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做的,就是让他们慢慢融入到现代社会的生活中去,至于他们在当地的特权,自然保留,以防止他们有燥进的行动发生,这里可是宋朝经济的命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有可能造成宋朝的经济停滞甚至是后退,所以相比起改革,稳定才是最为重要的。
然后便是分化他们,毕竟这些地区的土司与西南地区的土司有着最大的不同,那就是他们的土地和旗下的人民数量,相比起西南地区来说,要少得多,西南地区的土司们,大的手底下甚至有十几万的部众,而小也也有上千人,而浙江,安徽,福建等地的土司们,手底下的人大概就是几千人而已,最大的也不过上万人。
这跟他们生活的环境有关,这些地区从晋朝南迁以后,就慢慢开始被汉人占据,越人也早已经比汉人的文化所同化,双方通婚频繁,真正的少数族裔人口是很少的,二来无论是在传统上,还是在文化上,他们所保留的本土文化都比较少,若是不告诉你,你恐怕会直接认为他们是汉人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他们所生活的地方靠着发达地区,因此即便只是贩卖土地,也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而这些土司们也相当有经济头脑,将贩卖土地得到的钱投入进工业的生产中和银行业里,从而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因此在成为了朝廷的威胁,在此之前,他们是长期没有什么存在感的。
而对付他们,自然也不需要像西南地区的土司们,那么果决,这些地区的土司,大多数都是比较温顺的,毕竟他们已经习惯了朝廷的统治,许多地方虽然有自治的权利,但也早已经名存实亡,在唐朝的时候,这些地方的土司就已经几乎被朝廷所控制,当地的官员也几乎由朝廷选派,等到宋朝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因此在对付他们的时候,往往都是采取温和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土司们。
只要他们没有反抗的意思,朝廷也乐得供着他们,反正也花不了多少钱,而能得到的,则是这一片地区的永久和平,这显然是一笔划算的买卖,起码对于这些发达地区来说,稳定比什么都重要,更何况这些土司也都很聪明,他们一般不会跟朝廷作对,所以朝廷也不会主动招惹他们,再加上他们在文化上已经与宋朝的主流文化十分贴近,周围的汉人也早已经不把他们当做异族来看,因此,对于这些土司和自治的州府,朝廷采取的态度就是帮扶然后亲和他们,不进行大规模的变动,以保证该地区的稳定和平。
宋朝的这整套改土归流政策,可谓在历史上都具有重大的贡献,明清两朝的改土归流政策,使得云南,贵州,广西等地永久进入了中国的版图,即便后来中国军阀四起,民不聊生,也始终没有分裂的危险,因为当地掌权的始终是汉人,而当地的少数族裔,在数百年的教育之下,都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中国人,因此即便境外势力无论怎么鼓吹,始终没有独立的风险,这一点就与其他聚居区完全不同。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改土归流完成的并不彻底,就像西藏,清朝的时候虽然派驻的驻藏大臣,但其职能仅仅献于伊利而已,拉萨是那些和尚们的,而广大的农村则是贵族们,清朝政府并不能对当地的民众进行有效的管理,在很多时候其实只是作为一个裁判而已,而改土归流在西藏也进行的十分不彻底,所以当军阀四起,民不聊生的时候,外国势力从印度进入之后,立刻发生了十分不妙的变化。
这其中就能看出改土归流政策,到底对于中国来说有多么的重要,他让一个地区的人民开始有了国族认同,同时也增加了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一来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二来则是让朝廷可以借着这些地方去影响更加遥远的地方,从这一点看,改土归流,绝对是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
而如今徐清也参照这一点开始做,其最终的目的,就是将整个本土全部纳入进宋朝的核心统治之内,以保证朝廷可以对这些地方进行直接管辖,增强朝廷在地方上的力量,这一点,对于建立集权高效政府,有着很重要的标志意义。
欧洲的工业革命,往往伴随着建立起一个更加高效的中央政府,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是如此,因为要想建立起一个工业国家,国家的力量是很重要的,若是国家分裂,每一块土地都有着自己的法律和法规,那么对于工业的发展,商业的繁荣是有着很大阻碍的,而当时的欧洲,几乎每一个领主都会在自己的领地上设立关卡,然后抽取过路费,尤其是对于商队,收取高额的税收,从而赚取利润,而这样一来,一件产品往往在运输的过程中,就会上缴无数的税,最后等产品运输到目的地的时候,往往产品的价格就会十分的高昂,而如此高昂的产品,自然会降低人们的购物欲望。
这在古代社会自然无所谓,因为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那些商人们运送的物品,本来就不是给平头老百姓消费的,而是给贵族们消费的,所以即便价格昂贵,但对于贵族们来说,一件衣服是一百块钱还是一千块钱,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在那个时候,关卡并没有人管。
可到了现代社会之后,工业革命导致整个社会的财富开始爆炸般的疯狂增长,原本贸易只是用来服务贵族的,而渐渐的贸易开始波及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这样一来,若是再抽取高税,产品自然卖不出去,许多工厂就只能滞销,所以为了提高产品的销量,许多资本家开始推动国家进行整合,而国王成为了他们的合作对象,帮助国王,将国家统合为一个整体,一个巨大的市场,在这个市场内,没有任何的过路税,也就是所谓的关税,从而提高产品的销路,降低产品的价格,从而使得一些东西,真正从贵族们专用,变成平民们也可以买得起的东西。
商业的发展,工业的进步需要国家去进行整合,可以说这是自下而上的推动力,而中国自古以来,便是自上而下的进行改革较为多一些,即便是农民起义,推翻了一个王朝,但完成自身改革的时候,也是自上而下来得多,但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推动整个国家一体化,取消关税壁垒,从而让全国的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都可以有效的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
当然最重要的还不是关税的问题,在宋朝的土地上,这个问题并不严重,在欧洲因为封建制度的原因,所以相对来说会比较严重一些,徐清之所以如此迫切的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强盗,匪患的解决才是重中之重。
中国一直到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全国上下都到处是强盗和歹徒,他们往往占据着交通要道,沿途打劫路人,商人,甚至是军队,他们都敢直接上去打劫,有的是敲诈勒索,还有的则是直接开战,然后抢夺物资,这都是真实存在的事情,而他们的存在,严重威胁到了宋朝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徐清必须要着手处理他们。
而在这些强盗之中,土司们手中的部队无疑是十分需要注意的一支,因为相比起汉人的逐渐富裕,这些没有什么知识水平,又不愿意与外界接触的土司部族们,往往就会更加热衷与通过抢劫来完成自身的富裕,因此将他们纳入进宋朝的文化体系和制度体系中,从而让他们能够通过努力工作来赚钱,而不是通过抢劫来赚钱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也是徐清改土归流最主要的目的。
将这些生活贫困的部落民们从残暴统治的土司们手中解放出来,然后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变化,如此一来,这些匪患自然就从这些地方慢慢开始消失,而剩下的一些,则最多是一些小团体了,针对这些小团体,就是严打,这也是前几年就开始的扫黑除恶会严厉执行的原因。
总体来言,都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以保证经济繁荣发展而做出的决定,当然,这其中也有生命安全的考虑,不然任何一个人想要出去旅游,都要担心自己会不会被歹徒抓住,然后敲诈勒索,甚至连性命都丢掉,那对于全国人口的流通,自然不是一件好事。
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来说,人口流通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农业社会,农民最重要,生产粮食最重要,所以农业国家,往往需要把人民禁锢在一片地方,让他不要出来,就在那里种地,从而收获粮食,所以对于农业国家来说,人民的移动是很少的,在古代的中国,大概只有知识分子,商人和军人可以自由的移动,而其他人大多数都只是在自己生活的乡村移动,甚至连周围的城市都没有去过,便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这种情况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毕竟作为农业国家,土地是唯一的生产工具,因此就必须要把人绑在土地上面,以此来为王朝提供足够的资产,而到了工业社会则完全不同,工厂往往会建在一些交通枢纽上,因此工厂必然是密集分布在一个地方的。
因为工厂往往讲究时效性,若是能靠近交通枢纽,那么生产出来的产品就能立刻通过这些交通节点,卖到全世界各地去,还有就是原产地附近,这些都容易聚集大量的企业和工厂,而这些大工厂就需要大量的工人进入其中来创造出财富,因此人口流动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如果人们还是依旧依附在土地上,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土地,来到城市里,那么整个社会的经济就会停滞不前。
因此将人们送到城市里,就是朝廷需要做的事情,而土司制度和匪患,则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导致许多内地的百姓不愿意来到沿海地区来打工,他们怕在路上就被那些可怕的组织和匪徒所打劫,以导致自己辛苦赚取一年的费用就这么烟消云散了。
而这对于工业化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对于解决地区性的贫富差距也很不利,工业化需要大量的人口聚集,如今宋朝五个人口超过五百万的城市,几乎全部都汇聚在沿海地区,而在内地,大量的城市人口在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之间徘徊,而他们周围的农村和小城市,则汇聚了上千万的人口,这显然是工业社会所不喜欢的。
而他们之所以不愿意前往大城市,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便是通往大城市的道路上,有许多匪患,这些盗匪盘踞山林,通过勒索来获得收入,要想让这些小城市和乡村的人口往大城市移动,就需要解决掉这些威胁,而土司制度改革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步。
相比起其他的匪患,土司手底下的部队要更加精锐,同时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组织,十分严密,而土司自己也有着官府的封号和头衔,因此他们的存在往往更加名正言顺,在当地的势力极大,往往便是当地的衙门都不敢跨区去管他们,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也是朝廷必须着手的,这些人手上的人,都是受过军事化训练的,虽然与正规部队不能相比,但若是当了匪徒,那战斗力绝对是比一般人厉害的多,同时他们在城市里也有自己的人,因此那些大商队的移动,某一个村子人口的移动,他们都知道的清清楚楚,便可以在这些人既定的路线上,伏击,从而获得整个商队或者是一个村子辛苦一年得到的钱财,这些都让周围的人不敢继续前往城市,这显然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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