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世纪谈》228，武德之治

    625年——626年唐高祖宽刑薄赋，休民罢战，恢复元气。李建成、李世民夺位暗战。
    唐高祖正在发愁怎么处理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俩的矛盾。这时突厥人大举犯边，唐高祖只得暂且放下此事，让李世民率军去抵抗突厥。
    虽然唐高祖猜忌李世民，但李世民百战百胜，唐高祖又离不开他。
    也有说法，唐高祖让李世民去抵抗突厥是想借突厥之手除掉李世民。即使李世民没死在突厥之手，但只要他打了败仗，唐高祖就能名正言顺地治他的罪。
    但李世民击退突厥得胜而归。李世民功劳更大，声望更高。唐高祖一点脾气没有。
    唐高祖在“事平之后，猜嫌益甚”。李世民功高盖主，唐高祖对他更加猜忌。
    唐高祖让李世民驻守边关，让李建成留京辅佐自己治国。兄弟两人脱离接触，暂时相安无事。
    唐高祖在处理家事的同时也并没有耽误国事。
    统一中国后，唐高祖原本打算罢兵息战，休养生息，解散了中央军，让将士们回家搞生产。但是突厥人不断犯边，地方军应付不来，唐高祖不得不重组中央军。
    隋炀帝推出“租庸调制”以减轻百姓负担，鼓励生产。
    租庸调制是均田制下最佳征税办法。因为它可操作性强，简单明了。每个男丁一年交两石粮的租、20天代役钱的庸、两丈绢的调就可以了。百姓交的明白。官府收的明白。
    不像以前，官府要根据每户的人口数、男丁数、财产数、土地数、产量等各种因素确定一个税额。官府算得麻烦。百姓听得糊涂。
    租庸调制只要搞明白每户男丁数就可以了，有几个男丁交几份税。税额是固定的，不用算。
    有人估算过，唐朝的租庸调折合税率是百分之八，相当于汉代的“十五税一”。税率也是非常低。
    另外，劳役可以拿钱买，不愿服劳役可以掏钱找人顶，也就是以庸代役。农民因此可以专心生产，不用再担心农忙时人手不够。
    不过，租庸调制是均田制下最佳征税办法。如果均田制被破坏了，前提条件不存在了，租庸调制就显现出非常大的弊端。比如说，唐朝初期人少地多，一个男丁一百亩田的分配制度能够执行下去，一人一年两石粮的租也不觉得高。到了中期人口越来越多，可供分配的土地越来越少，一个男丁可能只能分到七十亩、三十亩、甚至十几亩田，仍然按一丁两石的标准收租就有点让人吃不消了。
    因此，租庸调制后来被两税法取代，存在时间不长。
    在退出租庸调制的同时，唐高祖“颁新律令，比开皇旧制增新格五十三条”。新律被称为武德律。武德是唐高祖的年号。武德律实际上是开皇律的修订简化版。开皇是隋文帝年号。武德律比开皇律在刑罚上有所减轻。
    宽刑薄赋，休民罢战，这都是古代皇帝所追捧的王道仁政。想做明君，这似乎是标配。
    唐高祖为了减少战争，同意和突厥、吐谷浑互市。
    古代都不太愿意跟周边的游牧民族互市。因为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比如衣食盐铁，在古代都被列入战略物资。对于一个不友好的邻居来说，给他们提供这些东西等于助长他们的军事潜力。但是，游牧民族缺少并且急需这些东西，买不到就去抢，不惜发动战争。
    唐高祖同意互市，一方面希望减少战争，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得到游牧民族的马和牛。中原急需战马和耕牛。
    为了不助长游牧民族的军事，唐朝主要是以茶换马。茶叶也是游牧民族最想得到的东西。因为游牧民族天天吃肉喝奶，需要用茶解油腻、助消化。并且茶还有解毒消病的功能。
    唐朝与突厥等游牧民族的互市又被称作茶马互市。著名的“茶马古道”就起源于唐代。
    开展茶马互市后，中原牛马短缺问题得到极大改善。
    “先是，中国丧乱，民乏耕牛，至是资于戎狄，杂畜被野。”早先农民耕地缺少耕牛。现在好了，得益于互市，田野上各种牲畜遍布。
    唐高祖在任期间干的最后一件事是灭佛。
    佛教在隋唐乱世又开始兴盛起来。佛教一旦兴盛，生产就要受到影响，并且会影响到社会生活和发展。
    太史令傅奕上书唐高祖要求灭佛。他认为佛教的最大问题是“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信佛之人有两大罪，一是不忠不孝，二是游手好闲。
    出家人上不赡养父母，下不抚育子女，眼里只有佛祖没有帝王，是谓不忠不孝；出家人不务工不务农不纳税，过着寄生虫般的生活，是为游手好闲。
    佛家用地狱、轮回等一些话术吓唬、欺诈那些脑子不灵光的人，用虚构的未来诓骗他们的钱财。他们谎称人的寿命、贫富、吉凶都是由佛控制的。让人放弃个人努力一心礼佛。这是无比荒谬的。
    按照中国人的礼法：“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但佛家都剃个大秃瓢以示跟尘世决裂，背叛自己的父母和祖先。
    上溯历朝历代，看看佛教昌盛的朝代都是什么下场？
    傅奕说养活这么多白吃饭不干活的和尚尼姑浪费了多少粮食？建造这么多中看不中用的寺庙浪费了多少钱财？如果我们让和尚尼姑还俗成婚，国家马上增加十万户纳税人口。他们生儿育女又能使我们国家兵源充足。
    中书令萧瑀指责傅奕诽谤圣人。佛是圣人。褒贬佛就是犯了诽谤圣人罪。
    傅奕反驳道：释迦摩尼背弃父母，抛弃老婆孩子，以臣犯上，算什么圣人？
    萧瑀无言以对，只能合掌诅咒：地狱就是为你这种人设的。
    唐高祖认为傅奕说的有理，下令筛选天下和尚尼姑以及道士道姑。只保留高僧高道和大的寺观，其他人都遣散，其他寺观都废弃。
    只是因为玄武门之变旋即爆发，唐高祖灭佛的命令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执行。
    唐高祖当政期间被称为武德之治。武德之治为贞观之治打下良好的基础。但是唐高祖当政时间只有数年而已，武德之治被贞观之治掩盖。
    唐高祖在治国方面并非平庸之辈，但在齐家方面显得碌碌无为。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俩他一个也摆不平。
    在与突厥互市之后，边境冲突减少，TJ的压力减轻。李世民也因此从边关返回京城。
    随即，李世民与李建成之间的明争暗斗又开始了。
    李世民利用职权派心腹温大雅、张亮等人去洛阳任职，并且“阴结纳山东豪杰以俟变”，也就是说他暗中在关外发展势力为将来发生变故做准备。他在俟什么变呢？不言而喻就是他跟李建成的变故。他对日后跟李建成撕破脸已经做好了准备。“恐一朝有变，欲出保之”。一旦跟李建成摊牌，如果不能遂愿，便出关自保，也就是割据关东跟李建成分庭抗礼。
    李世民时任“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就相当于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兼中央中原局书记。太行山以东都是李世民的辖区。洛阳是他的司令部。
    他让张亮率军进驻洛阳，“多出金帛，恣其所用”，收买“山东豪杰”，巩固他的大后方。
    李元吉发现了异常向唐高祖告发张亮图谋不轨。但唐高祖让人去调查也没查出什么问题。
    李建成、李元吉不是傻子，肯定嗅到了危险。
    李建成请李世民喝酒，暗中在酒中下毒。李世民当场吐血数升，被李神通扶回家去。
    唐高祖去看望李世民，当着李世民的面叫人去责备李建成：你不知道秦王（指李世民）不能喝酒吗？干嘛非叫他喝酒？言外之意，李世民吐血是喝酒伤胃，并非中毒。他心中恐怕明白是怎么回事，刻意假装糊涂。
    唐高祖又对李世民说：当初如果不是你，我也做不了皇帝。我说过立你为太子，但被你推辞掉了。现在李建成已经做太子这么长时间了，我也不忍心废掉他。我看你们兄弟似乎互不相容，同留京中必有纷争。我想把你安置在洛阳，让你掌管关外之地，允许你使用天子旌旗。
    唐高祖这意思是想将国家一分为二，李建成为关中之主，李世民为关外之主，让两人都做皇帝。既然你们兄弟过不到一起，咱就把家分了，各过各的。
    但是唐高祖把话说出去了，转脸又变卦了。因为李建成不同意分家。他到处托人去劝说唐高祖不要这么做。唐高祖因此又改了主意。
    唐高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李世民不可能不对他心怀怨气。这就为之后的逼宫之变埋下伏笔。
    唐高祖也预感到李建成、李世民两兄弟水火不容将来必生祸端，动过废黜李世民的念头。这可能是解决当前政治危机的唯一办法。
    但他的宰相陈叔达劝他不要这么做。陈叔达说：李世民立有大功，废黜他不公平。并且闹不好会逼反李世民，让你后悔都来不及。
    唐高祖也没了主意，只能得过且过。
    这事很可能被李世民探得了风声。“秦府僚属皆忧惧不知所出”。李世民招心腹房玄龄、长孙无忌商量对策。两人劝李世民先下手为强干掉李建成、李元吉。
    李世民犹豫不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