎另眼相看。一个上了年纪的棕脸白褂男子,用他那种不甚清楚的大舌头英语反复地给我们说着一句话,最后终于明白,他在说,这是我们中国唐代的玄奘停驻过的地方。
他还说,玄奘不仅在这里停驻过,还讲过经。
这一来,我就长时间地赖在这个讲经堂里不愿离开了。讲经堂分两层,全是泥砖建造,上下都极其古朴。
首先进入底层。四周密密地排着一个个狭小的打坐间,中间厅堂里则分布着很多打坐台,我们在打坐台之间小心穿行。看得出来,坐在中间打坐台上的僧人,级别应该高一点。中间打坐台也有大小,最大的一种打坐台里,有一个玄奘的纪念座。
这一层的壁上还有很多破残的佛像,全都属于犍陀罗系列。破残的原因可能很多,不排斥其他宗教的破坏,但主要是年代久远,自然风化。这些佛像有些是泥塑,有些由本地并不坚实的石料雕成,这与希腊、埃及看到的“大石文化”相比,有一种材质上的遗憾。
第二层才是真正讲经的地方。四周依然是一间间打坐听经的小间,中间有一个宽大平整的天井。这格局正好与底层相反:天井是一般听讲者席地而坐的所在,而拥有四周小间的,都应该是高僧大德。
天井的一角有一间露顶房舍,标写着“浴室”。当然谁也不会在庄严的讲堂中央洗澡,那应该是讲经者和听讲者用清水涤手的地方。
与讲经堂一墙之隔,是饭厅和厨房。当年僧人们席地而坐,就着一个个方石礅用餐。这样的石礅,现在还留下四个。饭厅紧靠山崖,山崖下是一道现在已经干涸的河流,隔河是几座坡势平缓的山。据说当时来听讲的各地普通僧人,就在对面山坡上搭起一个个僧寮休息。
我们的玄奘,不必到山坡上去,一直安坐在底楼的打坐台上。待到有讲经活动的时候,也能拥有楼上的一小间。偶尔,在众人崇敬而好奇的目光中,以讲经者身份走到台前。
玄奘抵达犍陀罗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六三〇年或稍迟。他是穿越什么样的艰难才到达这里的,我们在《大唐西域记》里已经读到过。他从大戈壁到达犍陀罗,至少要徒步翻越天山山脉的腾格里山,再翻越帕米尔高原,以及目前在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山。
这些山脉,即便在今天装备精良的登山运动员看来,也是难于逾越的世界级天险,居然都让这位佛教旅行家全部踩到了脚下。
当他看到这么多犍陀罗佛像的时候立即明白,已经到了“北天竺”,愉悦的心情可想而知。他把一路上辛苦带来的礼物如金银、绫绢分赠给这儿的寺庙,住了一阵。然后,开始向印度的中部、东部、南部和西部进发。
这里是他长长喘了一口气的休整处,这里是他进入佛国圣地的第一站。
我在两层讲经堂之间反复行走的时候,满脑满眼都是他的形象。我猜度着他当年的脚步和目光,很快就断定,他在这里一定想到了法显。法显比玄奘早二百多年已经到达过这里,这位前代僧人的壮举,一直是玄奘万里西行的动力。
法显抵达犍陀罗国是公元四〇二年,这从他的《佛国记》中可以推算出来。法显先是穿越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然后也是翻过帕米尔高原到达这里的。他比玄奘更让人惊讶的地方是,玄奘翻越帕米尔高原时是三十岁,而法显已经是六十七岁!
法显出现在犍陀罗国时是六十八岁,而这里仅仅是他考察印度河、恒河流域佛教文化的起点。
考察完后,这位古稀老人还要到达今天的斯里兰卡,再走海路到印度尼西亚,然后北上回国,那时已经七十九岁。从八十岁开始,他开始翻译带回来的经典,并写作旅行记《佛国记》,直至八十六岁去世。
这位把彪炳史册的壮举放在六十五岁之后的老人,实在是对人类的年龄障碍作了一次最彻底的挑战。
站在犍陀罗遗址中,我真为中国古代的佛教旅行家骄傲。中国文化的史记传统使他们保持了文字记述的习惯,为历史留下了《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现在,连外国历史学家也承认,没有中国人的这些著作,一部佛教史简直难于梳理。甚至连印度史,也要借这些旅行记来修订。
中国人的来到虽然晚了一点,但用准确的文字记载填补了这里的历史,指点了这里的蕴藏,复活了这里的遗迹。在这印度文化和希腊文化的交汇处,中国人终究没有缺席。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六日,伊斯兰堡,夜宿Marriott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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