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说中国近代史》第61章 五四运动的影响

    最有意思的是，这场运动激化了北洋军阀内部的裂痕。它给了反皖系势力一个最好的口实——一个爱国的口实、一个民意的口实。当时皖系政府在这场运动中穷于招架，步步退让。本来在收回山东的要求被拒绝之后，政府是准备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签了之后就可以继续走嘛，但是运动一来，就不能签，没人敢签。本来没什么证据，曹、章、陆是不能被罢免的，但是非被罢免不可，结果真的被罢免了。这个罢免的要求，不是说，工人一起来就罢免了。其实当时的上海护军使卢永祥以及江苏督军李纯，都认为该罢免，吴佩孚就不用说了，甚至皖系的心腹大将张敬尧都拍来电报，说把他们几个文官牺牲算了。这些军阀都表态了，所以政府顶不住。说实话，上海罢工对北京的影响并不大，当时军阀割据，不管上海有多少钱，一分钱也到不了北京，所以上海罢工威胁不到北京政府。
    但是北洋军阀却因为这场运动发生了裂变，主要是直系和皖系分裂了。以前直系跟皖系一直没有撕破脸皮，无论是段祺瑞和冯国璋，还是下面的人，都是如此。冯国璋死后段祺瑞还去大哭了一场。这次由于五四运动的缘故，吴佩孚破口大骂，甚至声言要动武，就撕破脸皮了。而这最终变成了一场直系反皖的政治动员。皖系在这场交锋中完全处于下风，一点话语权没有，它没法为与日本的合作辩解。如果日本这个时候把山东交回来那就万事大吉，但日本不肯交，你皖系跟日本又这么好，这个无论如何都说不清楚了。本来就是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打打电报仗，打打嘴仗，妥协让步就可以了，但现在这种笔仗、电报仗已经升级了，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直系把它变成一种政治动员，皖系整体失语，所以直系就很占优势。我们前面讲过了，那个时候军阀打仗还不认真，更多是打一种气势，或者互相的收买等。气势一没，仗就没法打了，皖系尽管在军事上占优势，结果仗却打得一塌糊涂。所以五四运动最后的结果是直皖交恶，北洋军阀真正分裂，而北洋军阀的核心部分就是直系和皖系，这一分裂就不行了。从此以后，分裂之势不可遏制，军阀就不断处于裂变之中，皖系裂完直系裂、奉系裂，没有一个军阀能够控制住全国，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派系，当然北洋军阀的统治也就不行了。
    北京城有个传说，说清朝亡之前在崇文门边上开了一个小门（水关），以方便使馆人员进出，而小门一开北京文气就泄了，清朝就亡了；1924年，宣武门又开了个门（和平门），这门一开北京政府的武气也没了，所以北洋军阀也亡了。实际上北洋军阀整个统治的结束，很大程度上源于它的分裂，而这个分裂从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帝制结束后，再没有一个东西能够统住这些人了。既然大家都不忠君了，我凭什么忠于你？五代十国也是如此，藩镇也是如此，一旦上司不忠君了，底下就可以叛变了。只是这可能要经过一个代际的转换，第一代没有撕破脸皮，第二代就可能这样做。第二代跟第一代思路不一样，代与代之间很多东西是会发生转换的。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说有了中国共产党，主要是有了共产主义力量的发展。虽然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小支部。共产国际开始跟中国某一势力合作，开始找吴佩孚、陈炯明，不行，后来找孙中山，但孙中山缺少实力。除了孙中山外，没有任何一个势力肯跟共产国际合作，所以共产国际便跟孙中山合作。但是，这个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跟国民党的合作，还不是中国共产党跟它的合作。发生这件事之后，中国大变化了，但大变化的前提是军阀的分裂。
    等到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开始北伐的时候，军阀的裂变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就是说重新崛起的吴佩孚统领的所谓十四省联军，实际上是一个分崩离析的体系，他没有一支自己的军队。吴佩孚跟孙传芳之间，孙传芳跟奉系，奉系自己弟兄之间，张宗昌、李景林、郭松龄之间都存在着种种矛盾，而且这些矛盾大到必须得兵戎相见不可，他们全都互相打过。孙传芳和奉系打过，郭松龄反过奉、反过张，更不用说冯玉祥了。裂变达到这个程度，军阀实际上已经没有力量了。列宁主义带来了一种新的力量以及非常好的机会，而且采用了新的话语体系——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诸如此类。这样的话语体系跟“五四”后来的激进是有关系的。新文化运动走到最后，其中一翼就沿着某一路径走到了布尔什维主义，走到了列宁主义。“五四”的确是一场很重要的运动，它的意义、它的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而不仅仅是传统上说的那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