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年代》297洗尘（上）2

    297洗尘(上)
    薄薄的晨雾中,一辆奔驰着四轮马车惊碎清晨的宁静。()车厢靠窗边的座席上,坐着一个三十出头的中年人。他穿着一身硬挺的黑呢制服,一行密密的黄铜大扣,从最下一颗一直扣到最上一颗,连两排风纪扣也扣得紧紧的,寸把高硬衣领托起一张清秀的面孔,头上的黑呢鸭舌帽戴得端端正正。他直挺挺地坐着,两只手掌平放在大腿上。四轮马车在高速前进,时有晃动,他却纹丝不动,背与靠垫始终保持着三四寸宽的距离。此人尽管眉眼秀气,身板单薄,但看得出,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有着标准军人气质的将军。
    他,就是蔡锷。
    从上车以来,蔡锷一直面无表情地闭着嘴巴,不讲话,就连与身旁的同座者都没有打一声招呼。他微微侧着头,盯着窗外飞逝的屋檐门户,一眼不眨,模样很是平静,甚至冷淡,其实,他的脑海里正在波浪起伏,滔滔滚滚。
    蔡锷当初来到北京,袁世凯仍然用对付朱瑞的那套戏法来对付他。
    朱瑞因旅程较近先蔡锷到北京。他换了一身军服,在总统府承启处等候召唤。袁派一个承启官走出说:“总统吩咐,朱都督是自己人,不要拘形迹,请换便衣来见。”
    朱瑞打算回去换便衣,被承启官阻止,引导他走进一间屋子,拿出一套狐皮袍子和马褂给他穿上。朱对着衣镜照了一下,增之则长,减之则短,像是量着他的身材裁剪一样。
    朱瑞在承启官的引导下来到居仁堂,见到春风满面的袁世凯,紧张得说不出话来,袁世凯像熟人一样,请他坐下,海阔天空地同他谈话。
    袁世凯出其不意地问,道:“介人,你若是反对我,就应该宣布**,若是反对乱党,就应该明白表示,你宣告中立是什么意思?”
    朱瑞曾担任过新军标统和江浙联军司令,他战战兢兢地回答不出一句话来,袁看出他很受窘的样子,马上用别的话岔开,而且脸上老是那样和善而亲切,好像对这个问题并不介意。谈到末了,站起身来说:“你应当早点回去,地方治安要紧。”
    朱瑞隔了几天仍穿那套狐皮袍子和马褂到总统府,向袁世凯辞行。总统府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戒备得非常严密。他走进居仁堂,见袁世凯身穿一套金边耀眼的大元帅制服高高坐在上面。未等朱瑞开口,袁世凯正颜厉色地说了一连串的话,“军人不可无纪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口气非常严厉,吓得朱瑞连头都不敢抬,浑身淌着大汗。
    这就是袁世凯惯用的“怀之以德,临之以威”的戏法。这套戏法并不是他发明的。他只是把从古以来的奸雄驾驭“人才”的权诈之术搬来表演一番。
    但这套戏法用在头脑冷静和意志坚强的蔡锷身上,就不起作用了。袁世凯发现这个瘦小个子是个不容易对付的人,便不放他回去,立刻派密探监视着他的行动。
    袁世凯早已布置好一道假情报,诬蔑蔡锷在云南有脱离中国版图、另建一国,自号为“大汉王”的叛国企图。袁在这个假情报上亲批“应查”两字,命内史归入档案。这个举动是寓有深意的:原来他已看中了蔡锷是个长于治军而又严肃不苟的人,很想收作奴才,随时可以抽出这个档案来加他一个“叛国”的罪名而置于死地。
    袁世凯看中蔡锷是个长于练兵的军事人材。蔡锷被袁世凯骗到北京加以监视起来后,经常同湖南同乡杨度往来,通过杨度的关系,与总统府内史夏寿田也有来往。
    杨度早已看出袁世凯对北洋旧将有所不满,并且有改造北洋派的决心,于是,与夏寿田里应外合地推荐蔡锷主持新的建军工作。这个建议正与袁的心意相符合,袁认为如果蔡锷拥兵在外,对他是不能放心的,把蔡圈禁在北厩,叫他主持建军工作,就不可怕了。但袁世凯是个猜忌心极重的人,他始终把梁启超当作一个政治上的假想敌人,而蔡锷又是梁启超的学生,他又不能不顾虑到梁蔡之间的密切关系。
    杨度向袁世凯劝道:“师生关系并不是牢不可破的。梁启超就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而现在康梁分了家。如果总统结之以恩,蔡锷必然乐为总统所用。”
    袁世凯向来是拿功名富贵拉拢人的,杨度这番话正与他的见解相符合。
    袁世凯向夏寿田说道:“小站旧人现在暮气沉沉。我对南方人没有成见,如果南方人不反对我,我未尝不可以重用他们。如果蔡锷靠得住,你就做他的副手吧”
    夏寿田是杨度的湖南同乡,又是同学,他做总统府的机要秘书又是杨度推荐的。袁世凯用人从来就是以门第为重,夏是豪门出身,而又具有办事殷勤和文思敏捷的优点,因此是总统府内史中的一个头等红人。夏虽不是军人出身,袁用人惯于采揉视制度,用夏做蔡的副手,是用他监视蔡的一种做法。
    袁世凯打算先派蔡为参谋总长,以代替不到部的黎元洪,然后调蔡任陆军总长,以代不听调度的段祺瑞。蔡锷同意了这个计划。
    袁世凯先后任命蔡锷为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经界局督办、昭威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等职,这些都是袁世凯“结之以恩”的做法。
    但是,袁世凯身边的人多是北方人,都反对用南方人主持建军工作,他向袁进言说道:“要完全解除北洋旧将的兵权是办不到的,只能逐步地削弱他们的兵权,使他们不致成为中央的后患就够了。用南方人主持建军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北洋派是一个有地方色彩的团体,要在军事上有所改革,也只能用北方人而不宜用南方人,对于这样一个有关国家安危的大问题,只能行之以渐而不能操之过急,否则祸变之来,可能不在将来,而在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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