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成败录》55、大国领袖的形式与实质

    蒋介石不仅喜欢打“夫人”外交的牌，而且以元首的身份，开展了一些外交活动，1943年出席开罗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是一次有影响的外交活动。
    事例：
    说实在的，蒋介石没有多少外交才华，加上他那军人加法西斯蒂的姿态，苟不言笑的刻板仪表，与他接触过的外国人，没有多少人对他好感。然而，在抗战的中后期，他在国际上成了一个显赫一时的人物。是中国人民英勇抗日，流血牺牲，正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大贡献，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与重视，也就是说，是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为他走向世界铺垫了平台，是罗斯福为了美国战略，把他扶上了“大国领袖”的地位。历史把蒋介石推上了国际政治大舞台。在大国外交中，如果说蒋介石没有作为，那不是事实；如果说他起了较大作用，那是抬举。
    首先，正式对日宣战，大国刮目相看。1941年12月8日，日军对珍珠港突然袭击，把美国逼到了墙角。美国被迫对日宣战，英国跟随美国作出了历史性抉择。消息传达重庆后，蒋介石从战略上看到美英对日宣战，对中国抗日战争将产生的影响。他在召开中国国民党紧急特别会议上讲话时认为，美国对日参战，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带来了转机。9日，国民党政府对日正式宣战。10日，中国政府正式发布《宣战布告》：“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
    这是一个迟到了的对日宣战，因为中国的对日战争，如果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已经进行了近五年，如果从上海的1932年“一．二八”事变上海军民进行淞沪抗战算起，那已经进行了近10年。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宣言把中国政府对美国的对日宣战支持的态度表达得再明白不过了。而且，中国人民英勇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事实，已经使罗斯福意识到中国政府的声明对于他们来说有多么大的意义。
    1941年年底，阿卡迪亚会议在华盛顿召开。12月，罗斯福和丘吉尔拟定联合国家宣言。虽然中国首脑没有参加会议，但会议议题事先通报了中国外长宋子文。罗斯福还两次接见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会上，罗斯福不顾英国方面的异议，坚持把中国与美、英、苏三国相提并论，共同称作“世界四大国”。在罗斯福的坚持下，会议还决定单独开辟“中国战区”（包括中、越、泰等国和缅甸北部），由蒋介石出任新成立的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的最高统帅。
    罗斯福之所以坚持将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到“四大国”之一的位置，是出自于美国战略利益采取的重大抉择，美国战略利益考虑包括当前和长远，当前的是战时“击败日本”，长远是战后“牵制日本”的战略。罗斯福的儿子曾经问他说，有什么必要如此重视中国。罗斯福回答说：“试想看，如果中国屈服了，会有多少日军得以脱身？那些日军会做些什么呢：他们先会像摘熟梅子一样轻取澳大利亚和印度，然后长驱直入，席卷中东……日本和纳粹从两面夹击，在近东某地会师，完全割断俄国人的联系，肢解埃及，切断经过地中海的所有交通线。”罗斯福说的这种深入浅出的道理，把中国的战略地位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他要很好地利用中国这个战场，希望通过给中国一定地位，再附加一些援助的办法，“用较小的代价”使中国“成为一个能极大毁坏日本的作战基地”。
    罗斯福的长远打算那就是，要使中国成为战后美国按其自身利益所设计的国际战略大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的棋子。他对中国的远期打算，是希望一个稳定的、对美国友好的中国能够成为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国，在该地区行使某种“警察”作用，以防止日本“东山再起”；再就是一个亲美的中国对苏联的防范与钳制；还有削弱英国在亚洲的影响，他私下明白无误地说过，在“消除英国海外帝国的努力中”，他指望中国是“美国一方稳得的一票”。
    其次，出席开罗会议，公私两利都要争。1942年1月，美、英、中、苏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与会国赞成1941年罗斯福、丘吉尔联合签署的《大西洋宪章》的精神和原则，要保证运用其全部的军事和经济之资源，对德、意、日及其附从国作战到底，并且“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或和约”。关于“联合国家”的签字，按照罗斯福的最初设想，是美国在先，中国次之，后因丘吉尔提出异议，经协调，改为美国第一，英国第二，苏联第三，中国第四。其后的国家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这样中国作为四个领衔签字国之一，签署了宣言。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获得的重要国际地位，当然是一种形式上的。而在实际上取得“老四”的作用，那还是靠实力说话，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实绩说话，当然与要靠“大国领袖”的能力争取。但这种形式对于长期遭列强凌辱的中国人太重要了，它是在国际政治中取得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胜利。
    1943年秋，由于苏联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接着，在日美海战中，日本随着中途岛的战役的失败，其元气大伤。在这样的背景下，罗斯福积极推动四大国首脑会议的召开，以便协调盟国力量，尽快战胜法西斯，同时商议战后世界格局问题。由于苏、日之间存在中立条约的缘故，苏联尚未对日宣战，斯大林表示不便与蒋介石会谈。这样，四大国首脑会议便只好分别在开罗和德黑兰分两步举行。
    1943年11月23至26日，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埃及的开罗举行会议，史称“开罗会议”。开罗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关于三国如何协调对日作战的共同军事问题；二是关于战后如何处置日本等政治问题。三国首脑和参谋长举行的正式会议主要谈论的是军事问题，即如何发动缅甸战役，夺回被日军占领的缅甸，重开缅滇公路运输线。因为自从缅甸失陷之后，对华援助物资只能靠“驼峰”航线。而每月仅万吨左右的空运能力，对广大的中国战区只是杯水车薪。罗斯福担心的是蒋介石能否抗战到底，希望加速援助中国，拖住日本。因此极力动员中国陆军和英国海军能从南北夹击在缅甸的日军。蒋介石盼望得到更多的美援，也很重识缅滇公路运输线。这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说，是开通一条生命线。但他担心中国陆军自缅北南下，会造成孤军深入，难以防卫，因此强调海、陆空须齐头并进，协调作战，而丘吉尔则担心在缅南军事行动中英军过分投入，会影响他自己的巴尔干计划。经罗斯福从中斡旋，亲自担保数月内将在缅甸实施大规模两栖作战。这样三方达成了一个协议。《开罗宣言》宣布：“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但此计划在当时只是起到鼓舞士气和威慑敌人的作用。
    在军事问题达成一致后，进入会谈政治问题。蒋介石两次与罗斯福长谈。因为美英之间事先已进行过商议。在开罗会议上，中美两国首脑商谈的问题概括为八个方面，这八个方面包括：一是关于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罗斯福表达了希望战后的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参与国际组织活动，蒋介石对此欣然接受。二是关于战后的日本政体。三是关于日本的赔偿问题。蒋介石建议日本战败后，可以用部分实物作为战争赔偿之一部分，罗斯福对此表示同意。四是关于领土问题。双方同意将日本用武力从中国夺去的东北地区、台湾和澎湖列岛在战后归还中国。五是关于中美军事合作。罗斯福建议，为维护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与和平，美国宜在该地区保持一定军事力量，美中两国在区域安全上应保持合作。六是朝鲜问题。七是关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罗斯福的政策是扶蒋容共抗日，抗日是目的，而蒋介石内心虽对共产党始终怀有戒心，但当着罗斯福之面只能表示同意邀请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八是关于对苏联的看法，罗斯福担心苏联假如支持中国共产党，可能使中国国共两党冲突加剧，这在战时和战后都是对美国极其不利的事情。而蒋介石除了担心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外，还担心苏联对中国东北的领土要求和对朝鲜共产党的支持。
    根据三国首脑会谈达成的一致意见，最后由美国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起草了《开罗宣言》，宣言草案中除公布与会各方在对日作战计划上的“一致意见”外，还就战后如何处置日本侵占领土的归还问题和朝鲜地位问题表述了意见。
    评析：
    罗斯福把蒋介石抬上“大国领袖”的地位，是一个外交礼仪形式，其“大国领袖”的实质或者是真实的内涵，是对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的肯定。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也不是无所作为，他就对日作战的军事和政治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问题，并同美英达成一致意见；尤其是得到罗斯福关于对战后收复台湾的主权的要求和中国战后“四大国”之一的地位的承诺，关于成立中国战区及其中国在这一战区中的主导作用的进一步肯定，关于对华援助，支持中国抗战问题，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结果，争取与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另外，蒋介石在会上还夹杂着国民党一党的私利，尤其是没有公正地反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使美、英首脑没有能客观地了解中共的作用，这是蒋介石自私自利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