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争雄之李元霸别传》续戏说金庸

    台湾的李敖，写了一篇奇文，名为“金庸式的伪善”，文中指斥金庸坐拥亿万资财而割舍不下又自诩信佛，其实是欺人之谈。大陆的何其亨，也有一篇妙文，题曰“戏说金庸”，却说金庸前身曾系一代名妓，谓世人迷金庸恰如声色之溺，金庸之害也深。
    李敖本是个狂人，凡事总要跟世俗名流唱反调，见大家都去吹捧金庸，就别出心裁，偏偏说他是“伪善”的。李敖对金庸嗤之以鼻，说：金庸恋名利而难舍，却口口声声说自己信佛，分明是“作秀”！用辞虽然刻薄，道理却说得明了，因此听来，倒让人觉得言之有据，一针见血。
    何其亨何许人也？名不见经传，赫然以“佛的眼光”将金庸小说视为一种“声色”，又俨然看透了金庸的“本来面目”，一语道破，点出明末一代名妓国色陈圆圆曾是金庸前身云云。如此耸人听闻，匪夷所思，也不知金庸先生听了会作何感想？
    显然，所谓“陈圆圆曾是金庸前身”云云，在世俗的见地里，终究是个无法求证和理解的命题。但是，如果把这种说法当作一种隐喻，一种象征，那么，金庸小说的魅力也就非常传神地被一笔勾画出了。在我看来，何其亨先生的“戏说金庸”，慧眼独具，妙绝天下，实在是自有所谓“金学”以来诸子百家论中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令人倾倒叹绝的品评。
    可以说，金庸是武侠小说家中的“独孤求败”，其身手和剑法可谓深不可测，所向披靡。可是，一遇上何其亨先生的“慧眼”和“法力”，就象《笑傲江湖》中的独孤九剑碰上了葵花宝典。“戏说金庸”一文，恰如东方不败手中的那根绣花针，一出手便点中了金庸身上的要害“妙穴”，一招之间，就破解了金庸之“谜”。金庸这一生应该不感觉寂寞了，因为中国大陆有人能如此深刻地了解他。
    以一种戏说的笔法来评论金庸，也许是对金庸小说整体观感的最好的表达方式。如果说金庸小说本质上是一种“声色”，那么，金庸小说中所有的情节和故事，说穿了都是一种“戏”、一种为了取悦观众的“优伶作态”。我们读金庸小说，其实就象看戏一样。不同的是演戏的是“一代名伶”，惊采艳艳，风情万种，愚痴如我辈，无不为之倾倒。可是，当我们几乎被彻底征服之后，这个优伶便开始随心所欲，任性而为了。这时候，她的表演已不完全为了取悦我们，一大半倒是为了娱乐自己，到后来则几乎是洗尽铅华，放浪形骸，完全以一己的本色来纵情作态了。到最后，面对他的观众，金庸居然显露出另一种面目、另一种脸谱。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到最后金庸写出了《鹿鼎记》这样的作品和韦小宝式的主角的原因所在。
    金庸小说迎合了中国人文精神需求中的大众口味，他把那些令人赏心悦目、令人心弛神往的传统情感、理念和幻想都化入了独具魅力的武侠世界。他的成功，在于他的文字几乎完全抓住了我们的内心和欲望，极大地娱乐了我们的“精神感官”，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读金庸小说而乐此不疲而长盛不衰的根因所在。事实上，金庸小说中的漏洞和牵强也太多，只不过天才的文采掩盖了致命的缺陷，它的精彩使我们忽略了它的荒诞，就好象我们在欣赏一代名伶作戏，完全被她迷离的神貌和绝妙的演技所迷住，哪里还有心思去深究她道具服饰的对错和角色剧情的真假。
    有一种夸张的说法是：“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小说”。这样的风靡程度也只有北宋时的一代词人柳永才能相比，所谓“凡有水井处必有柳郎词”。柳永词之所以流传深广，跟他词曲中奢靡婉约的情色内容有很大关系。柳永常出入歌台舞榭，与曲坊中娼伎、优伶、风尘异人多相往还。很难说金庸的宿世与故事里跟柳永的没有相类之处。假如真有前生来世，那么为什么金庸的前生就不能是那个名色满天下的陈圆圆呢？他曾说，在“写《侠客行》时，于佛经全无认识之可言，也是在后来才开始诵读全经。”原来他在创作那部充满禅意和机趣的《侠客行》时，立意竟与大义暗合，也觉得“此中因缘，殊不可解”。金庸在暗示什么呢？看金庸传记，没有涉足云南的记录，可是他写起滇南人物风情，真是传神生动。明末清初的一代美人陈圆圆随平西王吴三桂归宿云南，最终遁入了空门，得到善终。没有宿世的妙因异缘，哪里来今生的绝代传奇？也许，陈圆圆曾系金庸前生之说，也不是空穴来风。读金庸，可知其胸中大有块垒，难道果真是前世不解的情结化作了今生武侠世界的万千仪态、无边风月、夺人声色？
    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圣人的意思是说，他从来没见过人们喜好德行就象喜好声色那样投入的。从人们对于金庸小说的痴迷，可见人确是一种甘为声色所迷的动物。以至何其亨先生慨然而叹：世人喜好金庸小说，恰如人溺声色。声色之害，有甚于谋财害命者。
    如果说金庸真信佛，那么他也应该相信前生来世之说罢。可是，年过七旬的他，是否已了悟自己的前世来生？如果确如李敖所言，金庸实乃佞佛“作秀”，那么，金庸以今天的成就与盛名，仍汲汲于名利场中，更欲为人师表，自鸣得意，如此作态，也真算得上是执迷不悟了。
    （此文曾以弦戈为名发表于《白鹿书院》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