瞒天过海,是指用至阴的方法,达到至阳的目的。此术兵家常用,自孙膑为了逃脱庞涓的残害,施此计起,军事谋略屡试不爽,唐朝大将薛仁贵担心御驾亲征的唐太宗因大海阻隔而放弃东征,便瞒着他指挥大军渡海征辽,因皇帝被称做“天子”,所以叫做瞒天过海,成为历史典故。此计策属于中性,怀着不同的目的,产生的后果截然不同。
蒋介石在国共合作后,在处理两党关系时,经常使用类似此计的权术,用各种表达形式表现想“和”,实际暗藏杀机,以达到削弱乃至消灭共产党力量的目的。
事例:
蒋介石施用瞒天过海的计谋的表象种种,仅列几例。
例一:蒋介石保证“以后再亦无剿共的军事”,接踵而来的却是又一次反共高氵朝的准备。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九千多人,本着团结抗日,执行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的北上命令,从皖南云岭等地出发北移,6日,行至茂林时,突然遭到蒋介石密令埋伏的国民党军队八万多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被迫还击,终因寡不敌众,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封锁消息,掩盖事实真相。1月17日,蒋介石公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
共产党对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阴谋和暴行无比愤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同时公布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并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在重庆,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在《新华日报》上题词曰:“为江南死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用千古绝唱表示对蒋介石暴行的控诉,对死难者的哀悼。各阶层的人士和海外侨胞对中共表示同情,对蒋介石的背信弃义、残害抗日将士的暴行纷纷表示谴责。
在国际上,苏、美、英等国对蒋介石的反共事件纷纷表示反对或不满。美国总统代表居里在访华时,会见了周恩来,表明对此事件的态度,并在会见蒋介石时,向他正式声明,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美国无法大量援华,并批评国民党的对内政策。
仅仅半个月,不可一世的蒋介石顿时陷入空前孤立和被动的窘境。此时,正值参政会召开在即,中共的参政员是否出席会议,对于蒋介石的影响至关重要,因为美国总统代表表示,要观光国民参政会开幕,中共参政员出席必不可少。在各方面压力下,蒋介石力拉共产党出席参政会。中共方面以提出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军长、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枪支等十二条,作为中共部分参政员出席会议的基本条件。
由于中共态度坚决,蒋介石于3月6日被迫在参政会上表示:保证“今后再亦无剿共的军事”。与此同时,对中共及其新四军进行了诽谤与攻击,由于蒋介石的暴行很不得人心,极少人附和其反共陈词,参政会草草收场,第二次反共高氵朝退潮。
为了减缓国内外的压力,蒋介石做出友善的姿态。1942年8月,在重庆约见周恩来,说他将去西安,拟在那里约毛泽东会晤,并连说了两次,还要周恩来电告延安。周恩来分析蒋介石的态度,认为他目前尚没有解决国共问题的诚意,建议改派林彪去会见蒋介石,探明情况,然后再决定毛泽东是否去。
12月,蒋介石在接见林彪时说:“中共是爱国的,是国家的人才。”他还表示,希望看到国共问题整个地迅速解决,不要零零碎碎,拖拖拉拉。表面看来,国共关系似乎有所好转,但事实上他仍无诚意解决任何具体问题,仍然采取“拖”的方针,并且正在酝酿发动新的反共高氵朝。
1943年7月,奉蒋介石的指令,胡宗南秘密调兵准备进攻延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得知这一重大军事动向的情报后,立即电告毛泽东。毛泽东迅速采取若干应对措施。朱德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致电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呼吁制止内战,维护抗战大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这一电报在送交蒋介石、何应钦的同时,送交英美苏等国大使馆,并分发给在重庆的中外记者,把蒋介石的阴谋公之于众。苏联、美国、英国等国的驻华大使向国民党政府施压,警告国民党不得发动内战。
周恩来抵达西安,紧急会见国民党各军政要员。《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中共中央发表了一系列揭露蒋介石发动新的内战阴谋的文件。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中共以“宣传闪击”的方式戳穿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
由于全国人民的反对,美、英、苏三国的压力和延安军民严阵以待,蒋介石被迫改变反共计划。7月10日,命令胡宗南停止行动。胡宗南命令原拟进攻边区的部分军队撤退,蒋介石策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氵朝还未形成便被挫败了。试想,如果中共不是及时掌握国民党军事行动的准确情报,如果不是毛泽东等人以高超的斗争艺术沉着应对,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可能对中国的整个抗日进程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
例二:台上握手,台上踢脚。
1945年8月,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蒋介石于8月20日,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此后,又接连向毛泽东发了两封邀请电,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重要问题”。他做出如此急迫的姿态,有其如意盘算,如果毛泽东不来,可以说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来了,则可以用“和平谈判”来麻痹共产党,诱使中共交出军队和解放区,还可以争取时间,调兵遣将。
毛泽东从大局着想,为了争取和平建国,接受了邀请,于8月28日,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率团乘坐美国飞机从延安飞抵重庆。
毛泽东等人到达重庆后,立即与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的代表进行谈判。可是,此时的蒋介石对谈判毫无准备,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接受他的邀请,赴重庆与他谈判。
谈判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个是两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蒋介石直接交换意见,另一个是两党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人之间的谈判。在重庆期间毛泽东与蒋介石共会面达11次,大多数在公开场合;个别是两人几次重要的会谈都是秘密的,有时没有任何其他人在场。
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蒋介石在他的林园官邸设宴,欢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这是自蒋介石叛变革命,事隔18年后,毛蒋两人的再次见面。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心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其实,蒋介石在政治问题上从来没有有过什么“极度之宽容”,无非仍是想作出一些开放民主的空头许诺;有一点倒是确实的,那就是他真正注意的“中心”,在于所谓“统一政令军令”,也就是要取消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存在。这是他的原则。
至于,如何具体进行谈判,没有怎么细想,国民党方面没有做准备,当周恩来向国民党方面提交对谈判的十一点意见。而国民党方面竟拿不出任何谈判方案。这表明他们对谈判缺乏诚意。
在毛泽东来重庆与他初次见面时,蒋介石说:“任何问题皆可以坦白提出,尽量发表意见”,但实际上,他既不打算承认中共的平等地位,也不打算以两党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
谈判在军队整编、根据地政权等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争论激烈,谈判的局面是,谈谈停停,停停谈谈。代表谈不拢了,两人最高领导人直接晤谈,有时赫尔利出来调停,说是调停,其实,他是压中共接受蒋介石的苛刻条件。前后,经历了四十三天,于10月10日,双方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签字时,毛泽东在场。而蒋介石姗姗来迟,他穿军装,佩带特级上将领章,挂着佩剑,与毛泽东握手。
在毛泽东返延安前,蒋介石与毛泽东会见了几次,并作了两次长谈,蒋介石对毛泽东说,我们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还说,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都有专长,我们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十年之内总要搞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最后,蒋介石面带悲观的神气说,这次没有解决好。毛泽东回答说,很有收获,主要是方针,确定了和平建国的路线,我们拥护。
蒋介石这些话听起来很是有点感人。其实他在背地写的、讲的是另外的内容了。关于解放区问题,他一口咬定,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在他的日记中,照旧使用“共匪”之类的字眼以及一些恶毒的词句来称呼、咒骂中共,并“甚叹共产党之不可与同群也”,由此可见,蒋介石当时对毛泽东所说的一些话是非常虚伪的。而且在和谈期间,正在备战。
谈判一开始,蒋介石和何应钦就密令各战区印发1933年“围剿”红军时编纂的《剿匪手册》。美国以接收的名义帮助蒋介石大规模地向华中、华北运兵。陈诚的部下当时扬言:“谈什么判,布置好了就动手。”为了迫使中共就范,他一方面装模作样地与毛泽东谈判,一方面却暗地调兵遣将,去进攻解放区。胡宗南、刘峙、阎锡山的部队都蠢蠢欲动。
谈判期间,双方的军队进行了上党战役。上党属于我晋冀鲁豫解放区,8月下旬,阎锡山部向上党地区进犯。从9月开始,经过四十多天的战斗,大体消灭了阎锡山的主力,遏制住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毛泽东听到上党大捷的消息后,高兴地说:“打得好!打得越大越胜利,我回去的希望就越大。”
评析:
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共同纲领,也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遇事谈判协商,是主要的政党调节机制。国共两党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在抗日的共同目标之外,有着不同的利益目标追求,矛盾与纷争不可避免。应该通过公开、平等、真诚的谈判协商,求得解决或寻找解决的路径。
蒋介石在两党再次合作后,仍把共产党视为“异党”,欲将其置于死地。这种图谋背离抗日的潮流,不可公之于世,所以他常常施行“瞒天过海”术,置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不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受到国内外的严厉谴责,为了欺骗舆论,缓解压力,信誓旦旦言“以后再亦无剿共的军事”,而接踵而来的却是又一次反共高氵朝的准备;在抗战胜利之初,一方面发出和谈的要求,另一方面却在积极备战;在重庆谈判协商过程中,隐蔽自己的真实企图,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示阴求阳,诡秘狡诈,这一行为与共产党人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形成巨大反差。阴谋狡诈可以得逞于一时一事,不可能长久。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以两手对付蒋介石的两手,文来文对,兵来将挡,蒋介石在谈判桌上没有得到的,在战场也没有让他得到,不仅没有让他占上便宜,反而消灭了他的数万人军事力量。这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后赔上自己卿卿政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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