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四公子》第 3 部分阅读

    二人，清太宗付与汉军旗人高鸿中鲍承先监收。高鲍二人遵密计行事，据《清太宗实录》所载如此：
    “坐近二人，故作耳语云：‘今月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纵杨太监归。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帝，遂袁崇焕下狱。”
    这完全是《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故事的翻版。事实上，清太祖时曾将《三国演义》译为满文，作为兵书。清太宗确为有心用此反间计，而居然奏效。孟心史先生对崇祯“竟堕此等下劣诡道，自坏万里长城”，深致感叹。后入读史，尚有余憾，则在当时的侯方域，自更痛心疾首，所以在策论中痛切陈词如此。倘或中式，闱墨发刻，天下皆知，则谤讪君上，必有巨祸。是故“保全”之说，亦不可全视为遁词。
    榜发下第，侯方域回家乡，与贾开宗等组织文社，名为“雪苑社”，社友共六人。《李姬传》所谓“雪苑侯生”之雪苑，出处在此。
    崇祯十四年，侯恂出狱而侯执蒲病故。这年李自成破南阳，围开封，侯方域奉父避难金陵。下年归德沦陷，开封被围益急。其时在河南的官兵，以左良玉的实力比较雄厚，但跋扈不听节制，特起侯恂以兵部侍郎总管援汴官军，结果很不理想。侯方域《宁南侯传》：
    “以司徒公代丁启睿督师，良玉大喜踊跃，遣其将金声桓率兵五千迎司徒公。司徒公既受命，而朝廷中变，乃命拒河援汴，无赴良玉军。良玉欲率其军三十万，觐司徒公于北河；司徒公知粮无所出卒不得与良玉军会。未几，有媒孽之者，司徒公遂得罪。”
    这段文章写得支离不明，所谓“朝廷中变”系指何事？左良玉拥兵三十万，侯恂可曾督促攻贼？皆无交代。此由于侯方域为亲者讳，隐略了大段事实：其时侯恂尚未受代，开封前线，仍由丁启睿督师。官兵左良玉虎（fuguodu.pro）大威杨德政方国安诸军，云屯于开封以南的朱仙镇，与贼垒相望。《明史纪事本末》载：
    “启睿督诸军进战。良玉曰：‘贼锋方锐，未可击也。’启睿曰：‘汴围已急，岂能持久？必击之！’诸将咸惧，请诘朝战，良玉以其兵南走襄阳，诸军相次而走，督师营乱。”
    明史《左良玉传》所记大致相同，而更为详晰：
    “贼营西，官军营北。良玉见贼势盛，夕拔营遁，众军望见皆溃。自成戒士卒，待良玉兵过，从后击之。官军幸追者缓，疾驰八十里。贼已于其前穿堑，深广各二寻，环绕百里；自成亲率众遮于后，良玉兵大乱，下马渡沟，僵仆溪谷中，趾其颠而过。贼从而蹂之，军大败。”
    结果是“弃马骡万匹，器械无算，良玉走襄阳”。其时侯恂在黄河北岸，崇祯命侯恂“拒河图贼”。命左良玉“以兵来会”，即由襄阳北上，仍回开封前线，而左良玉“畏自成迁延不至”。于是九月间，李自成决河灌城，中州佳丽，尽付波臣，大堤弦管，与浊潮相呜咽了！
    于此可知，《宁南侯传》所谓“流贼惮之，呼为左爷爷”，有无其事，实成疑问。史实俱在，左良玉不能不负开封失陷的主要责任。而侯恂复起，对左良玉无作用可言。侯方域所记，实皆粉饰之词。据明史《左良玉传》：“帝怒（shubaojie）恂罢其官，不能罪良玉也。”则左良玉所报答于举主者，实所不堪。独怪侯方域犹为之曲曲回护，此中是何道理，很难索解。
    左良玉自兵败后，即在长江上游劫盐船为活。崇祯十六年移兵九江，扬言缺粮，要就食金陵。时人心惶惶，计无所出。南京兵部尚书熊明遇，便托侯方域以他父亲的名义，致函左良玉，劝阻南下。而阮大铖乘机报复，大放空气，说左良玉进兵，有侯方域作内应，打算借刀杀人！幸亏杨文骢报信，方得及时躲避。侯方域《癸未生金陵日与阮光禄书》叙其经过如下：
    “昨夜方寝，而杨令君文骢叩门过仆云：‘左将军兵且来，都人汹汹。阮光禄扬言于清议堂，云子与有旧（fqxs），且应之于内。子盍行乎？’仆乃知执事不独见怒（shubaojie），而且恨之，欲置之族灭而后快也仆今已遭乱无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据年谱记，侯方域“避于宜兴”，是逃在陈贞慧家。甲申之变，复回金陵。这年秋天，陈贞慧被捕，是由侯方域“仓皇出兼金”，托钱禧多方贿托，终以练国事的出大力，陈贞慧得以出狱。此为侯方域在《赠陈郎序》中所自道。
    《赠陈郎序》又记：
    “乙酉春正月，有王御史者，阮大铖意，上奏责浙直督府捕余。余时居定生舍，既就逮，定生为经纪其家事；濒行，送之舟中而握余手曰：‘子此行如不测，故乡又未定，此垒将安归乎？吾家世与子之祖若父，暨子之身，无不同者，今岂可不同休戚哉？盍以君幼女，妻我季子！’妻遂与陈夫人置杯酒，定约去。是时余女方三岁，陈郎方二岁尔！”
    此为陈侯于患难中缔姻的经过。其后两不相负，风义可佩。
    其宜兴被逮以前，侯方域曾度避在扬州史可法的大营。事迹可称者，只有替史可法拟复多尔衮书事。多尔衮致史可法书，则出于李雯的手笔——李雯字舒章，青浦人，在明朝是秀才。入清为内阁中书舍人。在当时，此职位相当于内阁学士，时诏诰书檄，多出其手。龚芝麓誉之为“国士无满，名满江左”。笔下原自不弱，以故代多尔衮所拟原书，纵不能胜于侯方域代史可法所拟的复书，至少亦是旗鼓相当。
    自乙酉五月以后，侯方域奉父家居。其兄方夏于顺治三年成为满清第科的进士，而侯方域已决心做明朝的遗民，无奈事与愿违。在多尔衮摄政期间，汉人在朝者，已形成南北之争。北则冯铨，南则陈名夏，等于前明阉与东林之争的延续。于是甘心终老于岩壑者亦不得安宁了。最显著的例子，是吴梅村的复出。
    吴梅村在当年是江南士林的魁首，无论冯铨要拖人落水，还是陈名夏要引名士以自重，第个看中的目标，都必然是吴梅村。而吴与另外陈——犹如复社两张般——当时朝中南派的首脑为两陈，江苏溧阳的陈名夏以外，浙江海宁的陈之遴是吴梅村的儿女亲家。两陈交荐，吴梅村在公私方面所受的压力甚重，终于不得不在顺治十年秋天，就征进京。“我本淮南旧（fqxs）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而被迫做了清朝的国子监祭酒。
    在吴梅村复出之说甚嚣尘上时，侯方域曾致书规劝，论其“不可出者有三，而当世之不必其出者有二”。吴梅村复书，慷慨自矢，表示“必不负良友”而终于复出。事实上侯方域亦有被迫应试之事，《年谱》载：
    “顺治八年辛卯，公三十四岁。当事欲案治公，以及于司徒公者，有司趋应省试。方解。”又贾开宗所撰《本传》：
    “方域豪迈多大略，少本有济世志己卯举南省第三人，以策语触语黜。辛卯举豫省第人，有忌之者，复斥不录。既不见用，乃放意声伎。”
    年谱与本传所记，于侯方域的心迹，大相径庭，则被迫，则有用世之志，而以后者为较可信。
    贾开宗为侯方域雪苑社友，侯方域称之为“贾三兄”，撰传评文，交非泛泛，必不致厚诬侯方域的出处心迹。但作传记事，求信求雅，与子孙为先人作年谱，理当为亲者讳的情况不同。
    今按：辛卯顺治八年侯方域应河南乡试，闱中所作策论五道！具载《壮悔堂文集》第八卷。其时顺治甫行亲政而尚未成年，故试策首以《勤于读书》为谏，计陈三事：《开经筵》《亲儒臣》《读汉书文》。第二策议礼，以为“人主居五帝三王之位，继五帝三王之道。治五帝三王之民，而欲废五帝三王之礼，是欲强天下以自为便利也，天下岂从之哉？”第三策论治道，应特重州县官；第四策论不可轻议治河；第五策论明赏罚，申明大法小廉之义。这五篇煌煌大文，确实下过功夫，既非味颂圣，虚与委蛇，更未故违功令，意在被摈。如说并无用世之志，或者对满清仍持反感，实在用不着这样大卖气力。
    如上持论，或不免过苛。衡诸侯方域后来的行迹，未始不以此举为悔，下年治《壮悔堂》，又治《四忆堂》，皆曾作记。《四忆堂记》末段谓：
    “或曰：‘然则子既以悔名其集，而以忆名其诗者，何也’？苟忆于昔，不必其悔；苟悔于今，不必其昔之忆。”曰：“诗三百篇，昔人发愤之所作也。余自念才弱，不能愤，聊以忆焉云尔。抑闻之，极则必复。忆之，忆之，所以悔也。”
    侯方域的有《壮悔堂文集》，及《四忆堂诗集》，上记表面论时，实则论出处。“或曰”云之，即为质问：你要做清朝的官，就不必再念明朝；既念明朝，就不该“赴试猎官。”而侯方域对此质问，并没有明确的解释，只是自陈悔恨，“忆之忆之所以悔也！”说得再明白都没有。最可玩味的是，人间“四忆”是哪四忆？侯方域的答复是自己都弄不清楚。他的说法是，诗歌“情迫气结，纵其所至，不循阡陌，即胸中时念及，非不历历，及欲举而告之人，固已缠绵沉痛，十且乱其七八矣”！诗以写情，原有陶诗所谓“欲辨已忘言”的种境界。但侯方域的四忆，胸中历历，只是不愿告人而已。所可断言者，此四忆中，必有陈贞慧与吴次尾的《留都防乱揭》及李香君的《桃花扇》在内。
    从侯方域的遗作中去考察，有种种证据显示，辛卯乡试举，痛悔失足，内心之抑郁自恨，较之吴梅村有过之无不及。而形之于文字吟咏者，则再三自道本心清白，若深恐人不信，致吴梅村书，劝其不可复出，固为变相的表示他决无意于做新贵！而最可玩味者，则为《致方密之书》，此书见《壮悔堂文集》“遗稿”。侯方域于顺治九年治壮悔堂，编定文集。越二年下世，此两年中所作，由其同窗任元祥编为《遗稿》，附文集后，任序明言：“此侯子壮悔堂集成之后所作”，亦即辛卯乡试以后所作。
    按：方以智曾随永历入广西，而于顺治七年清兵陷广西平乐村时逃禅。《南疆绎史》云：“及大兵入，知其为粤臣，物色得之，令曰：‘易服则生，否则死；袍帽在左，白刃在右，惟自择。’乃辞左而受右，帅起为之解缚。谢之，听为僧，遂披缁去。”侯方域致方密之书，虽以其出家之事为发端，“大喜故人相见之有期”，而作书当在两年，借衣喻意，其文如此：
    仆与密之交游之情患难之绪，每触及，辄数日营营于怀。及至命笔，则益茫然，无从可道。犹忆庚辰，密之从长安寄仆浆丝之衣，仆常服之；其后相失，无处得密之音问，乃遂朝夕服之无敌。垢腻所积，色黯而丝驳，亦未尝稍解而汗濯之。以为吾非密之故也。
    乙酉，丙戌后，装与今时不合，始不敢服；而薰而置诸上座，饮食寝息，恒对之欷。病妻以告仆曰：“是衣也，子之所爱；吾为子稍裁剪而更之，以就时装，即可服矣。”仆急止曰：“衣可更也，是衣也。密之所惠，不可更也。吾他日幸而得见吾密之，将出其完好如初者以相示焉。”盖仆之所以珍重故人者如此。密之或他日念仆，而以僧服相遇，仆有方外室三楹，中种闽兰粤竹，上悬郑思肖画无根梅轴，至今大有生气；并所藏陶元亮四宋以后诗篇，当共评玩之。
    此文主旨，即在表明不忘旧（fqxs），不愿迁就“时装”。所谓“时装”者，是清朝的服饰，而方以智所赠的丝衣，为明朝的服装。“吾他日幸而得见吾密之，将出其完好如初者以相示”，极道不负初心。末以郑所南，陶渊明自许，无异自誓毕生做遗民。文章作得很好，委婉尽致，含蓄甚深，但字里行间，不免有辟谣的意味。
    侯方域的心事与吴梅村相同，论出处形迹，侯不如吴之显。但为新朝谋画及颂扬的文字，已传播于天壤之间而无所逃，百计思辩，终有着不得力处。其内心的痛悔，实过于吴。于顺治十年十二月底，以三十七岁的壮年，遽尔下世，说他抑郁以终，或者贲恨以殁，皆无不可。嘉庆十九年，其裔孙资灿重刻《壮悔堂文集》，删落《豫省试策》及顺治九年所拟《拟上遗官致祭先师孔子阙里群臣谢表》等文，是深知乃祖心事而特为亲者讳。笔者今发三百载之覆，直抉侯公子当日心事，实所不忍，但《壮悔堂记》自言：“壮果能悔，其尚愈诸；犹但恐余之不能悔也！夫知过而能内自讼，君子许之。”则表白其痛悔，正所以彰贤者，或为泉下精灵所默（zhaishuyuan.cc）许。
    侯方域殁后，吴梅村过河南，有《怀古兼吊侯朝宗》七律首：
    “河洛风尘万里昏，百年心事向夷门。气倾市侠收奇用，策动宫娥报旧（fqxs）恩；多见摄衣称上客，几人刎颈送王孙？死生总负侯赢诺，欲滴椒浆泪满樽。”全用信陵君与侯嬴的故事，而“死生总负侯赢诺”句，自注：“朝宗归德人，贻当约终隐不出；余为世所逼，有负夙诺，故及之。”有此诗注，胜于侯方域自辩清白者千万言。其实，吴梅村如欲自剖，何尝不可以侯方域孟浪赴试事，借题发挥？而宁愿屈己以尊人，古人风义盖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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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以智1
    如以忠孝着眼，四公子中人品之高，莫如方以智。桐城方家为海内有名的世家。清初方家享大名者，为方拱乾父子，而遭遇颇不平凡。方拱乾字坦庵，在崇祯朝以翰林而为东宫讲官。当南明时，有王之明冒名太子，自北而来，真假莫辨，形成大纠纷。拥福王者，当然以为假，亟亟乎想求得确证，因召方拱乾辨认。方明知其假而沉默（zhaishuyuan.cc），意在作无言的抗议，致不满于福王及马阮等人，其人风格可想。
    方拱乾有五子，命名有原则。所谓“文头武尾”，即第字以点划起笔，第二字以斜钩收尾。长子名玄成，字孝标，号楼冈，为顺治极见宠信的文学侍从之臣，因而遭“北派”朝士之忌。而方拱乾则因辨识真假太子案，得罪了“北派”首脑之的刘正宗。新仇旧（fqxs）怨交并，掀起了南北之争。满清则正好“以汉制汉”，汉人中心存明室者，南人为多，因而南北之争中，满清自然助北制南，于是而有南士饱受荼毒的“丁酉科场案”。
    丁酉为顺治十四年。此案在中国考试制度史上，是空前绝后的页，自有科举以来，从无如此大狱。后此者虽有咸丰八年戊午科场案，斩大学士柏菱于菜市口，但远不如丁酉案株连之众且酷。吴汉槎即以此案被累，遣戍宁古塔。后由愿贞观营谋于纳兰成德，吴氏夫妇白首同还，为清初文坛大盛事。笔者曾作《金缕曲始末》，收入惊声出版社印行的拙作《文史觅趣》中。
    丁酉科场案南闱弊端之发，始于有人参劾江南主考方犹“弊实多端，物议”，特引新科举人方章铖为例，章铖即方拱乾第五子。此奏的目的在打击方拱乾，结果演变成正副主考及十六旁考“骈戮于市”，方章铖等八举子“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的奇狱。方拱乾方玄成父子，于康熙登极后赦回。方玄成则以牵涉于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身后更被奇祸，全谢山《江浙两大狱记》：
    “桐城方孝标以科第起，官至学士。后以族人方犹丁酉主江南试，与之有试，并去官遣戍。遇赦归，入滇受吴逆伪翰林承旨。吴逆败，孝标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钝斋文集》《滇黔纪闻》，极多悖逆语；戴名世见而喜之，所著《南山集》，多采孝标所纪事。”因此，《南山集》文字狱起，方玄成反成“大逆之首”。其时玄成已故，刨坟破棺，骨扬灰。此刑罚，甚于鞭尸。全家复充军黑龙江。孝标子登峄，登峄子式济，父子同戍。式济著《龙沙纪略》，收入《四库全书》，是《方舆书》中很有名的本著作。式济子名观承，年度，徒步出关省亲，亲历山川险要，饱阅人情世故。即以阅历官直隶总督时，颇着循声，为乾隆朝不由科第不由军功而官至封疆的极少数汉人之。
    方孝标与吴三桂有段渊源，《清史稿》本传：
    “康熙十二年，孝标年五十七，夙慕滇黔山水；会有所亲某，知责阳府，乃往游。未几，吴三桂反滇中，黔抚曹申吉亦叛附，凡外籍之寓滇者，悉拘留，孝标故为佯狂防之稍疏，孝标乃逸去。”所记实有未谛。
    按：方玄成自放还后，因“玄”字避圣祖御名之讳，改以字行。康熙初年漫游闽粤滇黔，所至为诸侯上客，皆尊称为“方学士”。今按方孝标《钝斋诗选》，康熙六年有《上靖南王四十八韵》《靖南世子四十韵》，乃为靖南王耿继茂世子耿精忠所作，而靖南已早由广州移镇福州，此为方孝标于康熙六年游福建的证据。
    又，康熙九年《上祝平王亲王百韵》，乃吴三桂六十寿诗，此为方孝标是年在昆明的确证。诗中更明白叙世交，以子侄自居。及入滇由吴三桂所招邀，如“通家曾黍窃，犹子愧趋跄”“先人前代末，怀庙讲筵旁，独力挑簧鼓，深心保栋梁”“远蒙垂问语，更感寄书望”等等，可以想见，当方拱乾在崇祯朝为讲官，侍经筵时，即与吴三桂相识，并曾力为保荐，交情不同泛泛。而况吴三桂此时每年以江南所输巨额军饷，及自营贸易，多擅专利，富逾于国，招致名士，厚加供养，以方学士的盛名，即令非通家之好，亦必在礼聘之列。《清史稿》所记，仿佛方孝标与吴三桂未谋面者，大误。
    但所谓“逸去”，则为事实。此则全谢山《江浙两大狱记》，谓“入滇受吴逆伪翰林承旨”，为不确。诗集中有《滇南留别诗四章》为先期逸去证，《钝斋二集》序云：“赐环以后，又十余年，放浪于山高水长间，偶游楚粤，再逢世难，再寻云南岳，得遂忠贞。”为先期逸去又证。
    至吴三桂门下，确有方姓而得重用，可当“翰林承旨”之类官职者其人，乃是徽州人方光琛。光琛字献廷，明朝礼部尚书毛藻子，已中进士而因顺治十八年“奏销案”革去举人，于是中了进士亦不算。方光琛怒（shubaojie）而走西南，入吴三桂幕府。周寿昌《思益堂日札》云：
    “撤藩议起，三桂坐花亭，令人取素所乘马与甲来。于是贯甲骑马，旋步庭中，自顾其影叹曰：‘老矣！’光琛从左厢出曰：‘王不欲失富家翁乎？居笼中，烹饪由人矣！’三桂默（zhaishuyuan.cc）然，反遂决。”
    《清史稿方玄成传》：
    “爰有歙人方光琛者，从吴三桂叛，三桂宠以为相。其子侄九人亦俱受伪职，最著名者名学诗学体。三桂败，皆伏法，惟学诗在逃。而戴名世案，部疏据《南山集》原文，称孝标为方学士，不复具名。北音士与诗同，满文又同为字。圣祖阅清字疏曰：‘是非漏网之方学诗耶？’廷臣不能晓。圣祖因为语往事甚悉。盖圣祖实误以方学士即此漏网之方学诗，又误以方光琛为孝标族人圣祖五十年正月谕曰：‘案内方姓人俱系恶乱之辈，方光琛投顺吴三桂，曾为伪相；方孝标亦曾为吴三桂大吏，伊等族人不可留本处。’四月又谕：‘方孝标曾为吴逆伪学士，逆三桂之叛，系伊从中怂恿。伪朱三太子案，亦有其名，今又犯法云云。’”
    按：桐城方家著名者有二，在城内，在城外。方以智与方玄成同姓不同宗。方光琛家在皖南，更不相干。谈方以智而先撮叙方玄成方光琛生平大概，岂非离题太远？盖别有说焉。
    近读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考定方以智于康熙十年，因案被逮，自裁于文山诗“惶恐滩头说惶恐”的惶恐滩。余君之言如此：
    “密之若于历史上求人格之‘认同’，则文山实其首选。甲申之岁，密之不死，可以见谅于世人者也。辛亥康熙十年再陷缧绁，上距永历之亡，亦既已十易寒暑矣！此时而仍不惜对簿虏廷，苟延残喘，密之虽号愚者，余知其决不出此也。然而古人有言，死得其所。就密之当时所处之情势言，其最适当之死所，殆莫若惶恐滩次子中通题其诗曰《惶恐集》，幼子中履亦颜其斋曰‘汗青阁’。此决非因偶然巧合，遂得附会。”论断固甚精当，但方以智所犯究系何案，未能考获。余君又言：
    “今据中履《宗老臣梅先生七十序》，可见至少辛亥之难，密之子孙皆在被收之列，无得免者。此事又见中履《亡妻张氏行略》。其言曰：‘先公晚遭患难，余侍左右，不复能顾家。家人齑粉在俄顷，吏卒汹汹围守。’中履两言‘全家齑粉’，决非行文夸张。则密之罪状，必属谋反之类。盖依律，非大逆不能牵累及于子孙也。若更参照魏季子所言，闻者咋舌摇手，如疫疠猛火不敢近，其事岂不昭然若揭乎？惜今所能推知者，仅止于此。至于构陷者究属何人，其所持之具体理由又为何，苟无新史料发现，恐终将成为千古疑案矣！”
    笔者的看法不然，此案如能深入细考，疑团未必不能破。如前所述“方学士”“方学诗”的误会，即在提供条线索。
    兹先简述方以智生平。《清史稿》本传：
    “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父孔，明湖广巡抚，为杨嗣昌劾下狱，以智怀血疏讼冤得释，事具《明史》。”
    按：方以智为父讼冤事，名闻天下。如缇萦上书救父，论本人有罪无罪，犹在其次，得救的主要原因，在孝思感格天子。《明史卷二百六十方孔传》：
    “方孔字潜夫，桐城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天启初为职方员外郎，忤崔呈秀削籍。崇祯元年起故官，夏归，定桐城民变，还朝；十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击贼八战八捷。时熊文灿纳献忠降，处之谷城；孔条上八议，言主抚之误，不听。而阴厉士马备战守；已而贼果叛，如孔言会杨嗣昌代文灿嗣昌既以孔抚议异己也；又忮其言中，遂因事独劾孔，逮下诏狱。子简讨以智，国变，复弃家为僧，号‘无可’者也；伏阙讼父冤，膝行沙堰者两年，帝为心动，下议：孔护陵寝功多，减死戍绍兴。”
    “简讨”即“检讨”。方以智以崇祯十三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为四公子中惟通籍者。所谓“护陵寝功多”，乃指“显陵”。世宗以外藩入承大统，其父与献王葬于湖北钟祥松林山。“帝为心动”节，又见《清史稿方以智传》：
    “其闭关高坐时也，友人钱澄之亦客金陵。遇故中官为僧者，问以智；澄之曰：‘君岂曾识耶？’曰：‘非也！昔侍先皇，日朝罢，上忽叹曰：“求忠君必于孝子。”如是者再。某跪请故，上曰：“早御经筵，有讲官父，巡抚河南，坐失机，问大辟，某薰衣饰，容止如常时，不孝若此，能为忠乎？闻新进士方以智父亦系狱，日号泣持疏求救，此亦人子也！”言讫复叹，俄释孔而辟河南巡抚。外廷亦知其故乎？’澄之述其语告以智，以智伏地哭失声。”
    按：此记中“中官”所说的后半段，与事实有出入，方孔出狱戍绍兴，不可能当河南巡抚。崇祯所说“问大辟”的河南巡抚为李仙风。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陷洛阳，乘胜围开封。巡按御史高名衡守城，李仙风自河北驰援，解围。《明史二百六十七高名衡传》。
    “仙风既还，与名衡互讦奏。帝以陷福藩罪，诏逮仙风，以襄阳兵备副使张克俭代。”
    。 ，，
    方以智2
    当李自成破京时，方以智正在京供职。《清史稿》本传：
    “会李自成破潼关，范景文疏荐以智。召对德政殿，语中机要。上抚几称善，以忤执政意不果用。京师陷，以智哭临殡宫，至东华门被执，加刑毒，两足骨见不屈。”
    按：范景文原任南京兵部尚书，即《板桥杂记》作者余淡心所说的“南大司马”。后以杨嗣昌夺情辅政，上疏力争不可，忤旨革职。崇祯十五年复起，召拜刑部尚书，旋改工部。李自成破潼关在崇祯十六年十月，其时首辅为陈演，乃是温体仁系，宜乎方以智不见用。
    范景文入相在崇祯十七年二月。崇祯在位十七年，共用过五十个宰相，而正人君子只有属于东林的文震孟钱龙锡孙承宗范景文等人。李闯破京，范景文从容殉国。《明史》二百六十七，列传百五十三，体例特殊，开首大书：
    “崇祯十有七年三月，流贼李自成犯京师。十九日丁未，庄烈帝殉社稷。文臣死国者，东阁大学士范景文而下，凡二十有人。福王立南京，并予赠谥。皇清顺治九年，世祖章皇帝表彰前代忠臣，所司以范景文倪文璐二十人名上，命所在有司，各给地七十亩，建祠致祭，且予美谥焉。”
    按：范景文在南明时赠太傅，谥文贞。清朝赐谥文忠。据《明史》本传，范景文并没有政绩，所可传者，只有从容赴义事：
    “都城陷趋至宫门。宫人曰：‘驾出矣！’复趋朝房，贼已塞道，从者请易服还邸。景文曰：‘驾出安归？’就道房庙草遗疏，复大书曰：‘身为大臣，不能灭贼雪耻，死有余恨。’遂至演象所，拜辞阙墓，赴双塔寺旁古井死。”
    此传聊聊数笔，但已足够传其人。忠臣毕竟可为，而生死之间正确的抉择，实为读书人生当乱世的第大事。至如方以智，被俘不属，则为忍死须臾，自计尚有后责，本传接前又云：
    “贼败，南奔，值马阮乱政，修怨欲杀之，遂流离岭表，自作序篇，口叙祖德，下表隐志，变姓名卖药中市。桂王称号肇庆，以与推戴功，擢右中尤。扈王幸梧州，擢侍讲学士，拜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旋罢相，固称疾，屡诏不起。尝曰：‘吾归则负君，出则负亲，吾其缁乎？’”『在线书库://../』『经典书库://./』『电子书下载://./』『幻魂文学网://../』
    其时方孔年已六十余，方以智子职臣节，不能两全，所以说：“归则负君，出则负亲。”本传接云：
    “行至乐被执，其帅欲降之，左置官服，右白刃，惟所择，以智趋右，帅更加礼敬，听其为僧。”
    按：广西有两平乐，在东为县，在西为村。方以智被执的平乐是阳朔以南的平乐县。“帅”则三藩之的孔有德，《清史稿孔有德传》：
    “顺治七年帅入广西境，克全州，十二月遂拔桂林，明永历帝走南宁，留守大学士瞿式耜死之。斩靖江王以下四百七十三人，降将吏百四十七人。桂林平乐诸属县皆下。”
    按：孔有德入桂林，在是年十月初五，瞿式耜被难，则在闰十月十七。清军入广西，自全州进兵桂林，乃由东北趋西南，而方以智则由桂林向东南趋避，故行至平乐被执。计其时在十月间。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考其逃禅之地，引施闰章愚山诗及年谱，以为在梧州云盖寺。其言如此：
    “清兵陷广西平乐村，事在六五零年顺治七年。则密之逃禅，即始于此时。施愚山《浮山吟》诗有云：‘比山片云，飞落苍梧野。忽值南风吹，旋归庐岳下。’其下双行夹注曰：‘药公家浮山，避地梧州云盖寺。值余奉使西粤，始同归，抵匡庐。’考之愚山先生年谱卷：‘顺治九年壬辰六五二卷：三月，奉使广西，达桂林。’秋七月桂林陷。从平乐经江西而归”。正与诗注合。则密之最初落发，殆即在梧州之云盖寺。”
    按：方以智出家后无常名，称“无可”称“五老”称“药地”称“墨历”，此非好奇，亦是避逻者耳目。“药公”乃愚山对方的尊称，浮山则为桐城的别名。
    余英时以为方以智至庐山后，即挂单归宗寺，引施愚山《初至归宗寺同药公作》诗为证。此则不然，方以智归宗寺不过暂驻而已，旋即还里。其时在顺治九年之冬，侯方域与方密之书，则曰：“往在昆陵，陈子定生私以问仆云：‘密之之还，何也。’”侯方域访陈贞慧于宜兴在是年冬天，年内还家。而此时陈已知方还里，则计途程，不可能在归宗寺久驻。再则曰：“归雪苑，遇何次德，具为述密之还里月日甚详。”何次德名杲，桐城人，在是年冬天与侯相会于商丘，而述“密之还里月日甚详”，更为方以智已归桐城的确证。
    方以智于顺治九年南归，其最初托迹之处，于考定其生平殊有关系。余著《方以智晚节考》，以为有自平乐归后，即在匡庐挂锡，其实不然，已如前述。为补余著之疏，进步略考方南归后初期的行踪如下：
    施愚山《无可大师六十序》云：“余昔奉使，经苍梧至匡庐同游五老三垒间，旬日始别。”
    按：旬日始别者，非仅施别于方，亦方别于施。两人“从平乐经江西而归”，同游庐山后，施北上回京复命，方则东归桐城。
    二归桐城未几，即去金陵，在高座寺坐关。侯方域《与方密之书》，自道在宜兴时，即闻方“止于高坐寺”。又送《何子归金陵序》末有语：“今闻于高生寺为僧，何子归，试以语之。”此何子，亦为侯方域“述密之还里月日甚详”的“何三次德”。何次德，行三，名杲。
    按：序中着“闻”字，显见得方以智在高坐寺，非何杲告于侯方域者，甚至亦非何杲所知，以意测度，方以智既已出家，无在俗家久住之理，到桐城后，亦必择古刹挂单，还家谒老父，嘱咐妻子尽心侍养，旋即飘然远引，止于金陵高座寺。或者何杲亦不及知。
    余著用力甚勤，何以独于此节疏忽？当是为《清史稿》所误。《清史稿方以智传》“其闭关高坐时也”云云，已见前引。而此传实采自马其昶《桐城耆旧（fqxs）传》，原文为“先生闭关高座寺也”，落“寺”字，遂大有出入。因为“高坐”，或作“高座”原为禅门用语之，讲经说法，例必高坐，虽落“寺”字，文义依旧（fqxs）可通，因而余君偶然放过。
    侯方域所说的“高坐寺”应为“高座寺”。以《送何子归金陵序》证之，此寺确在金陵。但查《嘉庆统志》《清凉山志》，以及《实用佛学辞典》，均无此寺。但《高僧传》有慧进者，驻锡“京师高座寺”，卒于齐武帝永明三年，年八十五。此京师即金陵，原来高座寺乃“南朝四百八十寺”之。六朝古刹，至清犹存，应该亦是有名的丛林，熟于僧史者，必能述其涯略。但可决其必非天界寺，因为天界寺建于明洪武中，非六朝之遗。
    方以智晚年逃禅，虽示不仕清的决心，亦以俗缘未断，只觉君亲两不可负。至于对恢复明室，经过弘光永历两个年号，实已灰心。因此，康熙十年被逮，说是“密之罪状，必属谋反”之类，亦颇有商榷的余地。
    方以智晚年定居江西吉州青原山净居寺，死于康熙十年，历来皆不知其死因。邓石如辑《清诗记事初编》，叙方以智次子中通生平，兼及其父云：
    “以智晚年住持庐陵县河南十里青原山，康熙十年辛亥，以事被累入粤，卒于道中今读此集陪诗卷四为《惶恐集》，纪其事甚详。‘惶恐’者，以智卒于万安舟中，即文山集之惶恐滩也。中通亦在桐城就逮，事历二年，经皖赣粤三省，赖周亮工营救得白，又以他事坐系获释。究为何事，字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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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以智3
    邓石如又述方中通之学云：
    “中通当从西洋人穆尼阁布算，又问学于汤若望，熟读利玛窦之书，通历算之学，与汤圣弘梅文鼎为友。撰《数度衍》二十四卷，附录卷；别刻《陪集》以载诗文。迄康熙二十九年庚午，曰《陪古》三卷《陪诗》七卷，《陪词》卷，又刻《续陪》四卷，则诗文不分。”
    按：方中通诗文集，称为《陪集》，表示诗文皆得自父授，不足以自成家，为《浮山集》方以智诗文集陪衬而已。
    余英时据邓记，断为方以智乃被逮赴广东时，舟过文山《过零丁洋》诗中所提到的惶恐滩，有感而自裁，其论断是：
    “甲申之岁，密之不死，可以见谅于世人者也。辛亥再陷缧绁，上距永历之亡，亦既已十易寒暑矣。此时而仍不惜对簿虏廷，苟延残喘，虽密之号愚者，余知其决不出此也！然而古人有言，死得其所；就密之当时所处之情势言，其最适当之死所，殆莫惶恐滩若。此所以舟过万安，抵惶恐滩头，密之遂不得不死矣！”
    余英时此论，极其精确。方以智之死，即在不愿“对簿虏廷”，死志固已早萌，但死非其时其地，则易滋人误会，以为畏罪自尽，此为方以智所决不甘于忍受者。是故，笔者以为可以进步论断，自裁于惶恐滩，乃方以智早经选定的毕命之地。
    方以智获罪，究为何事？余英时亦未能考据，仅据方以智幼子中履文集中，“两言‘全家齑粉’”，以为“密之罪状必属谋反之类”。这样推断，自然合理，但方以智实无“罪状”，不过他人诬以谋反而已。而此诬也，实亦并不难辩白。不知者，闻方以智被逮的原因，“咋舌摇手，如疫疠猛火不敢近”，知者则必能辨诬的信心极强。
    方以智为人所诬，几罹巨祸，以不甘对簿虏廷，而自裁于惶恐滩。自况其追步文信国的节概，据邓石如余英时先后考证，已成定论。所成疑问者有二：第，被诬者是何案？虽可想像为“谋反大逆”，究系哪桩逆案？“通海”之余波，永历之遗烈，还是三落之变，或者“朱三太子”案?第二，方以智有子三人，长幼无恙，独独仲子方中通两受其祸，此又何说？
    我以为这两个疑问，决非无望解决。清初文集笔记以及官文书，浩如烟海，若能遍（fanwai.org）搜，或有水落石出之日。求证之先，笔者“大胆”提两个“假设”，借为线索。
    先说第二个疑问，窃以为仇家构陷，怨从子起而“祸延显考”。如前引，方中通乃清初“畴人”之。而清初历法之争，科学打倒玄学，乃中国科学发展史上极重要的页，亦为形成康熙性格中极可宝贵的科学精神，而成就其为中国历史上位异常杰出的统治者的诱因，所关匪细，值得不惮烦述始末。
    明朝的戊申《大统历》，实即元朝郭守敬所造的《授时历》，但节气及日月食的推算，参用《回回历》。回历与阳历大同小异，年三百六十五天，分十二宫，即十二个月，正至三月各三十天，四月三十二天，五至六月各三十天，七至八月各三十天，九至十月各二十九天，十十二月各三十天，遇闰年则十二月加天。
    《大统历》用至成化年间，日月食时刻的推算，常有失误，但宪宗不罪钦天监的官员，以为“天象微渺”，推算有误，不足为非。像宪宗这样的庸主，当然不会知道天象运行有常，若得其法，是可以准确推算的。他的意思是，天象下应人事。英宗北狩，遇土木之变，蒙尘塞外。景帝即位，迎英宗回京，幽居南内，结果又有夺门之变而复辟。这连串的大变化，是任何人所梦想不到的，岂非“天象微渺”难凭？
    弘治正德间，误差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很明显的，《大统历》的所谓“历元”在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辛已，至正德年间已历时二百三十多年，分秒之差，年积月累，失误自大，于是改历之议复起。聚讼纷纭，莫衷是，到了世宗即位，他是笃信神仙的，嘉靖七年十九年两次推算日当食而未食，证明误差已到了非修正不可的时候，也就是《大统历》的缺点已充分暴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而“帝喜以为天眷”，因而终嘉靖之世，无人敢言改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