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奴又怕食物也不安分,吩咐道:”据闻有汉人投毒于饮水食盐中,或以毒饲猪而售者。我兵丁购猪,当日勿宰,留二三日,待药毒散尽,再行宰食。其饮水食盐,加意小心,勿堕其奸计。既有所闻之,我等即须善保自身。凡葱、瓜、茄子、鸡、鸭、鹅等诸物,均加留意。若见有诸申汉人二人合谋,同行者无论诸申汉人,见即拿获之各罚银一两。“
老奴索性对汉民实行武器管制:“汉人军士及百姓,凡有弓矢、刀、枪、炮等军械,限於二十日内,送交各该管官。逾二十日隐匿不送者,被人首告,治以重罪。禁止汉人工匠售卖弓矢刀枪等军械,十日以后,卖则罪其售卖之人,买则罪其购买之人。限各所属人於二十日将军械送交完竣,并着该管官员具文上奏。”
老奴自已做了亏心事,“疑神疑鬼”到何种程度,正所谓”自做孽,不可活!“;然而,老奴这些“冶标不冶本”的措施,并无助于民族和解。
从天启元年开始,辽东民众公开反抗建虏的行动”此起彼伏“,一浪接一浪;辽阳城有诸生父子六人,知必死,持刀突而出,毙虏帅,诸子持棍棒共击杀建虏二十余人。事起仓卒,出乎建虏意料之外,百姓乘乱逃亡,五六百人结队南行,建虏追之不及。继辽阳暴动之后,辽南四卫的矿工在李遇春和他的弟弟李光春组织下,聚矿工二千人守东山、铁山;他们不仅自己不剃发,而且见到剃发的人都当作是建虏斩杀。
老奴见他们声势浩大,先是派使者许以”高官厚禄“进行诱降,结果李遇春不为所动,反将使者斩杀;老奴“恼羞成怒”之下,又派出武尔古岱和李永芳等率兵三千人前往镇压,然而李遇春等人挫败他们的进攻,建虏死伤者数以千计;老奴知道遇上了强硬的对手,于是遣“鱼皮鞑子”即今之赫哲人,因穿鱼皮制成的衣服而得名前来,后来又辅之以长期围困封锁才将他们镇压下去。
还是天启元年,时任广宁巡抚的王化贞遣都司毛文龙、毛承禄、尤景和、王辅、陈忠等率二百二十余人,前往收复猪岛、海洋岛、长山岛、广鹿岛岛屿;。毛文龙至朝鲜弥串堡时,侦知伪署游击佟养真抄杀民众于双山等处,镇江城中空虚。当时,右卫生员王一宁往朝鲜借兵适回,毛文龙遂与商议攻取镇江,毛文龙令千总陈忠带一百多名官兵,乘夜渡江,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夜半,袭擒佟养真及子佟松年、侄佟松年等贼党六十人,后来又奇袭双山,阵斩伪游击缪一真等人,此役收辽民万人、旧额兵八百人,数百里之内的宽奠、汤站、险山等城堡望风而降,引发了老奴的极大恐慌。
当时朝野闻捷报,一片沸腾之声,时任内阁首辅的叶向官闻捷报曰:““毛文龙收复镇江,人情踊跃,而或恐其寡弱难支,轻举取败,此亦老长考虑。但用兵之道,贵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今幸有毛文龙,此举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法。”
王在晋评曰:“毛文龙收复镇江,擒缚叛贼,四卫震动,人心响应。报闻之日,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自清河、抚顺失陷以来,费千百万金钱,萃十数万兵力,不能擒其一贼。此一捷也,真为空谷之音,闻之而喜可知也。”
连一向沉迷于书画之中,甚少过问政事的董其昌也罕见地评论道:“毛文龙以二百人夺镇江,擒逆贼,献之阙下,不费国家一把铁、一束草、一斗粮。立此奇功,真奇侠绝伦,可以寄边事者!如此胆略,夫岂易得?使今有三文龙,奴可掳,辽可复,李永芳、佟养性可坐缚而衅之鼓下矣。”
老奴此后试图说服毛文龙来降,手书曰:“自古以来,诸国之兴衰,皆天轮之时连也,将亡之时大示共兆,烽烟遍地,惟至灭之。将与之时,上天默佑,每举必与,气势昌盛。类此之例,尔岂不知乎,昔伊尹如桀王之运,终往归成汤王而为臣。姜太公知纣王之运终,往归武王而为臣。”
老奴又“强词夺理”为自己的滥杀辽民找借口,“闻尔毛将军谓我为何杀人,若不杀人,谁不愿降;辽东,广宁之人原系朱氏皇帝之民也,因天授与我,故我以国增、兵增、钱粮增而悦之。自旅顺口以北至开原,自镇江以下至广宁,皆养有之。然欲养而不从,竟杀我所任之官、所遣之使,奸细往来,叛逃而去。对此岂能不杀而平白释放心遣之乎?我之所杀者,理也。由我处逃出愿结尔而前往之人,尔收容后,不如豢养,却令其从军,反戈而战,故于各处之被杀者,乃尔所杀,非理也。”
老奴大概是三国演义看多了,把自己当成仁义无双的刘皇叔:”我国思养昭明,故自东海以来,举国愿归。至于哈达,叶赫,鸟拉,辉发之人,虽曾鏖战不降,然败后擒之仍聚而养之。其时,出兵蒙古,我之所获尚不及自愿来归者多。如今归顺者“络绎不绝”,此皆莫我恩育之声誉而来耳。设若杀之,其何能来耶?“
老奴自己滥杀人,反把安邦彦扯出来当挡箭牌:“毛将军,我曾以为尔乃明智之人,今尔不知天时,是愚味也。明运已终,劫数来尽无处不杀汉人。安邦彦将山阴,安南,贵州、四川、广西、云南等省各处,所杀者高少乎?实乃明灭之时也。天之所灭、尔能救焉?昔周国运终,末世国乱。圣人孔,孟,欲救而不能,遂即灭之。
老奴把齐恒公、唐太宗等人拿来比自己,又用韩信、刘整来比毛文龙:“尔岂不知?常言:良翁择木而栖,贤人择主而事。韩信弃霸王而归汉高祖,刘整弃宋国而发蒙古忽必烈汗,此皆观天时择主而事,且留芳名于后世。谁人曾谓彼等为恶?凡应天命而生之汗、贝勒等,皆不念雠敌,视其功德而养育之。古之桓公,养射已之管仲为社稷之臣。唐太宗养雠敌胡敬德,终得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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