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无疆》第34章 砰然关门

    1
    对中国文化界来说，知道挪威，首先是因为易卜生。
    《玩偶之家》里的那个娜拉，因无法忍受夫权而离家出走，易卜生以她的砰然关门来结束全剧。人们说，正是那声音，关闭了十九世纪。
    这声音当年也震动过中国。鲁迅说，娜拉出走后会到哪里去呢？一是堕落，二是回来，三是饿死，都不好。
    鲁迅毕竟是鲁迅，他居然早早地指出，娜拉们的出路，在于经济权的获得，因此要以韧性的奋斗，来改革经济制度。
    挪威在二十世纪的社会改革历史，我不太了解，但这次考察让我惊异地发现，娜拉的后代已彻底翻身，挪威几乎成了一个“女权国家”。匆匆百年，真可谓天翻地覆，如果易卜生和鲁迅再世，一定瞠目结舌。
    你看，这次接待我们的几个重要机构，最高负责人全是女性，站起来致词口若悬河、风度翩翩，可见她们早已驾轻就熟，担当着各个社会大家庭的家长。从她们自信的眉眼间可以推断，在她们自己的小家庭中，也必定是指挥若定、操纵自如。
    到街上看看，竟有那么多挪威姑娘边走路边抽烟，姿态潇洒，旁若无人。
    看到一项社会调查，令我哑然失笑。在文化消费上，挪威的女性喜欢去书店和图书馆，挪威的男性喜欢去电影院。外人调笑说，他们只敢躲在黑暗里消磨时间了。
    另一项调查似乎支持了这种有趣的说法，那些男人一再表示：选择女友和妻子，不要美貌，只要贤惠。
    这么说来，娜拉出走时的砰然关门声，果真是切断了一个时代。
    2
    鲁迅所说的经济权，不仅是女人需要在小家庭中争取的，也是整个挪威需要在世界大家庭中争取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挪威是放大了的娜拉。
    在历史上，挪威的经济长期不好。自从海盗时代结束，“北海大帝国”梦幻瓦解，挪威全然回归自己的狭小和荒芜。十四世纪从英格兰传来瘟疫死亡过半，像是对海盗时代欺侮英格兰的总报复。以后一会儿受制于丹麦，一会儿受制于瑞典，哪有几天好日子过？幸好几十年前发现北海油田，顷刻暴富。
    我曾嘲笑瑞士富甲天下而人均外援却居全欧之末。那么，人均外援居全欧之首的是谁？是挪威。挪威脱离贫困才几十年，对别国的穷人还保留着深刻的同情。这两天在奥斯陆的步行街上经常看到衣着整齐的女学生在寒风中向行人伸手要钱，惊讶地停步询问，原来她们是在为世界各国的穷人募捐。
    努力救助别国穷人的挪威，自己贫富差距很小，这实在让人向往。但有一项调查表明，就是这一点点贫富差距，却直接控制着挪威人的健康状况。稍稍富裕一点的，健康状况就好，反之则差，两者的依赖性程度也居欧洲第一。这显然无关医疗和营养，而是取决于一种集体心理倾向。脱贫致富时间太短，一切还过于敏感，就像一批成绩不好的学生突然成了优等生，互相间的一分之差也会又痛又痒。
    这是由快速致富造成的心理疾病，好在这是一个善良的民族，迟早会强壮起来。善良，终究创造健康。
    3
    致富靠的是石油，但石油不易再生，现已产生枯竭的预感。因此挪威做出明智的决定，让水产领先出口。
    挪威水产协会请我们在奥斯陆北边一个叫荷门柯林（Holmenkolen）的山地吃海鲜。木屋内炉火熊熊，长窗外冷雨如幕。主人发一声感叹：“我们挪威，不管是石油还是水产，全靠自然的恩惠。我们必须对自然更好一点。”
    为这种朴素的说法，大家举起了酒杯。
    我突然想起昨天晚上读到的中国驻挪威外交官孙夜晓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两个挪威人开着电动雪橇上山游玩，见到几只北极熊就追赶了一阵与它们逗乐，虽然无伤北极熊的一根毫毛，却已经犯了骚扰罪，不仅罚以重款，而且两人都得坐牢。这个判决当地华人大惑不解，觉得挪威还有不少刑事案件发生，司法当局常常因人权的理由从轻发落，这事显然是小题大作。孙先生说得对，这是两种文化观念的差异。
    挪威一向依赖自然又同情弱者，因此我们应该理解这一判决。北极熊在挪威已不足五十头，它们不会控诉，不懂法律，理所当然地进入了法律的最后保护线。
    对自然都讲情义，挪威人仍然是北海好汉。
    在他们眼中，时至今日，娜拉们苦恼过的女权、男权已不再重要，经济权问题也可暂时搁置，千百年的生存本性使他们领悟了另一种权力急需把握，那就是对自然的监护权。
    又是砰然一响的关门声，这次关的是监狱的门。上次那声，表达的是娜拉的决心；今天这声，表达的是挪威的决心。
    历史的诚实
    奥斯陆的海盗博物馆建在比德半岛上，与中心市区隔着一个峡湾。
    主要是一栋楼，不大，但一进门就见到那艘把船艄翘到半天上的海盗船，立即精神一振。这栋楼从外面看应该有两三层吧，但里边就是这么一个让海盗船嚣张其势的大厅，而且仔细一看还委屈了那艘船，它当年在北国的海天间该是如何狂放舒展。
    海盗就是海盗，以此命名不是为了幽默。多少抢掠烧杀的坏事都干了，长长的年月间地球的很大一部分都为之而惊恐万状、闻风丧胆。挪威人对自己祖先的这段历史既不感到羞愧又不感到光荣，而是诚实记述、平正展现。这种心态很令人佩服，但对我们来说却有点陌生。
    我在三艘海盗船的前前后后反复观看，很想更深入地领悟挪威人的心态。进门时听他们馆长说了，挪威总人口四百万，每年到这个博物馆来参观的却有四十万，占了整整十分之一，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从种种文字看，他们丝毫没有为海盗招魂的意思，也未曾为祖先的暴行而向受害各国道歉，这种不作道德价值取向的立场是凭什么建立的呢？
    想起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一个说法。他说人类分成三个阶段演进，一是蒙昧时期，二是野蛮时期，三是文明时期。此间值得我们注意的学术关节是：野蛮相对于蒙昧是一种进步，且又是文明的前身。
    你看挪威，古代也就是有人在海边捕点鱼，打点猎，采点野果，后来又学会了种植和造船，生活形态非常落后，应付不了气候变化和人口增多。八世纪后期开始海盗活动，对被劫掠的地区和居民犯了大罪，但从远距离看过去，客观上又推动了航海，促进了贸易，扩大了移民，加强了交流。这便是从蒙昧走向了野蛮，又以不文明的方式为文明创造了条件。
    从博物馆的展出来看，海盗的活动也不是完全一致，有的群落比较强蛮，有的群落则比较平和。而且不同的路线也有不同的重点，例如对于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以抢掠为主；而对于俄罗斯一带，更多的是贸易；有些群落则由于挪威难以为生，到冰岛、格陵兰这样的冰天雪地中定居去了。但即便是抢劫和贸易，也都有人在当地定居下来。
    定居是对一种文明的进入，不管开始时的身份和态度如何，迟早会受到当地文明的同化。从他们的行为规律来看，越是到富裕的地区，越是到与自己原来的生态拉开了很大差距的地区，态度越蛮横，但正是这样的地区，文明浓度也越高，日后对他们的同化力量也越大。因此，武力上的失败者不久又成了文明上的战胜者。这便是由野蛮阶段向文明阶段过渡的环境原因。
    与环境同时起作用的是时间。有些劣迹累累的海盗终其一生无法真正皈附文明生态，但他只要在文明的环境里定居下来，子孙们却会变成另外一种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样的奇迹不见得会在一个人身上集中发生，但在生命繁衍过程中却是必然。
    这么说来，难道一切恶习都迟早能转化成正面力量？
    不对。
    为什么后世的战争狂人、独夫民贼、法西斯分子都没有像挪威海盗那样完成转化？这就像说人由猿猴进化过来，为什么现在世上的猿猴不再进入这个进化过程？
    我想正是这种深刻的区别，使现代挪威人没有把“海盗时代”看成“罪恶时代”，没有为祖先的恶行而羞愧，每年愿意一再地到这里来看看。
    这种深刻的区别，在于挪威海盗的出现有一种“历史的诚实”。在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无以为生，又不知道其他谋生方法，更未曾经受起码的精神启迪，他们就手持刀剑上了船。换言之，他们彻彻底底地站在蒙昧和野蛮的荒原上，几乎是别无选择地走向了恶。
    正是这种“历史的诚实”，正是这种粗砺的单纯，使他们具有最大的被救赎的可能。文明的秩序对他们来说是蓦然初见，如醍醐灌顶。
    相比之下，后世的许多邪恶就失去了这种“历史的诚实”。那些战争狂人、独夫民贼、法西斯分子往往很有文化，甚至还为自己的暴行编造出一套套堂皇的理由，这就不是文明演进长途中的自然顺序了，因此只能是再也变不了人的猿猴，永无疗救希望的盗贼。
    这使我联想起一件小事。这些年中国大陆文化市场上盗版猖獗，盗版最早就叫“海盗版”，因此在名称上与挪威海盗有一些关联。我一度曾宽心痴想，这些人的行径也许能冲击一下出版体制上的“蒙昧时代”，然后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吧，因此曾在报纸上对他们好言相劝，说如果及早改邪归正，也有可能成为一个生龙活虎的出版家。但事实证明我想错了，他们不存在挪威海盗那样的“历史的诚实”，而是熟知文明规范，还要连篇累牍地证明被害者是如何地该杀该盗。既然文明已经被搓捏在他们手上，他们也就不会再向文明进化了。
    与他们相反，挪威海盗不大为自己申辩，因此那个时代变得沉默和神秘，差一点让后代茫然于它的存在。千百年来这样的群落一定还有许多，由于无法以文字语言进入历史，历史也就把它们删除了。幸好挪威海盗一个小小的习惯不经意地给历史留下了确切的痕迹，那就是当时小王国的统治者去世时常常以船载棺来埋葬，使一些漂亮的海船埋进了沙土深层，获得了真空保存。海盗博物馆里的三条船，就是从沙土中挖出来的。因为其他材料不多，这个海盗博物馆的正式名称应该多加一个字，叫海盗船博物馆。
    挖掘出来后立即引起了高层学术界的广泛兴趣，这不是猎奇，而是因为获得了解读历史的一个新鲜角度。正统的历史往往过于矫饰，而另外的角度又缺少实际材料的佐证。佐证一来，当然欣喜莫名。对这种兴趣我非常理解，多年来我在实地踏访中国历史脚印时深感许多文字记载之外的鲜活历史被人们搁置、遗忘了。当时我就想搜集草莽文化、青楼文化、乞丐文化的材料，认为那是一片特别珍贵的文化边缘地带。后来由于工作繁忙，抽不出时间研究这个地带，至今还恨恨不已。
    挪威的海盗文化却有一批学者在认真研究，陪我参观的馆长迈克尔逊（EgilMikkelsen）博士就是奥斯陆大学的教授，他说他周围专门研究海盗时代的学者就有十余名。我问他最近研究的兴趣点，他居然说是在研究那个时代的北欧与佛教的关系。这当然让我兴奋，问他有什么起点性的依据，他说在斯德哥尔摩郊外出土一尊佛像，据测定是海盗时代从东方运来的。另外，还在海盗船和地下发现贝类串成的项链，很可能是佛珠。我建议他不要对后一项研究花费太多精力，因为佛教反对杀生，一般不会用贝类来串佛珠，而在其他原始部落的遗物中，我也经常看到这种贝类项链。
    他又说，海盗时代与伊斯兰教的交流，已有大量证据。
    我知道，馆长先生一直着眼于宗教，是想进一步解析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外来精神条件。
    这种研究，既属于历史学和考古学，更属于人类学和哲学。
    于是，海盗这个狰狞的名词，在这里产生了深厚而斯文的内涵。这个小小的博物馆支撑起了超越人们常规思维模式的文化反差，因此很有精神力度，虎虎有生气地屹立在海边。
    恬然隐者
    终于要去冰岛了。
    中文对外国地名历来用音译，只有极少数例外，冰岛是一个。冰岛——仅仅两个字，把寒冷、孤僻、遥远全然付诸人们的直觉。但这种例外的译法也会带来麻烦，如果读者根据意译所产生的文字直觉向那些音译的地名推衍，会造成很多误会。要是德国、法国被误会成了以道德和法律治国的楷模，那么西班牙、葡萄牙可真要咬“牙”切齿了。
    当初那个叫红色埃里克的人因杀人而被冰岛放逐，渡海找到了格陵兰，格陵兰（Greenland）这个地名就是他起的，意为绿岛，与冰岛对着干，想以一个对比性的名字把冰岛人吸引过去。但在中国翻译者手里，格陵兰还是用了音译，只让冰岛单个儿冷着。我想这主要是因为冰岛实在太不重要，又比格陵兰小了许多，几乎不会进入国际视听，开头随口叫了一声也就不去更改了。
    对于这种永远被忽略的边角地位，冰岛人并不气恼。我读到过一本由冰岛学者写的小册子，开篇就是这样一段话：
    一个被遗忘的岛国，有时甚至被一些简易地图所省略。连新闻媒体也很少提到，除非发生了重大自然灾害，或碰巧来了别国元首。
    它的历史开始于九世纪，由于海盗。它自从接受了来自挪威的移民之后，长期与欧洲隔离，以至今天的冰岛人能毫无困难地阅读古挪威文字，而挪威人自己却已经完全无法做到。
    它不可能受到外国攻击，因此也没有军队，形不成集权。它一直处于世界发展之外，有人说，如果冰岛从来没有存在过，人类历史也不会受到丝毫影响。
    用这样的语言来谈论自己的国家，有一种我们很少领受的凉爽。我当时就想，隐者的恬淡总是让人动心。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和多少事能影响人类历史？好人还是坏人？好事还是坏事？远离热闹，有何不好？不仅保全了一个纯净的自我，还替别人保全了祖先的语言，冰岛，像是一口远山老井，一座荒地冰窖。
    世上不少故意的恬淡往往是一种掩饰性的表演，但冰岛不是。这次我们出发前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欧洲各国都有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前来参加，而冰岛来的是大使本人。奥拉夫·埃吉尔松大使是一位学者，在发布会结束后找到我，话不多，很诚恳，说要送我一套书。这套书叫《萨迦选集》，厚厚两册，一千多页，掂在手上重重的。萨迦（Saga）是冰岛中世纪的一种叙事散文，我以前略有所闻，却不知其详。此刻手上的分量又一次提醒我，很多并不张扬的文明，在远处默默地厚重着。
    冰岛不想在世界上斗奇争胜，只是得知有人要来进行文化考察，二话不说，先捧一点早已远去的祖先声音给你们听听。捧持者就是驻外大使，这是人家对外交往的第一话语。相比之下，反倒是一些堂堂大国找不到自己的第一话语了，在滔滔不绝的浮言豪语中失落了本真。
    这套萨迦装进我的行箧，掐指算来也已颠簸了欧洲几十个国家。照理这样的旅行应该多带一些图书资料作为参照，但远路只能轻装，何况天天换地方，要带多少才够？我根据上一次在人类古文明遗址进行数万公里考察的经验，知道越是缺少资料装备，反而越能唤醒生命底层的感悟，因而这次临走只随手挑了几本小册子，全部分量还抵不过这套萨迦。我放不下萨迦，是因为自己对冰岛过于无知，又找不到别的资料。至于它到底讲了些什么，却因一路辛劳，没有去翻阅。只料想那是一个陌生的世界，轻易不能去骚扰。
    到了斯德哥尔摩，在繁忙的采访日程中悄悄挤进了另一番紧张：为冰岛之行做准备。当地朋友一再劝阻我们：“即使夏天到冰岛都要带足御寒的衣服，你们怎么会选一个隆冬去？冬天，连最后一点苔藓也没有了，看什么？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哪一个重要人物冬天去冰岛？”
    我的意见恰恰相反：不去冰岛则罢，要去一定要赶一个冰天雪地。严冬是它的盛世，寒冷是它的本相，夏天反倒是它混同一般的时候，不去也罢。
    那么只能与我们的车辆暂别了。自雅典出发至今，我们都在车上，连几次渡海也带着车。冰岛实在太远，又是冰海季节，因此只能坐飞机。我们随身要扛很多拍摄设备，已经拿不了多少个人行李，亏得我还记得带上了那套萨迦。
    车辆连同行李寄存在一个寒枝萧萧的院落里，天正下雪，待我们走出一段路后依依不舍地回头，它们全已蒙上了白雪，几乎找不到了。
    那好，就算是北欧大地为我们破釜沉舟，为了去冰岛。
    由斯德哥尔摩飞向冰岛，先要横穿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然后便看到隐约在寒雾下的挪威海。几个小时后终于发现眼下一片纯白，知道已是冰岛上空。我以前也曾多次在飞机上俯瞰过雪原，却第一次看到白得这样干净，毫无皱折，心里猜测，那该是厚达千余米的著名冰川。
    皱折毕竟出来了，又推想该是冰岛高地了，如果没有大雪覆盖，这里酷似月球表面。据说美国的登月宇航员出发前，就在这里适应环境。那么，这便是不分天上人间的所在，而且更近于天上而不是人间。
    皱折不见了，又是纯白。纯白中渐渐出现一条极细极淡的直线，像是小学生划下的铅笔印痕，或是白墙上留下的依稀蛛丝，我好奇地逼视它通向何方，终于看清，那是一条公路，从机场延伸出来。机场也被白雪笼罩，不可辨认，只见那条细线断截处，有橙光润出，飞机就向那里轻轻降落，尽量不发出声音。
    下地一阵寒噤，冰清玉洁的世界，真舍不得踩下脚去。
    生命的理由
    雷克雅未克是冰岛的首都，我想它大概是世界上最谦虚的首都。西方有人说它是最寒酸的首都，甚至说它是最丑陋的首都，我都不同意。简朴不等于寒酸，至于丑陋，则一定出于某种人为的强加，它没有。
    街道不多，房舍不高，绕几圈就熟了。全城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一座教堂塔楼，说是纪念十七世纪一位宗教诗人的，建得冷峭而又单纯，很难纳入欧洲大陆的设计系列，分明有一种自行其是的自由和傲然。
    一处街道拐角上有一幢灰白色的二层小楼，没有围墙和警卫，只见一个工人在门口扫地，这便是总理府。走不远一幢不大的街面房子是国家监狱，踮脚往窗里一看，有几个警察在办公。街边一位老妇看到我们这些外国人在监狱窗外踮脚，感慨一声：“以前我们几乎没有罪犯。”
    总统住得比较远，也比较宽敞，但除了一位老保姆，也没有其他人跟随和卫护。总统毕业于英国名校，他说：“我们冰岛虽然地处世界边缘，但每一个国民都可以自由地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生活。作为总统，我需要考虑的是创造出什么力量，能使远行的国民思念这小小的故土。”
    那位老保姆对我们一行提着摄像机在总统家的每个房间晃来晃去有点不悦，而我们则忘了询问，总统家门口怎么有两个坟墓？那是谁的？天寒人稀，连坟墓在这里也显得珍罕。
    根据总统的介绍，冰岛值得参观的地方都要离城远行。既然城市不大，离开非常容易，我们很快就置身在雪野之中了。于是也就明白，总统、总理为何表现得那样低调。这里连人的踪迹都很难寻找，统治的排场闹得越大越没有对象。历来统治者的装模作样都是为了吸引他们心中千万双仰望的眼睛，但千古冰原全然不在乎人类的高低尊卑、升沉荣辱，更不会化作春水来环绕欢唱。
    翘首回望，已看不到雷克雅未克的任何印痕。车是从机场租来的，在雪地里越开越艰难。满目银白先是让人爽然一喜，时间一长就发觉那里埋藏着一种危险的视觉欺骗，即使最有经验的司机也会低估了山坡的起伏，忽略了轮下的坎坷。于是，我们的车子也理所当然地一次次陷于穷途，一会儿撞上高凸，一会儿跌入低坑。
    开始大家觉得快乐，车子开不动了就下车推拉，只叫嚷在斯德哥尔摩购买的御寒衣物还太单薄，但次数一多就快乐不起来了，笑声和表情在风雪中渐渐冰冻。
    终于，这一次再也推不出来了，掀开车子后箱拿出一把铲子奋力去铲轮前的雪，一下手就知道无济于事，铁铲很快就碰到铿锵之物，知道是火山熔岩。
    火山熔岩凝结成的山谷我见过，例如前几个月攀登的维苏威火山就是一个。那里褐石如流，奇形怪状，让人顿感一种脱离地球般的陌生；而在这里，一切都蒙上了白色，等于在陌生之上又加了一层陌生，使我们觉得浑身不安。
    既然连狰狞的熔岩都已被白色吞食，又怎么会让几个软体小点蠕动长久？
    至此才懂得了斯德哥尔摩朋友的那句话：“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哪一个重要人物冬天去冰岛？”
    早已闹不清哪里有路，也完全不知道如何呼救。点燃一堆柴火让白烟充当信号吧，但是谁能看见白雪中的白烟？看到了，又有谁能读解白烟中的呼喊？“雷克雅未克”这个地名的原意就是白烟升起的地方，可见白烟在这里构不成警报。更何况，哪儿去找点火的材料？
    想来想去，唯一的希望是等待，等待天边出现一个黑点。黑点是什么，不知道，只知道在绝望的白色中，等的总是黑点。就像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等的总是亮点，不管这亮点是不是盗匪手炬，坟茔磷光。
    这种望眼欲穿的企盼是没有方向的，不知哪个黑点会在地平线的哪一个角落出现。由此我走了神，想到古代那些站在海边或山顶望夫的妇人远比那些在长江边数帆的妻子辛苦，因为江帆有走道，江水有流向，而在海边、山顶却要时刻关顾每一个方向。但这么一比更慌了，人家不管哪一种等法也是脚踩熟土，无生命之虞，而且被等待的对象知道自己在哪里被等待，而我们则一片虚空，两眼茫茫。
    很久很久，当思绪和眼神全然麻木的时候，身边一声惊叫，大家豁然一震，眯眼远望，仿佛真有一个黑点在颠簸。接着又摇头否定，又奋然肯定，直到终于无法否定，那确实是一辆朝这里开来的吉普。这时大家才扯着嗓子呼喊起来，怕它从别的方向滑走。
    这辆吉普体积很小，轮胎奇宽，又是四轮驱动，显然是为冰岛的雪原特制的，行驶起来像坦克匍匐在战场壕沟间，艰难而又强韧。司机一看我们的情景，不询问，不商量，立即挥手让我们上车。我们那辆掩埋在雪中的车，只能让它去了，通知有关公司派特种车辆来拉回去。
    小小的吉普要挤一大堆人不容易，何况车上本来还有一条狗。我们满怀感激地问司机怎么会开到这里，准备到哪里去。司机回答竟然是：“每天一次，出来遛狗！”
    我们听了面面相觑，被一种无法想像的奢侈惊呆了。那么遥远的路程，那么寒冷的天气，那么险恶的山道，他开着特种吉普只为遛狗。
    那狗，对我们既不抵拒也不欢迎，只看了一眼便注视窗外，不再理会我们，目光沉静而深幽。
    看了这表情，我们立即肃静，心想平常那种见人过于亲热或过于狂躁的狗都是上不了等级的，它们只在热闹处装疯撒欢罢了，哪里来得了冰岛，哪里值得人们这么长距离地去遛？
    在生命存活的边缘地带，动物与人的关系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既然连植物的痕迹都很难找到，那么能够活下来的一切大多有一种无须言说的默契。雪原间跌宕不已的那条漫长曲线，正是在描画生命的理由。
    我们坐着这辆遛狗的吉普终于到达雪原间的一家地热发电厂，参观完之后由厂家派车送回雷克雅未克，入住一家旅馆。旅馆屋内很温暖，但窗外白雪间五根长长的旗杆，被狂风吹得如醉笔乱抖。天色昏暗，心中也一时荒凉，于是翻开那部萨迦，开始阅读。
    读到半夜心中竟浩荡起来，而且暗自庆幸：到冰岛必须读萨迦；而这萨迦，也只能到冰岛来读。
    拍雪进屋
    已经在冰岛逗留好些天了，每天都在雪地里赶路，十分辛苦。赶来赶去看什么呢？偶尔是看自然景观，多数是看人类在严寒下的生存方式。
    初一听这种说法有点过时，因为近年来冰岛利用地热和水力发电，能源过剩，连一个小小的村落都华灯彻夜，电器齐备，不再害怕严寒。但在我看来，这还是生活的表面。许多现代技术往往以花哨的雷同掩盖各地的生存本性，其实生存本性是千百年的沉淀，焉能轻易拔除？如果真的拔除了，究竟是幸事还是悲哀？这个悖论，在冰岛演示得特别明显。
    例如能源优势的发现曾使冰岛兴奋一时，举债建造大量电厂来吸引外资，但外资哪里会轻易看上那么遥远的冰岛能源？结果债台高筑，而一家家电厂却在低负荷运行。因此那些彻夜长明的华灯，是冰雪大地的长叹。
    到今天为止冰岛经济还是依靠捕鱼，这与千百年来毫无差别，只不过现在要用这古老行当的辛苦收入，去归还现代冲动造成的沉重外债。如果坚冰封港，或水域受污，全国的经济命脉立即受阻，这便是这个岛屿的原始生存本性。
    那么，几排高压电线划出的只是冰岛的焦急和企望，而在电线铁架旁那间深陷在雪堆中的老木屋，木屋小窗里那双向外张望的苍老眼睛，却是冰岛真正的秘藏。那儿也有企望，只企望晴日按时来临，并不热切；那儿也有“地热”，却是疏落人群间的依稀情义，并不喧闹。
    我知道我的这些想法是受了萨迦的影响。这里生活节奏缓慢，一切行为都伴随着长时间的等待，因此我也就把萨迦带在身边，在哪里坐下便翻开来读，这么一来，眼前的物象都与几百年前往返盘旋，只想把持历久不变的本源。
    今天在一个地热盐水湖边坐了很久，这里的冰水和蒸汽剧烈相撞，形成了一个奇怪的露天浴场，伙伴们浸泡在被白雪包围的汤池中兴奋不已，一直在大声呼喊着最喜欢游泳的我，而我则完全被萨迦吸引，只抬手示意，连目光都没有离开纸页。如此两头沉迷，等发觉时已是半夜，而雷克雅未克还在远处。
    我们的车又在雪地里寻路了，拐来拐去，大家早已饥饿难忍。饥饿的感觉总是掺杂着预期的成分，解除的希望越渺茫便越强烈。据我们前几天的经验，这个时间回到雷克雅未克已经绝无就餐的可能，整个小旅馆连一个警卫也不会有，你只能摸着走廊开房门，而街道上极少的店铺早就睡死在万丈深渊里。
    在这般无望的沮丧中，虚虚地微睁眼睛瞄了一下车窗外面，竟然见到一块小木牌，在雪光掩映下，似乎隐隐约约有“用餐”字样。
    连忙停车，不见有灯，那块木牌也许已经在十年前作废，但还是眼巴巴地四处打量。看到前面有一所木屋，贴地而筑，屋顶像是一艘翻过来的船只。我知道这是当年北欧海盗们住的“长屋”的衍伸，只是比以前的大了一些。
    不抱什么希望地敲门，大概敲了十来下，正准备离去，门居然咯吱一下开了。屋内有昏暗的灯光，开门的是位老太太。我们指了指门外那块木牌，老太太立即把我们让进门内，扭亮了灯，帮我们一一拍去肩上的雪花。拍完，竖起手指点了点我们的人数，然后转身向屋内大叫一声，我们听不懂，但猜测起来一定是：“来客了，八位！”喊声刚落，屋内一阵响动，想必是家人们从睡梦中惊醒，正在起床。
    从进门拍雪的那间屋子转个弯，是一个厅。老太太请我们在桌子边坐下，就转身去拨火炉。里屋最先走出的是一个小伙子，手里托着一个盘子，上面一瓶红酒，几个酒杯，快速给我们一人一杯斟上，他能说英语，请我们先喝起来。
    我们刚刚端杯，老大爷出来了，捧着几盘北极鱼虾和一篓子面包，这样的速度简直让我们心花怒放，没怎么在意已经盘净篓空。老大爷显然是惊慌了，返身到厨房去寻找食物，而我们因有东西下肚，开始神闲气定。老大爷重新出现时端上来的食物比较零碎，显然是从角角落落搜寻来的，但刚才搁在火炉上的浓汤已经沸腾，大家的兴趣全在喝汤上。
    这时，屋内一亮，不知从哪个门里闪出一位极美丽的少妇，高挑宁静如玉琢冰雕，一手抱着要儿，一手要来为我们加汤。她显然是这家的儿媳妇，也起床帮忙来了。闪烁的炉火照得她烟霞朦胧，这么多天我们第一次见到冰岛美人的风姿。她手上的婴儿一见到黑头发就号啕大哭，她只得摇头笑笑抱回去了。
    孩子的哭声使我们意识到如此深夜对这个家庭的严重打扰，好在已经吃饱，便起身付账告辞，他们全家都到门口鞠躬相送。
    车刚起步，便觉得路也模糊，雪也模糊，回头也不知木屋在何处，灯光在何处。
    我想这又是冰岛深藏密裹的另一种“地热”，当初深夜泊岸的北欧海盗和航海家们都领受过的。
    议会—阿尔庭
    在雷克雅未克不管看到什么，心中总想着辛格韦德利。那部越来越放不下的萨迦一再提醒，冰岛历史上最重要的故事都与那里密切相关。因此，雷克雅未克虽是首都，对它的任何记述都只是引子。既然我已明白萨迦是冰岛的魂魄所在，那么辛格韦德利则是这种魂魄的安息点。
    辛格韦德利往往被称作议会旧址。或者叫阿尔庭（Althing）旧址，阿尔庭就是议会。初听名字时我想，议会旧址应该有一座老房子吧，如果老房子坍塌了，还应该有地基的遗迹。后来读萨迦渐渐发觉情况有异，但究竟如何并不清楚。今天终于赶到了这里，大吃一惊。
    没有老房，没有地基，也没有希腊奥林匹克露天体育场那样的半天然石垒坐位，而是崇山间一片开阔的谷地。谷地一面有一道长达七八公里由熔岩构成的嶙峋峭壁，高约三十多米，拦成了一个气势不凡的天然屏障。谷地南面是冰岛第一大湖，便叫议会湖。
    我们沿着峭壁进入，有一条险峻的通道，今天冰雪满路，很不好走，而且刺骨的寒风被峭壁一裁变得更加尖利，几乎让人站立不住、呼吸不得。
    然而这就是议会旧址，冰岛议会年年都在这野外开会，从公元十世纪到十八世纪末，整整延续了八百多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议会，比英国议会的出现还早了三百年。因此这个令我们索索发抖的怪异谷地，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小小的亮点。
    参加议会的有三十六个地方首领，各自带着一些随从，普通百姓也可以来旁听。会议在六月份召开，那时气候已暖，在这里开会不会像我们今天这样受苦了。
    陪我们前来的冰岛驻中国大使馆参赞拉格纳尔·鲍得松先生边指边说，峭壁前的那座山岗正是开会的场所，山冈上的那块石头叫“法律石”，是议事长老的位置，而旁听的普通百姓则可坐在山岗的斜坡上。
    那时冰岛没有王室、王权，也没有常设的政府机构，主要就靠这么一个议会每年来判决和仲裁各种事端，依据的是不成文的习惯法律。由于不成文，参加会议的人员中有一些精熟各种规则的专家，法律就在他们的心上口上。
    就这样，一年一度的会议把整个冰岛连接起来了。
    这种不是靠王权而是靠法律的连接，在山谷峭壁间实行了那么多年，实在壮观。
    与我同行的两位伙伴问：在没有扩音设备的时代，在这样的环境中讨论的问题，一定无法细致，大概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件吧？
    我说是。我已读过萨迦，知道讨论哪些事情，而且还进一步告诉伙伴，为什么会是这些事情。原因是，当事人基本上都有一点海盗背景，或近或远而已。
    一群由北欧出发的海盗及其家属，在这里落脚生根，却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建立自己的仲裁机制，判别荣辱是非，于是渐渐亲近法律，居然成了最仰仗法律权威的族群。
    这个历史过程已经意味无穷，而更深刻的是，他们又要在法律的前后左右安顿自己的血性情义，逐步洗涤和提升自己的人格和灵魂。
    这也正是萨迦让我放不下的原因。我国杰出的北欧文学研究专家石琴娥女士说，萨迦表现的人物都是身兼海盗或者当了海盗才发迹起来的，因此他们的观念也都是北欧海盗式的。萨迦是海盗们脱胎换骨的史诗。
    据我所知，北欧海盗凭着两只乌鸦的指引到达冰岛是九世纪前期，一百年后已陆续来了约二万人，他们多数已经是和平的拓殖定居者了，但控制着他们的还是让人热血沸腾又毛骨悚然的人生观念这样的社会当然充满了奇异的故事。
    按年代比照，这在中国历史上相当于关汉卿、王实甫他们在吟咏着赵匡胤到李后主的故事。但那时的中国社会已绵熟到了衰疲，在整体上再难找到勃发的血性，原始的沉郁，开阔的豪迈。中国已积聚了太多既成的概念，而冰岛还在以生命的代价逐一草创，享受着草创期才有的巨人自觉。这些巨人仍愿意在山间站立，辛格韦德利的熔岩便是接引这些英雄群像的粗糙平台。
    人们喜欢着眼于它的超前意义，即肯定它超前地在天地间试验了议会政治，而我则相反，更着眼于它的滞后意义，即滞后几千年展现了人类早期如何学习把个人行为交付给社会公正。
    人类从蒙昧、野蛮而进入文明，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千万条个人的行为理由大多不符合社会公正，而社会公正却是文明的前提。
    很多好人本来是为了求一个公正而勃然奋起的，结果却对他人带来更大的不公正。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东西方都会有那么多的江湖恩仇故事既无视规则又企盼规则，即便盼来了最公正的法律也往往胸臆难平。这是人类很难通过又必须通过的一大精神险关。只有通过了这个精神险关，才能踏上文明之途，走向今天。
    精神险关当然看不见，而且由于年代久远连想像也很困难，辛格韦德利却让我们看见了。
    当年冰岛的江湖好汉们并不害怕流血死亡，却害怕这里的嶙峋乱石。一般的盗贼早就被时间清扫，他们却留下了，因为他们有起码的荣誉标准和精神品级，但正是让他们留下来的这些标准和品级需要受到评判，于是那些伟岸的身躯、浑浊的眼睛远远地朝向着这里，年年月月地猜测、期待。
    这里并无神灵庙堂，除了山谷长风，便是智者的声音，民众的呼喊。从萨迦的记述来看，起决定作用的是智者的声音，而不是民众的呼喊，当时的民众似乎专来倾听智者的判断。
    尼雅尔萨迦
    众多的冰岛萨迦中最动人的要算是《尼雅尔萨迦》，这些天我从随手翻翻到埋头细读，不断受到令人窒息的心灵冲撞。很奇怪为什么一位法国学者前些年写的一本研究北欧海盗的书中，谈到萨迦时只介绍了《埃吉尔萨迦》和《梭蒙山谷萨迦》，反而遗落了它？
    现任冰岛古籍手稿馆馆长韦斯泰恩·奥拉松先生曾这样揭示萨迦所表述的基本价值观念：
    这个世界是充满危险的，它与生俱来的问题足以把心地善良的好人摧残殆尽，但它又容许人们不失尊严地活着，为自己和亲近的人承担起责任。
    这种显然不会过时的观念，在《尼雅尔萨迦》中获得了史诗般的展现。此刻我为了避开越来越厉害的寒风正缩脖抱肩躲在辛格韦德利议会旧址的一个岩柱背后，重温着奥拉松先生的这句话，不忍立即与伙伴们一起离去。
    我一直在想：这儿，正是尼雅尔和他的朋友们如贡纳尔、弗洛西站立过的地方吗？
    《尼雅尔萨迦》一开始并没有让这几个主要人物出现，而是推出了一位当时冰岛的法律专家名叫莫德。在还没有成文法的时代，人们相信，如果没有莫德参与，任何判决都无效。那么，莫德就是辛格韦德利议会山谷间的最高代表。这个身份一确定，接下来的事情就越来越具有象征性了。
    这位代表法律的莫德能对全国各种重大事件做出权威性判断却无法处理好自己女儿的婚事。尽管他女儿的结婚条件和后来的离婚条件都到辛格韦德利议会上议定，尽管他自己一直居高临下地坐在这块“法律石”上。女婿就在这里提出要与他决斗，他自知不是对手，退缩了，引来民众一片耻笑，耻笑着法律对武力的屈服，而且很快，莫德也就病死了。
    在他之后又出现了一个人也叫莫德，我看这又是佚名的萨迦作者的象征性安排。这个莫德显然是一个小人，却也精通法律，最喜欢那些“能够互相杀戮的男子”，不能够互相杀戮也要想方设法为他们布置战场。此后很多恶事的出现都与他有关。难道，小人是法律的必然补充和自然延续？
    既然故事里的情节已经具有了象征性，那么就请允许我多讲几句情节，因为只有通过这些确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的行为，我们才会触摸到冰岛大地的温度，才能明白今天欧洲文明的来之不易。
    那位代表法律又害怕暴力的老莫德身后留下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有事要找亲戚贡纳尔帮忙，而贡纳尔则请最智慧的朋友尼雅尔出主意，这样，两个主要人物就出现了。尼雅尔果然为贡纳尔设计了细致、精确的行为程序，他们两人的友情也由此而更加亲密。
    一切纯净而高贵的友情都是危险的，因为这既不被旁人容忍，又不被家人珍惜，嫉妒者们一挑拨，就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裂痕。
    尼雅尔和贡纳尔两家由于友情而往来频繁，又由于往来频繁而在妻子、孩子、仆人之间产生大量意想不到的纠葛。于是互相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麻烦，连两位主人也一次次临近翻脸的边缘，成为莫德所喜欢的“互相杀戮的男子”。幸好他们立身高迈，拒绝挑拨，互相以退让维系了友情，直到贡纳尔被别人所杀，尼雅尔悲痛不已。
    这两个男人的关系已使人们看到，在当时的冰岛，男人们的终极追求是荣誉，而荣誉的主要标志是不计成败地复仇。友情产生在复仇的互助中，又存在于复仇的夹缝中，就像风廊中燃起的火堆，随时随地会被扑灭。
    在复仇的血泊边，也有一些智者开始在构建另一种荣誉，这种荣誉属于理性与和平，属于克制和秩序，但一旦构建却处处与老式荣誉对立。尼雅尔和贡纳尔就长期在这两个荣誉系统间挣扎，他们眼前有亲属的哭诉、真实的尸体和雄辩的怂恿，他们都忍下了，同时也就忍下了众人的讥笑和内心的煎熬。
    他们已经意识到，只要稍有不忍，就会回到老式荣誉一边，个人受到欢呼，天下再无宁日；而如果能忍，则有可能进入一个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的新天地，但此刻却要忍气吞声。
    这种委屈是无法表述的，他们一次次离开阿尔庭大会时默默无言，也许会不经意地看一眼我现在脚下的这块“法律石”，他们用自己的屈辱为它增添了重量。
    贡纳尔之死并没有结束尼雅尔的精神挣扎，他又遭遇到另一位似友似敌的勇士弗洛西，而且成了联姻的亲戚。
    嫉妒者、挑拨者莫德，就在两家那对新婚夫妇身上做起了文章，结果新郎无辜被杀，新娘要求复仇，尼雅尔和弗洛西两个家族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
    尼雅尔对这个走向早有预料，却无法躲避，到后来终于被弗洛西点燃的烈火所包围。弗洛西有意让尼雅尔夫妇逃生却遭到拒绝。
    尼雅尔死后，弗洛西等人又在这阿尔庭的“法律石”边受到审判，审判官还是那个莫德。只有少数人依稀怀疑，作为事件起因的那次谋杀，捅进关键一刃的可能正是现在作为审判官的样子出现的莫德。
    审判是一场缺少是非的拉锯战，新的暴力又此起彼伏，而弗洛西则有意无意地坐了一条已经不适合航行的船出海，再也没有消息。
    其实在事态发展的前期，尼雅尔和弗洛西已经一再忧心忡忡地预言：“从此很难再有和平了。”而事实上，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已经透露出人们对于选择暴力的犹豫。
    例如，有一次阿尔庭大会开始的时候，尼雅尔在“法律石”上宣布进入法律诉讼程序，就有不少人说：“即使审理过的案子也没有什么结果，我们宁愿用刀剑来表达要求。”
    尼雅尔立即反对，说：“你们千万不要那样，这块土地如果没有法律，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这样的宏观判断出自于一位见多识广的长者，不能不使那些宁愿用刀剑来表达要求的年轻人开始犹豫。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对于选择和平和法律也是犹豫的，而且有犹豫的理由。
    你看没过多久，这块“法律石”边上陈列出尼雅尔家族赔偿弗洛西的一大堆白银，精通法律的尼雅尔一时出于善意，又在这堆白银上加添了一件丝绸长袍。但他没有想到，这个加添突破了判决的数字，使法律赔偿突然具有了法律之外的赐予。因此也就立即被弗洛西敏感到了，怀疑其中包含着羞辱，便拒绝赔偿，抓起丝绸长袍狠狠一摔，开始采取法律之外的暴力行动，把舒缓的事态重新推向危机。
    人们可以责怪尼雅尔的多此一举，但更需关注的是，司法现场的心理气氛为何如此脆弱？在我看来，这种脆弱，属于一切刚刚走向秩序的强悍人群。
    由于一时混淆了个人的善意和法律的严正之间的区别，智者尼雅尔付出了全家的生命代价。他能逃生而不逃生，是因为觉得在两个方面都见不得人：就老式荣誉而言，他已无力为自己的儿子们复仇；就新式荣誉而言，他也无力把法律重新从血泊中扶起。
    其实还有一个层面他无法对付，那就是萨迦作者一再强调的在暴力与法律间游走的小人。尤其是那个我们经常遇到的莫德，不仅集嫉妒、挑拨、凶杀于一身，而且还是一个永恒的审判者。有这样的人挤在中间，什么坏事都会冒出来，什么好事都存不住，什么好人也活不长。难怪尼雅尔被杀死后一位叫卡里的武士长叹一声：“用口杀人，长命百岁。”
    但是卡里也抓不住那些“用口杀人”的人，至少找不到可以陈之于阿尔庭的证据，他只知道英雄与小丑的差别，只知道法律在这种区别前的无能为力。他在“法律石”前握剑站起，决定先用传统暴力手段改变一下人们嘲讽的方向，然后用生命来祭奠那个用法律和暴力都无法卫护的诗与花的世界。
    他在“法律石”上随口吟咏了几句诗：
    武士们不愿停止战斗，
    而此时的诗人斯卡弗蒂
    蜷缩在盾牌后面，
    身上被扎伤。
    这位仰面朝天的无畏英雄
    被厨子们拖进小丑的房间。
    当船上的水手们
    嘲弄着被烧死的
    尼雅尔、格里姆和海尔吉——
    他们犯了天大的错误。
    如今，在级满石楠花的山丘上，
    在大会结束之后，
    人们的嘲讽转向了那一方。
    他所说的“大会”，就是阿尔庭，那年的阿尔庭也就只好以刀兵发言。现在我脚下踩踏的熔岩，应该记得那年在这里浸润过多少鲜血。
    许多英雄、武士、杀手在冰岛引刀一快之后便觅舟远航，就像他们的祖先当年在欧洲大陆无以立足后来到冰岛。他们这次回到欧洲大陆后，有不少人皈依了基督，有的还获得了宗教赦免，包括卡里在内，而此间的阿尔庭仍然年年召开，直到欧洲文明早已瓜熟蒂落的十八世纪末尾。
    就像世上一切古代土俗文明一样，今天的阿尔庭旧址乍一看远远落后于欧洲的主体文明，但它却以最敞亮的方式演示了人性中理性追求和感性追求的冲突，善意冲动和恶念冲动的旋涡，生命欲望和秩序欲望的互窥。
    这就怪不得当司各特、瓦格纳、海明威、博尔赫斯等人读到萨迦时是那么兴奋。他们只遗憾，海险地荒，未能到这里来看看。
    地球的裂缝
    离开阿尔庭旧址的峡谷峭壁没多远，又见到一道延绵的石壁。没有阿尔庭的峭壁那么高，黑森森地贴地而行，看不到尽头。走到跟前探头一看，石壁下是一道又深又长的地裂，这才猛然想起，我们撞到了地球的一条老疤痕，早就在书中读到过的。
    地质学家说，不知在多少年前，欧洲大陆板块和美洲大陆板块慢慢分离，在地球深处扯出一条裂缝，地心的岩浆从这条裂缝中喷发，骤然凝固后就形成冰岛。他们还说，岩浆喷发时引起地壳变动，连这条裂缝也涌上地面，在这里冷冻。
    眼下便是欧洲大陆板块和美洲大陆板块分离时留下的裂缝？
    这个匪夷所思的结论令人惊悚，我重新虔诚地扒在石壁边上俯视。只见两壁以紧紧对应的图形直下万丈，偶有碎石阻塞，却深不见底。惊悚的结果必然是大胆，我直起身来向地裂的两头打量，终于找到一处最窄的裂口，飞奔而去，然后分脚跨立在裂口上，左脚踩着“美洲”，右脚踩着“欧洲”。
    像是两极间的电流接通全身，我的这一跨立动作刚刚摆开便产生一种强烈的身心体验。我往常并不恐高，此时却不敢直视脚下的裂口，越不敢直视越觉得此刻裂口正在扩大，活生生要把我的躯体撕开；我要抗拒撕开只得从“美洲”或“欧洲”缩回一腿，却又觉得会在缩腿之间坠入无底的深渊……
    当然这只是一时晕眩，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便回过神来了，心想世间很多伟大的业绩都经不住从某个特殊的角度来看。例如从我现在跨立的角度看过去，哥伦布从欧洲出发的对美洲的地理大发现，无非是我脚下的地裂扩大后两个板块之间的一次寻找，只是寻找得苦了一点；他的出发地和终点，都是我脚下裂口的延伸，只是延伸得长了一点。
    让分裂开去的土地重新相认，就像为一个失散多年的家族拉线搭桥，哥伦布功不可没，可惜人们对这件事情的阐释一直出于欧洲中心论的立场，让南美洲的本地人听起来很不入耳。
    什么地理大发现？我们一直好好地住在这里，早已是人类大家庭中的存在，何用你来“发现”？即使发现了也不能算成是人类总体对什么怪异角落的发现，至多只能说是不同部位的互相认知罢了。
    冰岛人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不满。要说欧洲，冰岛也是欧洲，但冰岛人莱夫·埃里克松一千年之前就已到达美洲，比哥伦布早了五百年。尤其让他们感到骄傲的是，冰岛船队一千年前抵达美洲的时候，其中还有一位叫作古德里德的冰岛女性，她在那里生了个儿子，那也就是美洲大陆上第一个欧洲人后裔。古德里德留下了儿子，，自己却返回冰岛，在家乡安度晚年。
    思路一旦突破了哥伦布，冰岛人也就比其他欧洲人更坦诚地面对这样一个被很多证据所指向的可能：中国人在两千多年之前就可能到达了美洲。冰岛驻华大使奥拉夫·埃吉尔松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以轻松愉快的口气说到这一点。现在我跨立在这个裂口上，立即明白了他轻松愉快的理由。
    看来我们过去读到的许多历史，确实把许多并不太重要的事情说大了。冰岛没有什么大事，却又能把别处的大事一一看小，这很痛快。此刻我把心思从裂口延伸的远处收回，不想中国的二千年、冰岛的一千年和哥伦布的五百年了，只想脚底的这个地球裂口，是结住了的死疤，还是仍在发炎，仍在疼痛？
    “仍在疼痛！”身旁的拉格纳尔·鲍得松先生快速地回答了我。他说，当初地心岩浆就是从这条撕开的地裂中喷发的，直到今天，冰岛仍有活火山三十多座，每五年就有一次较大规模的喷发，每一次都海摇地动。
    我们赶不上冰岛的火山爆发了，但也能用一种温和的方式感受地球伤痕的隐痛。冰岛那些火山熔岩湖的湖水，在这冰天雪地的季节依然热气蒸腾，暖雾缭绕，其间发出的硫磺味，使人联想到伤口自疗。
    当晚我就接受伙伴们几天前的召唤，终于脱衣跳到了一个火山熔岩湖里。咫尺之外是滴水成冰的严寒，湖里却热得发烫。抬头四顾雪山森罗、冷气凛冽，我赤裸地躲缩在地球的伤口间。
    一切伤口都保持着温暖，一切温暖都牵连着疼痛，一切疼痛都呼唤着愈合，一切愈合都保留着勉强。因此这里又准备了那么多白雪来掩盖，那么多坚冰来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