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第 22 部分

    日瓦戈医生 作者:肉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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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裁缝把医生放进去，把他带到旁边比贮藏室大不了多少的一间屋里。他马上像在理发店里似的坐在椅子上，脖子上围了～块不可缺少的白罩单，白罩单的边塞进衣领里。
    女裁缝出去取工具，一会儿便拿着剪子、几把不同型号的梳子、推子、磨刀皮带和剃须刀回来了。
    “我一生当中什么都干过。”她解释道，发现医生很惊讶，怎么她手头什么都有。“我当过理发师，上次战争时当过护士，学会了理发刮胡子。咱们先用剪刀把胡子剪短，然后再刮。”
    “头发清理短点。”
    “我尽力而为吧。这样的知识分子却装成大老粗。现在不按星期计算，而是十天一计算。今天十七号，理发店逢七休息。您好像不知道似的。”
    “我是不知道。我干吗要假装呢？我已经说过我从远处来，不是本地人。”
    “坐稳了，别动弹。～动弹就要割破。这么说您是从外地来的了？坐什么车来的？”
    “走着来的。”
    “走的是公路？”
    “一半是公路，一半沿铁路线。多少列火车被雪埋住了！什么样的都有，豪华的啦，特快的啦，都有。”
    “剪完这一点就完了。这儿再去一点，好啦。为了办家务事？”
    “哪儿来的家务事！为了先前信用合作社联盟的事。我是外埠视察员。派我到各地视察。天晓得都到过什么地方。困在东西伯利亚了。怎么也回不来。没有火车呀。只好徒步行走，别提多苦啦。走了一个半月。我见过的事讲一辈子也讲不完。”
    “也用不着讲。我教您长点心眼。现在先等等。给您镜子。把手从白罩单里伸出来，接住它。欣赏欣赏自己。喂，怎么样？”
    “我觉得剪得太少。还可以剪短点。”
    “那样就流不起头来了。我对您说，现在可什么都别说。现在最好对什么都沉默。像信用合作社、豪华火车被雪埋住、检查员和监察员这些话，最好统统忘掉。您说这些话要倒霉的！这不合时宜。您最好说您是大夫或教师。先把胡子剪短，再刮干净。咱们擦上肥皂，喀嗓喀呼一刮，年轻十年。我去打开水，烧点水。”
    “这女人是谁呀？”她出去的时候医生想。“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我们之间会有共同点似的。我得弄清她是谁。是否见过或者听说过她。也许她使我想起别人来。可真见鬼，到底是谁呢？”
    女裁缝回来了。
    “咱们现在刮胡子吧。对啦，永远也别多说话。这是永恒的真理。说话是白银，沉默才是黄金呢。什么免费火车和信用合作社都别说。顶好编造点什么，比如大夫或教师。把您见过的一切都搁在心里。这年头您还想向谁炫耀？刮得疼不疼？”
    “有点疼。”
    “剃须刀不快，我也知道。忍一忍，亲爱的。不这样不行。长得太长了，发硬了，皮肤不习惯了。是啊，这年头见过的场面没什么可炫耀的。人人都长心眼啦。我们也吃了不少苦。那帮土匪什么没干过！抢劫、杀人、绑人、搜捕人。比如，有个小暴君，伊斯兰教徒，不喜欢一位中尉。他让士兵埋伏在克拉普利斯基住宅对面的树林子里，解除了他的武装，把他押到拉兹维利耶去。拉兹维利耶那时跟现在的省肃反委员会一样，是执行死刑的地方。您干吗摇头呀？刮疼了？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一点办法也没有。需要一直刮到头发根，可头发硬得像猪鬃。那种地方。妻子歇斯底里大发作。那个中尉的妻子。科利亚！我的科利亚！直接找最高长官。直接找最高长官不过说说罢了。谁放她进去。找人求情。隔壁那条街上住着一个女人，她能见最高长官，替所有人说情。只有一个人心肠慈善，富有同情心，别人都不能同他比。他就是加利乌林将军。而到处都是私刑、残暴和嫉妒的悲剧。跟西班牙里写的一样。”
    “她说的是拉拉。”医生猜想，但由于谨慎没作声，也没详细询问。“当她说‘跟西班牙里写的一样’的时候，又非常像一个人。特别是她所说的这句不恰当的话。”
    “现在当然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不错，现在侦查、审讯、枪决也多得到处都是。但在观念上完全不同。首先，政权是新的。他们刚刚执政，还没入门。其次，不论怎么说，他们为的是老百姓，他们的力量也就在这儿。算上我，我们一共姐妹四个，都是劳动者。我们自然倾向布尔什维克。一个姐姐死了，她生前嫁给了政治犯。她丈夫在当地一家工厂里当管事的。他们的儿子，我的外甥，是当地农民起义者的首领，可以说是个有名气的人。”
    “原来如此！”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恍然大悟。“这是利韦里的姨妈，当地的笑柄，米库利钦的小姨子，理发师，裁缝，铁路上的扳道员，赫赫有名的多面手。可我还照样不吭声，别让她认出我来。”
    “外甥从小就向往人民。在父亲那儿的时候，在工人当中长大。您也许听到过瓦雷金诺的工厂吧？哎呀，瞧咱们干了什么事！我真是个没记性的傻瓜。半个下巴刮光了，半个没刮。都是说话走了神。您看什么呢，怎么不提醒我？脸上的肥皂干了。我去热水，水凉了。”
    通采娃回来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问道：“瓦雷金诺不是个安全的偏僻地方吗？到处是密林，任何动乱都波及不到那里。”
    “要说安全看怎么说了。这些密林也许比我们遭灾遭得还厉害。～伙带枪的人从瓦雷金诺经过，不知是哪边的人。说的不是咱们这儿的话。把一家家的人赶到街上，统统枪毙。走的时候也没说过一句难听的话。倒在雪地上没人收的尸体现在还躺在那儿呢。是冬天发生的事。您怎么老抽搐？我差点割破了您的喉咙。”
    “您刚才说过您的姐夫是瓦雷金诺的住户。他也没逃过这场惨祸吧？”
    “不，怎么会呢，上帝是仁慈的。他同他妻子及时逃脱了。同他第二个妻子。不知他们在什么地方，但确实脱险了。还有从莫斯科来的一家人。他们离开得更早。年纪轻的男人，医生，一家之主，失踪了。可什么叫失踪？说他失踪，只是免得家里人伤心罢了。实际上他必定死了，被打死了。找呀，找呀，可没找到。这时另一个男人，年纪大的那个，被召回莫斯科。他是农业教授。我听说是政府召回的。他们在白军再次占领尤里亚金之前经过这里。您又犯老毛病了，亲爱的同志。要是在剃须刀底下动弹、抽搐，顾客准会被割伤。您可真是一位难伺候的顾客呀！”
    “这么说他们在莫斯科了！”
    “在莫斯科了！在莫斯科了！”他第三次沿着生铁楼梯往上爬的时候，每迈一步都从心里发出这样的回声。空住所迎接他的仍然是一群乱跑乱窜的老鼠。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很清楚，不管他多么劳累，同这群脏东西一起别想合眼。他准备过夜先从堵老鼠d开始。幸好卧室里老鼠d比别的房间里少得多，就是地板和墙根坏得比较厉害。得赶紧动手，黑夜慢慢降临了。不错，厨房的桌上放着一盏从墙上取下来的灯，灯里加了一半油，想必是等候他的到来。油灯旁边一只打开的火柴盒里放着几根火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数了一下，一共十根。但煤油和火柴最好还是保存好。卧室里还发现了一个油盏，里面有灯芯和长明灯灯油的痕迹，油几乎被老鼠喝光了。
    有几个地方墙脚板离开了地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往缝里平着塞进几层玻璃碎片，尖朝里面。卧室里的门同门槛合得很严。门本来能合得很严实，～上领，便把这间堵上老鼠d的房间同其他房间牢牢隔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用了一个多小时把该堵的地方都塔好了。
    卧室的瓷砖壁炉把墙角挤斜了，砌着瓷砖的飞檐几乎顶到天花板。厨房里储存着十几捆劈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打定主意烧拉拉两抱劈柴。他一条腿跪下，往左手里搂劈柴，把劈柴抱进卧室，像在炉子旁边，弄清炉子的构造，匆忙检查了一下炉子是否还能使用。他想把门锁上，但门锁坏了，便用硬纸把门塞紧，以免敞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始不慌不忙地生炉子。
    他往炉子里添柴的时候，在一根方木条上看到一个印记。他惊奇地认出了这个印记。这是旧商标的痕迹，两个开头字母“k”和“江”印在尚未锯开前的木材上，表明它们属于哪座仓库。克吕格尔在世时从库拉贝舍夫斯克林场运到瓦雷金话来的木材底端都打着这两个字母，那时木材过多，工厂把用不完的木材当燃料出售。
    拉拉家里出现这类劈柴说明她认识桑杰维亚托夫，后者关心她，就像他当年供应医生一家日常所需要的一切一样。这个发现像一把刀子扎在医生心上。他先前也曾为安菲姆·叶菲莫维奇的帮助而苦恼。现在，在人情中的不安里又掺入了别的感觉。
    安菲姆这样关照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未必仅仅为了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回想起安菲姆·叶菲莫维奇的那种无拘束的举止和拉拉作为一个女人的轻率。他们之间木可能完全清白。
    炉子里的库拉贝舍夫斯克劈柴很快就僻僻啪啪地着旺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起初还只有一种由缺乏根据的猜测所引起的盲目的嫉妒，但随着劈柴越烧越旺，他已深信不疑了。
    他的心受尽了折磨，一个痛苦挤掉另一个痛苦。他无法驱散心头的怀疑。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它付自己从这件事跳到另一件事。一阵对亲人的思念向他袭来，暂时压住了嫉妒的猜疑。
    “原来你们在莫斯科，我的亲人？”他已经觉得通采娃证实了他们安全抵达莫斯科。“那就是说你们没有我的照料又重复了一次艰辛而漫长的旅行？”“你们是怎么抵达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这次被召回是什么性质？大概是学院请他回去重新执教？咱们的房子怎么样了？算了吧，还有没有都很难说。嗅，上帝啊，多么艰难和痛苦啊！别想了，别想了。脑子多乱！我怎么啦，东尼娜？我觉得病了。我和你们大家将会怎么样？东尼娜，托汉奇卡，东尼姐，舒罗奇卡，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将会怎么样？上帝为什么要遗弃我？为什么永远把你们同我分开？为什么我们永远分开？让我们很快就结合在一起，团聚在一块儿，对吧？如果没有别的办法，我走也要走到你们身边。我们会相见的。～切都会称心如意，对吧？
    “可世上怎能容得下我这个坏东西，我竟连东尼娜该生产，或许已经生产了这件事都忘记了？我已经不是头一次健忘了。她是怎么分娩的，他们回莫斯科的时候到过尤里亚金。不错，尽管拉拉不认识他们，可同他们完全无关的女裁缝兼文理发师对他们的命运都不陌生，你拉拉怎么在便条里对他们只字不提呢？一张多么奇怪、不关心和不留意的便条啊！如同她只字不提同桑杰维亚托夫的关系一样无法解释。”
    这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换了一副挑剔的眼光打量了一下卧室的墙壁。他知道摆在这里和挂在周围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属于拉拉自己的，躲藏在不知何处的神秘的主人的陈设不能说明拉拉的情趣。但不管怎么说，他在墙上这些放大相片上的男人和女人的注视下突然感到不大舒服。粗笨的家具似乎对他怀有敌意。他觉得自己在这间卧室里是个多余的陌生人。
    可他这个傻瓜多少次回想起这座住宅，思念它，他走进的并不是一个房间，而是进入自己心中对拉拉的思念。在别人看来这种感觉方式大概太可笑了。那些坚强的人，像桑杰维亚托夫那样的实践家、美男子，也像他这样生活，这样表现吗？拉拉为什么非看上性格软弱的他，以及他所崇拜的、晦涩的、陈腐的语言不可？她需要这种混乱吗？她自己愿意成为他眼中的她吗？
    像他刚才所表达的，她在他眼中算什么人呢？懊，这个问题他随时都可以回答。
    院子里是一片春天的黄昏。空气中充满声音。远近都传来儿童的爆戏声，仿佛表明整个空间都是活的。而这远方——俄罗斯，他的无可比拟的、名扬四海的、著名的母亲，殉难者，顽固女人，癫狂女人，这个女人精神失常而又被人盲目溺爱，身上带着永远无法预见的壮丽而致命的怪病！嗅，生存多么甜蜜！活在世上并热爱生活多么甜蜜！嗅，多么想对生活本身，对生存本身说声“谢谢”呀！对着它们的脸说出这句话！
    而这正是拉拉。同它们不能说话，而她是它们的代表，它们的表现形式，它们的耳朵和嘴巴，不会说话的生存原则因她而有了生命。
    他在猜疑的一刹那对她的所有责备完全不对，一千倍不对。她身上的一切都多么完美无假啊！
    欣喜和悔恨的眼泪遮住他的视线。他打开炉门，用火钩拨了拨火。他把烧得通红的柴火拨到炉子的顶里面，没烧着的木头拨到炉门口，那儿很通风。他半晌没关上炉门。温暖的火光照s在手和脸上对他来说是一种享受。微微跳动的火焰的反光终于使他清醒过来。嗅，他现在多么需要她，他在这一刹那多么需要触及她所接触过的东西啊！
    他从衣袋里掏出揉皱的便条。他把便条打开翻过来，不是他刚才读过的那一面。现在他才看清这一面也写满了字。他把便条抹平，在跳跃的火光中读道：“你想必知道你们家人的下落了。他们到了莫斯科。东尼娜生了个女儿。”下面的几行字划掉了。后面接着写道：“我划掉了，因为写在便条里太蠢了。我们当面谈个够。我急着出门，跑去弄马。不知道弄不到马怎么办。带着卡坚卡太困难了……”句子的末尾磨得模糊了，字迹模糊不清。
    “她跑去向安菲姆借马，大概借到了，因为她走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平静地想。“如果她的良心在这件事上不绝对清白，她便不会提到这个细节了。”
    炉子生着后，医生关上烟道，吃了些东西。吃完东西他已经困得支撑不住了。他和衣倒在沙发上便睡着了。他没听见门后和墙那边老鼠放肆的、震耳的吵闹声。他接连做了两个噩梦。
    他在莫斯科，在一间玻璃门上了锁的房间里，为了保险起见还抓住门把手使劲拉住它。门外他的男孩子舒罗奇卡要进来，哭着拉门。他穿着小外套，水手裤，戴着一顶小帽子，既可爱又可怜。他背后自来水哗啦哗啦从坏管道或下水道里冲在他身上和门上，那个时代管道破裂是常见的事，说不定正是这道门堵住了从几世纪寒冷和黑暗积蓄的峡谷中冲击下来的山洪。发出轰鸣的飞瀑把小男孩吓得要死。听不见他的喊叫声，喊叫声淹没在轰鸣里。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他嘴唇的蠕动上看出他在喊：“爸爸！爸爸！”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心都要碎了。他整个身心想把小孩抱起来，贴在胸前，头也不回地往前跑，跑到哪儿算哪儿。
    但他泪流满面，拉住上锁的门的把手，不放小男孩进来，出于对另一个女人的虚假的荣誉和责任感，牺牲了小男孩。那个女人并非小男孩的母亲，她随时都可能从另一个门里走进屋里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醒了，惊出一身冷汗，眼睛里含满泪水。“我发烧。我生病了。”他立刻想。“这不是伤寒。这是一种可怕的、危险的、类似疾病的疲劳，一种转变期的疾病，像所有传染病那样，问题就在于什么占上风，生命还是死亡。可我多想睡觉呀！”于是他又睡着了。
    他梦见昏暗的冬天早晨在莫斯科一条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街上还点着灯。从各种迹象来看，清早街上拥挤的交通，第一班电车的叮当声，街灯在石板路的黎明前的白雪上投下的一个个黄圈，这是革命前莫斯科的冬天早晨。
    不是他自己，而是某种更为普遍的现象在哭号，倾吐出温存的、明亮的、在黑暗中像磷火一样闪光的话语。他自己也随同哭诉的灵魂一起哭诉。他真可怜自己啊。
    “我生病了，病了。”他在清醒的时刻，在睡眠、发烧、说呓语和昏迷的间隙想道，“这也是一种伤寒，但没写在我们在大学医学系所读过的教材上。得准备点东西，吃点东西，不然我会饿死的。”
    他刚想从沙发上撑起来，便明白他已经动弹不了。他失去知觉，又昏睡过去。
    “我穿着衣服在这里躺了多久啦？”他有一次暂时恢复知觉的时候想道，“几个小时？几天？我病倒的时候春天刚开始。可现在窗户上结了霜花。这么松散、肮脏，房间里都变得昏暗了。”
    厨房里的老鼠把碟子撞得唱剧匡嘟响，往隔壁那面墙上爬，肥硕的身子摔在地板上，讨厌地尖叫起来，像女低音一样哭号。
    他昏睡过去又醒过来，发现结满霜花的玻璃上映照出玫瑰色的霞光，霞光在霜花中发红，就像倒在水晶酒杯里的红葡萄酒。他不知道，便问自己，这是朝霞还是晚霞？
    有一次他觉得旁边有人说话，他极为沮丧，以为这是神经错乱的开始。他怜悯自己，流出了眼泪，用无声的耳语抱怨上苍，为何抛弃他不管。“你为何遗弃我，永不落的阳光，并把我投入可诅咒的黑暗中！”
    突然他明白，他并不是在做梦，这完全是现实。他脱了衣服，擦洗干净，穿着干净的衬衫，没躺在沙发上，而躺在刚刚铺好的被子里，拉拉坐在床边，俯身向着他，头发碰着他的头发，眼泪同他的眼泪流在一起。他又幸福得失去了知觉。
    不久前他在病中说胡话时，还责备过天空对他无动于衷，可整个辽阔的天空都降临到他的床榻上，还有女人的两条一直l露到肩膀的雪白丰腴的胳膊向他伸过来。他快活得眼睛发黑，仿佛失去知觉，坠入极乐的深渊。
    他一生都在做事，永远忙碌，c持家务，看病，思考，研究，写作。停止活动、追求和思考，把这类劳动暂时交还给大自然，自己变成它那双迷人的手里的一件东西、一种构思或一部作品，那该有多好啊！那双慈悲的手正到处散播着美呢。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康复得很快。拉拉忙忙碌碌地用白天鹅般的妩媚护理他，用充满潮润气息的喉音低声询问他或回答他的问题。
    他们的低声细语，即便是最空泛的，也像相拉图的文艺对话一样，充满了意义。
    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因素，是比心灵一致更为重要的把他们同外界隔开的深渊。他们俩同样厌恶当代人身上必然会产生的典型特征，他们那种做作出来的激情，耀武扬威的昂扬，还有那些数不清的科学和艺术工作者拼命宣传的极度的平庸，其目的仍然是使天才成为世所罕见的现象。
    他们的爱情是伟大的。然而，所有相爱的人都未曾注意到这种感情的奇异。
    对于他们呢——这正是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当一丝柔情从心中升起，宛如永恒的气息飘进他们注定灭亡的尘世时，这些短暂的时刻便成为揭示和认识有关自己和生活更多新东西的时刻。
    “你必须回到自己亲人身边去。我多一天也不留你。但你看见周围的形势了吧。咱们刚并入苏维埃俄国，马上便被它的崩溃所吞没。他们用西伯利亚和远东来堵它的窟窿。可你什么都木知道。你生病的时候城里发生了很多变化！把我们仓库里储存的粮食运往中心，运往莫斯科。对莫斯科来说简直是沧海一票，这批粮食在莫斯科消失，就像倒进无底的桶里，可我们便没有粮食了。邮政不通，客车停止运行，只剩下运粮食的货车了。城里又像盖伊达暴动前夕那样怨声载道，肃反委员会又像对待任何不满表现那样猖獗肆虐。
    “可你瘦得像皮包骨，只剩下一口气了，往哪儿走呢？难道又步行吗？那你可到不了啦！养好身子，恢复元气，到时候再说吧。
    “我不敢劝告你，说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寻找亲人之前先找份差事干。一定要符合自己的专业，他们很重视这点，比如，就上我们的省卫生局。它就设在先前的医疗管理局里。
    “不然你自己想想。一个自杀的西伯利亚百万富翁的儿子，妻子又是当地地主兼工厂主的女儿。在游击队里呆过，又逃跑了。不管你怎么说，这是脱离革命部队，是开小差。你绝对不能不干事，当个根夺公民权的人。我的处境也不牢靠。我也要去工作，进省国民教育局。我正站在火山口上。”
    “怎么站在火山口上呢？斯特列利尼科夫呢？”
    “正是因为斯特列利尼科夫，我才站在火山口上呢。我过去对你说过，他树敌太多。红军胜利了。现在非党的军人都被从军队里撵出来，因为他们靠近上层，知道的事情太多。要是仅仅从军队里撵出来，不干掉，销踪灭迹，那还算好呢。帕沙在这批人中首当其冲。他的处境极端危险。他到过远东。我听说他逃跑了，躲藏起来。据说正在搜寻他。不说他了。我不喜欢哭，如果再多说他一句，我便要嚎啕大哭了。”
    “你爱他，你至今仍非常爱他？”
    “我嫁给了他，他是我的丈夫呀，尤罗奇卡。他是个品格高尚的人。我很对不住他。可我没做过任何伤害他的事，因此这样说可能不确切。但他是个了不起的人，非常非常爽直的人，可我是个下贱的女人，同他比起来微不足道。这就是我的过错。行啦，不说这些啦。我答应你，什么时候我会再对你说的。你的那个东尼娜多迷人啊！波提切利油画里的人物。”她生产的时候我在她身边。我同她非常要好。可这些以后再说吧，我求你。好啦，咱们一起做事吧。两个人都上班。每月能有几十亿卢布的收入。西伯利亚的票子前些日子咱们这儿还通用呢。刚刚废止，很长一段时间，你生病的全部期间，我们都没有钱。是的。简直难以想象，可也熬过来了。现在往过去的国库里运来一整列车纸币，四十车厢，不会少。票子印得很大，蓝红两种颜色，跟邮票一样，上面分了许多细格，蓝的有五百万个方格，红的每张一千万个方格。褪色，印得不好，颜色模糊。“
    “我见过那种票子。我离开莫斯科前夕刚刚流通。”
    “你在瓦雷金诺这么久干什么？那儿不是一个人都没有，荒废了吗？什么耽搁了你？”
    “我跟卡坚卡打扫你们的住宅。我怕你先上那儿去。我不想让你看见住宅那种样子。”
    “什么样子？那儿房子倒塌了，杂乱不堪？”
    “杂乱不堪。肮脏。我打扫过了。”
    “你怎么吞吞吐吐，回答得这么简单。你有话没都说出来，对我隐瞒了什么。随你的便，我不会追问你。给我讲讲东尼姐的事吧。给小女孩起了什么教名？”
    “玛莎。纪念你母亲。”
    “给我讲讲他们的情况。”
    “以后再讲吧。我对你说过了，我快要哭出来了。”
    “借给你马的桑杰维亚托夫是个讨人喜欢的人物。你看呢？”
    “非常讨人喜欢。”
    “我很熟悉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他是我们一家人在新地方的朋友，帮助过我们。”
    “我知道。他告诉我了。”
    “你们大概很要好？他也尽量替你效力吧？”
    “他给我的恩惠实在太多了。没有他，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不难想象。你们之间的关系大概是亲密的、同志式的，交往很随便？他一定拼命追求你噗。”
    “那还用说。死缠着不放。”
    “可你呢？对不起。我说得太过分了。我有什么权利盘问你？对不起。这太放肆了。”
    “嗅，随你的便吧。你感兴趣的大概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关系的性质？你想知道，在我们良好的关系中是否掺入更多的私人因素？当然没有。我对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感恩不尽，欠了他不知多少情，但即使他给我一大堆金子，为我献出生命，也不会使我更接近他一步。我从小就仇视那种气质不同的人。在处理实际事务的时候，他们精明强悍，自信，发号施令，简直是无价之宝。可在爱情上，留着小胡子男人的自鸣得意，动不动就发火，叫人无法忍受。我们对男女间的私情和生活理解得完全不同。除此之外，安菲姆在对待道德的态度上，使我联想起另一个更为讨厌的人，我变成今天这样子是他一手造成的。”
    “我不明白。可你是什么人呢？你指的是什么？给我解释解释。你是世上最好的人。”
    “唉，尤罗奇卡，你怎么这样说呢？我认真跟你说话，可你却像在客厅里似的恭维起我来。你问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心灵受了创伤的人，一生带着污点的人。人们过早地，早得不能容忍，把我变成了女人，让我看到生活最坏的一面，并用旧时代～个老寄生虫的虚假而庸俗的眼光看待它。这个自信的家伙为所欲为，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
    “我猜到了。我多少感觉到了。可等一等。那个时代你所受到的痛苦，由于缺乏经验而被惊吓出来的恐怖，未成年少女初次经受的屈辱，都是不难想象的。但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我想说的是，现在为此而难过的不应是你的悲伤，而应是像我这样爱你的人的悲伤。应当痛不欲生、陷入绝望的是我，因为我知道得太迟了，因为我当时没同你在一起，以便阻止事情的发生，如果它对你确实是痛苦的话。真妙。我觉得，我只会强烈地、极端地、发狂地嫉妒低贱的、与我毫无共同之处的人。同上流人竞争在我心中唤起的完全是另一类的情感。如果我所敬爱的并同我精神相近的人爱上我所爱的那个女人，我便会对他产生一种可悲的手足之情，而不是争吵或竞争。我当然决不会同他分享我所钟爱的对象，但我会怀着完全不同的痛苦感情退让：这种感情不是嫉妒，不那么火辣辣的和血淋淋的。我同艺术家接触的时候，只要他在与我类似的工作中以优越的力量征服了我，我也会产生同样的感觉。我大概会放弃我的追求，因为这种追求所重复的正是他已胜过我的尝试。
    “可我离题了。我想，如果你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或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不会爱你爱得这样热烈。我不爱没有过失、未曾失足或跌过跤的人。她们的美德没有生气，价值不高。生命从未向她们展现过美。”
    “我说的正是这种美。我觉得要看到它，必须有本经触及的想像力和混沌的感受力。而这些正是我被剥夺的。如果我最初没看到生活同自己格格不入的庸俗化的痕迹，也许会形成自己对生活的看法。但还不仅如此，由于一个不道德的、只顾自己享乐的庸才干预了我刚刚开始的生活，此后我同一个伟大而卓越的人的婚姻才很不美满，尽管他热烈地爱我，我也回报他以同样热烈的爱情。”
    “等一下。此后再告诉我你丈夫的事。我对你说过，通常引起我嫉妒的是低贱的人，而不是和我同等的人。我不嫉妒你丈夫。可那个人呢？”
    “哪个‘那个人？”
    “毁了你的那个生活放荡的人。他是什么人？”
    “在莫斯科相当有名的一名律师。他是我父亲的同事，爸爸去世后，我们贫困的时候他接济过母亲，独身汉，有财产。我这样诋毁他反而使他显得过分有趣，增加了他的分量，其实他是很普通的人。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说出他的姓名来。”
    “木用。我知道他是谁。我见过他一次。”
    “真的？”
    “你母亲服毒的那天在旅馆里，已经很晚了。我们那时还是孩子，中学生呢。”
    “我记得那天晚上的情景。你们来了，站在黑楼道里。也许我自己永远也回想不起这一幕来，是你帮我回想起来的。你曾对我提起，我想是在梅留泽耶沃。”
    “科马罗夫斯基在那儿。”
    “真的？完全可能。很容易看见我同他在一起。我们经常在一起。”
    “你怎么脸红了？”
    “听见‘科马罗夫斯基’从你嘴里说出来。由于突然和不习惯。”
    “跟我一块去的还有一个中学生，我的同班同学。他认出科马罗夫斯基来，科马罗夫斯基就是他在意外情况下偶然看见的那个人。有一次，在路上，就是这个男孩子，中学生米哈伊尔·戈尔东，亲眼看见我父亲——一个百万富翁兼工业家自杀的情景。父亲从飞驰的火车上跳下去自杀，摔死了。陪同父亲的是科马罗夫斯基，他的法律顾问。科马罗夫斯基常常把他灌醉，搅乱他的生意，弄得他破产，把他推到毁灭的道路上。他是父亲自杀和我成为孤儿的罪魁祸首。”
    “这不可能！这个细节太重要了。居然是真的！这么说他也是你的丧门星了？这使我们更亲近了。简直是命中注定的！”
    “这就是我疯狂地、不可挽救地嫉妒的人。”
    “你说什么？我不仅不爱他，还蔑视他。”
    “你真完全理解你自己？人的天性，特别是女人的天性是不可理喻的，充满了矛盾。你所厌恶的某个角落也许正是使你比起你所真心地、毫不勉强地爱上的人更愿意屈从于他的原因。”
    “你说的多么可怕。并且，像你通常所说的那样尖锐，使我觉得这种反常现象是真的。那就太可怕了！”
    “安静点。别听我说的话。我想说我嫉妒神秘的、无意识的东西，嫉妒无法解释和不能猜测的东西。我嫉妒你为他人梳妆打扮，嫉妒你皮肤上的汗珠，嫉妒弥漫在空气中的传染病菌，因为它们能够依附在你身上，毒害你的血y。我嫉妒像科马罗夫斯基那样的传染病，他有朝一日会把你夺走，正像我的或你的死亡有一天会把我们分开一样。我知道，你准会觉得这是一大堆晦涩难懂的话。我无法说得更有条理、更好理解。我爱你爱到顶点，永远永远爱你。”
    “多给我讲讲你丈夫的事。‘在命运之书里我们同在一行字之间’，就像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
    “这是哪个剧本里的话？”
    “《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话。”
    “我寻找他的时候，在梅留泽耶沃镇已经对你讲过不少他的事了。后来在这儿，在尤里亚金，咱们刚相遇的时候，从你的话里知道他在自己的车厢里曾想逮捕你。我仿佛告诉过你，也许并没告诉过你，只不过我那样觉得罢了。有一次我远远地看见他上汽车。简直难以想象，多少人保卫他，我觉得他几乎没变样。他的脸仍然那样英俊，诚实，刚毅，是我所见过的所有人当中最诚实的脸。毫不卖弄，性格坚强，没有一丝做作的痕迹。先前总是那样，现在仍然那样。但我仍然发现一点变化，使我深感不安。
    “仿佛某种抽象的东西注入他的面孔中，使它失去了光泽。一张活生生的脸变成思想的体现，原则的化身。我观察到这一点时心揪在～起。我明白这是一种力量的结果，他献身于这种力量，这是一种崇高的力量，但也是一种能置人于死地的无情力量，总有一天连他也不会放过。我觉得他太引人注意了，而这就是他注定灭亡的原因。也许我没弄清楚。也许你向我描绘你们会面时说的那些话深深印在我心里。除了咱们心o相印外，我还受了你多大的影响呀！”
    “你还是给我讲讲你们革命前的生活吧。”
    “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幻想纯洁。他就是纯洁的体现。我们可以说是在一个院子里长大的。我和他，还有加利乌林。我是他童年迷恋的对象。他看见我便发呆，浑身发冷。也许我知道并说出这一点不大好。但如果我假装不知道，那就更坏。我是他童年时依恋的人，孩子的骄傲不允许他流露出那种人们都遮掩的服帖的爱情，但却写在脸上，每个人都能看见。我们很要好。我同他不同的程度就像我们相像的程度一样。我那时真心挑选了他。我打定主意，只要我们一成人，便把自己的一生同这个绝妙的小男孩结合在一起，而在心里我那时已经嫁给他了。
    “真了不起，他多么有才能啊！非凡的才能！一个普通扳道工或铁路看守员的儿子，凭自己的才能和顽强的努力达到当代两门大学专业课程（数学和人文科学）的——我差点说水平，不，我应当说——高峰。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既然你们如此相爱，什么破坏了你们家庭的和睦呢？”
    “唉，这可真难回答。我现在就讲给你听。真妙极了。像我这样的弱女子竟然向你，这样一个聪明人，解释在现在的生活中，在俄国人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家庭，包括你的和我的家庭在内，会毁灭？唉，问题仿佛出在人们自己身上，性格相同或不相同，有没有爱情。所有正常运转的、安排妥当的，所有同日常生活、人类家庭和社会秩序有关的，所有这一切都随同整个社会的变革，随同它的改造，统统化为灰烬。日常的一切都翻了个个儿，被毁灭了。所剩下的只有已经被剥得赤ll的、一丝不挂的人的内心及其日常生活中所无法见到的、无法利用的力量了。因为它一直发冷，颤抖，渴望靠近离它最近的、同样赤l与孤独的心。我同你就像最初的两个人，亚当和夏娃，在世界创建的时候没有任何可遮掩的，我们现在在它的末日同样一丝不挂，无家可归。我和你是几千年来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在世界上所创造的不可胜数的伟大业绩中的最后的怀念，为了悼念这些已经消逝的奇迹，我们呼吸，相爱，哭泣，互相依靠，互相贴紧。”
    她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下去，已经平静多了。
    “我告诉你吧。如果斯特列利尼科夫再变成帕申卡·安季波夫，如果他不再发狂，不再暴动，如果时间倒流，如果在某个远方，世界的尽头，我们家窗口的灯奇迹般地亮了，照亮了帕沙书桌上的书，我大概爬也要爬到那儿去。我身上的一切都会猛地一振。我抵挡不住过去的召唤，抵挡不住忠诚的召唤。我会把一切统统牺牲掉，甚至你和我同你的亲密关系，这么信然自得、这么自然而然的亲密关系。嗅，原谅我。我说的木是这个意思。这不是真的。”
    她扑到他的怀里放声大哭。但她很快就镇静下来，擦掉眼泪说道：“这便是把你赶到东尼娅那儿去的责任的呼声。上帝啊，咱们多么可怜！咱们将会发生什么事？咱们该怎么办？”
    等到她完全恢复常态后，她继续说下去：“我还是没回答你，为什么我们的幸福遭到破坏。我后来完全明白了。我讲给你听吧。这不只是我们俩的故事。这将是很多人的命运。”
    “告诉我，我聪明的孩子。”
    “我们是战前结婚的，战争爆发的两年前。我们刚刚按照我们的理智生活，刚刚建立起自己的家，便宣战了。我现在深信，所有的一切，随之而来的、至今仍落在我们这一代头上的不幸，都应归咎于战争。我清晰地记得童年的生活。我还赶上了上个世纪的和平。信赖理性的声音是愉快的。良心所提示的被认为是自然而需要的。一个人死在另一个人手里是罕见的，是极端例外的、不寻常的现象。拿谋杀来说吧，只在悲剧里、侦探里和报纸新闻里才能遇见，而不是在日常生活里。
    “可突然～下子从平静的、无辜的、有条不紊的生活跳入流血和哭号中，跳入每日每时的杀戮中，这种杀戮是合法并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