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无疆》第35章 北极印痕

    1
    驱车进入北极圈，是欧洲之旅最后一段艰难行程。从赫尔辛基到罗瓦涅米八百五十公里，全被冰雪覆盖。我们让女士和体弱的伙伴坐飞机走，行车的全是一色精壮男子。
    从香港赶来的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先生一定要亲自驾驶我坐的那辆车，以示慰问。他已经连续几天没有很好休息，我怕他困，一路上逼他讲我们五个月在外缺漏了的各种新闻。听完新闻，再听他唱歌。
    雪越下越大，全从夜空深处朝驾驶窗迎头扑来，车队像是卷进了一个天漏云碎的旋涡，无法正常行进。
    大家困乏异常，不时下车在雪地里顿脚跳跃算是休息，然后再启程。十几个小时后，终于完全顶不住了，只得把车停在一边集体打盹。
    顷刻间车身车窗全部大雪封住。千里银白，只有这里闪烁着几粒暗红的尾灯。朔风呼啸，鼾声阵阵，突然惊醒，惊醒在完全不像有生命存在的雪堆里，赶紧推门四处打量，找不到星光月光，却知北极已近。
    2
    北极村的土著是游牧民族萨米人。
    住处是一个尖顶窝棚，门口蹲守着几只狗，中间燃烧着篝火。窝棚顶端留出一个大窟窿，让白烟从那里飘出，但纷纷白雪也从那里涌入，两种白色在人们的头顶争逐。
    好在主人昨天已砍好一大堆木柴，我们帮着劈添，为白烟造势。只见主人的女儿双眉微微一蹙，她在担心此刻耗柴过多，后半夜会不会火灭棚冷，难以栖宿。
    高低不同的树桩便是桌子凳子，有几处铺有鹿皮，那是长辈的待遇。
    窝棚外天色早已一片昏暗，广阔无垠的雪地泛起一种缥缈的白光。主人为欢迎我们，在窝棚前前后后都点上了蜡烛，迎风的几处还有尖锥形的麻纸灯罩卫护。暖黄的烛光紧贴着雪地蜿蜒盘旋，这个图景太像玲珑剔透的童话，注视片刻便使你忘记周围的一切，只知这是一条晶莹的路，可以沿着它走向远处。
    3
    在北极村的一个狗拉雪橇前我们停下了。这个雪橇已经套了八条狗，这些狗今天还没有出过力，条条精力旺盛，搏腾跳跃，恨不得把拴在树桩上的绳套挣断。
    戴着长毛皮帽的主人看出了我们想坐雪橇的心思，说等等，现在你们都坐不住。说着便独自站在雪橇上解开了绳套，刹那间众狗欢吠、撒腿狂奔，只见雪雾腾腾，如一团远去的飞云。
    过不久雪雾旋转回来，正待定睛细看却又早从眼前掠过。如此转了几圈，众狗泄去了最初的疯劲儿，进入正常奔跑状态，主人从雪橇上伸出一根有尖刺的长棍往雪地里一插，自己的手像钳子一样把长棍握住，雪橇停下来了。他这才朝我们一笑，说现在你们请上来吧。
    我坐在雪橇上想，这些萨米人懂得，人类对于自然，只有避其锋锐、泄其杀气，才能从容驾驭，因此他们居然在如此严酷的北极，一代代住了下来。
    4
    北极圈里的圣诞夜，屋外寒冷得无法停留，却被我们找到了一家中餐馆。
    中餐馆实在是无处不在，湖北口音的老板娘没想到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夜间还有远方同胞来敲门，连忙生火煮饭，忙前忙后。我们说，反正明天不开车，如此北极寒夜、佳节良宵，岂能无酒？
    伙伴们年轻豪放，无所畏惧，照理与这样的人物最不能比酒。但奇怪的是，我喝得最多，刚觉得有点耳热，他们一个个都已醉态可掬，或笑或歌，或鼾或哭，或扭或倒。
    我先是惊讶后是感动，心想这真是一批好青年，平日从不贪杯，这几个月又实在累坏了，因此经不得酒。
    这些年我遭遇到不少不可理喻的年轻人，曾对中国文化的前途比较悲观，但看着眼前这一群，却找到了乐观的理由。
    有人在慷慨激昂地毁损，有人在点点滴滴地追求；有人在振振有词地偷盗，有人在含辛茹苦地奋斗；有人在流言蜚语间钻营，有人在冰天雪地里行走。
    大雪小村
    从北极圈南下，没想到天气越来越冷，风雪越来越大，我们好几辆车已经被冻得发动不起来。在奥卢看地图，发现从这里到赫尔辛基不仅距离遥远而且地形复杂，再加上这样的气候，如果开车，不知半路上会遇到什么情况。思考再三决定搭乘火车。
    奥卢有火车站，但我们车队的五辆车要由火车拖载，只能到始发站申请增挂一节平板车。不知为什么世界各国不少铁路始发站选址在一些很小的地方，我们要找的那个始发站叫康提奥美克（Kontiomaki），在奥卢东南方向一百八十公里处。于是只好想方设法把车发动起来，小心翼翼地冒着风雪开到那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去。
    康提奥美克连一个小镇也算不上，当地人说这儿的居民只有十人。我想这种说法有点夸张，但到顶也就是几十人的小村落吧，居然安下了一个火车始发站，大概与铁路网络的整体布局有关。
    说是火车站，我们眼前出现的只是一片大雪中两条细细的铁轨。这儿的雪粒比别处大，晶莹闪亮地塞满了整个视野，连一个脚印也没有，可见这条线路非常冷落，我们被告知要等候整整三个小时。雪中的铁道、站台，如果有一些脚印，再加一个远去的车尾影子，会让人想到托尔斯泰。但这儿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供想像的信号，只听到自己的脚探入深深的积雪中时咯吱咯吱的响声。
    离铁轨不远处有一间结实的木屋，门外有门亭，窗里有灯光，墙上的字是芬兰文，不认识，但可以猜测是一个公共场所。如遇救星般地推门而入，里边果然温暖如春，与外面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说不清这是什么场所，反正什么都有。台球、游戏机、简单的餐食、厕所，每个窗都严严实实两层，各种摆设陈旧而舒适。见我们进去，里边的几个老人两眼发光，定定地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一数，他们也有七八个人，我由此证明当地只有十个居民的说法不准确。伙伴去问屋中惟一的一位中年女服务员，谁知她笑着说：“差不多都在这里了，过一会儿还会来几个老太太。”
    一个车站小屋，居然把全村的人都集中了，我想主要原因并不是它暖和。在冰天雪地的北欧，又是这么一个僻远小村，人们实在太寂寞了，总想找一个地方聚一聚；尽管由这里始发的列车很少，旅客不多，但说不定也能看到几张生面孔，这就比村民聚会更丰富了。今天我们这一哨人马吵吵嚷嚷蜂拥而入，在这里可是一件不小的事情，据那位服务员说，有两位老人已经急急地摸回家去通知太太了，要她们赶快来凑热闹。
    伙伴们快速地进入了各项游戏项目，有的打牌，有的打台球，有的玩游戏机，老人们都兴致勃勃地围在一旁看着，很想插话又觉得不应该干扰。我离开台球桌上厕所，一位老人跟了进来，大概他觉得这里总没有什么不可干扰的正事了，是一个开始谈话的好地方。他大声地用芬兰话与我聊天，我用英语搭话他听不懂，一上来就撞到了死角。但他不相信有人竟然完全不懂芬兰话，正像我不相信这儿的人完全不懂英语，彼此寻找最简单的字句努力了很久，最后他只能打起了手语。
    他用双手划了一个方框，然后又窝成一个圆圈放在中间，我想了想就明白了，他在比划日本国旗，是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的否定他听懂了，但他居然听不懂“中国”的英语说法，我当然也无法用手语来表现图案相当复杂的中国国旗。
    他很遗憾无法交流，但仍然在滔滔不绝地讲着。这使我想起童年时熟悉的家乡老人，他们也不相信天下竟然有人完全听不懂本地方言，总是在外地人面前反复讲，加重了语气讲，换一种方式讲，等待哪一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从厕所出来，我看到了另一个苦口婆心的现场。我们的摄像师东涛前些天不小心在北极村滑了一跤，脚受了点伤，拄了拐杖，行动稍有不便，也就不去玩那些游戏项目了，坐在一角喝茶。这也被老人们看出是一个没有打扰嫌疑的谈话对象，三位老汉两位老太全围着他。老太显然就是刚才被急急召唤来的。
    老人们用手势问东涛受伤的原因，东涛无法向他们说明白除了不小心没有别的特殊原因。他们比划来比划去，终于比划出一个不容申辩的理由：一定是滑雪摔伤的。然后诸老人争先恐后地比划自己滑雪的经历，有一位老人似乎也受过伤，他已在教育东涛一个受伤的人该怎么自我护理了。
    在语言不够而热情足够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糊里糊涂地随顺对方，千万不要把事情解释明白。看到眼前这个情景我突然开悟，发现自己平日太想把有些事情讲清楚。今晚的老人要的是与一个陌生人谈话，与一个受了伤的陌生人谈话，与一个他们估计是滑雪受伤的陌生人谈话，与一个能让他们回忆起自己的滑雪经历和受伤经历的陌生人谈话，谈话在寒冷的冬夜，谈话在他们的家乡，这就够了。我们可怜的东涛如果在不懂芬兰话的前提下非要把事情讲清楚不可，一是艰难无比，二是扫了老人们的兴，何必呢。
    由此我懂得了在很多情况下，兴致比真实更重要。以前纳闷为什么我坚守某些事情的真实反而惹得那么多的人不高兴，现在懂了，人家兴致浓着呢。
    这些老人今天晚上比划得非常尽兴，这种比划就是他们的享受，包括比划他们根本不认识、而且很快就要离去的陌生人。
    旅行使我们永远地成为各地的陌生人，当老人们在比划我们的时候，突然想到我们其实也一直在比划自己不熟悉的人。互相比划，不断告别，言语未畅而兴致勃勃，留下彼此的想头，留下永恒的猜测，这便是旅行。
    就这么颠颠倒倒、迷迷糊糊三个小时，终于传来一声招呼，火车来了。我们告别老人来到屋外，这才发现这三小时完全忘记了天气与环境。刺骨的寒冷立即使我们的手脸发痛，痛过一阵后又彻底麻木。这么绝望的寒冷中，只有那么一间温暖的公共活动房屋，人与人的相聚真是极其珍贵。对此，我们这些来自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方的人常常忘记。
    感谢这次旅行的末尾遇到的这个车站，它以超常的冷清总结了我们一路的热闹，它在大雪深处告诉我们人类最饥渴、也最容易失去的是同类之间的互遇互温，哪怕语言不通，来路不明。
    当深夜列车启动之后，我们会熟睡在寒冷的旷野里。一定有梦，而且起点多半是那些老人，至于梦的终点，或许是一声汽笛鸣响，或许是一次半途停车，惊醒之后撩窗一望，目力所及杳无人影。
    结语
    结语不是结论，任何真正的旅行都不会有结论。但是，在向亲朋好友们讲完种种路上见闻后，会有一声轻轻的苦笑。
    细心的朋友会追问：“还有什么要说？”
    我回答道：“一连讲了那么多地方，一定夹杂着太多的错，但是即便把所有的错加起来，也抵不过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对欧洲的了解，远远超过欧洲对于中国。”
    朋友们纷纷点头，补充大量他们所知道的例证。
    朋友中有一个来自西安的邓先生。他说一个中国学生在欧洲某个国家留学，有一天新来的教授扫视过教室里的各国学生，独独对他进行了一系列有关中国人的盘问。这位学生艰难地回答了一半显然被广泛误解了的问题，然后说：“另一些问题不是误解，随着中国的富强将会逐步解决。”
    “那么，什么是你们富强的标志呢？”教授紧追不放。
    这个学生突然觉得有点心酸，说：“我不是政府官员，回答不了这么大的问题，只想到一个最起码的标志，到了那时，中国留学生将不会在教室被单独挑出来，接受那么多盘问。”
    教授走下讲台，拍着这个学生的肩说：“对不起，我只是不了解。今天了解了一个中国人对自己种族的态度，我向你们致敬。”
    朋友中有一个来自上海的邬先生，他曾与一位年轻工程师到巴黎考察。一次在街上向一位老太太问路，老太太礼貌地指了路，却又把他们引到街边挂着的一张世界地图前，说：“我也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她眯着眼睛找到了中国的方位，又点了点法国的所在，说：“这是你们中国，这是我们法国，隔得那么远，我们也有失业，你们都涌到这里来干什么？”
    这个问题很不礼貌，邬先生便回答：“夫人，我们是工程师，接受跨国公司的聘请，一个星期考察完之后就会回去。我们两人都住在原来上海的法租界，那时候中国与法国也那么远，交通哪有现在方便，那么多法国人涌到那里去干什么？”
    在冷战早已结束以后的今天，我们如果平心静气地思考，就会发现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还在于文化的隔膜。
    但是，很多欧洲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并不少。证据很多，马可·波罗，利玛窦，耶稣会传教士对于中国古代经典的翻译，尤其是近代以来以巨大的热情和自己的威名成功地向欧洲推介过中国文明的法国思想巨人伏尔泰和德国思想巨人莱布尼茨（GottfriedWilhelmLeibniz），也许还应包括现代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此外，他们还会证明，欧洲人在中国古代陶瓷、丝绸、雕塑上的研究水平，甚至对中国各种社会数据的掌握程度，并不落后。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希望从文化层面上来解答，因此曾长久地陷入过苦恼。
    终于在歌德那里获得了救助。那天我读他与秘书的谈话录，发现了一件让我惊异的事情。他本来早已迷醉于那些耶稣会传教士翻译的儒家学说，甚至被别人戏称为“魏玛的孔夫子”，至少说明他对中国文化并不全然陌生。但是，当他偶尔读了一个中国的传奇作品，居然兴奋不已，当晚与秘书说了很多话，说终于明白，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与欧洲人差不多。他甚至由此提出了“世界文学”的主张，成为后世比较文学研究者们的一个重要话题。
    当我从朱光潜先生的注释里知道了他所读到的那个中国传奇作品居然是《风月好逑传》，惊讶变成了震撼。须知这在中国是一个三流的作品，而他是歌德！不是歌德失眼，而恰恰说明，不管哪一种古代学说都只是一种普遍化的抽象主张，歌德毕竟厉害，从一个三流作品中抓住了一点点感性的亮光，立即领悟。
    那我也就明白，文化隔膜的“死点”在哪里了。
    不在古典学理的译介，不在陶瓷、丝绸的喜好，也不在社会数据的把握。这些当然都能帮助欧洲人了解中国文化，却都让过了中国文化的鲜活灵魂，那就是中国人的群体心理结构所衍生的个体日常情感行为方式。这既是中国文化的历史积淀，又是中国文化的创造基座。它给中国文化带来了血色，因此也随之带来了耻辱和尊严。
    要让欧洲人在这一个层面上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责无旁贷的是文学艺术创作，歌德的阅读经验已足以说明这一点。
    这个想法使我投入了一项耗时不短的研究，部分成果是在新加坡一个有关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的演讲会上发表的，题为《第四座桥》，即盼望中华文化在通达世界的大业中，除了已经架设的经典学理之桥、民俗技艺之桥和传媒信息之桥这三座桥梁之外，再共同搭建一座艺术创造之桥，来深层次地展现中国人的心灵情感。我还肯定了二十世纪在这一搭建过程中做出过贡献的一些人物，分析了中国人在这方面与诺贝尔文学奖、奥斯卡金像奖的距离和企盼。
    与我一起演讲的，还有美国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台湾的经济学家高希均教授和新加坡的艺术大师陈瑞献先生。大家都从不同角度发现了中华文明面临的机会和问题。听讲者都是从各地赶来的海外华人，那种黑头发、黄皮肤的宏大聚集，让人感动。
    时间已经过去好几年，这次在欧洲更加深化了我的思考。我以前的企盼，有很多已快速实现，真让人欢欣鼓舞。但随之又看到很多让人沮丧的现象，一边是在消除隔膜，一边又在增加隔膜。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还要进一步做清除隔膜的工作。不管要跨越多少历史和现实的麻烦。现在已经明白，这种消除和跨越关及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自身更新，就像加入世贸组织是对国内经济结构的改造。只是文化并不是像世贸组织那样有一座明确的大门，进进出出全凭两方面的精神感应。欧洲人能从重重阻碍中感受到我们的好意吗？这是我一路上不愿开口却时时在关注的询问。
    我有很多学生、朋友和读者已经长久地落户于欧洲各国，对他们我就开口了。谁知他们平日想得最多的是同一个问题，包括两个已经远嫁到欧洲偏僻的角落，生了几个孩子，从报纸上看到有关报道后与我通了电话的女学生。
    她们根据道听途说，在电话里问起我在国内的处境。
    我说，不管国内处境如何，最让我心中不平的还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在其他文化群落中的不被了解和难于了解。有时，像赌气一样，我想对那些过于傲慢的欧洲人说一句：我们中国人做过很多对不起自己人的事，但是几乎从来没有对不起外国人。
    听我这么说，有一位女学生在电话那头哽咽了。
    我不知道她联想到了什么，为了缓和气氛，讲了一个刚刚遇到的笑话。
    前些天去日内瓦的联合国欧洲总部，我们几个站在二楼走廊的窗口找勃朗峰。一位上年纪的官员从身后走过，见我们指指点点，便和蔼地停下步来，指着远处山岔口上一座银白的山峰说：“这就是勃朗峰，多美，我一见到它就愉快。”
    我们向他道谢，然后轮个儿拍照。
    正在热闹，过来一个黑衣女人，冷冷地说：“也许你们搞错了，这不是勃朗峰，勃朗峰紧贴在它后面，现在被云遮住了。”说完就飘然而去。
    我们将信将疑，但几分钟之后就知道黑衣女人是对的，因为云散了。不必怀疑，天下奇景自有另一番气韵，原先那座银白山峰只是它的贴身丫鬟。
    那么，怎么解释那位上年纪的官员呢？他居然误会了几十年，而且赞叹了几十年。这还不太奇怪，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大量误会中。奇怪的是，他一定看到过云散之后真正的勃朗峰，为什么熟视无睹？
    我的回答是：先入为主的成见，使他把真正的主人，看成了站在背后的奴仆。
    而且，遮掩真正高峰的云雾，也实在太多。
    女学生在电话那头笑了，说：“您的意思，中国是真正的勃朗峰？”
    我说：“我感兴趣的只是，这位欧洲总部的上年纪官员，会不会在他的公务中也看错什么？处理国际事务的官员尚且如此，一般欧洲人呢？”
    但是说到底，我们不怕被看错。人不同于山，也有自己的眼光，因此与外部世界是一种对视关系。就一种文明而言，只有失去了生命而成为废墟，才会单方面地听凭别人品头论足，而中华文明依然活着。
    活着也有沉睡的时候，只要醒来，积极行动，就没有时间关注周围的闲言碎语。如果有幸进入一个酣畅的创造时期如汉唐盛世，那么，即便一时被满世界误读，也不会在乎。怕只怕，自己的行动不漂亮，还把别人看错。
    后记
    我与本书的责任编辑商量，要花费一页篇幅，记下与我一起旅行考察欧洲的伙伴们的名单。这件事在写《千年一叹》时忘了，有点遗憾。这两次由香港凤凰卫视组织实施的越野旅行，考察了人类历史上所有产生过整体影响的文明遗迹，参与的伙伴不断变动，两次全部走完的只有我一人。每次当我在脑海里连接一段段行程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沿途风光，而是一批批同行伙伴的面影。
    不管别人怎么表示不屑，我们自知，这是一场历时不短的生命冒险，天天面对未知，处处遭遇难题，居然全部走下来了。在那遥远的旷野、陌生的街道中支撑我们的，除了目标，就是友情。
    我想用这个名单说明，人生在世，看怎么组合。有的组合，虽然素昧平生却能让每一个生命都摆脱无聊，生发出霜笼月罩的山水气韵，敢于合力把世界上任何一片土地都放到脚下，有的则相反。
    这次欧洲之旅与我全程相伴的有：邵文光、邱志军、刘璐、温迪雅、高金光、东涛、李璞、Allen、Jessica、Doris；
    部分国家、部分路段相伴的有：刘长乐、王纪言、郭志诚、樊庆元、张力、桂平、谢迎、周兵、段敏、张小蕾、王多多、张惠玲、刘兴魁、罗晋标、吴迎春、江建国、顾玉清、张祝基、郑元元、史宗星、姚立、刘仲华、刘久立、李眉、张晨、刘春、唐元弘、单增、黎晨、赵广明、王黛莉、Vivan、Alice、Hanna、Eric、Billy、Eva、SigrunGarthe、BobTsang、Linda、Simon、PikWan、Dave、Johnane、Tom、Henrick、Cool-moon、Cyrus、Kenny。
    这个名单中，没有一个专职司机，也没有一个专职翻译，回想起来，大家也真是够艰苦的。
    伙伴们，我永远想念你们！
    余秋雨
    二〇〇一年盛夏于深圳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