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越蔡琰》第462章 陈之亡（二）

    兖州，东郡濮阳城外濮阳津。
    黄河南岸的濮阳津是兖州士民北撤的唯一出入口，上游的延津已被魏军接管，哪怕延津附近的士民要北撤，也要向东走濮阳津渡河。而下游并无魏越许可的渡口，青州方面并不在人口后撤范围之内，反倒要收纳来自兖州的迁移百姓。
    而这场猝然发动，影响人口近百万的大迁移工作，势必不可能做到多么的完善、细致。
    一处处环节充斥着简单、粗暴、一刀切，对陈留郡士民来说，要么你是拥护朝廷的，就听从命令开始迁移赶紧后撤；要么你就是心向袁术叛军，逗留本地图谋不轨的。
    陈留士民没得选，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在各方面压力下，陈留士民以亭里为单位向濮阳津集结。
    背井离乡，扶老携幼跋涉数百里路程后，不一定到了濮阳津就能北渡黄河进入河北。
    为将可能出现的豫州染疫灾民隔离出去，才有了濮阳津这么唯一一个迁移渡口，而这里还要进行人口筛选。各县县吏多半云集濮阳津，这些县吏证明后，以亭里为单位迁移的士民才能北渡。
    故，濮阳津短短七八日时间，就拥挤不堪。
    兖州牧臧洪对此很是担心，即将亲自统兵前往山阳备战，又担心这里人口积聚引发一场瘟疫。
    他对部属的探查报告持怀疑态度，临行之前准备亲自看一看。
    濮阳津内外人口积聚，巅峰时足有十万之众，保持着每日两万人左右的运输效率。
    不仅是陈留郡士民在强制后撤，山阳、济阴也在强制撤离范围内。不是山阳太守刘岱、济阴太守孔伷多么顺服魏越，而是这两个人及相关部曲武装力量已被魏越火速处理，得到了妥善安置。
    这两个人及所部武装力量愿意配合魏越，那山阳人、济阴人也就缺乏逗留、拖延的借口。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与陈留一样，要么就此顺服魏越的统治进行迁移，再要么抗拒合作，形同陌路。
    看一看袁术现在的架势，山阳人、济阴人怎么还敢去跟袁术寻求合作？
    也是没得选，所以陈留、山阳、济阴这三处人口多则五六十万，少则三四十万的经济强郡尽数在强迁范围内。愿意渡河迁往河北，或迁往青州的人口，将在百万左右。
    然而大多数人内心是很抗拒的，原因太简单，他们对魏越的战绩有一种谜一样的自信。几乎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一战战无不胜的大将军会打跑那个穷兵黩武，靠家族威望才跻身高位的袁术。
    既然能打赢袁术，那为什么要远离故土，迁移到未知的地方去？
    人离乡贱，自古皆然。
    尤其是这个重视乡党的年代，不仅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也能一人得道全县受益。
    遗憾的是，魏越不认为自己能百战百胜，也不认为交战区域的百姓能有好日子过。
    正是因为魏越有这样的清晰认知，臧洪担忧时局变化之余，对魏越的强迁政策并无太多抵触心理。
    不管战况究竟如何，有一点是难以改变的，那就是交战区域会成为瘟疫肆虐之地。百姓不死于乱兵刀下，也将先后消亡于疫疾。
    而人口流动，会造成瘟疫更大范围的蔓延。
    与其这样，不如快刀斩乱麻，将这些必死之人强行迁走，保护这些生命，也保护更多的生命。如此，人为的清空一片地域的人口，让瘟疫蔓延速度降下来，再从容处置。
    濮阳津外的移民宿营地呈现坊块状，仿佛一枚枚棋子一样围绕濮阳津布置，每一座坊块之间有充足的开阔地带作为道路，又有栅栏围起，尽可能的避免了人员的再次流动、混淆。
    面对魏军的强压，各处坊块宿营区并无闹事者，虽喧哗却鲜有纠纷。
    牛车上，臧洪见道路两侧内等待渡河安排的百姓多数在躲辟阴凉，且相安无事少有哀怨之色，就对驾车的陈容、陈矫道：“魏公处事素来如行军事，章法严明呀。”
    稍稍停顿，臧洪口吻一转：“只是，行举用意深远，非时人所能知。”
    对此陈容、陈矫不做点评，臧洪同意魏越的观点，认为战后兖州交战区域会引发、扩大瘟疫趋势。
    但比起魏越斩草除根的粗暴手段，臧洪更倾向于内部解决，靠时间来弥补瘟疫、战争带来的创伤。自先秦以来，各地都是如此休养过来的，如魏越这样举郡强迁，简直堪比秦国。
    濮阳津渡口，臧洪是轻车前来，只有十余名扈从警卫。
    正好，在濮阳津渡口遇到前往邺都，又回来的原山阳太守刘岱。
    不顾陈容、陈矫规劝避嫌，臧洪还是主动派人通报驻军，表达要与刘岱面谈的意愿。
    刘岱和济阴太守孔伷都让魏越从新进行了安置，首先是能‘嘘枯吹生’的陈留名士孔伷，因响应魏越的强迁令文，举族迁往邺都，入籍魏公国。身为汉室两千石，又是当今名士，孔伷举族来投，魏越自然不会冷落。
    由孔伷补上崔琰空出的鸿胪寺少卿一职，反正这是个赋闲的工作岗位，空有荣耀并无实权，正好适合孔伷，也算给陈留人做了补偿。
    而刘岱这个汉初齐王刘肥的后裔，是当今天下与刘表齐名的宗室名士。
    宗室名士，其实名士身份更重要一些。都是帝室疏远到五服外、相隔二三百年的宗亲，顶多也就一样姓刘，有一个共同祖先高祖刘邦，其他方面还是要靠自己奋斗。刘岱这一系，已发展成东莱望族。
    家中世历两千石的刘岱在这个特殊时期，与刘表一样具有了某些特殊的代表含义。
    首先他们血统名义上上亲近、忠诚于汉室的，几乎刘姓宗室就意味着忠诚。这意味着董卓、魏越重用他们，就是一种对汉室社稷没特殊想法的间接表态。
    其次又都是名重一时的名士，在地方上根深蒂固，与各方面都有一定交情。重用这类宗室名士，能有效拉动时议风评的转向，更利于朝廷方面。
    故，袁术、汝颖士族执行家法逼死‘叛徒’扬州刺史陈温后，名义上魏越、董卓是天子亲政前的摄政，重新派一个合适的刺史人选，就成了董卓、魏越必须考虑的事情。
    在向董卓保证今年会如数按约定拨发物资给雒阳后，董卓也就没有过度纠缠扬州刺史的人选问题。也没必要纠缠，若惹恼了魏越，魏越驻兵河北观望时局，头疼的只能是雒阳方面。
    毕竟魏越已经做了一次渔翁，再做一次渔翁也没什么障碍；其次，魏越在兖州执行人口强制迁移，放弃兖州土地后，是否保卫兖州也就成了小问题。
    一旦魏越放弃与袁术中原决战，那袁术再疯狂，也不会隔着黄河去进攻魏越……这种时候，袁术挥兵西进攻打雒阳，就成了唯一的选择。或许，还会分出偏师抄掠、破坏青徐二州。
    濮阳津的官舍中，刘岱与臧洪会面。
    臧洪的部属担心会引发河北不必要的猜忌，可刘岱担心什么？
    他已经是扬州刺史兼镇南中郎将，此去赴任相隔河北两千里，河北方面可无法直接惩戒、报复他。不像兖州，紧挨着魏公国，若有风吹草动，魏越的刀就能立即斩下，不给你闪躲的准备。
    只是刘岱也有他的苦恼之处，正如黄琬、贾诩、朱儁、刘焉、刘虞及陶谦这类封疆重臣一样，魏越也向他索取了人质。不是他的子侄，而是他的亲弟弟刘繇。
    其中臧洪最特殊，他在魏越那里并没有人质。
    官舍之中，臧洪与刘岱讨论的话题直赴战争，这场战争的性质是复杂的。
    作为汉室臣子、宗室，以及目前的立场，自然是恼怒袁氏、汝颖士族作乱祸国；可站在自身学阀、世家的角度来看，对汝颖士族及袁氏则有些感同身受的同情，以及那么一丢丢理解。
    袁氏不到两年的时间衰败到现在的地步，前后回顾、对比后，怎么能不令臧洪、刘岱感慨、恐惧？
    臧洪是郡一级的学阀，刘岱是郡望，而汝南袁氏则是影响力遍及天下的大学阀，大世家，堪称当世第一。结果，雒阳政变爆发，袁氏领袖袁隗、领袖继承人袁基同时身死，然后就剩下袁绍、袁术、袁遗这么三支。
    袁绍被复仇杀死后，袁术又逼杀袁遗，偌大的汝南袁氏重担尽数落在袁术肩上。
    不管品德问题，到汝南袁氏这一步，其首领最重要的是名望、能力，而袁术远不如袁隗、袁基、袁绍、袁遗，偏偏是袁术活到了最后，只能说袁氏气数已尽。
    或许是天命使然时局变化所造就目前的局势，也有可能是在蔡邕魏越、江夏黄氏联合打击下才摧毁了汝南袁氏的发展前景以及根基。袁氏的根基，正是汝颖士族。
    江夏黄氏是曾经的士族领袖，大学阀、大世家；蔡邕则是蔡学的奠基人，没有直系继承人，继承蔡学学统的是魏越。绞杀袁氏及汝颖士族，这是学派之间的竞争；魏越再打击郑学，也就成了理所应当的事情。
    故，这是一场源于学术地位争斗的战争；学术地位高，那他说得话就有道理，他的门生就应该当官，把持舆论。
    刘岱赴任扬州，是要与袁术争夺扬州的支配权，几乎就是第二战场的第一负责人。
    对此，他与魏越有过十分深入的交流，此刻则向臧洪透露一些。
    比如这场大决战带来的一系列难以避免的问题，如感染瘟疫却在求生意志下到处跑的灾民安置问题；如中原郡县战后如何恢复、控制问题……以及这场战争破坏力会引发哪些变动。
    比如陈国，刘岱认同魏越的观点，陈国这一次不论选择什么样的对外态度，都将灭亡，绝无侥幸之理。
    刘岱开辟第二战场，臧洪则与陈相骆俊有旧，有意撮合刘岱与陈王刘宠联合作战，对袁术腹心地区进行破坏。其实，已经没什么好破坏的了，为的只是堵死袁术南奔扬州的通道，彻底将袁氏、汝颖士族困死在豫州这片瘟疫蔓延之地。
    让袁氏、汝颖士族自食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