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说中国近代史》第48章 革命党结缘帮会的原因

    我们若是再往前推,会碰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革命党人要跟帮会结合,其实这跟他们的革命战略存在关系。革命党人不想让自己的革命变成一场旧式的农民起义,也就是说,他并不想动员农民,也不想接续传统的农民起义中经常使用的那些口号,比如均贫富、吃大户、不纳粮等。他并不赞同这样一些东西,甚至对此有一种很强烈的反感。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可能与他们的家庭出身存在关系。像兴中会和光复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中小士绅家庭出身,兴中会的大部分成员是华侨,也有一些是广东本地的中小士绅,他们都读过书,受过一些新式教育。从他们的出身来看,他们对此前的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起义等农民运动都不感兴趣,只有孙中山因为是客家人的缘故,可能对洪秀全表示过较多的同情,但其他的革命党人都没有这一兴趣,对于江浙一带的革命党而言,他们对洪秀全是恨之入骨。而义和团又是发生不久的事件,义和团盲目排外,对西方国家展开了野蛮的报复,并使社会陷入完全的失序状态。革命党对此非常在意,所以一直在刻意规避与农民的接触,不希望自己的革命导致这样的结果。首先,他们不想因为这样的动员导致社会的动荡,因为“均贫富”这样的口号肯定会造成将社会翻个儿的大动荡,对革命党来说,这样的动荡绝对不是什么好事,经验教训惨痛。其次,这样的农民起义往往都是落后的,盲目排外的,而不是进步的,而这帮洋学生要的是进步和文明,他们特别害怕洋人说他们不文明、不进步,甚至说他们不西化,这些都是他们不想看到的。革命党人就是想掀起一场彻底地向西方学习的革命,所以他们不打算,也从不希望动员农民。他们顶多动员过读书人。比如在暴动起义的时候,如果碰到一般老百姓的孩子叫了哭了,他们可能会去搭个手帮个忙,他们不要求老百姓去革命。但是如果碰到读书人了,比如是教书先生却不革命,他们就会很生气,动员之后那个读书人还不革命,他们可能就会杀了那人。他们是希望通过这些上层精英的努力来唤醒其他的普通读书人,然后就把事儿办成了。这些革命党人都是有强烈的英雄史观,而不是农民史观,他们相信农民是办不了大事的,也不用管农民,只要自己能把事办成了就完了。
    但是,由于此时有立宪和改良运动的存在,实际上革命党人在读书人中的市场也并不大。我们前面讲过,南方新军不同于北方新军,北方新军主要招募的是农民,但南方大多数新军都是知识分子。不过,即便如此,新军中倾向革命的并不占很大比例,并非像我们后来说的,新军都有革命思想。像原来华兴会这帮人在新军中做工作,已经算是做得比较扎实的了,他们主要做底层工作。不过,武汉新军最后参加革命的也就三千人,而且其中很多人是被裹挟、被牵连进去的。我认为,我们后来讲的好多新军的军官,像蔡锷、唐继尧、蓝天蔚、吴禄贞等,如果不是机缘凑巧,他们能不能参与革命其实还是很难说的。如果朝廷的变法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那么他们的地位肯定会逐渐上升,我不认为他们必然会倾向革命。革命之后当然有人开始讲,说他们在日本的时候跟孙中山的关系多么好。阎锡山后来写回忆录的时候,就说当时他们是要参加革命的,在日本怎么参加铁血丈夫团,1907年怎样从日本带回大陆两颗炸弹,准备日后革命。我听了这个就感觉很困惑,因为那个时候的炸弹特别不靠谱,保险很不过关的,他怎么可能从日本带回两颗炸弹,还一直放那么久。轮船一颠簸,他不怕炸弹炸了吗?他回国后混得好好的,后来都当团长了,如果不是形势所致,干吗要革命啊?阎锡山还说,他回国后跟革命党一直有联系,但这个能拿出证据吗?也没有什么证据。他们还说,他们回国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都是为了混入敌人的阵营去搞革命。这些往脸上贴金的话都靠谱吗?真的是很难说。像当时的士官三杰,张绍曾、吴禄贞和蓝天蔚,他们三个都当了那么大的官了,两个师长一个旅长,但在部队里还是没有任何根基。蓝天蔚被手下告密了还不知道,还很得意地去开会,当时张作霖还算是个厚道人,不愿意赶尽杀绝把他杀掉,这才留了他一命。可见革命党人当时的实力并不是很强,我们现在对他们的印象,多数是他们自己塑造出来的。
    讲了这么多例子,我只是想说明,革命党当时的动员力度是很有限的。当时清朝的社会控制真的是比较松,也没有特别多的特务网络和复杂的组织层级,至于底下传播一点革命的消息,印刷和发布一些革命刊物或革命宣传品,其实大家都无所谓,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效度其实是有限的。所以,革命党人的力量不济,不一定就完全是环境恶劣所致,可能还需要从他们自身去找原因。
    而且,我觉得,并非接受过新思想的人就都会赞同革命,当时多数人可能还是赞同改良,改良派在革命之前始终是多数。如果能够不动干戈,和平地把事情办好,谁还会愿意去流血,去制造社会动荡呢?谁愿意去冒险呢?虽然革命党宣扬清初的民族仇恨,但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故事,对当时的人们而言没有切肤之痛——已经过去两百六十多年,都十多辈的事儿了,谁还记得呢?如果满族统治集团没有新的罪行,谁还会去翻老账呢?多数人是不会去翻的。由此也可看出,革命党对知识分子的动员成效是很有限的,他无法找到一条合适的途径去扩大自己的阵营。
    正是基于这种四处碰壁的窘境,革命党人采纳了结缘帮会的路线。就孙中山的个人想法而言,他未必想真正地动员帮会,他做的只是对他们进行收买和利用——反正你是反叛势力,对清朝而言也是一股异己力量,我们在这一点上是有同质性的,所以我就利用你,就是花钱雇人。在同盟会中,孙中山是最大的金主,因为两广人士中的海外华侨比较多,所以能筹到钱的只有孙中山,他可以收买大批帮会参与起事。而江浙和两湖地区出外谋生的海外华侨则少很多,所以光复会以及两湖的革命党没法筹钱,只能依靠当地的富人捐一点钱。没钱的时候怎么动员帮会呢?只有靠拉近感情了,就是跟人套关系、戴高帽。比如去跟帮会的大佬讲,说他们的前身是反清复明的。帮会大佬可能会反问,为啥自己都不知道哩。这个时候革命党便会说,我跟你讲个故事吧,然后说着说着就把帮会大佬绕进去了。这些大佬一想,也对啊,于是骤然间也倾向革命了。所以,革命党在这些地区动员的帮会,不是靠收买的,而是帮会自己加进去,然后自己那么干的。但是,革命党人对这些帮会分子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利用,他们并不会真的想要跟帮会共天下,或者起事成功后平分国家权力。
    当然,我们现在其实也能够体会革命党的苦心,他们既想在中国发动革命,又不想在中国造成大的社会动荡。这就是为什么前期在搞革命宣传时,他们的措辞似乎恨不得把满人杀干净,真有点寝其皮食其肉的感觉;但是一旦革命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其实革命党对满人也并没有那么大的仇恨,杀满人杀得多的是帮会人士。说实在的,革命党人,表现得相当文明,稍有一点杀满人的行为,外国人一抗议,马上就会收敛。而且革命党人在整体上也是很自觉的,有的地方还组织给满人发钱粮,如果有人在革命前就把辫子铰了可能还会得到双份的。所以,整体而言,这场革命没有带来大规模的种族屠杀。当时满人都很恐惧,但最后还是相对和平的。有记载的史实好像就是西安闹得大一点,因为陕西哥老会的势力实在太大了,此外,湖北的荆州也发生了杀满事件。但总的来说,都是局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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