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新明》第一百八十二章 整肃(下)

    万历五年九月末,吏部尚书谭纶任内病故,年五十八。谭纶自幼饱览诗书,思维敏锐,智力过人,性格沉稳。嘉靖二十三年进士,在台州知府任内练兵抵御倭寇,三战三捷,大振军威。
    后来带领刘显、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屡败倭寇。先后提督两广军务、巡抚陕西、总督蓟辽,任兵部尚书。
    谭纶是继胡宗宪之后朝廷最为知兵的文臣,可谓矫矫虎臣、腹心干城。万历五年张翰因阻挠变法而去职,谭纶被朱翊钧任命为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衔。
    攫欝攫。然而就任不到半年,竟然染疾去世,朱翊钧为之扼腕。和吕调阳等人商量过后,追赠其太子太保,定谥号“襄敏”。谭纶的去世,如断张居正一臂,在江陵的张居正听到谭子理去世的消息,为之痛惜。
    万历五年十月初,接替谭纶为吏部尚书的李幼兹和度支部新任尚书郭朝宾上奏,请皇帝夺情张居正,待其三月假满,即回京师理事。
    经过皇帝先后两年出考题点明“真孝”,报纸一年多的宣传,朝廷上下都明白皇帝改“丁忧”制度的决心早定,加上此时朝野政治高压,夺情之议并未像原时空那般引起较大波澜。
    说实话,对于皇帝改“丁忧”制度,朝廷上下官员心内都有些若有若无的窃喜,谁愿意因为父母之丧耽误三年?官场生涯又有几个三年?
    万历五年十月戊子,彗星见于西南,光明大如盏,苍白色长数丈,繇尾箕越斗牛。原时空引起轩然大波的“星变”如期来到,这次星变和张居正的“夺情”搅在一起,引起了万历朝第一次大规模党争,也为大明的灭亡埋下了伏笔之一。
    后世被命名为C1577V1的彗星,在经过数以百万年的旅程后,终于到达地球人可以观测的位置。此际的欧洲,丹麦科学家第谷.布拉赫发现彗星是一种天体,且处于大气层之外。这一发现,为伽利略.伽利雷“日心说”的发现又提供了一小块的素材,激发了那颗年轻而天才的大脑,促使他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天文学。
    而在本时空此际的大明朝,望远镜的发明和普及才刚刚开始。因为政治的高压和白色恐怖的氛围,言官、御史此时近乎失声,关于“星变”稀稀拉拉的奏本,不过是虚应故事,向皇帝表示此时大明朝的纠错机制没有宕机,还在发挥作用。
    至于这作用大小,言官们表示,这要看皇帝您的心情,您想大就大,想小就小。
    这些奏本中,无人请皇帝修省,也无利用玄象示异,反倒是有口一词,要求皇帝下旨,“儆愓大小臣工其恪修职业,以图消弭。”大家纷纷表示,皇帝没错,错的是我们,我们还没有领会皇帝要大兴变法的精神实质,在工作中拖拖拉拉,才导致老天爷不高兴,派彗星来的。
    在深宫中养腿的朱翊钧,曾指示侍从室从头梳理历史上所有彗星的记录,试图从逻辑上证明“彗星灾异说”的谬误,从而动摇“天命不可违”思想,为变法扫除思想上的障碍。然而很遗憾的是,这次“谬误证明”最终走向了他愿望的反面,侍从们以史料上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彗星这玩意的出现,大部分确实和灾异相关。
    站在皇帝一方的侍从试图反证:灾异是一种常态,彗星是一种变量,两者重合并不意味着灾异和彗星有相关性,毕竟历史上好多次更大的灾异和亡国之兆并没有彗星作为呼应。
    这不失为一条好的宣传路子,但驳倒这一论点也非常容易:谁规定“天”只用彗星这一种方式来示警的?地震、大水、异形的动植物,都是警告手段!
    究其本质,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说”不过是对皇权无可奈何之下的约束手段。因为它从逻辑上的自洽,要推翻这一学说非得科学大成,且深入人心不可。
    朱翊钧想利用历朝历代被天人感应思想影响的史官所作的记录,来证明彗星无关乎灾异,相当于拿史官的刀来削他们的把儿,简直缘木求鱼。
    即使到了科学昌明二十一世纪,相信天人感应学说的还有不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九七六年的各大灾异,已经穿越回大明的朱翊钧想起这个年份,心里面也照样嘀咕。
    于是,深感任重道远的朱翊钧,只能约见朱载堉,向他提出关于彗星的一些设想,并让他组织皇家格物院的天文专家进行验证。
    另外,两京的报纸上,也出现了一些彗星和灾异之间的讨论文章,正反两方争论的不亦乐乎,对朱翊钧来说,不过聊胜于无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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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彗星和张居正的夺情之议,并未引起政治上的动荡,不过是因为现在皇帝用刀子开了无双——无人敢做杖马之鸣。
    巘戅妙书苑miaoshuYuaN.Com戅。但这并不意味着皇帝的变法诏书在贯彻过程中就一帆风顺。相反,因为皇帝和张文明遇刺引发全国性的大案,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逮捕,以地主士绅为代表的基层统治阶层,很多成了无脑黑,连变法的内容都没搞清楚,就开始抵制变法政策的实施。
    他们抵制的手段太多了,任何一项县政的实施,都离不开乡绅族老对本族的宣贯和带头,他们只要对县衙官员来一个集体的避而不见——就能让一县之政大半停摆。
    更别说,好多乡绅还通过本族子弟控制着县学,而县官要想完成“文治”考评,县学学生在士林中给出差评是县官不可承受之重。
    万历五年的大逮捕,到十月底的时候,人数已经超过五万,近千豪绅因此破家。而他们的姻亲故旧,近乎能联络上全国小半以上的士绅。出于对锦衣卫乱兴大狱的抵制,变法在帝国基层的阻力极大——很多地方官被上挤下压,死的心都有了。
    万历五年的大明帝国,酝酿着变乱的激流,人心惶惶不知向何处去。
    这些鼎沸的压力,一方面促使部分具有洞察力的思想家和学者在考虑国家的兴亡出路;另一方面也激发全国性的大讨论——皇帝的遇刺和张文明的死于非命不是秘密,伴随着两件事的各类八卦谣言,变法的内容也散布到帝国的各个角落。
    当然,压力最大首当其冲的,还是以王通为首的锦衣卫。王通早已征得皇帝同意,将锦衣卫中、高层家眷按照自愿原则,换了身份搬离故土。他本人则搬入亲军都尉府,日夜指挥这太祖以来第一大案。
    驻南京的锦衣卫同知杨俊卿,他的家却搬不了。排山倒海般的压力纷至沓来,让屡次亲自拷问董剑雄无果的杨俊卿终于明白——杨家到了站队的时候了。
    是秉承着和大多乡绅站在一起的立场,平反冤狱?还是站在皇帝的立场,以是否反对变法为准绳,消灭反对的声音?这是一个涉及家族生死存亡的问题。
    而杨俊卿也终于看清楚,皇帝为什么没有像张居正一样,对于谋害张文明的幕后真凶有必得之心。张居正要报杀父之仇,当然复仇的对象越准确越好;皇帝则要通过一南一北两个大案,将变法反对者从统治阶层剔除,并儆其余,因此张文明案的幕后真凶,不妨模糊些。
    因此,帝国南方的锦衣卫在杨俊卿的指挥下,不停的顺藤摸瓜,要搞清张文明案的真相;驻扎京师的锦衣卫指挥使王通,则命令各级锦衣卫收集反对变法者的名单——大清洗近在眼前,杨家将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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