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说中国近代史》第61章 五四运动的影响

    最有意思的是,这场运动激化了北洋军阀内部的裂痕。它给了反皖系势力一个最好的口实——一个爱国的口实、一个民意的口实。当时皖系政府在这场运动中穷于招架,步步退让。本来在收回山东的要求被拒绝之后,政府是准备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签了之后就可以继续走嘛,但是运动一来,就不能签,没人敢签。本来没什么证据,曹、章、陆是不能被罢免的,但是非被罢免不可,结果真的被罢免了。这个罢免的要求,不是说,工人一起来就罢免了。其实当时的上海护军使卢永祥以及江苏督军李纯,都认为该罢免,吴佩孚就不用说了,甚至皖系的心腹大将张敬尧都拍来电报,说把他们几个文官牺牲算了。这些军阀都表态了,所以政府顶不住。说实话,上海罢工对北京的影响并不大,当时军阀割据,不管上海有多少钱,一分钱也到不了北京,所以上海罢工威胁不到北京政府。
    但是北洋军阀却因为这场运动发生了裂变,主要是直系和皖系分裂了。以前直系跟皖系一直没有撕破脸皮,无论是段祺瑞和冯国璋,还是下面的人,都是如此。冯国璋死后段祺瑞还去大哭了一场。这次由于五四运动的缘故,吴佩孚破口大骂,甚至声言要动武,就撕破脸皮了。而这最终变成了一场直系反皖的政治动员。皖系在这场交锋中完全处于下风,一点话语权没有,它没法为与日本的合作辩解。如果日本这个时候把山东交回来那就万事大吉,但日本不肯交,你皖系跟日本又这么好,这个无论如何都说不清楚了。本来就是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打打电报仗,打打嘴仗,妥协让步就可以了,但现在这种笔仗、电报仗已经升级了,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直系把它变成一种政治动员,皖系整体失语,所以直系就很占优势。我们前面讲过了,那个时候军阀打仗还不认真,更多是打一种气势,或者互相的收买等。气势一没,仗就没法打了,皖系尽管在军事上占优势,结果仗却打得一塌糊涂。所以五四运动最后的结果是直皖交恶,北洋军阀真正分裂,而北洋军阀的核心部分就是直系和皖系,这一分裂就不行了。从此以后,分裂之势不可遏制,军阀就不断处于裂变之中,皖系裂完直系裂、奉系裂,没有一个军阀能够控制住全国,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派系,当然北洋军阀的统治也就不行了。
    北京城有个传说,说清朝亡之前在崇文门边上开了一个小门(水关),以方便使馆人员进出,而小门一开北京文气就泄了,清朝就亡了;1924年,宣武门又开了个门(和平门),这门一开北京政府的武气也没了,所以北洋军阀也亡了。实际上北洋军阀整个统治的结束,很大程度上源于它的分裂,而这个分裂从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帝制结束后,再没有一个东西能够统住这些人了。既然大家都不忠君了,我凭什么忠于你?五代十国也是如此,藩镇也是如此,一旦上司不忠君了,底下就可以叛变了。只是这可能要经过一个代际的转换,第一代没有撕破脸皮,第二代就可能这样做。第二代跟第一代思路不一样,代与代之间很多东西是会发生转换的。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说有了中国共产党,主要是有了共产主义力量的发展。虽然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小支部。共产国际开始跟中国某一势力合作,开始找吴佩孚、陈炯明,不行,后来找孙中山,但孙中山缺少实力。除了孙中山外,没有任何一个势力肯跟共产国际合作,所以共产国际便跟孙中山合作。但是,这个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跟国民党的合作,还不是中国共产党跟它的合作。发生这件事之后,中国大变化了,但大变化的前提是军阀的分裂。
    等到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开始北伐的时候,军阀的裂变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就是说重新崛起的吴佩孚统领的所谓十四省联军,实际上是一个分崩离析的体系,他没有一支自己的军队。吴佩孚跟孙传芳之间,孙传芳跟奉系,奉系自己弟兄之间,张宗昌、李景林、郭松龄之间都存在着种种矛盾,而且这些矛盾大到必须得兵戎相见不可,他们全都互相打过。孙传芳和奉系打过,郭松龄反过奉、反过张,更不用说冯玉祥了。裂变达到这个程度,军阀实际上已经没有力量了。列宁主义带来了一种新的力量以及非常好的机会,而且采用了新的话语体系——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诸如此类。这样的话语体系跟“五四”后来的激进是有关系的。新文化运动走到最后,其中一翼就沿着某一路径走到了布尔什维主义,走到了列宁主义。“五四”的确是一场很重要的运动,它的意义、它的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而不仅仅是传统上说的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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