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说中国近代史》第49章 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过去我们一般认为,之所以后来这场革命的革命果实被篡夺了,原因在于革命党革命不彻底,或者说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种软弱性在辛亥革命这儿得到了充分体现。因为革命党第一不敢碰列强,不敢反帝;第二不敢反封建,对地主比较仁慈;第三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恐惧社会革命。但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他们根本就没想过要去发动群众搞社会革命,他们就是希望控制革命的规模和烈度,尽量减少社会震荡;他们也没想过要去反什么封建,因为农村士绅是他们的盟友;至于列强呢,则是他们的老师。当时革命党人很崇拜西方,革命后的时代是中国真正全盘西化的时代,凡是西方的东西都是好的。比如礼帽,从日本传过来了二手货,一种平头帽,就像一个尿罐扣在脑袋上,旁边加一圈檐,其实很难看的,但当时风靡中国,有段时间工农商学各行业的人全戴,还美其名曰“文明帽”。而且都流行用手杖,叫“文明棍”。自行车就唤作“文明车”。不按老式的程序结婚,就是“文明结婚”。京剧也有人看,但西方话剧都成了“文明戏”。也就是说,凡是跟西方有关的,都被冠上“文明”的称号,反过来我们的东西就是不文明的了。
    但是,这个全盘西化是不是就是资产阶级软弱性的体现呢?若是按照阶级的观点来讲,他们顶多算是小资产阶级。真正的资产阶级是那些立宪派,立宪派又能区分出半资产阶级、半地主之类的属性,而革命党人都是些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学生出身的嘛。而若按照阶级观点来看,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是最狂热的、最彻底的,每场革命都是如此。那么,按照阶级属性而言,他们怎么可能革命不彻底呢?所以,当时的历史不能按照近代人的观点去解释,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想过要去搞什么反帝反封建之类的事儿。他们对西方的服从也并不是奴颜婢膝,只是因为对方是老师——我服从你,是因为我现在还不如你,等我学成了,我照样也能和你相抗衡。在中国,多数人不是因为西方强大才臣服于它,而是因为西方先进所以才臣服,这样才能虚心去学习它。最后,说革命党人没有触犯列强,其实他们在这里有一个考虑,就是希望列强不要插手中国革命,避免西方人认为他们是义和团的再生而对他们的革命事业进行干涉,那样会给革命造成意外的阻力。你想想,这些事儿能说明革命党很软弱吗?
    当时的革命形势就是这样,当时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农民或是列强。革命以后南方各省都独立了,但革命党在各省政权中所占的份额并不大,这才是大问题。虽然直到第一次国会选举,革命党的声音都很大,但他们的真实力量并不大。能真正算得上是革命党据点的地方并不多,广东可以算一个,但是广东的两个都督,胡汉民和陈炯明,其实都控制不了这里的民军。湖南算一个,但是湖南的都督是谭延闿,之前的焦达峰等人都被杀掉了,地方的民军也靠不住,当时他们不仅靠不住,而且还为害地方,民怨甚多。这些民军进城后就划分地盘,各占一摊,相互厮杀,在每个摊上都胡作非为。想想看,哪一个统治者能容忍这样的局面?任何人最先都得来裁军、整顿。南北和谈以后,南方革命军的数量绝对大大超过北方的北洋军,但是南方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怎样裁军。我们教科书讲,当时的南方政府听信谗言,太软弱了,大量裁撤革命军。但在当时,不裁行吗?不裁都要造反啊,这帮人哪里是革命军,都是乘乱而起的一帮黑社会。所以,像黄兴这样有过军事经历的人是最能下决心裁军的,一裁裁了几十万,把这些部队都遣散了。但是,裁剩下的那些军队素质也高不到哪里去。像我们后来讲的流氓军阀张宗昌,当初就是在东北招募了一批马贼和土匪,然后来到内地组建成一支骑兵团,隶属在某革命军旗下。由马贼组成的骑兵团居然在裁军中没有被裁掉,可见革命军的素质如何,能指望他们去打北洋军吗?湖南的谭延闿裁军裁不下去,后来听说黄兴裁军很厉害,就想把黄兴找回湖南去裁那些兵,若是不裁,这些兵祸害乡里的程度就更重了。后来二次革命的时候,也就是江西的李烈钧认真地抵抗了一下,南京的新军只是起哄闹了一下而已,何海鸣那个家伙进行了一番鼓噪,本来已经宣布取消独立了,后来又跟着闹了一下,就是儿戏。至于湖南和广东,真的就是一枪未放,谭延闿戴罪进京了,胡汉民和陈炯明跑了,军队全部都归顺了北洋政府。
    这也让我们觉得很奇怪,国民党在刚刚进行的国会选举中可是大胜啊,参众两院都取得多数席位,但为什么等到它真的准备反抗时,却一败涂地呢?革命党的声音的确很大,这毕竟是一场革命。立宪派没主张革命,但他们势力很大。他们想,既然是革命的路线胜出,那就该让革命党说话,基层的士绅也这么认为。选国会议员的时候也是如此,那个时候,包括士绅在内的大多数人对国会议员究竟是干吗的并不清楚,此前选谘议局就不是太明白,现在选国会更是不知道。因此,选到最后选出的都是革命党,而这并不能说明革命党就那么得人心,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很得民心,尤其是当革命党跟帮会搅和到一起的时候,更是让很多人心生反感。所以,一旦袁大总统下了讨伐令,他们就如鸟兽散,崩溃了,根本没有力量。
    显然,在此之前,孙中山等人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他们也不会想到革命党的溃败会如此迅速。如果革命党人此前对自己的力量把握得比较准确的话,估计就不会轻率地发动二次革命了,那么宋教仁的案件也就只能由法律来裁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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