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第 27 部分

    日瓦戈医生 作者:肉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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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子旁边的人又哈哈大笑起来。马林娜不满意地扫了大家一眼，发火了，说起家里人来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见她的声音，感到声音奇怪。但没法弄清其中的奥妙。
    “家里有很多东西要洗，马克尔。得打扫干净。擦地板。我还想洗点东西。”
    桌子旁边的人惊讶不已。
    “你说这种话不害臊吗？你开了中国洗衣店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请您允许我女儿上您那儿去。她上您那儿去，帮您洗衣服擦地。有穿破的衣服也能帮您缝补。闺女，你别怕他。你不知道，像他这样好的人少有，连苍蝇都不敢欺侮。”
    “不，您说什么呀，阿加菲娜·吉洪诺夫娜，不用。我决不答应马林娜为我弄得一身脏。她又不是我雇的女工。我自己能对付。”
    “您能弄得一身脏，怎么我就不能呢？您可真不好说话，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您干吗拒绝呢？要是我非上您那儿去做客，您难道把我轰出来？”
    马林娜能成为女歌唱家。她的嗓音纯正洪亮，声调很高。马林娜说话的声音不高，但她的嗓音比说话所需要的有力得多，同马林娜合不到一块儿，具有独立的含意。仿佛从她背后的另一间屋里传过来的。这声音是她的护身符，是保护她的天使。谁也不想侮辱有这种声音的女人，伤她的心。
    从打水的这个星期天之后，医生同马林娜之间产生了友谊。她常到他那地帮他做家务。有一天她留在他那儿，没再回门房去。这样她成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第三位没在户籍登记处登记的妻子。因为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没同头一个妻子离婚。他们有了孩子。马林娜的父母不无骄傲地管女儿叫作医生太太。马克尔抱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同马林娜举行婚礼，也没登记。“你发昏了吧？”妻子反驳他道，“这在安东宁娜还活着的时候哪办得到呢？重婚？”“你自己才是傻瓜呢。”马克尔回敬道，“提东尼娘干什么。东尼娜跟死了一样。没有任何法律保护她、”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玩笑说，他们的浪漫史是二十桶水，同二十章或二十封信构成的里的浪漫史～样。
    马林娜原谅医生这时变得古怪的脾气和他的堕落，以及意识到自己堕落后的任性，也原谅他把屋里弄得又脏又乱。她忍受他的呼叨、刻薄话和爱发脾气的毛病。
    她的自我牺牲还不止于此。等到他们由于他的过失而陷入自愿的、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困境时，马林娜为了不在这种时刻把他～个人丢下，竟扔掉了工作。电报局非常器重她，在她被迫离职后还愿意让她回去。她屈从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幻想，跟他一块儿挨家给人打零工。他们给住在各层楼的房客计件锯木头。某些人，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初期发了财的商人和靠近政府从事科学和艺术的人，开始自己盖房，置备家具。有一次马林娜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锯剩的木头小心翼翼地抱进房屋主人的书房，生怕毡鞋把木屑从外面带到地毯上。房屋主人对锯木头的男人和女人毫不理睬，傲慢地沉浸在中。女主人跟他们讲干活条件，支付他们工钱。
    “这头肥猪专心读的是本什么书？”医生动了好奇心。“他干吗这样拼命地往书上做记号呢？”他抱着劈柴绕过他的写字台时，从百~万小!说人的肩膀上往下瞟了一眼。桌上摆着瓦夏先前在国立高等工艺美术学校里印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小册子。
    马林娜和医生住在斯皮里东大街，戈尔东在旁边小布隆纳亚街上租了一间房子。马林娜和医生有两个女儿，卡帕卡和克拉什卡。卡皮托林娜，即卡帕卡，六岁多了，不久前诞生的克拉夫吉娜才六个月。
    一九二九年的初夏天气很热。熟人穿过两三条街彼此做客都不戴帽子，不穿上衣。
    戈尔东的房间建筑得很古怪。它原先是一家时装店的作坊，有上下两个单间。一整块玻璃橱窗从当街的那一面把两个房间嵌在一起。橱窗玻璃上用斜体金字写出裁缝的姓名和他的职业。橱窗里面有一条从楼下通往楼上的螺旋梯。
    现在这个作坊隔成三个房间。
    在两层楼之间用木板隔出一道夹层，上面有一个对住房来说显得稀奇古怪的窗户。窗户有一米高，一直伸到地板上。“它遮住了剩下的金字母。从它们之间的隙缝中能看到屋里人的腿，一直看到膝盖。房间里住着戈尔东。日瓦戈、杜多罗夫和马林娜带着孩子们坐在他的房间里。孩子们跟大人不同，从窗外看得见全身。马林娜不久便带着小姑娘们走了。屋里只剩下三个男人。
    他们正在闲谈，那种夏天老同学之间懒洋洋的闲谈，老朋友们之间的友谊长得已经无法计算了。他们平时怎么闲谈呢？
    谁要有足够的词汇，谁就能说得和想得自然连贯。只有日瓦戈具备这个条件。
    他的朋友们缺乏必要的表达手段。他们俩都缺乏口才。他们能够使用的词汇太贫乏，说话的时候在屋里走来走去，不停地使劲吸烟，挥动着两只手，一连几次重复同一个意思（“老兄，这不诚实；就是说，不诚实；对了，对了，木诚实”）。
    他们没意识到，他们交谈当中这种过分的紧张情绪毫不表示性格的热烈和开阔，恰恰相反，暴露出它们的不完美和缺陷。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属于有教养的教授圈子。他们的一生都在好书、好思想家、好作曲家和那种昨天好、今天好、永远好、就是好的音乐当中度过的。但他们不明白，中等趣味的贫乏比庸俗趣味的贫乏更坏。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不明白，就连他们对日瓦戈的种种指责，也并非出于忠于朋友的感情和影响他的愿望，而只不过由于不会自由思想和按照自己的意志驾驭谈话罢了。而谈话像一匹撒级的野马，把他们带到他们完全不想去的地方。他们无法掉转马头，最后必定会撞到什么东西上。他们用全部说教猛烈地冲撞尤里·安德烈耶维奇。
    他看透了他们兴奋的动机、他们靠不住的关切和他们见解的机械。然而他却不能对他们说：“亲爱的朋友们，嗅，你们和你们所代表的圈子，还有你们所敬爱的姓名和权威的才华和艺术，是多么不可救药的平庸啊。你们身上唯一生动而闪光的东西是你们和我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并且认识我。”怎么能对朋友们坦率到这种程度呢！为了不让他们伤心，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恭顺地听他们说教。
    社多罗夫不久前服满了第一次流放的期限，恢复了他暂时被派夺的权利，并获准到大学重新执教。
    现在，他向朋友们倾吐他在流放期间的内心感受。他是真诚地、毫不虚假地同他们谈的。他的见解并非出于胆怯或其他考虑才说出来的。
    他说，控诉的理由，在监狱里和出狱后对待他的态度，特别是同侦查员的单独谈话，使他的脑筋清醒，政治上受到再教育，擦亮了他的眼睛，他作为一个人成熟了。
    杜多罗夫的议论之所以授合戈尔东的心意，因为正是他听得烂熟了的那些话。他同情地向因诺肯季点头，赞同他的看法。打动戈尔东的恰恰是杜多罗夫的话中和感受中的公式化的东西。他把对干篇一律感觉的模仿当成全人类的共性。
    因诺肯季合乎道德的言论符合时代精神。但正是他们那种虚伪行为的规律性和透明度惹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恼火。不自由的人总美化自己的奴役生活。这种事发生在中世纪，耶稣会教徒往往利用这一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所无法忍受的正是苏维埃知识分子政治上的神秘主义，把它当成最高成就或像当时所说的，当成“时代的精神天花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避免，同朋友们争吵，把这种感觉也隐藏在心里。
    但吸引他的完全是另外的一件事，是杜多罗夫所讲的有关博尼法季·奥尔列佐夫的故事。奥尔列佐夫是因诺肯季的同监难友，一个神甫，吉洪分子。此人有个名叫赫里斯京娜的六岁女儿。父亲的被捕以及他以后的命运对她是个打击。“宗教人士”、“被视夺公民权的人”这一类名词对她来说是不光彩的污点。她也许在自己炽热的童心里发誓，一定要洗掉自己慈父名字上的这个污点。这么早就立下这样的目的，并充满不可动摇的决心，使她现在仍然是她所认为的共产主义当中最不容置疑的一切的孩子般狂热的追随者。
    “我要走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别怪我，米沙。屋子里闷气，街上热。我有点透不过气来。”
    “你瞧，地板上的通风窗敞开着。对不起，我们烟抽得太多了。我们老忘记你在的时候不该抽烟。房子盖得这么糟，我有什么办法。帮我另找一间房子吧。”
    “我走啦，戈尔多沙。咱们聊够了。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亲爱的伙伴们。这可不是我故意扫你们的兴。这是一种病，心血管硬化症。心肌壁磨损得太厉害，磨薄了，总有一天会破裂。可我还不到四十岁呢。我不是酒鬼，也不是放荡的人。”
    “你做临终祈祷还早着呢。别说傻话了。你还有的活呢。”
    “我们这个时代经常出现心脏细微溢血现象。它们并不都是致命的。在有的情况下人们能活过来。这是一种现代病。我想它发生的原因在于道德秩序。要求把我们大多数人纳入官方所提倡的违背良心的体系。日复一日使自己表现得同自己感受的相反，不能不影响健康。大肆赞扬你所不喜欢的东西，为只会带来不幸的东西而感到高兴。我们的神经系统不是空话，并非杜撰。它是人体的神经纤维所构成的。我们的灵魂在空间占据一定的位置，它存在于我们身上，犹如牙齿存在于口腔中一样。对它不能无休止地施加压力而不受到惩罚。因诺肯季，我听你讲到流放的时候你如何成长、如何受到再教育时感到非常难受。这就像一匹马说它如何在驯马场上自己训练自己。”
    “我替杜多罗夫打抱不平。你不过不习惯人类的语言罢了。你对它们已经无法领悟了。”
    “也许如此吧，米沙。可是对不起，你们还是放我走吧。我感到呼吸困难。真的，我不夸张。”
    “等一下。这完全是托辞。你不给我们一个干脆诚恳的回答，我们就不放你走。你同意不同意你应当转变，改正自己的观点？在这方面你打算做什么？你应当明确你同东尼姬的关系，同马林娜的关系。这可是活人，女人，她们会感觉，会痛苦，而不是随意组合在一起、蔡绕在你脑子里的空灵观念。此外，像你这样的人白白糟蹋自己未免太可耻了。你必须从睡梦和懒散中清醒过来，打起精神，改正毫无根据的狂妄态度。是的，是的，改正对周围的一切所持的不能允许的傲慢态度，担任职务，照旧行医。”
    “好吧，我回答你们。最近我也常常这样想，因此可以毫不脸红地向你们做某些允诺。我觉得一切都会顺利解决，而且解决得相当快。你们会看到的，是的，真的，一切都会变好。我太想活了，而活着就意味着挣扎向前，追求完美，并达到它。
    “戈尔东，你护着马林娜，像你先前总护着东尼娜一样，我很高兴。可我跟她们并没有不和，跟谁都没吵过架。你起先责备我，她跟我说话用‘您’，我跟她说话用‘你’，她称呼我时带父称，好像我不觉得别扭似的。但这种不自然态度中的深层次的紊乱早已消除，什么隔阂也没有，互相平等。
    “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他们又开始从巴黎给我写信了。孩子们长大了，在法国同龄伙伴当中非常快活。舒拉马上就要小学毕业了，他上的是初级学校，玛尼娜也要上这所学校。可我从来没见过自己的女儿。我不知为何相信，尽管他们加入了法国籍，但他们很快就要回来，一切都将以某种微妙的方式完满解决。
    “从很多迹象来看，岳父和东尼姐知道马林娜和女孩子们。我自己没写信告诉过他们。这些情况大概间接地传到了他们那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觉得受到侮辱，伤了他父亲的感
    情，他为东尼娜感到痛心。这可以解释为我们五年没通信的原因。我刚回到莫斯科时同他们通过一段时期的信。他们突然不给我写信了。一切都中断了。
    “不久前我又从他们那儿收到信，收到所有的人甚至孩子的信。亲切温暖的信。不知道他们的心怎么软了。也许东尼娘发生了什么变化，交了新朋友，愿上帝保佑她。我说不清。我有时也给他们写信。可说真的，我不能再呆下去了。我走了，不然非被整死不可。再见。”
    第二天早上，半死不活的马林娜跑到戈尔东家里来。家里没有人帮她照看孩子，她把最小的克拉什卡用被子裹起来，用一只手搂在胸口上，另一只手拉着跟在她身后不肯进来的卡帕卡。
    “尤拉在您这儿吗，米沙？”她问道，声音都变了。
    “难道他昨天晚上没回家？”
    “没有。”
    “那准在因诺肯季那儿。”
    “我上那儿去过了。因诺肯季到学校上课去了。但邻居认识尤拉。他没上那儿去过。”
    “那他上哪儿去了？”
    马林娜把裹在被子里的克拉沙放在沙发上，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
    戈尔东和社多罗夫两天没离开马林娜。他们轮流看护她，不敢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他们在看护马林娜的间隙还四处寻找医生。他们跑遍了他可能去的地方，到过面粉镇和西夫采夫街上的住宅，到他曾任职的思想宫和意识之家打听过，找遍他们知道并有地址的他的所有老熟人，但寻找了半天仍毫无结果。
    他们没报告民警局，因为不想引起当局对他的注意，尽管他有户口，没判过刑，但在现今的概念中远非模范公民。只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报请民警局寻人。
    到了第三天，马林娜、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在不同时间收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信。信里对让他们惊恐不安深表遗憾。他央求他们原谅他，千万放心，并恳求他们不要再寻找他，因为反正找不到他。
    他告诉他们，为了尽快地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他想单独呆一段时间，以便集中精力做事，一旦在新的领域中安定下来，并坚信转变之后不再故态复萌，他便离开秘密的隐蔽所，回到马林娜和孩子们身边。
    他在信中通知戈尔东，把寄给他名下的钱转交给马林娜。他请戈尔东替孩子们雇个保姆，以便把马林娜从家务中解脱出来，让她有可能再回到电报局工作。他解释道，没把钱直接寄给她，是因为担心汇单上的款额使她遭到抢劫。
    钱不久就汇到了，其款额超过医生的标准和他的朋友们的经济水平。替孩子们雇了保姆。马林娜重新回到电报局。她一直不放心，但已经习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以往的怪癖，终于容忍了他这次的古怪行为。尽管他请求并警告他们不要寻找他，但朋友们和这位他亲近的女人仍然继续寻找他，但同时也渐渐相信了他的预言是不错的。他们没找到他。
    其实他就住在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就在他们鼻子底下显眼的地方，在他们寻找的最小的圈子之内。
    他失踪的那天，黄昏前，天还亮的时候，他走出戈尔东的家，走到布隆纳亚街，向自己的家斯皮里东大街走去的时候，还没走出一百步，便撞上迎面走过来的同父异母弟弟叶夫格拉夫·日瓦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三年多没见过他了，他的消息一点也没有。原来，叶夫格拉夫偶然到莫斯科来，刚刚不久。他像往常那样从天而降，什么情况也问不出来，问他什么他都用默默的微笑或笑话岔开。但他绕过生活琐事，问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两三个问题，马上弄清他的全部悲伤和麻烦，便在街道狭窄的拐角处，在绕过他们和朝他们走过来的拥挤的人群当中，制定了一个如何帮助并挽救哥哥的计划。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失踪和隐藏起来便是他的主意，他的发明。
    他在艺术剧院旁边一条那时还叫卡梅尔格尔斯基的街上替他租了一个房间。他供给他钱花，为医生张罗具有广阔科学实践活动的差事，总有一天会把他安置在医院中。他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保护哥哥。最后，他还向哥哥保证，他的一家在巴黎的不稳定状况终将结束。或者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到他们那儿去，或者他们回到他这儿来。叶夫格拉夫自告奋勇把这一切办好。弟弟的支持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受到鼓舞。像先前一样，他的势力仍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谜。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不想探索这个秘密。
    他住的房间朝南。两扇窗户对着对面剧院的屋顶，屋顶后面夏天的太阳高悬在奥霍特内街的上方，街道的石板路被屋顶遮住，阳光照s不到。
    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而言，房间不仅是工作室，也不仅是他的书房。在这个完全被工作吞没的时期，当堆在桌上的札记本已经容纳不下他的计划和构思，他构思出的和梦想到的形象悄悄地飘荡在空中的时候，仿佛画室中堆满刚刚开始的、画面对着墙的画稿，这时，医生住的房间便成为精神的宴会厅、疯狂的贮藏室和灵感的仓库。
    幸好叶夫格拉夫同医院领导的谈判拖了很长时间，上班的日子遥遥无期。正好利用延期上班的时间写作。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始整理先前写过的、现在还能记得的诗篇的片断，还有木知叶夫格拉夫从什么地方给他弄来的诗稿，一部分是他自己抄下来的，一部分不知是什么人重印的。整理杂乱的材料使天生思想杂乱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更加无法集中思想。很快他就扔下了这项工作，从修改尚未完成的作品转向写新作品，沉浸在新鲜的手稿中。
    他先迅速地打出文章草稿，要像头一次在瓦雷金话那样，写出脑子里涌现出的诗篇片断，开头、结尾或中间，想到什么写什么。有时他的笔赶不上喷涌的思绪，他用速记法记下开头的字母和缩写字，但手还是跟不上思绪。
    他急忙写下去。每当他的想像力疲倦了，写不下去的时候，他便在纸边上绘画，用图画鞭策想象力。于是纸边上出现了林间小道和城市十字路口，十字路口中央竖立着广告牌：“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脱谷机。”
    文章和诗都是同一个题材。它的描写对象是城市。
    后来在他的文稿中发现了一则札记：
    一九二二年我回莫斯科的时候，我发现它荒凉，一半已快变成废墟了。它经历了革命最初年代考验后便成为这副样子，至今仍是这副样子。人口减少了，新住宅没有建筑，旧住宅不曾修缮。
    但即便是这种样子，它仍然是现代大城市，现代新艺术唯一真正的鼓舞者。
    把看起来互不相容的事物和概念混乱地排列在一起，　仿佛出于作者的任性，像象征主义者布洛克、维尔哈伦、惠特曼那样，其实完全不是修辞上的任意胡来。这是印象的新结构，从生活中发现的，从现实中临摹的。
    正像他们那样，在诗行上驱赶一系列形象，诗行自己扩散开，把人群从我们身边赶走，如同马车从十九世纪末繁忙的城市街道上驶过，而后来，又如二十世纪初的电气车厢和地铁车厢从城市里驶过一样。
    在这种环境中，田园的纯朴焉能存在。它的虚假的朴实是文学的赝品，不自然的装腔作势，书本里的情形，不是来自农村，而是从科学院书库的书架上搬来的。生动的、自然形成并符合今天精神的语言是都市主义的语言。
    我住在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被阳光照得耀眼的夏天的莫斯科，庭院之间的炽热的柏油路面，照s在楼上窗框上　的光点，弥漫着街道和尘土的气息，在我周围旋转，使我头　脑发昏，并想叫我为了赞美莫斯科而使别人的头脑发昏。为　了这个目的，它教育了我，并使我献身艺术。
    墙外日夜喧嚣的街道同当代人的灵魂联系得如此紧　密，有如开始的序曲同充满黑暗和神秘、尚未升起、但已经　被脚灯照红的帷幕一样。门外和窗外不住声地s动和喧嚣　的城市是我们每个人走向生活的巨大无边的前奏。我正想从这种角度描写城市。
    在保存下来的日瓦戈的诗稿中没有见到这类诗。也许《哈姆雷特》属于这种诗？
    八月末的一天早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加泽特内街拐角的电车站上了开往尼基塔街方向的电车，从大学到库德林斯卡亚大街去。他头一天到博特金医院去就职，这所医院那时叫索尔达金科夫医院，这也许木是他头一次上那儿接洽工作。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走运。他上了一辆有毛病的电车，这辆电车每天都出事故。不是大车轮子陷进电车轨道，阻挡电车行驶，便是车底下或者车顶上的绝缘体出了故障，发生短路，僻僻啪啪冒火花。
    电车司机常常拿着扳钳从停住的电车前门上下来，围绕着电车察看，蹲下来钻进车底下修理车轮子和后门之间的部件。
    倒霉的电车阻挡全线通行。街上已经挤满被它阻挡住的电车，后面的电车还源源不断地开来，都挤在～起。这条长龙的尾巴已经到了练马场，并且还在不断地加长。乘客从后面的车上下来，跑去上前面出事故的那辆电车，仿佛换乘一辆车能占多大便宜似的。炎热的早晨挤满人的车厢又闷又热。在从尼基塔门跑过石板路的一群乘客头上，～块黑紫色的乌云越升越高。快要下暴雨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坐在车厢左边的单人座位上，被挤得贴在窗户上。音乐学院所在的尼基塔街有侧的人行道一直在他眼前。他望着这一侧步行的和乘车的人，一个也没放过，脑子却不由自主地、漫不经心地想着另一个人。
    一个头戴缠着亚麻布制成的雏菊花和矢车菊花的淡黄色草帽、身穿紫丁香色的老式紧身连衣裙的女人，在人行道上吃力地走着，累得气喘吁吁，用手里拿着的一个扁平小包不停地扇自己。她穿着紧身胸衣，热得浑身无力，满脸都是汗，用花边手绢擦着被浸湿的眉毛和嘴唇。
    她行走的路线和电车轨道平行。修好的电车一开动，便超过她。她有几次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视线中消失。电车再次发生故障停下来的时候，女士赶过电车，又有几次映入医生的眼帘。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起中学的算术题，计算在不同时间内以不同速度开动的火车的时间和顺序。他想回忆起通常的演算方法，可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他没想出演算的方法来，便从这些回忆跳到另外的回忆上，陷入更为复杂的沉思中。
    他想到旁边几个正在发育成长的人，一个靠着一个以不同的速度向前走去，想到在生活中不知谁的命运能超过另一个人的命运，谁比谁活得更长。他想起某种类似人生竞技场中的相对原则，但他终于思绪紊乱，于是放弃了这种类比。
    天空打了～个闪，响起一阵雷声。倒霉的电车已经卡在从库德林斯卡亚大街到动物园的下坡上了。穿淡紫色连衣裙的女士过了一会儿又出现在窗外，从电车旁边走过，渐渐走远了。头一阵大雨点落在人行道上、石板路上和那个女士身上。一阵夹带着尘土的风扫过人行道上的树木，刮得树叶翻滚，掀动女士的帽子，卷起她的衣裙，突然又止住了。
    医生感到一阵头晕，四肢无力。他强撑着从座位上站起来，一上一下地拼命拉窗户的吊带，想打开车厢的窗户。但他怎么也拉不开。
    有人向医生喊道，窗户都钉死了，可他正在同头晕作斗争，心里充满惊恐，因此并不认为那是对自己喊叫，也没理解喊叫的意思。他继续开窗子，又一上一下地拽了两三次吊带，猛地往自己身上一拉，突然感到胸中一阵从未有过的剧痛。他马上便明白内脏什么地方被拉伤了，铸成致命的错误，一切都完了。这时电车开动了，但在普列斯纳街上没走几步又停住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以超人的毅力摇摇晃晃地挤开站在两排凳子之间的乘客，挤到车的后门口。人们不让他过去，大声责骂他。他觉得涌入的清新空气使他有了精神，也许一切尚未完结，他会好一些。
    他从后门口人堆里往外挤，又引起一阵骂声、踢瑞和狂怒。他不顾乘客的喊叫，挤出人群，从电车的踏板上迈到石板路上，走了一步、两步、三步，咕略一声栽在石板上，从此再也没起来。
    响起一片喧哗声，乘客纷纷争着出主意。有几个乘客从后门下来，围住摔倒的人。他们很快便断定，他已不再呼吸，心脏停止跳动。人行道上的人也向围着尸体的人群走来，有的人感到安慰，有的人觉得失望，这个人木是轧死的，他的死同电车毫不相干。人越来越多。穿淡紫色连衣裙的女士也走到人群眼前，站了～会儿，看了看死者，听了一会儿旁人的议论，又向前走去。她是个外国人，但听明白了有的人主张把尸体抬上电车，运到前面的医院去，另外一些人说应当叫民警。她没等到他们作出决定便向前走去。
    穿紫色连衣裙的女士是从梅留泽耶沃来的瑞士籍的弗列里小姐。她已经非常衰老了。十二年来，她～直在书面申请准许她返回祖国。不久前她的申请被批准了。她到莫斯科来领取出境护照。那天她到本国大使馆去领取护照，她当扇子扇的东西便是用绸带扎起来的卷成一卷的证件。她向前走去，已经超过电车十次了，但一点都不知道她超过了日瓦戈，而且比他活得长。
    从通向房门的走廊便能看见屋子的一角，那儿斜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具棺材，它低狭的尾端像一只凿得很粗糙的独木舟，正对着房门。死者的腿紧顶着棺材。这张桌子便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先前的写字台。屋里没有别的桌子。手稿放过抽屉里，桌子放在棺材底下。枕头垫得很高，尸体躺在棺材里就像放在小山坡上。
    棺材周围放了许多鲜花，在这个季节罕见的一簇簇丁香，c在瓦罐或花瓶里的仙客来和爪叶菊。鲜花挡住从窗口s进来的光线。微弱的光线透过摆在桌旁的鲜花照在死者蜡黄的脸上和手上，照在棺材的木板上。美丽的花影落在桌子上，仿佛刚刚停止摇曳。
    那时火葬已经很普遍了。为了孩子们能领取补贴，保证他们今后能上中学和马林娜在电报局的工作不受影响，决定不做安魂弥撒，实行普通火葬。向有关当局申报了。等待有关的代表们到来。
    在等待他们的时刻，屋里空荡荡的，仿佛是旧房客已经迁出而新房客尚未搬入的住宅。只有向死者告别的人跟着脚小心翼翼的走路声和鞋子木小心蹭地的声音打破屋子的寂静。来的人不多，但比预料的多得多。这位几乎没有姓名的人的死讯飞快地传遍他们的圈子。聚集了很多人，他们曾在不同的时期认识死者，又在不同时期同他失去联系或被他遗忘。他的学术思想和诗歌获得更多的不相识的知音，他们生前从未见过他，但被他所吸引，现在头一次来看他，见他最后一面。
    在这种没有任何仪式的共同沉默的时刻，在沉默以一种几乎可以感触到的损失压抑着每个人的心的时刻，只有鲜花代替了房间里所缺少的歌声和仪式。
    鲜花木仅怒放，散发芳香，仿佛所有的花一齐把香气放尽，以此加速自己的枯萎，把芳香的力量馈赠给所有的人，完成某种壮举。
    很容易把植物王国想象成死亡王国的近邻。这里，在这绿色的大地中，在墓地的树木之间，在花畦中破土而出的花卉幼苗当中，也许凝聚着我们竭力探索的巨变的秘密和生命之谜。马利亚起初没认出从棺材中走出的耶稣，误把他当成了墓地的园丁。
    当死者从他最后居住地运到卡梅尔格斯基大街的寓所时，被他的死讯惊呆了的朋友们陪着被噩耗吓得精神失常的马林娜从大门冲入敞开的房间。她一直无法控制自己，在地板上打滚，用头撞带坐位和靠背的长木柜。在订购的棺材运到、零乱的房间整理干净之前，尸体便停放在木柜上。她哭得泪如雨下，一会儿低声说话，一会儿又喊又叫，泣不成声，而一半话是无意识地嚎叫出来的。她像农村中哭死人那样哭嚎，对什么人都不在乎，什么人都看不见。马林娜抓住尸体不放，简直无法把她拉开，以便把尸体抬到另一间打扫过的、多余的东西都搬开的房间，做人殓前的净身。这都是昨天发生的事。今天，她悲痛的狂澜已经止住，变得麻木不仁了，但他仍然不能控制自己，什么话也不说，神经尚未恢复正常。
    她从昨天起在这儿坐了一整夜，一步也没离开房间。克拉什卡被抱到这儿来喂奶，卡帕卡和年幼的保姆也被带到这儿来过，后来又把她们带走了。
    伴随她的是亲近的人，同她一样悲痛的杜多罗夫和戈尔东。父亲马克尔在一条长凳上靠着她坐下，轻声啼泣，大声摄鼻涕。她的母亲和姐妹也哭着到她这里来过。
    有两个人，一男一女，同所有吊丧的人迥然不同。他们没有强调自己同死者的关系比上述的人亲近。他们不想同马林娜、她的女儿们和死者的朋友竞争悲痛，把悲痛的优先权让给他们。这两个人没有任何过分的要求，但却有自己的、特殊的哀痛死者的权利。他们不知何故都具有无法理喻的无声的权利，没有任何人触犯他们的权利，或对他们的权利提出异议。看来正是这两个人一开始便在c办丧事，他们手心静气地办理各种事，仿佛办理这种事给他们带来某种乐趣。他们的崇高精神境界引起大家的注意，大家对他们产生一种奇异的印象。仿佛这两个人不仅同殡葬事宜有关，而且还同这次死亡有关，但又并非医生死亡的肇事者或间接的原因。他们仿佛是事情发生后答应承办丧事的人，安心料理丧事。认识他们的人不多，有的人猜到他们是谁，但大部分人对他们一无所知。
    但当那位长着一双既表示好奇又引起旁人好奇的吉尔吉斯人的细眼睛的男人，和这位并未精心打扮便很漂亮的女人走进安放着棺材的屋子时，所有坐着、站着或走动的人，包括马林娜在内，都顺从地让出地方，仿佛他们之间有过默契似的，，躲在一旁，从沿墙的一排椅子和凳子上站起来，互相拥挤着从房间里走进走廊和前厅，只有这位男人和这位女人留在掩上的门后面，仿佛两个鉴定人，在无人打扰的安静的环境中，被请来完成同殡葬直接有关的事，并且是极为紧要的事、现在的情形正是如此。只有他们两人留下来，坐在两把靠墙的凳子上，谈起正事来：
    “办得怎么样了，叶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维奇？”
    “今天下午火葬。半小时后医务工作者工会派人来拉遗体，运到工会俱乐部。四点钟举行追悼会。没有一份证件合用。劳动手册过时了，旧的工会会员证没换过，几年没缴纳会费。这些事都得办。所以拖延了半天。在把他抬出之前——顺便说一句，抬他的人马上就要到了——还得做些准备，我遵照您的请求，把您一个人留在这儿。再见。您听见了吗？电话铃响了。我出去一下。”
    叶夫格拉夫走进走廊。走廊里挤满医生陌生的同事、中学的同学、医院的低级职员和书店的店员，还有马林娜和孩子们。她搂着两个孩子，用技在肩上的大衣襟裹着她们（那天很冷，冷风从大门口吹进来），坐在凳子边上等待房门什么时候再打开，就像探监的女人，等待守卫把她放进探监室。走廊里光线很暗，装不下所有吊丧的人，打开了通楼梯的门。很多人站在前厅和楼道上抽烟，不时走来走去。其余的人站在楼梯下面的台阶上，越靠近大街，说话的声音越大，越随便。在一片压低声音的低语中，叶夫格拉夫费劲地听电话里的声音，尽量把声音压低到符合吊丧的气氛，用一只手遮住听筒，在电话里回答对方的问题，大概是有关安葬的程序和医生死亡情况的问题。他又回到房间，同那个女人继续谈下去。
    “火化之后请别离开，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我对您有个过分的请求。我不知道您下榻在什么地方。告诉我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您。我想在最近，明天或者后天，便着手整理哥哥的手稿。我需要您的帮助。您知道那么多他的事，大概比所有的人知道得都多。您刚才顺便提到，您刚从伊尔库茨克到这儿，并不准备在莫斯科久留，您上这儿来是出于别的原因，偶尔来的，并不知道哥哥死前的几个月住在这里，更不知道这里出了什么事儿。您说的有些话我不明白，但我并不要求您解释，可您别离开，我不知道您的住宅在哪儿。最好在整理他的手稿的几天里，我们呆在一间房间里，或两间房间里，但不要隔得太远。这能办到。我认识房管会的人。”
    “您说有些话您没听明白。这有什么不好明白的。我来到莫斯科，寄存了行李，信步沿着莫斯科大街走去，有一半都不认识了——忘了。走啊，走啊，走下库兹涅茨基桥，进了库兹涅茨基胡同，突然见到熟得不能再熟的卡梅尔格斯基街上那所任务被枪毙的安季波夫，我死去的丈夫，当大学生的时候租的房间，正是我们现在坐在里面的这个房间。我想，进去看看吧，也许旧主人侥幸还活着呢。至于他们早不在了，这儿的一切都变了样，我是以后才知道的，是第二天和今天，慢慢打听出来的。您不是也在场吗，我何必还说呢？我仿佛被雷打了一样，朝街的门敞着，屋里有人，还有口棺材，棺材里躺着死人。死的人是谁呢？我进了门，走到跟前，我想我真发疯了，在做梦吧，可这一切您都看见了。我说得不对吗，我何必还要给您讲呢？”
    “等等，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我打断您一下。我已经对您说过，我和哥哥没料到这间屋子有这么多不寻常的往事。比如，安季波夫在这儿住过。可您刚才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更让我惊讶。我马上就告诉您为什么惊讶，对不起。说到安季波夫，他在革命战争时期姓斯特列利尼科夫，有一个时期，内战初期吧，我经常听到他的名字，听过不知多少遍，几乎每天都能听见，还见过他一两次面，没料到由于家庭原因他竟会同我关系如此密切。可是，请您原谅，也许我听差了，我觉得您好像说，也许您无意中说错了——‘被枪毙的安季波夫’。难道您不知道他是自杀的吗？”
    “有过这种说法，可我不相信。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决不会自杀。”
    “但这绝对可靠。安季波夫自杀的房子，听哥哥说，就是您去海参象前住的那座房子。就发生在您带着女儿离开后的两三天。哥哥替他收了尸，把他埋葬了。难道这些消息没传到您那里？”
    “没有。我听到的是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