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王朝更迭》第26章“桃花夫人”

    楚文王名为熊赀，和乃父一样，也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王，为楚国的壮大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文王即位之初，由于国富民强，军力强大，一批忠臣良将辅佐，执政压力不大。加之中年即位，为储多年，从事事小心的生活中方才解脱，所以并不励精图治，而是耽于享乐，沉浸在安逸之中。例如，他曾经携犬带弓远赴云梦泽游猎，整整三月一去不返；再如，广征丹阳美女以盈后宫，纵情于声色之中，沉浮于脂粉之畔，不理朝政，任由国事荒废。
    于是老臣太保申和大将鬻拳进宫进谏，并以先王遗命为由要鞭笞文王以示惩戒。文王以自己出生便受赐位列诸侯，此时又贵为一国之君，不能受鞭刑之辱为由，请求太保申网开一面，换一种刑罚方式。但太保申执意不从，文王无奈，只得趴在枕席之上受刑。太保申并未真打，他手持荆条束鞭，高高扬起、轻轻落下，仅数下之后便止。
    文王认为在先王英灵注视之下受此可有可无之刑，心中顿感不安，言即已蒙受鞭刑之名，不如真打一顿反倒痛快。太保申回曰对小人应令其受皮肉之苦，对君子则应让其感到内心羞赧屈辱，否则皮肉之苦又有何用？若大王仍不得醒悟，为臣之人实在是愧对先王嘱托，只得以死谢罪了，言罢自请死罪，意欲投河。文王急止猛省，遂杀狗、折弓、遣散美女，专注于修补朝政、巩固民生以报先王之志。留下一段“受笞纳谏”的佳话。
    文王即位后做出了一个战略性决策，把国都从丹阳迁到了郢。这一举措的意义在于体现了楚国外扩思路的延续性，楚国经过武王时期的对外用兵，在江南之地已经无可匹敌，寻求逐鹿中原的途径是其新阶段的必然选择。在战略重心已然北倾的情况下，就需要寻找新的大本营，同时，还要保持对南方固有版图的控制。因而迁都，则成为了适应楚国新的国情，解决楚国发展需要的重大决定。
    郢城地理位置极佳，南有长江天堑为屏，西通巴蜀之地，东望吴郡、会稽，北向中原，陆路、水路四通八达，进可入主中原，退可据守一方。更兼地势高耸，保证汲水却无需担忧洪涝，是发展民生、保障后方稳定的绝佳场所。楚文王迁都的决策，确保了楚国后面将近四百年的繁盛。对于郢城的确切位置，历来众说纷纭，一说位于湖北江陵南部，又说湖北宜城西，还有认为其实所属两地，但都叫郢。
    本人偏向于其首都位于湖北江陵南部。不过这也是自己本人的主观看法。
    文王沿袭先王对外兼并的脚步，挥师进军申国。申国，以周为姓，也是周天子的分封地，作为周天子在江南楚地钳制楚国的重镇，楚文王几近周折，终于灭申。由于邓国地处于楚国和申国之间，是楚文王大军往返的必经之地，加之文王母后，也就是武王的王妃邓曼是邓国人，于是在文王班师路过邓国时，邓国国君设席款待文王。邓国的贵族们苦劝国君借此机会除掉文王，但国君不从，认为不能行此不义之举，由此放虎归山。文王回国后不久，就再度出兵把邓国灭掉了。
    楚军之所以无往不利，一方面仰仗于国力的强大和军备的雄厚，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治军之严明。有一则故事可以体现这一点，楚国伐邓途中，文王命令两位王子革和灵外出侦察，二人在野外遇见一位乞讨老翁，于是抢掠欺侮了他。文王得知此事，欲斩二人。
    王公贵族们纷纷劝阻，认为因如此小事就处以极刑太过严厉。但乞讨老翁在营门外大喊说楚军因邓国残暴于是征讨，但楚国公子肆意欺凌老弱，岂不是说明楚军更为无道！文王感慨讨伐残暴的义军，如果自己也残暴无行，则算不上安民；仗着身强力壮欺侮年迈之人，将来无法教育后代；宠溺子女，因私废公，无视法度，则不能治理国家；庇护子女伤害国政更万万不可。文王乃斩杀二子以正军法。
    楚国攻灭申、邓、吕诸国，是其扫清门户、打通称雄中原的必为之举。彼时，中原大地格局区趋于明朗，齐国在管仲的治理下，经过改革，生产力大大提高，经济军事实力日渐雄厚。外交上与宋、陈、郑等中等国家结盟，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势力。楚国要想入主中原，齐国及其盟友是其无法忽视的存在。而欲与之一战，必须尽可能地扫除一切对自身不利的因素。楚国周边的小国，论实力虽不能对其造成威胁，但楚国还没强大到可以在无视它们的前提下与强大对手一决高下。吞并这些小国，既可以扫除后顾之忧，又能够壮大自身实力，还可以将这些小国具有的地理优势据为己有，因而楚国必须攻灭它们。
    楚文王将汉水以东之地尽数收归版图之中，又趁息、蔡两国不睦而借机吞并，这件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超越了单纯史实的内涵而拓展到文化层面，息夫人的凄绝命运也引发后世之人反复为之感叹吟咏。
    楚国终于可以直面中原，文王选择了郑国作为首个攻讨对象，理由是郑厉公复辟“缓告于楚”，以此向以齐国为首的中原各路诸侯发出宣言。楚国伐郑，是这个南方大国第一次和中原诸侯正面交锋，正式拉开了齐、楚争霸中原的大幕。
    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就在楚国野心勃勃，为进军中原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时，一个不经意的机会，降临到了文王面前。位于淮水一带的息国和位于汝水一带的蔡国发生了摩擦。起因源于息、蔡二位国君都娶了陈国国君的女儿为妻，蔡国国君娶的是大女儿，而息国国君即将与小女儿，也就是后来的息妫完婚。息妫出嫁时途经蔡国，蔡国国君认为息妫是自己夫人的妹妹，于是就没有按照息国夫人的规格礼遇进行招待，并且举止颇为轻浮，着实激怒了息国国君。
    息国国君决定报复，便使人拜访楚文王，请求楚文王出兵攻打息国，由息国向蔡国求救，这样就可以给楚国攻灭蔡国制造口实。这正中了楚文王的下怀，于是很快答应了息国的请求。
    楚国随即进兵，在这一年的九月份大败蔡国军队于莘地，并且俘虏了蔡国国君献舞。对于楚文王而言，这次战役的意义不仅在于挫败了蔡国，更是释放了一个政治信号，就是楚国有决心，也有能力进军中原。在孔子编选的《春秋》更是把这件事作为楚国走向强国的分水岭，并从这一年开始，正式将楚国列入记载对象，其原文曰：“楚辟陋在夷，于此始通上国。”
    蔡国国君惨遭被俘之辱，更得知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息国国君，而起因在于息妫夫人，内心自是痛恨不已，处心积虑想要报复。恰好蔡国国君知道楚文王喜好女色，于是就借机向楚文王夸耀息妫夫人的绝世美貌，竟然使得楚文王在尚未与之谋面的情况下就心旌摇曳，向往不已。
    蔡国国君见文王心动，便进一步怂恿挑唆，令楚王决意采取行动。楚王便以巡游狩猎为借口，带着大军“不经意”间路过了息国。息国国君不明所以，还十分高兴，设宴款待，席间令息夫人出来相见。楚王得见息妫真颜，方知蔡侯所言不虚，次日，以答谢为名，将息国国君骗出宫来，设伏击杀了他，遂侵入宫中，将息夫人强虏回国。
    息妫自有倾国之貌，犹若桃花盛开，令楚文王心醉神迷，将其封为“桃花夫人”。息妫在文王宫中，一住三年，为文王诞下两个儿子，一曰熊囏，一曰熊恽，熊恽就是后来的楚成王。
    虽然多子多福，但息夫人并没有感到快乐，因为她始终忘不了她作为息国夫人的原有身份以及国破家亡的痛苦经历。整整三年，息夫人没有和楚文王说过一句话。楚文王问她何故如此，她回答道自己一个妇人家，生不能侍一夫，死不能殉一主，为人至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楚文王对其内心怨怼心知肚明，于是拿蔡国为其平复心情，鲁庄公十四年（公元前680年），楚国出兵，将蔡国彻底变成了自己的附庸。
    “桃花夫人”的故事，源远流长，人们在为其凄绝动人而感喟时，也对息夫人的命运有着不同的思考和见解。唐人王维在其诗歌《息夫人》中写道：“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在王维眼中，楚王因贪恋美色而行不义之举，通过残暴的方式毁人家庭，甚至认为以今日荣华富贵的恩宠可以让息夫人忘却过去，无疑是无德无行而又愚蠢可笑的。而息妫夫人虽身处楚宫，却时时心念旧人，虽然身不由己，但却在绝望与哀痛之中坚守内心的忠贞，实在是有贞有烈的典范了。事实上，息夫人在楚国灭蔡，为息国国君报仇之后，便以自尽的方式，追随夫君而去。
    然而另一位唐代诗人杜牧对此有着不同见解，他说：“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毕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杜牧暗讽息夫人红颜祸水，惹得国破家亡，自己却没有立刻自尽以谢，反而选择偷生，实乃可悲可恨。
    然而，无论是王维还是杜牧，似乎都忽略了楚国灭息、蔡二国的根本原因。楚文王志在中原，而息、蔡二国又是楚国走向中原必须迈过的门槛，两国所在的汝水、淮水领域乃是楚国挥师北上和东进的咽喉之地，必须抢占先机。楚国灭息、蔡之后，以两地为重镇，特别委派官员进行镇守管理，并将其地位拔高到中央直属辖区，足见两地的战略地位。
    因而不论以何种借口，息、蔡二国必是楚国的囊中之物，这一命运不会改变。而“桃花夫人”不过是楚文王战略决策下的额外收获罢了，她的存在，只能是被强行拉上前台的小小注脚，而不会成为决定历史大势的原因，这可以算是息夫人的又一种悲剧吧。
    楚文王生命中最后一次征战并没有以完美告终。介早在武王时期，楚国就已经征服了权国，并派人管理，无奈权人叛变，事件平息后，武王将之迁移，另派大夫阎敖治理。后来，楚国与巴国联合攻打申国时，阎敖与巴国将领不睦，巴国军队随之进攻阎敖治下权人的居住地，阎敖败逃，被文王处死，他的族人于是联合巴国共同对抗楚国，甚至打到国都周边。
    鲁庄公十八年（公元前676年），楚国出兵平息事态，反遭大败，文王仓皇逃回。但是城中守将鬻拳认为国君惨败逃回实在有辱国威，拒绝开门放行，楚王只好挥师攻打黄国，得胜班师。在归国途中，楚文王染病，不治身亡。遗体回国之后，鬻拳将其安葬于王陵，然后自尽而亡，追随文王而去，不负自己一生忠臣之名。
    楚文王在位十四年，基本实现了武王“欲观中国之政”的志向。他攻灭了息、蔡、申、邓诸国，打通了楚国通向中原的康庄大道。其迁都决策，为楚国数百年的国富民安提供了有力前提，并使楚国在未来的争霸中占据了先机，体现出了一个伟大国君的远见卓识。清人顾栎高说：“楚横行南服，由丹阳迁郢，取荆州以立根基。武王取罗、鄀，以鄢郢之地，定襄阳以为门户，至灭申，遂北向以抗衡中夏。”准确概括了楚国在文王治下的发展轨迹，也是楚文王一生励精图治、奋斗不息留下的功绩和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