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说中国近代史》第60章 五四运动的吊诡之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运动发生以后的一些现象跟原来的新文化运动是抵触的。新文化运动提倡个性解放,提倡个人的自由,但是这个政治运动中经常是限制别人自由的。只要民族主义起来了,道德口号起来了,你不跟着走就是卖国贼。说要抵制日货,买日货的就是卖国贼,卖日货的更是卖国贼,要被戴高帽子游街,要被关起来挨打。甚至有的人乘日本轮船,学生就在背后盖个章“你就是卖国贼”,这不是跟新文化运动的主张相悖离的吗?但是当时的学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只要我是爱国的,怎么做都可以。他们去冲击赵家楼,把曹汝霖家烧了,把章宗祥打个半死。当时大家认为他卖国了,然后就打了他,把他家烧了。曹汝霖幸亏躲起来了,否则可能被学生打死了。学生认为自己完全正当,整个社会也认为这些行为是正当的。只有两个人不这样看:一个是梁漱溟,他说,虽然你是爱国的,但你必须承认你的行为是违法的,还有一个北大法学教授也说学生这个行为真是违法的。除此以外,大家一边倒地说打得有理、烧得有理。最后审判的时候,连那些警察甚至曹家的保姆都不认账了,包括谁打的、谁烧的都说没看清楚,全不作证,最后只好把抓的学生都放了。
    这一系列行为与原来主张的自由主义精神相背离,但是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当时新文化运动还在往前走,经过政治运动催化后,新文化运动走到了另外的方向,从原来的个性解放变成反政府,后来就从反政府走向政治了。再后来,五四青年开始分化,什么国家主义派、自由派、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主义都出来了。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运动,却是从俄国输入的。
    1920年以后,苏俄解困了:所谓十四国武装干涉结束了,国内的叛乱也平息了。解困了之后,苏俄发现本来预想的欧洲革命没发生,很孤立,它要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不能没有帮手,欧洲不能指望了,就把眼睛投向了东方。于是它急于在东方掀起一场民族解放运动。中国是一个主战场,苏俄开始往这里投入,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契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主要是共产国际想在中国找一个合作者。
    五四运动本身也像各种政治运动一样,充满了爱国的激情,充满了为爱国而做出的牺牲,但这场运动当然也有一些政治动员、悲情制造等权力技术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说当时的北洋政府是军人政府,但它它也有克制的一面。整个运动中总的是军警怕学生,不是学生怕军警。学生和军警之间,稍微有一点什么事,就被渲染得非常大——进行政治迫害了,暴力镇压了,怎么杀人了,怎么打人了,怎么伤人了,等等。在运动中只要是死了人了,无论是病死的还是累死的,都会被渲染成被政府迫害致死的,借以制造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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