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四公子》第 4 部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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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末年，西学传入中土。利玛窦挟天算之学为有识之士所尊重，推算天象，屡次获得证明，精确胜于古法。至崇祯初年，在徐光启的极力主张，以及思宗的支持之下，修历之议逐渐成为事实。但尊古法者固极力顽抗，思以逞异说而取富贵者，亦颇有人，因此修历共设四局，各搞各的。四局者：大统回回东局西局。西局由徐光启的继承者山东参政李天经主持，成员皆西洋天主教士；东局则别具说，而多少具有投机性质的历学家魏文魁所领。崇祯十年正月初日食，四局预推的结果如次：
    大统：食分六十三秒。
    二回回：食三分七十秒。
    三东局：游气侵光三十余秒。
    四西局：京师见食分十秒。应天南京及各省分秒各殊。云南太原不见食。此外初亏食甚后圆时刻亦各异。
    事后证明，惟有西局所推皆验。于是崇祯决定废《大统历》用新法。而遵古者，抗章交谏，并策动太监作内应，反对新法，这样迟延到了崇祯十六年，三月初日食，又是西局所测独准。这年八月下诏：“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可惜“未几国变竟未施行”。
    入清则顺治二年即用新历，名为《时宪历》。清史稿《汤若望传》：
    顺治元年，睿亲王多尔衮定京师。是岁六月，汤若望启言：“臣于明崇祯二年来京，用西洋新法修正旧（fqxs）历，制测量明星晷，定时考验诸器，近遭贼毁，拟重制进呈。先将本年八月初日日食，照新法推步，京师日食限分秒，并起复方位，与各省所见不同诸数，开列呈览。”王命汤若望修正历法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王令大学士冯铨与汤若望率领天监官赴观象测验，惟新法吻合。大统回回二历时刻俱不协。世祖定鼎京师，十月，以汤若望掌钦天监事。汤若望疏辞，上不许；又疏请别给敕印，上亦不许，并谕汤若望遵旨，率属精修历法，整顿监视，如有怠玩侵紊，即行参奏。加太仆寺卿，寻改太常寺卿，十年三月，赐号“通玄教师”。
    汤若望在华已将二十年，深通中国人情世故，“疏辞”及请“别给敕印”，都是为了不愿得罪原来的钦天监官。而“上不许”者再，非冲龄的顺治能赏识汤若望，乃是因为顺治生母孝庄太后，此时已皈依天主教，而以汤若望为教父之故。
    不久，汤若望又加通政使衔，进秩正品，使得旧（fqxs）派既妒且恨。于是到了顺治十四年四月，旧（fqxs）派由已革“秋官正”吴明炫发难，对汤若望展开攻击。《汤若望传》：
    “十四年四月，革职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疏言：‘臣祖默（zhaishuyuan.cc）沙亦黑等十八姓，本西域人；自隋开皇己未，抱其历学，重译来朝，授职历官；历千又五十九载，专管星宿行度。顺治三年，常印汤若望论臣科，凡日月交食，及太阴五星陵犯，天象占验，俱不必奏进。臣察汤若望推水星二八月皆伏不见，今于二月二十九日仍见东方；又八月二十四日夕见，皆关象占，不敢不据推上闻，乞上复存臣科，庶绝学获传。’别疏又举汤若望舛谬三事八月，上命内大臣爱星阿，及各部院大臣登观象台，测验水星不见。议明炫罪，坐‘奏事诈不以实’，律绞，援赦得免。”
    历官旧（fqxs）派攻新，第回合败下阵来，第二回合则大获全胜，其事在顺治崩治，康熙即位以后。清史稿《杨光先传》：
    “杨光先字长公，江南歙县人。在明时，为新安酐千户，崇祯十年上疏劾大学士温体仁给事中陈启新等，舁棺自随；廷杖戍辽西。清初，命汤若望治历，用新法，颁时宪历，书面题‘依西洋新法’五字。光先上书谓非所宜用。既又论汤若望误以顺治十八年闰十月为闰七月，上所为摘谬，辟邪诸论，攻汤若望甚力，斥酐奉天主教为妄言惑众。圣祖即位，四辅臣执政，颇右光先。”又《汤若望传》：
    “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叩阍进所着摘谬论，选择议，斥汤若望新法十谬。并指选择荣亲王葬期，误用洪范五行，下议政王等会同确证。议政王等议：历代旧（fqxs）法，每日十二时，分百刻，新法改九十六刻，康熙三年天佑皇上，历祚无疆，汤若望只进二百年历。选择荣亲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以下定罪，计汤若望及钦天监高级官员等七人，凌迟处死，又召五人斩。奏上令复议，结果杀了五个人。汤若望免罪，而“自是废新法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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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荣亲王为世祖第四子，生百日而殇，时在顺治十五年正月。尚未命名，追封荣亲王。其母董鄂妃为世祖所深宠。吴梅村《清凉山礼佛诗》四首，大半为董鄂妃而咏，第首《王母携双成》；第二首《可怜千里草》，皆切“董”姓。
    由《杨光先传》“四辅臣执政颇右光先”语来看，此案的背景，乃是满清入关后的宫廷第二次大争斗。争斗的双方，方就是“四辅臣”。“四辅臣”者，即为康熙以冲龄即位，世祖临终遗诏托孤的顾命四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鳖拜。其中鳖拜最跋扈，结遏必隆与苏克萨哈为仇，索尼位高望重而无如之何。四辅臣间虽有矛盾，而护持旧（fqxs）派的立场，却是致的。
    另方就是所谓“孤兄寡妇”了。当世祖驾逝时，康熙只有八岁，行三。皇二子名福全，亦在冲幼。大位不传皇二子而越次传皇三子，是因为顺治的生母孝庄太后定策时，征询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只指出个事实，皇三子已经出痘，皇二子则未。顺治刚以天花不治，现实的教训特别强烈，所以皇三子得承大统。笔者每以为历史的改变，常出于种偶然的因素，在当时了无足异，而事后考察，关系极大，如汤若望之于满清，真可谓“言兴邦”。不然者，以福全为帝，满清能否延二百余年的历祚，实在大成疑问。
    由上所叙，可知杨光先的上书攻击汤若望，纵非有意迎合，而四辅臣的“颇右”杨光先，则无疑地为借此打击孝庄太后及其所领导的新派分子的种手段。可惜，杨光先很不争气，《清史稿》本传：
    “康熙四年，议政王等定谳，尽用先光说，谴汤若望，其属官至坐死。遂罢新法，复用大统术。除光先右监副，疏辞不许；即授监正，疏辞复不许。光先编次其所为书，命曰：‘不得已’。持旧（fqxs）说绳汤若望，顾学术自审不逮远甚，既屡辞不获，乃引吴明为监副。明明炫兄弟行。
    “五年，光先疏言，今候气法久失传，十二月中气不应，乞许臣延访博学有心计之人，与之测器测候。并饬礼部采宜阳金门山竹管，上党羊头山黍，河内葭荸子备用。”
    按：所采各物乃作测器之用，且亦曾下诏求畴人，其人未至，而杨光先已经无法干得下去了。本传记：
    “七年，光先疏言臣病风痹，未能董理。下礼部，言光先职监正，不当自诿。仍令访求能候气者。是时，朝廷知光先学术不胜任，复用西洋人南怀仁，治理历法。”
    汤若望是德国人，时已去世。南怀仁是比利时人，为汤若望的学生，其时在康熙七年底，圣祖已经亲政，故知用南怀仁出自御裁。未几，南怀仁疏劾吴明。《汤先生传》：
    “南怀仁疏劾明，造康熙八年七政民历，于是年十二置闰，应在康熙九年正月。又岁两春分两秋分，种种舛误，下议政王等会议。议政王等议：历法精微，难以遽定，请命大臣督同测验。八年，上遣大学士图海等二十人，会监正马佑，测验立春雨水两节气，及太阴火木二星缠度，南怀仁言悉应；明言悉不应。议政王等疏请康熙九年历日交南怀仁推算。上问：‘先生前劾汤若望，议政王大臣会议，以光先何者为是；汤若望何者为罪？新法当日议停，今日议复，其故安在？’议政王等疏言南怀仁历法，上合天象。日百刻，历代成法，今南怀仁推算九十六刻，既合天象，自康熙九年始，应按九十六刻推行。”
    按：康照的本意是要明辨是非，而议政王等复奏，显然未搔着痒处。若为庸主，自是不了了之。而康熙有意要根究新旧（fqxs）历法之争在学理上孰是孰非，是者为何，非者为何？因而学天文，习算学，为中国第个深入西方科学领域的帝王。孟心史先生谓康熙在这方面的造诣，“儒者专门习之，仅与相副”。又谓：“若再假以年，更为国中学人鼓倡，或早与西人科学之进步相提携矣！”此亦极中肯之言。总之新旧（fqxs）历法之争，启发了清圣祖重真理辨是非的科学精神，影响其人格的形成，关系极大。圣祖之能成为个杰出的统治者，平三藩兴文教重民瘼察官吏，凡理之所在，笃信力行而不疑，实为其自我训练而具有的科学精神所使然。《清史稿》二百七十三卷附论：
    “历算之术，愈入则愈深，愈进则愈密。汤若望南怀仁所述作，与杨光先所攻讦，浅深疏密，今人人能言之。其在当日嫉忌远人，牵涉宗教，引绳批根，诚时得失之林也。圣祖尝言：‘当历法争议未已，己所未学不能定是非。乃发愤研讨，卒能深造密微，穷极其阃奥。’为天下主，虚己励学如是，呜呼，圣矣！”此亦非溢美之词。
    历法之争，新派在学理上既已获胜，政治上的冤狱，当然亦能获得平反。议政王等先议：“请将光先夺官，交刑部议罪。上命光先但夺官，免其罪。”
    就在这时候，十六岁的康熙，做了件出人意料而确可令人佩服的大事，《清史稿圣祖本纪》康熙八年记：
    “五月戊申诏逮辅臣鳖拜，交廷鞫。上久悉鳖拜专横乱政，特虑其多力难制。乃选侍卫，拜唐阿年少有力者，为扑击之戏。是日，鳖拜入见，即命侍卫等掊而系之。于是有善扑营之制，以匠臣领之。庚申，王大臣议鳖拜狱上，列陈大罪三十，请族诛。”
    “拜唐阿”是满洲话，亦为侍卫之种，扈从时职司前驱。康熙制鳖拜，处心积虑而声色不动，参与机密者只极少数的心腹侍从，颇疑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亦为其中之。曹寅以后深得恩眷，盖非无故。康熙自诛鳖拜，始得独揽大权，宫廷中新旧（fqxs）两派之争，至此局面大定。于是南怀仁上疏，为师讼冤。《杨光先传》：
    “南怀仁等复呈告光先依附鳖拜，将历代所用洪范五行，称为《灭蛮经》，致李祖白等无故被戮。援引吴明诬告汤若望谋叛。下议政王等议：坐光先斩。上以光先老，贷其死，遣回籍，道卒。刑部议，明坐奏事不实，当杖流。上命笞四十，释之。”汤若望则复封号，视原品赐恤，封号原为“通玄教师”，因圣祖名玄烨，避讳改玄为微。
    这冤狱的平反，在杨光先吴明系的旧（fqxs）派，自有刺骨之恨。随时谋求报复，亦在意中。方氏父子被诬，可能即为旧（fqxs）派对新派的种报复。
    按：清初畴人，首称“南王北薛”，南王为吴江王锡阐北薛为山东薛凤祚，俱通中西之学，与新旧（fqxs）两派皆有交往。纯属旧（fqxs）派者，常州龚士燕，康熙六年应募入京，为旧（fqxs）派钦天监官所引重，康熙八年“定用西法而古历卒不行”，因于后二年“以疾归”，实为锻羽而归。
    方中通则纯为新派，其学出自穆尼阁汤若望。穆尼阁其人，不如汤若望南怀仁知名，非研究天主教史者，不能道其生平，今于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四中得条：
    “顺治间，泰西教士穆尼阁寄寓南京，喜与人谈算学，并不招人入耶稣教。”方中通的算学，得自穆尼阁，而历法则由汤若望所授。汤若望且曾授历法于方以智。两代世交，渊源不浅，有诗为证。
    方中通《陪集》中《陪诗》卷二，有五律首，题为《与西洋汤道未先生论历法》。道未即汤若望的别号。诗云：
    “千年逢午会，百道尽文明。原注：依邵子元会运世推算，正逢午会，万法当明。汉法推平子，唐僧重行。原注：先生崇祯时，已入中国，所刊历法故名《崇祯历书》。与家君交最善，家君亦精天学，出世后，绝口不谈。有书何异域，好学总同情。因感先生意，中怀日夕倾。原注：予所得穆先生火星法最捷，故相质论。”
    按：此诗当做于汤若望罢官以后未死之前，计其当在康熙五年至七年之间。旧（fqxs）派历家方以排去汤若望为快意，而方中通与汤若望有所交游，其为遭忌，亦无足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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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中通《陪集》，余英时先生亦未得寓目。《方以智晚节考》所刊“重要参考资料”，方中通《题结粤难文至感泣书此》《论交篇赠侈俨若》两诗，乃转引自《清诗纪事初编》。此书录方中通诗四首，除上述两诗，另两首。即《与汤道未论历法》，为《木兰女庙》。细玩余先生所曾引的两诗，于方家“粤难”经过，亦大有可以参悟之处。《题结粤难文》云：
    “君不见，门争死称孔氏，弟兄子母垂青史。又不见，西川豪杰附党人，耻不与党先自陈；彼为友朋尚如此，何况俨然为人子？回忆难作捐我躯，不料此躯存斯须。”又《论交篇》云：“忆昔患难倾门户，不肖捐躯系园土。”两言“捐躯”，又道“耻不与党先自陈”，似乎“粤难”之作，方中通先不在被收的名单内，乃是挺身自任，思为父代死。方以智三子俱孝悌，何以长幼俱无动作，而独中通奋身？此或者祸由中通而起，非如此不足以为人子。再进步推究，方中通的“自陈”，当然先经过“家庭会议”同意，而同意的缘故，可能非方中通自到公堂，不足辨其父之被诬。至于系狱以后，又有不肯出狱的情形，《题结粤难文》有句：“怜我不肯脱罗网，委屈导我真缠绵”；又云：“非是不遵宛转之深情，乃深痛吾老亲之不测”，其情事如见。盖问官必以案内无方中通之名，宛转开导，劝其自脱罗网，而方中通坚不出狱。所以然者，方以智自裁于惶恐滩，究系畏罪，还是完节，心事不明，必待昭雪，使方以智的本心大白，始肯出狱。明乎此，始知《论交篇》中“感余热血怜余痴”的“痴”字，应作何解。
    问题是在这里，方中通何以必欲“代父直心直如矢”？《论交篇》中又道，“我父生前受名累，身后患难尤难堪”，何以谓之“身后患难”，又何以较之生前尤为“难堪”？惟的解释是方以智的被诬，乃是名节被污，其所恶有甚于死者。不愿“对簿虏廷”，下拜于异族衣冠之前，惟有死，可免此厄。而既死则不独自洗其无端之污。且当时谈及方案，如遇猛虎（fuguodu.pro）瘟疫，避之惟恐不速不远，则期望公道自在人心，舆论能为之洗刷，亦不可能。是故方中通“不畏死，血满纸，痛哭陈情详院司”。而方中通妻陈舜英，《粤难作夫子被羁》诗：“便捐男子血，成就老亲名。君指天为誓，余怀刃是盟”，亦道出底蕴，方中通“指天为誓”者，必是父诬不白，宁死不出狱。此与季辛吉名誉不能洗刷，便当辞职的坚决表示，意思约略相仿。
    于此，可知方氏仇家所构陷方以智的罪名，必然以智九死所不甘诬服者。论案情，则自为牵涉及于可召族诛巨祸的谋反大逆，但以忠于明室的遗民反清，理所当然，即或被诬，于名节何损？而竟非以死相争不可，则所诬以何案，略知清初史实者，皆可指而出之。留待后论。
    我又颇疑，构陷方以智者，为方中通的至交，甚或曾同问学于穆尼阁。《论交篇》起始，以二十余句强调人情险，决非无因而发，余如次：
    “交道诚难论，何况在今日，变幻态无穷，险情不。张耳陈馀少相知，安知凶终机在刎颈时？孙膑庞涓不同学，安有复有鲸刖之惨，马陵之悲？茫茫天地开眼，古今人情若印板，愈厚愈密愈益疏，四海九州之人如同产。噫嘻肤上毛，欲割便挥刀；区区胶投漆，何得久坚牢？又如相依复相迁，幸舍代舍迁不倦；今朝武安座上逢，昨晚魏其门下见。较量轻重只争毫发间，趋舍何必死生与贵贱？”
    此诗引用古人凡五，“今朝武安座上逢，昨夜魏其门下见”，乃指籍福。“幸舍代舍”典出《史记孟尝君传》，处宾客的馆舍分三等：传舍幸舍代舍。总结此诗所引五古人而欲表达其对交道的看法是：见利忘义。引孙膑庞涓的故事，则又似同学忌才。总之，整首诗以三分之的篇幅以证交道难论，决非全然为了反衬下文“忽然遇侯公子”，而是有本事在内的。
    至于当时新旧（fqxs）派历法之争，则不仅学术之辨，意气之争，更关乎生死祸福，穷通富贵，其事之严重，以及争斗之烈，远超过后世的想像。只以在学术上康熙亲自主持，且新优于旧（fqxs），亦成定论，故旧（fqxs）派无法翻案，其争斗过程，遂亦渐渐泯灭，蛛丝马迹，犹可想见仿佛。阮元辑《畴人传》，杨光先传后有论。
    “论曰：钱少詹大昕曰：‘吾友戴东原尝言：欧（shubao.info）罗巴人以重价购《不得已》而焚毁之，盖深恶之也。光先于步天之学本不甚深，不旋踵而败，宜哉！然《摘谬十论》则固明于推步所不能废也。元阮元自称所藏《不得已》卷末有杂记数条，不著撰人名氏，中条云：歙人言，光先南归至山东暴卒，盖为西人毒死。”洋人购杨光先所著《不得已》而毁之，其事不可知。戴东原虽为大儒，于永乐大典中搜得王锡阐梅文鼎所未及见的算书，能正调补脱，可知其天算之学的造诣，但戴氏著作中，有《气|岤记》卷《葬法赘言》四卷，是犹不免将天文地理与堪舆混为谈。则于历法恶西洋而为杨光先张目，亦无怪其然。至于“西人毒死”杨光先，就情理而言，殊不可能。不过，杨光先疏，谓选荣亲王葬期错误，用心实嫌恶毒，汤若望被诬既已大白，杨光先陷诸台官于死而竟不抵罪，自为死者家人亲友所不甘，因而采取报复行为，或者有之。
    以上假设祸由方中通而起，乃因介入新旧（fqxs）历法之争而结怨；或者为人见利忘义而出卖，皆待进步求证，始可判断此假设有无成立的可能。但方以智被诬的谋反案，必与吴三桂有关。换言之，即助吴三桂谋反，则笔者自信，此假设，定必不误。
    吴三桂叛清，事起于康熙十二年冬，但异谋早著，而满清忌吴，则更早始于吴三桂入缅杀永历帝以后。刘健述所著《庭闻录》卷四：
    “康熙元年十月十日，诏加吴三桂爵平西亲王。二年，奏缴大将军印。有内大臣论三桂子额驸应熊曰：‘往日永历在缅，边方多故；故予芳父将印，重事权也。今天下大定矣！据之不还何为者？’三桂不得已具疏上之，怏怏不怿。”
    此为忌吴的明证。康熙自言，亲政后以三事自矢，必欲底成。其即为撤藩。自鳖拜伏诛，开始积极着手，而以吴三桂为第目标。
    按：康熙八年五月诛鳖拜后，六月以米思翰为户部尚书，九年二月以金光祖为广东广西总督，马雄镇为广西巡抚，四年以蔡毓荣为四川湖广总督，七月以王辅臣为陕西提督，十年五月以朱国治为云南巡抚，十月以明珠为兵部尚书。据此人事调动，可以析出其意义如下：
    康熙自诛鳖拜后，立即开始部署撤藩，而以米思翰调补户部尚书为其。
    二撤藩的第目标为吴三桂，亦以吴三桂难制为第顾虑。康熙九年对西南西北文武大员的调动，完成了对吴三桂包围的态势。
    三康熙十年调朱国治为云南巡抚，为对吴三桂态度强硬的表示。而以明珠为兵部尚书，则是决心用兵了。
    这三点分析，可从上述诸人的背景性格求得解释。兹先述米思翰，此人出身于满洲八大贵族之的富察氏，至乾隆年间极贵，米思翰子李荣保，为高宗孝贤纯皇后之父。李荣保子傅恒为大学士，傅恒子福康安“身被异数十三”，而实为高宗的私生子，笔者别有考证，不赘。《清史稿米思翰传》：
    “米思翰授内务府总管，辅政大臣从假尚方器物，力拒之。圣祖亲政，知其守正，授礼部侍郎，八年擢户部尚书，列议政大臣。是时，各直省岁赋，听有政使存留司库，蠹弊相仍，米思翰疏请通饬各直省，俸饷诸经费所馀，悉解部。由是勾稽出纳权，尽属户部。十二年，尚可喜疏请撤藩。吴三桂耿精忠疏继入，下户兵工部，米思翰与兵部尚书明珠议，三藩并撤。有言吴三桂不可撤者，以两议入奏，米思翰坚持宜并撤，议乃定。”
    撤藩原为康熙早己默（zhaishuyuan.cc）定于心的决策，但当时满清亲贵大臣中或畏三藩势力，或受三藩笼络，反对撤藩者甚多。吴三桂子应熊又尚至为额驸，等于他父亲派在京中的坐探，所以康熙对撤藩之意守持甚密，惟与少数近臣密商，米思翰与明珠皆力赞帝意者。其后米思翰家之贵，固与此不无关系。明珠贪黩弄权，而康熙曲予优容，在撤藩之先，康熙深思熟虑，早已料定，决不能如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轻易。如最后决裂，不能不用兵，则所持者何？自应有打算，用米思翰为户部尚书，并即展开整理财政的工作，即为筹饷的开始。
    至于用金光祖马镇雄蔡毓荣，或因其熟悉地方，或因其忠诚可靠，或因其才具出众，而目的皆在对付吴三桂。王辅臣之被任为陕西提督，用心更昭然若揭。而康熙之笼络王辅臣，更出常情之外。刘献廷《广阳杂记》有极生动的描写。记王辅臣与吴三桂之侄应期交恶，以三桂袒侄，致使辅臣寒心，以巨金“遍（fanwai.org）贿朝廷左右暨用事者”，得补为平凉提督，以后的情事云：
    “报至滇南，平西闻之，如失左右手。叹曰：‘小子费亦不贺矣！家私几何，乃如此胡为耶？’及至辞王，王待之愈厚，执手涕泣曰：‘尔至平凉，无忘老夫！汝家贫，人口众，万里迢迢，何以当此？’遂出帑二万两，以为路费。”
    吴三桂亦可谓善于补过，输诚之心，惟恐不至。但手段不及康熙，《广阳杂记》记召见王辅臣的情况如此：
    “上坐内廷以待，望见喜曰：‘有武臣如此，朕复何忧？’自此恩泽频加，赏宾屡及；无日不诏人，语必移时。廷臣骇然，不知其何自也。都下哄传，以为平西有密语，令主入奏上谓之曰：‘欲留汝于朝，朝夕接见，但平凉边庭重地，非汝不可，其命钦天监择好日以行。’时值岁暮，而定期岁内；上又谓之曰：‘行期近矣！朕不能舍，上天在迩，其陪朕看灯，过而后行。’更命钦天监择吉日于上元之后。居期入辞，温语良久，授以方略，重加赏赐。御座前有蟠龙豹尾枪对，上指谓辅臣曰：‘此枪先帝遗以付朕者。朕每出必列此枪于马前，以无忘先帝。汝先帝之臣，朕兄帝之子，它物不足珍，其分此枪以赐汝。汝持此往镇平凉，见此枪如见朕，朕见此枪如见汝矣！’辅臣拜伏于地，泣不能起。”
    雍正以后之笼络年羹尧，即师父故智，但矫揉造作过甚，令人肉麻。康熙之笼络王辅臣，则确能使被笼络者死心塌地。当时康熙所以不惜降尊纡贵如此，正可反证他对吴三桂防范之周之密。至于吴三桂既反，王辅臣竟未能发挥康熙所预期的作用，则又为另回事，论王辅臣本心，固未负康熙。
    康熙十年调朱国治为云南巡抚，为康熙决意制服吴三桂，不惜决裂的表示。朱国治其人，在康熙初年，为江南士林的公敌。
    朱国治不久去官，走得很不光明，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云：
    “抚臣朱国治既以钱粮兴大狱，又杀吴郡诸生二十人，知外人怨之入骨。适以丁忧罢。故事：隶旗下者例不丁忧，守丧二十七日，即出视事。公守丧毕，具疏请进止。朝议许其终制，另推新抚韩公世琦尚未莅位，朱恐吴人为变，仓猝离位，轻舟遁去，吴中为幸。朝议以大臣擅离泛地，拟降五级，而严旨切责，革职为民。”
    按：三年之丧照例守制两年三个月，亦即二十七个月为服满。旗下改月为日，父母之丧只“穿孝二十七日”。朱国治具疏请进止，乃自知众怒（shubaojie）难犯，急谋退隐。新任巡抚韩世琦，亦为汉军。隶正红旗，原任顺天巡抚。顺治十八年十月裁顺天巡抚缺，韩世琦即改调江苏彼时犹称江宁巡抚。顺天即沈阳，赴调需时，而朱国治去职而未离位，形势益危。其时苏州民风尚未如后来之柔弱。天启中，魏忠贤遣东厂缇骑至苏州逮捕周顺昌，白靴校尉为吴人击杀，前之可鉴，所以朱国治轻舟遁去。至于遭遇“革职为民”的严谴，自是朝中因为秦销案办得太严刻，有意贬抑朱国治，借平民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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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以智6
    康熙十年朱国治复起，被任为云南巡抚。惟的原因，即由于朱国治以汉人而忠于满洲，为政苛峻。如果对吴三桂采取强硬态度，则用他到云南去跟平西王周旋，是最理想的人选。康熙十二年冬，吴三桂举兵，朱国治首先被害，刘健《庭闻录》记：
    “三桂召各官赴王府会议。中丞朱公率众往，贼党不候全害之，刃之下乃死，余皆被执。朱中丞素为贼党切齿，三桂使其子飞骑传谕，不得轻杀，至则中丞已身首殊。”《研堂见闻杂记》谓朱国治被“提出开膛枭示”，则恶之甚，言之亦过甚了。
    以上所引叙，皆在证明康熙对吴三挂迟早必叛，已经料定。而防范惟恐不周，亦有事实可稽。表面上几大臣言官有公然奏劾吴三桂者，无不获谴，乃是故为安抚，以待谋定后动。其实，对吴三桂的动态，无时不在注意之中。内地入滇投靠吴三桂，以及吴三桂所遣亲信赴内地活动的情况，皆有密报到京。方以智的被祸，我的假设，即因以讹传讹，误认方以智为吴三桂的亲信，潜入安徽。可能为方光琛之子方学诗曾回徽州活动，而方孝标曾入滇献诗吴三桂，故误方学诗为“方学士”。而方学士与方以智音似，满文奏折中汉人名字皆为音译，更易误会。
    假设虽可大胆立论，但假设之能成立，必须经过逻辑的考验。逐次排除其不能者，至最后仅剩者，方能作为假设。今按康熙初年属于“谋反大逆”的案子，不外朱三太子的传闻，及三藩之乱。干连朱三太子的疑案甚多，且每与和尚有关，似与方以智的情况相近。但果为推戴朱三太子以起事复明，则方以智即或被诬，固与名节无损，方中通不必以死力争，通道理已在前面谈过，无须多说。其次，谋反决非人之事，干连必众，王夫之论族诛曾申明其义。而方以智案不闻有他人牵连，孟心史先生《明烈皇殉国后纪》篇云：“东华录自康熙十二年始，屡破获朱三太子干连犯案，多不胜载。”是则方以智如干连朱三太子案，何以官书独无记载。凡此皆足证明，方以智与此类案件无关。
    至于牵涉及于三藩之乱，如归罪于谋反大逆，则又分两种情况，为事发的按问，为事前的猜防。方以智案虽发于吴三桂举事之前，但吴三桂反形早著，康熙防堵甚严，已如前述，则诬指方以智为吴三桂亲信，潜入安徽等地活动，是很可能发生的事，但事必有因，或者方学诗确曾潜回徽州。行踪曾经广西，而又误传为“方学士”，于是构陷者有意张冠李戴，指“方学士”为方以智，向广西巡抚马雄镇告密，因而移文安徽，逮捕方以智归案待质。
    据《方以智晚节考》所录资料及方中通《题结粤难文》《论交篇》两诗，案发后的情况如此：
    发难于广西。论交篇《粤西题请讲再三》可证。
    二移文安徽，至桐城方家逮捕方以智，而方以智由幼子中履陪侍在青原。官疑方家藏匿以智，是故“吏卒操兵围宅，铃析达晓”。而“道路汹涌，莫不咋指吐舌。在于人情宾客门人故旧（fqxs）远害引避，固宜其然”方中履《宗老臣梅先生七十序》。则有几天的搜索，或者直至方以智被逮，方始撤围，皆可想而知。
    三桐城搜查不获，移文江西逮捕，此涉及三省的因由，情况非常单纯。
    四江西泰和富人萧孟藏方以智于复壁，其后乃由水路赴广西报案。此出于方以智自己的主张，或者他人所劝，则不得而知。但可确言者，方以智愿就复壁，绝非畏罪，而为不甘致礼于异族衣冠之前。惶恐滩自裁，亦为此意。当初披缁，大致亦为避免作清朝装束。
    如上所述逮捕情况而言，凡稍知清朝司法制度者，皆可想像得到，方以智涉嫌的罪名虽异常严重，而案情固甚简单。因如案内述及方以智如何从事谋反的活动，则本人未获，家族必定被捕就审，借以侦讯方以智的切。今观资料所载，方氏家族除中通愿同父生死，自甘投狱以外，固皆安然无恙。
    然则案情简单到如何？就方中通两诗篇推断，不过查证名字而已，大致广西原咨是：闻有安徽方学诗或方学士潜回活动，不知是否方以智？当案之初起，不明究竟自易涉张皇，所以“三省羽书急如箭”，但其事本易于辨明，最清楚的是，方以智自顺治年间南归后，足迹即从未再到两粤滇黔，是故复壁之出，不过到广西“过堂”即可结无事。而方以智即因不甘生前受辱，故自裁于惶恐滩，以文信国自拟而明志全节。但官方则必报病故，因如报自杀则必欲追究其自杀之因，究系畏罪，或有其他凌虐致死情事，岂非自找麻烦？地方官纵不明此中诀窍，但司刑名的幕友则必如此办理。
    于此可知，方以智自裁，地方官报病故，而案情亦原已明了，方以智与吴三桂无涉，与方学诗或方学士不过音声近似的误传，则此案实已不了而了。但案牍未结，所以方以智的灵柩不能归葬。因就司法的手续而论，或恐须开棺相验，以及查察当时的情况，灵柩须留置于原地。
    疑问是案牍何以不结？此须就两个角度来看，在官方，案子已了，形式上的结与不结，无关宏旨，而所以不结者，因别有关碍。在方中通，则案牍不结，无正式官文书宣示方以智被诬，则各节不能昭雪，因而不肯出狱，“怜我不肯脱罗网，委屈导我真缠绵”，“非是不遵宛转之深情，乃深痛吾老亲之不测”，不测者非生死不测，而是名节被污。
    然则关碍为何？当康熙十年时，朝廷对吴三桂虽已有作最后制裁的决心，但表面仍作优容之状。方以智案原为秘密防范措施中所发生的波澜，自不便公开其事。否则，便适足资吴三桂以口实，而道路流传，吴三桂将反，朝廷防制甚力，则影响民心，影响甚巨。至两年后“题结”，已是康熙十二年七月，吴三桂踵尚可喜之后，自请移藩之时。廷议中康熙谕韦臣：“三桂蓄异志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濒临决裂阶段，无所顾忌，故方案不妨题结。
    最后，要破释个关键性的问题：何以方中通抵死要辨清其父与吴三桂无涉，更不会为吴三桂效任何奔走？此即因永历帝为吴三桂所杀，昆明五华山平西王府即为永历故宫。当三桂决意反清时，曾议出师之名，不可假借，刘健《庭闻录》云：
    “三桂集请士议举兵之名。刘茂遐谓：‘明亡未久，人心思奋，宜立明后，奉以东征，老臣宿将，无不愿为前驱矣！’方光琛云：‘出关乞师，力不足也，此可解于明。永历已窜蛮夷中，必擒而杀之，此不可解矣！’”
    由此可知，恢复明室的名义，连吴三桂的谋士亦知不可假借，可以想见明朝遗民对吴三桂的剿绝明后之深恶痛绝。方以智曾为永历拜为大学士，虽君臣之道不终，但名分既定，旧（fqxs）恩难忘，则与杀永历的吴三桂，其仇不共戴天。而谓之为竟为吴三桂所用，无异认贼做父，生名节，尽皆扫地。此所以方中通如有人子之心，必不忍坐受坐视。而方中通所再强调其父的志节，固不在反清而在存明，表其始终为尽忠明朝的遗臣。必明乎此，始知方以智所保的晚节何在？
    方以智三子，皆学行醇谨。尤其难得的是，如邓石如所云：“方氏闺门所富文采”。《清诗纪事》陈舜英条前记：
    “陈舜英字玉佩，溧阳人，名夏第三女，适方中通，在顺治八年。撰《文阁诗选》卷，有中通姊方御序。清言娓娓，如叙家常，不作议论，才女也。舜英诗亦超脱，惟触事兴悲，盖境遇使然。附其女如环如璧和章，婉约可诵。方氏闺门多富多采。方孟式妹维仪有《清芬阁集》七卷；方孔妻吴令仪有《秋佩居遗稿》卷，最有名。”
    按：朱竹《明诗综》录方维仪方维则诗，记方维仪：“桐城人，大理卿大镇之女，嫡姚孙，再期而大，遂请大归守志，有《清芬阁集》。”方维则：“大理卿大铉之女，嫁生员吴绍忠，有《松茂阁集》。”又记：“方氏三节，为孟式，字如耀，大理卿大镇之女，嫁山东布政使张秉文，济南城溃，同其夫殉节，赠品夫人，有《纫兰阁集》；为维仪，年十七而寡，寿八十有四；为维则，十六而寡，寿八十有四。”此外《方以智晚节考》曾记中履妻张莹亦为才女。张莹即张秉文之侄；亦为康雍年间贵盛无比的张英的堂妹。
    张秉文殉难事见明史《忠义传》，秉文有兄弟二，名秉彝，即张英的父亲；名秉贞，明朝崇祯四年进士，官至浙江巡抚。入清于顺治十年由兵部右侍郎调升刑部尚书，不久改兵部，死于顺治十二年。其女张莹即方中履的妻子。
    张莹亦有诗集，而见称于乡党者，德胜于才，《方以智晚节考》引方中履《亡妻行略》述辛亥之祸云：
    “君处之坦然不乱。与余书札往还，惟大节是砺。君最孝于母，至是绝不归宁！曲：‘吾生死方氏，岂跬步离哉！’”所以“坦然不乱”，正因方以智之祸，罪嫌虽重，而情节固剖即明，无所用其张皇。至于“绝不归宁”，亦为避免株连及于母家之意。类似案情，最忌不可与言而言，势必揣测多端，反致纷扰而益难澄清，张莹跬步不离方氏，确为明哲之计。
    方中通的岳父，亦为显贵，即清初南派的首脑溧阳陈名夏，已见前述。《清诗纪事初编》录其诗二首，皆为五律，第首题为《闻乱》：
    “烽火传来急，风生满目尘。何方为乐土？此地慰慈亲。患难寻常事，艰危疾病身。长安消息远，愁杀未归人。”
    玩味此诗，乃甲申之变时所作。“未归人”者，其父名夏。陈名夏崇祯进士，官至户兵两科都给事中。李自成破北京，降附，为阮大铖列入“顺案”，以致不能南归，次年在大名降清。其时辗转流离，消息不通，家人不卜其存亡，所以舜英有此诗。清初南北两派，皆倚满人为重。陈名夏获罪，出于宁完我所劾，而论死则因“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则究非良心已死者可比。如果阮大铖不因私嫌有意办“顺案”以排击东林复社中人，则陈名夏可能南归隐居。小人行事，往往逼人为恶，而不能与人为善，类皆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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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以智7
    第二首即为《粤难作夫子被轰》，复引次如下：
    “世外犹遭难，人问敢惜生？便捐男子血，成就老亲名。君指天为誓，余怀刃是盟。家知莫保，不用哭啼声。”
    “世外”指方以智出家，而“便捐男子血，成就老亲名”二语，最为显豁，即谓方中通决心以死为父辨诬，成就老亲的名节。
    此诗虽怀必死之心，亦有“家知莫保”的绝望，但从容冷静，实有易于辨白的把握。大致方以智案初起，不明内情者，谈虎（fuguodu.pro）色变，而了解误会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