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四公子》第 1 部分阅读

    代 序
    六十六年九月十六日《联合报》第三版，刊出台北地院庭长薛尔毅先生推事杨仁寿先生两篇“诽韩”案的文章，对于萨孟武先生指此案为“文字狱”，皆极力否认。法官不愿担此恶名，用心可敬。但此案无论从哪方面看，法院经受理，并如此定谳，确是名副其实的文字狱。所不同者，判罚金与族诛而已。
    凡是研究历史，并使用自己所熟悉的文体，企图重现历史面貌者，由于有此判例，可说无幸免地都已“误蹈法网”。而且以后除非不动笔，动笔仍难免“误蹈法网”。如是，就会产生下列的恐惧：
    不知什么时侯会接到诽谤官司的传票。
    二如果原告向检察官呈诉，还有幸免于不起诉处分的可能；若是自诉，即需答辩，举证以明其为真实，可望不罚。这个答辩状，实际上是篇考据，等的大律师都无法代撰，因为道不同之故。
    三考据文章的举证，实际不是解释个证据或者说明此证据对于支持其所作假设的重要性。而法律上的举证，往往证据的本身就说明了切。甲告乙欠债不还，乙说根本不欠甲的债，甲以借据呈堂，不必开口，是非自明。考据文章的举证，如果是这样简单，又何贵乎考据？是故答辩状做得再好，恐法律上的效力仍不够强，因而有被罚之危！
    在这样的情况下，请问宪法第十条第十五条对言论著作自由及工作权的保障何在？
    我不愿说此案之成立，有蔑视人权之嫌。但此判例确实影响法治的推行，因为它违反了中国司法制度上最重要的个原则：“刑期无刑！”司法行政部频年致力于疏减讼源，而此判例的效果，适得其反。“指控死者的诽谤案”，由于不构成诬告而反坐，亦不必正面举证，且判决结果不论如何，皆于其无损而有博得“孝思不匮”的好处，这样便宜的官司，为何不打？
    打到这种官司，被告固然很惨，法官亦不轻松。看篇精微的考据文章，毕竟需要有相当的史学修养。作为个读者，可以不求甚解，文字狱的法官，要判断是非曲直，自先须对答辩的文字彻底了解。法官现在的工作量甚重，而办这样件案子，又不是量重的问题，判决错误即构成学术上的争议，法庭之内定谳，法庭之外的笔墨官司，方兴未艾，我不相信对这位法官的工作情绪不会有不良的影响。
    我完全赞成萨孟武先生的主张，像这种案子，法院根本不应该受理。如今不但已受理，且已判决原告胜诉，然则应该如何救济？我认为最高检察长应提出非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因为“诽韩”案的原告，是否具有起诉权，并未确定。
    此案的原告韩思道，是韩愈的第三十九代“直系血缘亲属”，这个资格的认定，需有确实的证据，韩思道应该提出他的家谱，并经谱系专家鉴定，在这三十九代之中，有无旁系继承关系，构成了类如“拟制血亲”，则显非“直系”。其他就不必谈了，这是个前提。真正的问题是，杨仁寿推事所说的：“只要系‘直系血亲’，其究属几十代，甚或几百代子孙，均所不问，概有起诉权。”照此说来，有起诉权就有继承权，我们做个假定，某地忽然出土了件属于韩愈生前所有的文物，韩思道依民法第千百三十八条第款，要求行使继承权，并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条，请求返还所有权，请问杨推事应该如何判决？又民法亲属编第五章扶养，第千百十四条第三款，“兄弟姐妹相互间”，有“互负扶养之义务”，乃今有另韩愈第三十九代孙，与韩思道为兄弟，合乎第千百十七条所规定的条件，要求判令韩思道负起扶养的义务，请问杨推事又如何判决？若以为此“兄弟姐妹间”乃指同胞手足，不错，但旁系血亲由直系血亲而来，三十九代系犹可称“为直系血缘亲属”，自是从广义的解释，则此处的“兄弟姐妹间”，又何以不循广义解释的原则？
    由此可知，杨推事的见解以及薛尔毅庭长所说：“法律没有规定隔了百年，或隔了千年便没有起诉权。”试问法官可以像写文章那样，随心所欲创造法律，硬说韩思道没有起诉权吗？实在大有商榷的余地。果如所言而行，将有贻患无穷的后果。
    法官不能创造法律，但法官不能不懂法理！民法第条，开宗明义就说：“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现在我不谈起诉权继承权，以及扶养义务之类，也不谈习惯如何，法理如何，只谈直系血亲的关系，究竟在若干亲等以内可称为直系血亲？法律诚然没有规定，但此未规定，并非疏漏，而是不需要规定。因为法律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各尽义务，各享权利。是故直系血亲当以及身能见可能发生法律关系者为限。譬如五世同堂，玄孙有能力而不扶养高祖，最后只有诉之于法。现在隔了三十九代，请问韩思道跟韩愈有什么法律关系可以发生？既无法律关系发生，法律又何须作何规定？
    再从实质上去研究，直系血亲虽亦有亲等之分，但不论实体法诉讼法，提到直系血亲，很少加上亲等的区分，因为自有伦理为准则，不必法律强作规定。而有特殊规定者，亦必伦理为依归。兹举两例如下：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刑法第二百三十条之妨害风化罪，非下列之人不得告诉：本人之直系血亲尊亲属。二配偶或其直系血亲尊亲属。”按刑法第二百三十条：“直系或三亲等内旁系血亲相和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嫡堂叔侄为三亲等旁系血亲，倘或和，则属家丑，应由家长来裁断是否需要采取法律行动，所以特为定此限制。
    二民法第千百十五条，负扶养义务有数人时，定其履行义务的顺序，为直系血亲尊亲属，二为直系血亲卑亲属。但书中又规定：“同系直系尊亲属，或直系卑亲属者，以亲等近者为先。”这条文将中国的伦理表现得非常清楚，儿子养父母是天经地义，如有父有祖，则养父为先，养祖其次，即所谓“以亲等近者为先”。照此说法，似乎让老祖父挨饿，有悖常理，其实不然，因为祖父尚有父亲负扶养的义务，为人父者尽可以其子之所奉奉其父。此在制法时，已顾及伦理习惯之必然如此，不必更作琐细之规定。
    细看法律，直系血亲在法律上具有特殊的地位。直系血亲尊亲属享有特权，直系血亲卑亲属则有特重的义务，如民法规定“受扶养权利者，以不能维持生活而无谋生能力者为限”，但直系尊亲属不受后半段的限制，有谋生能力亦可不谋生而责令儿孙扶养。是故对于直系血亲的认定应请大法官从严解释，始足以表示对权利义务关系的重视，强化法治的基础。如果三十九代的子孙，犹可赋予直系血亲所享的起诉权，那就是不折不扣的特权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法官岂可制造特权分子？
    最后，我还有不能已于言者，学术上的问题，非司法所能解决，历史公案亦惟有历史能裁判。不仅“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唱蔡中郎”的诗句可以证明，中国向来有褒贬古人的言论自由。而且，在世受人误解，而居心行事有自信者，往往亦表示，“身后千秋付史评”。倘或《昌黎集》中有类似的意思透露，则韩思道的起诉，违反所谓“受害人”的本意，法院更不当受理！
    拙作付梓之时，适有所谓“诽韩”案发生，“官司”由法庭打到报上。笔者此文发表于六十六年九月十九日《联合报》。我之写作读历史人物的文章之态度目标，约略反映于此文中，援以代序，藉为读者了解拙作之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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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四公子
    古今称谓，沿用不替而涵义亦少变化者不多，“公子”是其。“公子”之名，最早见于《诗经》，如“振振公子”“公子”。“振振”有五解：盛大仁爱信义韦飞得意。衡之公子的风格行为形态，尽皆相合，诚为极妙的形容词。“”则独行之貌，与韦群飞似成矛盾，而其实不然，任性负气，独往独来，恰好写出公子的作风之另面。
    《仪礼》：“诸侯之子称公子。”扩充其义，则达官贵人之子，皆可称公子！迄今犹然。但公子有真假之分——此为我杜撰的说法，纨子弟是假公子。必振振然有所表现，不辱家风，能使人敬爱赞羡者，始得为真公子。
    自战国末期孟尝信陵平原春申以来，“四公子”成了个专门名词。见于载籍者，如唐书《周曾传》：“周曾者，本李希烈部将，与王珍姚怛韦清志相善，号四公子。”韩炎《冒征君襄墓志铭》：“四公子者桐城方密之以智阳羡陈定生贞慧归德侯朝宗方域与先生也。”是为明末四公子；清末亦有四公子：谭嗣同陈三立丁惠康吴保初。谭陈为世人所熟知；丁惠康则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字叔雅，广东丰顺人，好古琴及宋版书，相当渊博，著有《丁徵君遗集》。吴保初乃平朝鲜李氏之乱的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字彦复，章士钊的岳父，好学能文，著有《北山接待集》。清末贵公子甚多，而独称谭陈丁吴者，以其有文采之故。
    民国在北洋时期亦有四公子，皆为名父之子。来台者两人，殁于数年前；犹健在，绚烂之后，久归平淡，其平生功罪，恐非数百年后不能有定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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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贞慧1
    古今四公子，除战国四君以外，多彩多姿，莫如明末四公子。四公子皆复社中人，出则忠义，入则孝悌，人品高洁；又皆爱宾客，广交游，文采风流，冠绝时。但各人际遇有别，收缘结果，虽皆归于“隐”字，而哀乐不同。且从年龄最长的陈贞慧谈起。
    陈贞慧字定生，江苏宜兴人。四公子中，他的家世最贵，是左都御史陈于庭的儿子。陈于庭字孟谔，万历二十三年进士，由知县擢取为御史，先后出巡山西江西山东。明朝的巡按御史，秩不过七品，而“代天巡方”，极具权威。看平剧《三堂会审》的王金龙，约略可以想见。陈于庭巡按各地，裁抑豪强，所至有声。立朝则天启不附魏忠贤，崇祯不附周延儒——周延儒，宜兴的状元，为陈于庭的同乡前辈，崇祯年间两度拜相，入明史《臣传》。
    陈贞慧早年即入复社。复社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个畸形组织，由以文会友开始，变而为把持选政，再变而为操纵朝局。不过这是畸形时代的畸形产物。大致而言，复社的组成分子，君子远多于小人，扶正气，辨是非，择善固执的精神足以继承东林。
    东林者无近代政党之名，而有其实，与阉党对立。而在天启年间，形成君子与小人的尖锐斗争，结果东林惨遭荼毒，元气大伤。祟祯即位，虽能翻案，而去恶未净。阉党余孽，以各种方式遮掩躲藏，俟机反扑。当北方流寇猖狂，外患日迫，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之时，怀宁阮大铖手编传奇《燕子笺》，付家养的戏班，排演纯熟，在“南都”——金陵大肆活动，多方结纳，希冀以进才起用。据说阮大铖是魏忠贤与“奉圣夫人”客氏的干儿子，所以复社中人丑诋之为“当儿媪子”。
    桐坡钱秉镫有篇专记阮大铖的文章，名为《皖髯事实》，开头有段：
    会流寇逼皖，大铖避居白门，既素好延揽，见四方多事，益谈兵，招纳游侠，希以进才起用；惟白门流寓诸生，多复社名士，闻而恶之。
    其中最恶阮胡子的，就是陈贞慧冒辟疆襄。吴梅村文集《冒辟疆寿序》云：
    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时高门子弟，才地自静者，相遇于南中，列坛玷立名氏，阳羡陈定生，归德侯朝宗，与辟疆为三人，皆贵公子有皖人，故阉党也，流寓南中，通宾客畜声伎，欲以气力倾东南，知诸君子唾弃之也；乞好谒以输平生，未有间。会三人者，置酒鸡鸣棣，欲召其家善讴歌者，歌主所制新词，则大喜曰：“此诸君子欲善我也。”既而侦客云何？见诸君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夜将半，酒酣，辄众中大骂曰：
    “若当儿媪子，乃欲以词家自赎乎？”引满浮白，拊掌狂笑，达旦不休。
    此段记载，十分生动，公子狂态，刻画入神。其事亦见于陈贞慧之子陈维崧所撰《冒辟疆寿序》。又侯方域《壮悔堂集》卷五，为李香君所作的《李姬传》，亦曾提到这重公案：
    初，皖人阮大铖者，以阿魏忠贤论城旦，寓居金陵，为清议所斥。阳羡陈贞慧，贵池吴应箕，实其事，持之力。大铖不得已，欲侯生为解之，乃假所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侯生游。姬曰：“王将军贫，非结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之问，将军乃屏人述大铖意。
    “王将军”乃是假托，就当时史实考查，其人应为杨文驰，也就是为李香君画“桃花扇”的杨龙友。就常情而论，阮大铖刻意交欢，欲求和解，则本乎与人为善之旨，陈贞慧等正不妨予以自赎的机会，观其后效。使“当儿媪子”亦知忠义，岂非快事？乃不仅拒人于千里之外，而务为折辱，口舌徒逞，局量似乎过狭？
    此则不然！因为阮髯无悔祸之心，已有确证。冒辟疆同人集《往昔行跋》：
    乙亥冬，嘉善魏忠节公次子子；余姚黄忠端公太冲，以拔贡入南雍，同上下江诸孤，以荫送监者，俱应南京乡试。当日忤当诸公，虽死于逆阉，同朝各有阴仇嫁祸者。魏忠节死忠，长子子敬死孝；崇祯改元，子弱冠，刺血上书者再，痛述公先死于怀宁。怀宁始以城旦，入钦定逆案。时流氛逼上江，安池诸绅皆流寓南京；怀宁在南京，气焰反炽，子茕茕就试，传怀宁欲甘心焉。
    魏忠节即魏大中，黄忠端即黄尊素，太冲者鼎鼎大名的黄宗羲也。魏黄皆死于天启四年汪文言之狱。阮大铖与魏大中之结怨，起于吏科部给事中出缺。以年资推论，递补名次，阮在第二，魏在第三。阮大铖得魏忠贤之助，排去第候补者，坐待升官时，吏部尚书赵南星恶其为人，插手干预，援用例行调任的规定，将阮逐出吏科，于是魏大中意外地得以坐升吏科长官。阮大铖既恨赵，更恨魏。魏大中虽为东林健者，但气度稍狭，以地域为门户，山东江西两省的京官中，颇多怨家。因而阮大铖得以唆使同恶，指参左光斗魏大中与汪文言朋比为——左为魏忠贤所切齿；汪的官职是“内阁中书”，为东林的智囊，自亦为魏忠贤所欲去而甘心者。阮大铖所以将左汪拖在里面，目地就是投魏忠贤之所好，只要左汪成狱，不怕魏大中不“陪斩”。
    汪文言之狱，由于镇抚司刘侨接受了黄尊素的劝告，大事化小，除汪文言廷杖褫职以外，其他无株连。不久，杨涟击魏忠贤，弹劾大罪二十四，但以首辅叶向高迟疑瞻顾，不敢放手支持，以致魏忠贤的处境得以“转危为安”，而叶向高反不安于位，辞官回闽。
    叶向高为东林所倚，为人持正，且多智术，可以笼络融合，借为约束。向高既去，韩代之为首辅，手段远不如叶。于是阉党大为得势，东林前辈赵庵星高攀龙先后被逐。接着又逐杨涟左光斗及陈贞慧的父亲陈于庭。
    又不久，汪文言之狱复起。阉党中有名的刽子手镇抚司许显纯，交下纸名单，要汪文言诬供。汪不肯，许显纯便亲自捉笔，写了份汪文言的“供词”，将东林中人，都牵引在内。而以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太仆少卿周朝瑞御史袁化中陕西副使顾大章六人，为受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贿，被逮下狱，诸毒备尝，惨死狱中。其时为天启五年七月廿六日深夜，狱卒迟数日报“病毙”，以致魏大中的遗骸腐烂不可辨识。六人中惟未死于镇抚司者，为顾大章，移刑部狱。杨涟等人在狱中如何遭受荼毒，即由顾大章所传述而成信史。
    当魏大中由浙江嘉善原籍被逮时，长子字子敬，名学伊，“号恸欲随行”，大中不许，于是学伊：
    微服间行，刺探行居。即抵都，逻卒四布，变姓名匿旅舍，昼伏夜出，称贷以完父赃，赃未竟而大中毙，学伊恸几绝。扶榇归，晨夕号泣，遂病；家人以浆进，辄麾去曰：“诏狱中，谁半夜进浆者？”竟号泣死。《明史卷二二四魏大中传》
    此即冒辟疆所谓“魏忠节死忠，长子子敬死孝”。子为魏大中次子，名学廉，刺血上书，“痛述公兄死于怀宁阮大铖”，理所当然。倾人之父，而又不许其子申诉，“以茕茕就试”之孤儿，竟欲得而甘，阮大铖实如近时司法文书习见的用语：“恶性重大！”其为陈贞慧等所深恶痛绝，固亦理所当然。
    按：崇祯二年“定逆案”，凡阉党分为七等，阮大铖工于心计，当奔走魏阉之门时，心知其不足久恃，辄私赂门者，取还名刺；因而交往的证据不着，得列为第五等，“论徒三年沦赎为民”。所谓“城旦”，乃“旦起治城”，即服劳役，为四岁刑，此则概括指其会受徒刑。终崇祯之世，阮大铖废斥不用。但其居心行事，无疑地为国家的祸根隐患，因而乃有崇祯十年戊寅，为复社名士群起而攻的重公案。
    于是而有“留都防乱公揭”之宣布。陈贞慧曾为文志其始末缘起如此：
    崇祯戊寅，吴次尾有“留都防乱”揭，公讨阮大铖。大铖以党崔魏案论城旦，罪暴于天下。其时气魄尚能奔走四方士，南中当事多与游，实上下其手，阴持其恫喝焉。次尾愤其附逆也，而呜驺坐舆，偃蹇如故；士大夫缒绻，争寄腹心，良心道丧。日言于顾子方，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锁，为南都除此大怒（shubaojie）。”两人先后过余，言所以。余曰：“铖罪无籍。士大夫与交通者，虽未尽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点破，如赘瘫粪溷，争思决之为快，未必于人心无补。”次尾灯下随削稿，子方毅然首倡；卧子亟叹此举为仁者之勇。
    于此可知，“留都防乱公揭”内容的设计，出于陈贞慧。吴次尾名应箕，安徽贵池人，虽是名秀才，而“罗九经，二十史于胸中，洞悉古今兴亡顺逆之路。名虽不登朝籍，而人材之邪正，国事之得失，了如指掌”朱竹《静志居诗话》。南明覆后，吴应箕起义兵抗清，被难。顾子方名杲，东林创始者顾宪成的孙子。卧子指陈子龙，青浦人。前年方中进士，其时丁忧居乡，往来南都，见此举而赞叹为“仁者之勇”，可以想见此公揭的分量。
    据全谢山在《梨洲先生黄宗羲神道碑》中记述，列名“留都防乱公揭”者，“共议以东林子弟，无锡顾端文公为首；天启被难诸家推公按：指黄宗羲居首；其余以次列名。大铖恨之刺骨，戊寅秋七月事也。荐绅则金坛周仪部镳实主之。”所谓“以次列名”指复社及陈子龙所创办的几社名士，总计百四十余人；而必推顾杲为首者，实寓深意。
    原来阮大铖最初亦是东林中人，《东林点将录》拟之为“没遮拦”，其后乃堕落为阉党。顾杲有《杨柳枝》词：“滚滚飞花下夕阳，从前春事时伤。东堂纵欲重收拾，恼煞沾泥更不香。”即为阮而咏，而以东林创始者后人居首，即表示东林门墙中，不容有此败类，含有“破门”之意。
    至于周镳支持此举，尤有可称。周镳字仲驭，崇祯六年进士，官至礼部郎中，所以称之为“仪部”。他的伯父周应秋官至吏部尚书，是阉党有数人物。魏忠贤门下有“五虎（fuguodu.pro）”“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号，周应秋就是“狗头”——“十狗”之首。周镳深耻有此长亲，通籍后结林东林，颇励名节，是故力主逐阮，乃理所必然。据陈贞慧记：“阮心揣此事仲驭主之。然始谋也，绝不有仲驭者！而铖以书来，书且哀。仲驭不启视，就使者焚之，铖衔之刺骨。”在阮大铖看，以阉党子弟排阉党，乃反噬，乃不孝，刺骨之恨，自无怪其然。数年后，周镳终因此而死。
    “留都防乱公揭”全文约千五百言，大要可区分为四段：
    逆案乃皇帝所亲定，凡身在案中者，纵能免于伏诛，亦当闭门思过；而竟有在此四方多事之时，幸灾乐祸，结党营私如逆党阮大铖者，岂不可骇？
    二历数阮大铖在怀宁在南京种种招摇撞骗贪诈勒索的劣迹，由此而积赃私数十万之多。
    三方今流寇作乱，而以阮大铖的阴险叵测猖狂无忌，若不早行驱除，则酿祸萧墙，将危及陪都。
    四既读圣人之书，自知讨贼之义，但知为国除，不惜以身贾祸。如果阮大铖有力障天，能逃刑戳，复能杀士，领衔者愿身当，存此段公论，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
    陈贞慧2
    起承转合四大段，层次分明，语气锋利。逆案事过十年，而阮大铖又能以狡自匿其逆迹，因而罪名不彰。此时以陈贞慧言，痛揭疮疤，阮大铖之狼狈可想。陈贞慧自记：
    揭发而南中始鳃鳃知有逆案二字，争嗫嚅出患语曰：“逆某！逆某！”士大夫之素鲜廉耻者，亦裹足与绝。铖气沮，心愈恨至己卯，窜身荆溪相君幕友，酒阑歌遏，襟绝缨绝，辄絮语：“贞慧何人，何状？必欲杀某！何怨？”语絮且泣。
    荆溪在宜兴，“荆溪相君”指周延儒，其时罢相回籍闲居已数年。周延儒初与东林相善，中道相疏。但他会试所取的门生张溥，即复社领袖“西张”中的“西张”，以此因缘，东林不与周延儒为难，而阮大铖亦得借以庇护。直到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起，阮方潜归南京，住在城外，不敢进城。陈贞慧得意地记道：“向之裘马驰突，庐儿思子，耀通衢，至此奄奄气尽矣！”
    曾几何时，而有甲申三月十九之变，马士英以拥立福王之功，得掌大权，奏请起复阮大铖为兵部右侍郎。东林君子，全力反对，马士英悍然不顾。所以如此者，马阮之间别有番深厚的渊源在。
    马士英与阮大铖是会试同年。崇祯三年，马士英在宣府巡抚任内，以贪污罪为镇守太监王坤所揭发，革职充军。其后流寓南京，与阮大铖臭味相投，深相结纳。自“留都防乱公揭”出，阮大铖见不得人，所与往还者，只有马士英个人，交情自然更深厚了。
    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得门生张溥之助，复起入相。张溥之助周，非有厚爱于师门，是因为当时朝中，东林正人君子被排斥无存，认为周延儒还不失为可与为善之人，因而为他活动复起。周延儒入京以前，张溥曾跟他公开谈判，提出若干项政治主张，大致皆为力去弊政。周延儒慨然相许，当锐意行之。
    阮大铖原与“荆溪相君”有深交，见他复出，认为是自己翻身的大好良机，便重贿周延儒，恳求援手。《明史》卷三百八：
    周延儒内召。大铖辇金钱要之维扬，求湔濯。延儒曰：“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铖沉吟久之曰：“瑶草何如？”瑶草，士英别字也。延儒许之。
    十五年六月，凤阳总督高斗光以失五城逮治。礼部侍郎王锡衮荐士英才；延儒从中主之，遂起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凤庐等处军务。
    如果不是阮大铖的力量，马士英不会当总督，握兵柄，即令有拥立福王之心，并无支配大局的实力。是故饮水思源，对阮非报答并援引为助不可！
    阮大铖朝得志，自然要翻逆案，修旧（fqxs）怨。周镳的从兄周钟，据说曾为李自成草拟“即位诏书”，名在“顺案”之中——李自成的“年号”叫“大顺”。阮大铖特与“逆案”相对，将逮治附逆明臣案，定名为“顺案”。牵连及于周镳，捕治在狱。此时阉党弹冠相庆，横行无忌。阮大铖与此辈日夜谋议，要兴大狱尽杀东林与复社中人。陈贞慧吴应箕首当其冲，甲申九月十四，陈贞慧在南京为锦衣卫镇抚司所逮捕。
    据陈贞慧长子陈维崧《先府君行略》记：
    宏光帝立于南中，府君蒲伏阙下，为先少保请谥居南中。而怀宁方贵用事，夙又恨府君刺骨；盖先是已捕周鹿溪先生，系之请室矣！先生亦以防乱揭故，为怀宁所切齿者也。府君日夜粥从请室中，或为府君危之，府君卒自若。
    九月十四日日下，有白靴校尉数人者至邸中，缚府君至镇抚，出纸，纸尾有贵池吴先生名；先生先日亡去。而刘侨者故思宗皇帝时旧（fqxs）锦衣也；夜漏三下，以小赫蹄与镇抚冯可宗，大约谓，东林后人无故杀之以起大狱，纪纲门达之事可鉴也。冯获旨意动而司马练公国，亦为府君星夜驰贵阳；而相国王公铎亦致书镇抚，狱遂解。
    案：南明史料中，记陈贞慧被捕事绝鲜，即有亦极简略；所以此记为很可宝贵的第手史料。但其中有小误。所谓“练公国”，漏“事”字。练国事名不见经传，而维崧当事人，见闻真切，必不致误，当为文集校刻所漏。
    《明季南略》，甲申八月十，练国事补兵部尚书。九月初九与阮大铖“见朝”。衡之“星夜驰贵阳”语，可以想见练国事者，马士英部下得力将领。当六月间，马士英奏荐阮大铖后，福王数度召见，但补用之旨，直未用，系因朝士连章交劾，有所顾忌之故。而马士英以大学士兼摄兵部，亟须得人为助，因而先补练国事。不久，有人奏言，阮大铖知兵事，因于八月底补为“添注兵部侍郎，巡阅江防”。“添注”者，额外入负之谓。“巡阅江防”，向来是御史的差使，俗称“操江御史”，职权甚重。此时以防清兵南下，特用兵部侍郎兼领，表示重视江防。而其实为阮大铖复起，找冠冕的理由。阮大铖接事后，在江边誓师，着素蟒，饰碧玉，以明其为哀师。其实百官舆服中，并无所谓素蟒，因而被人议为“梨园妆束”。《三国演义》：刘先主起兵为关云长报仇，陈兵江边，连营八百里，皆“白盔白甲白旗号”。阮胡子素蟒的“灵感”，或者出于此。素蟒亦可能出于家蓄戏班的衣箱中。
    记中所谓“鹿溪先生”即周镳。阮大铖为兴大狱，曾有番布置，只看《弘光实录》，便可想见。八月初，命锦衣卫镇抚司冯可宗，遣役缉事。八月廿，周镳即被捕；九月初九，阮大铖“见朝”，越五日，陈贞慧亦被捕。
    锦衣卫得以“遣役缉事”，乃不经由法院的司法程序，越过所谓“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而由皇帝直接下令锦衣卫逮捕嫌犯。久而久之，事权下移，锦衣卫的“档头”“番子”，即所谓“白靴校尉”者，狐假虎（fuguodu.pro）威，残民以逞，惨酷黑暗之状，不可胜数，《明史刑法志》言之甚详，为明朝最大的弊政之。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起，实践对张溥的承诺，奏罢厂卫缉事，辇毂之下，欢声雷动。厂卫则以从此失去刮骨敲髓的凭借，恨周刺骨。锦衣卫都指挥骆养性本周所保荐，亦竟与东厂太监勾结而反噬，刺探延儒阴事，悉以上闻，周延儒因此罢相殒身。至是，冯可宗复又受命“遣役缉事”，即为对付东林复社的先声。而以周镳的被捕，为锦衣卫凶焰复炽的起始。
    至于阮大铖九月初九“见朝”，越五日而陈贞慧不免，乃为阮大铖兵权在握，始敢放手荼毒。其狱之解，据陈维崧记，得力于练国事刘侨及王铎，而蒋永陵《陈迦陵外传》所记有所不同：
    南渡时，定生罹党祸，朝宗捐数千金力为营脱。侯无德色，陈不屑顾谢，相与为古道交如此。
    按：练国事与刘侨，不悉其与陈家有何深交，而肯为之如此出力。尤其是刘侨，从贼而又脱归，方当大办“顺案”时，自身难保，何以如此热心，半夜为之致书冯可宗，以永乐天顺年间纪纲门达的往事为戒。维崧所记，语焉不详而于情理不惬，则侯方域捐金营救之说，应该可信。贿练国事者，以其为马士英部将，贿刘侨者，以其曾为冯可宗长官，而此狱固非马士英冯可宗不得解。至于王铎，其时位居次辅，如果与陈有旧（fqxs）而愿相救，大可代向马士英乞情，不必“致书镇抚”，自落以私于公之嫌。南明覆没，王铎与钱牧斋领衔迎降！又《桃花扇》第二十五句“选优”，记“薰风殿”楹联为王铎所书：“万事无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庙堂之上，作此楹帖，福王与王铎君臣之人品可知！即令此为孔东塘的杜撰，意存讽刺，则何以不刺他人，独及于王？是则王铎的口碑，亦可想像而得。当时纳贿为之致书镇抚关说，自在情理之中。然而此亦非陈维崧有所讳，或者侯方域既无德色，陈贞慧不屑顾谢，自亦不言，维崧不及知而已。
    陈贞慧之狱，结明朝阉党荼毒东林复社之局。入清党争如故，又为另重公案。平心而论，阉党固然卑鄙阴险，而东林复社诸君子断断于门户之见，意气之争，亦未免过分。魏大中的长子，殉父的魏学伊，有首《猛虎（fuguodu.pro）行》，别具见地，颇有意味：
    北山有猛虎（fuguodu.pro），不牝亦不牡，哀哀无辜人，吞噬十而九。猛虎（fuguodu.pro）且勿道，虱乃伏其尻，壮士困颠踬，虱喙纷相挠。为语行路人，且复忍此虱；扑虱误惊虎（fuguodu.pro），灭影苦无术。虎（fuguodu.pro）头置短枕，虎（fuguodu.pro）皮罩尘俟；猛虎（fuguodu.pro）有死日，虱乎何有哉？
    不牝不牡，明指阉人。阉党则虎（fuguodu.pro）尻之虱，扑虱惊虎（fuguodu.pro），自招其祸，不如待其自毙。这是魏学伊的看法，是明哲还是姑息，实在难说。
    明祚既覆，忠臣义士的结局，不外三种：殉国起义归隐，而以归隐最多。隐于僧隐于医隐于市井隐于深山，陈贞慧筑土室于宜兴城南三十里的罨画溪，足迹不履城市。吴梅村有《赠阳羡陈定生》诗，可以想见其隐居的光景：
    溪山罨画好归耕，樱笋琴书足性情。茶有经真处士，橘无于绢旧（fqxs）清卿。知交东冶传钩党，子弟南皮负盛名。却话宋中登望远，天涯风雨得侯生。
    “宋中”典出杜诗，指河南商邱故宋国之地，借以指侯方域。“子弟盛名”，更非虚语，陈贞慧的长子陈维崧，就是与朱竹齐名的陈其年，号迦陵。汪中教授著《清词金荃》，论其词学如此：
    .
    陈贞慧3
    骈文与词赋声名于当代，与秀水朱彝尊名相当，合刻“朱陈村词”；其年自刻“湖海楼词”。自有词人以来，作品之富，未有过于其笔者。虽不及竹之开浙派，而影响词坛亦巨。其弟宗石序其词集云：“值兄少时，值家门鼎盛，意气横逸，谢郎捉鼻，尘尾时挥，不无声华裙屐之好，故其词多作旖旎语。中更颠沛，饥驱四方，或驴背清霜，孤篷夜雨；或河梁送别，千里怀人；或酒旗歌板，须髯奋张；或月谢风廊，肝肠掩抑。切诙谐狂欢，细泣幽吟，无不寓之于词。”其后号称学苏辛者，固莫不以迦陵为宗。其末流虽不免粗犷叫嚣之失，要其沉雄豪迈，固时之杰也。朱疆村题其年词集云：“迦陵韵，哀乐过人多。跋扈颇参青兕意；清扬恰称紫云歌，不管秀师诃。”
    所谓“紫云歌”，词意双关。《太真外传》：“玄宗尝梦，仙子十余辈，御卿云而下，各执乐器悬奏之，曲度清越，真仙府音之。有仙人曰：‘此神仙紫云回，今传授陛下为正始之音。’”疆村以为“清扬恰称紫云歌”，是赞其词有“仙府之音”。又，“朱陈村词”曾传入禁中，所以用玄宗梦中受曲的典故，更为贴切。殊不知紫云亦有本事，钮锈《剩》记：
    陈其年未遇时，游广陵，冒巢民延致梅花别墅。有童紫云者，儇丽善歌，执役书堂，陈赠以佳句，并图其像，装为卷帙，题曰《云郎小照》。
    适墅梅盛开，陈偕紫云徘徊于暗香疏影间。巢民偶登内阁，遥望见之，忽佯怒（shubaojie），呼二健仆缚紫云去，将加以杖。陈营救无策，意极彷徨，计惟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
    时已暮，乃趋赴老宅前，长跪门外。启门者曰：“陈某有急，求太夫人发玉音。非蒙许诺，某不起也。”因备言紫云事。
    顷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云郎，然必得先生咏梅绝句百首，成于今夕，仍送云郎侍左右也。”陈大喜，摄衣而回！篝灯濡墨，苦吟达曙，百咏既就，亟书送巢民；巢民读之击节，笑遣云郎。
    按：紫云姓徐，非寻常歌童。其师名陈九，其年为赋《满江红》相赠，起首数句为：“铁笛钿筝，还记得白头陈九，曾消受妓堂丝竹，球场花酒。籍福无双丞相客，善才第琵琶手。”拟陈九为汉初田窦家的门客籍福，则其人当为柳敬亭的流亚，而必久客“田皇亲”家。陈九的来历不凡，其徒可知。当陈其年做客冒氏水绘园时，主人爱才，兼重故人，相待极厚，特以紫云相侍，计六年之久。《剩》又记：
    其后紫云配妇，合卺有期矣；陈惘然如失，赋《贺新郎》赠之云：“小酌荼酿，喜今朝钗光钿影，灯前荡漾。隔着屏风喧笑语，报道雀翘初上；又悄把擅奴偷相，扑朔雌雄浑不辨，但临风私取春弓量。送尔去，揭鸳帐。六年孤馆相依傍，最难忘红枕畔，泪花轻飓。了尔身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样。只我罗衾浑似铁，拥桃笙难得纱窗亮；休为我，再惆怅。”
    此词当时竞传人口，为从来《贺新郎》中独无二之作。上半阕写新妇偷相夫婿，雌雄不辨，只好量鞋以为印证，体会极细，不类其年湖海豪气的词风。
    下半阕的警句，自是“了尔身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样”。此词之微妙，在非以平等地位写同性恋，而在略有“遣嫁”训勉之念，字里行间又隐隐拈酸怨怒（shubaojie）。写尽娈童，亦写尽同性恋之失恋。疆村谓之为“哀乐过人多”，真为精确之论。
    云郎“遣嫁”，陈其年旋即北上。此行是受举荐，应“博学鸿词”之试。其时三藩之乱，渐次平定，康熙为示偃武修文，亦以收拾人心，于康熙十七年正月廿六日下诏开“博学鸿词”，命在京三品以上，外省督抚布按等官员，各举贤才，亲试录用。在考试中，此科目称为“制科”。自唐朝以后，成为罕逢的盛典。朱竹陈其年都被保荐，由地方官护送进京，于第二年三月初应试于大内弘仁阁下。先赐宴，后给卷。试赋诗，题为《璇玑玉衡赋》“省耕二十韵”。应试者五十九人，取五十，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朱陈俱取在二等，授职翰林院检讨，此即是清朝科举中有名的“己未词科”。
    当陈其年于康熙十七年春天到京后，有个方外旧（fqxs）交——广东长寿寺的主持大汕，替他画幅填词图。其年仪容魁伟，修髯为戟，真如吴梅村赠诗所谓“长头大鼻陈惊座”。旁有女郎持箫随侍，图作按谱寻声之状。时名家题咏，盛推词宗，而知其生平，莫如竹，为赋《摸鱼儿》首，款作“摸鱼儿，题请其年长兄正，弟彝尊”：
    擅词场，飞扬跋扈；前身可是青兕？风烟壑家阳羡，最好竹山乡里。携砚几，坐罨画溪阴，袅袅珠藤翠。人生快意，但紫竹尹烹泉，银筝侑酒，此外总闲事。空中语，空中想出姝丽，图来菱角双髻，乐章琴趣三千调，作者古今能几？团扇底，也直得，樽前记曲呼娘子。旗亭药市，听江北江南，歌尘到处，柳下井华水。
    词中宛转讽劝，珍惜词名，不如归隐。朱竹本以布衣负重名，姓字达于楚中。但此时同赴征车时，亦不免有功名二字横亘胸中。邓之诚《清诗记事初编》谓竹，“论者惜其轻于出，终伤锻羽；然观所作吊?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