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夜那天,麻雷子放了,好吃的吃了,他便撵着锣鼓队,一村一村地跑。一直到正月十五,村子里都摆台唱大戏,台上唱得热闹,台下叫得欢,孩子们却围拢在零食摊子前吃得过瘾。那一场铡美案,把人头按在了铡刀下,就真的喷出血来,他以为是真的呢,就骇得哭了。还有送灶王爷上天,他在白纸上画了一匹马,母亲就扔进灶坑里烧了,说是送了灶王爷当坐骑……
青年人讲完了这些,便觉得失落和伤感,童年和童年的那些事,毕竟一去不复返了。我也就跟着失落和伤感,但我们动情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我是一个在北方长大的孩子,我们那儿过大年没有这样的含蓄多情,花样百出,吃吃饺子,穿穿新衣也就过去了,大概北方的文化过于粗邝和直接了吧。但这对一个人来说,是不是就意味着一种缺失呢?
我采访累了,就拿了张报纸铺在地上,地砖上挺凉的,有点冻屁股。我也是想给家里打个电话了,来北京的事家里还不知道呢,来北京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往家里打过电话呢,我这个人真是随意和飘荡惯了。刚才采访了那么多过大年的内容,倒使我忽然有点儿想家了,心里也就生出来一些歉疚。
电话是我爸接的,一听我来了北京工作,他吃惊得不得了,骂我没心没肺,这么大的事也不同家里商量,我就说:“现在这个时代,哪儿好就往哪儿跳,反正也都是我一个人,还跟你们商量什么呀?”我爸免不了又一阵叮嘱,问我过年回家吗,我说当然回呀!我去年过年就没回去的。
放下手机,我看着来来往往漫步的人流,嘴里哼起小调儿来。一个女人用一只手拿了两个玉镯,就那样悠闲地从我面前走过,那镯子一定是她刚买的,是准备买了送人,或还没来得及戴在腕上?不管怎样,她都使我想起了倒腾玉器的聂云,我的心情随即就晴转多云了。聂云现在成了我在北京唯一不快乐的因素,说这样的话,好像我的良心都被狗吃了,但确实是这样的。我这样丑化她,不只是因为她那超额做爱的方式,使我越来越失去了兴趣。
也许是我们距离太近,接触太频繁的缘故吧,她的缺点日益突出得暴露在了我面前,我也奇怪,难道我的缺点没有暴露在她面前吗?她每天那样不厌其烦,无微不至地对我关照?然而,我也正是把这关照看成了她最大缺点啊!一天到晚,只要她在家,也不管我写稿子还是看电视,她那张嘴没有停歇的时候,不是问我内裤换没换,袜子洗没洗,就是抓住我别的事问个不休,再就是没个头尾地唠叨她生意上那点儿破事儿。我感觉她就像《大话西游》里那个没完没了的唐僧,而我就是旁边那个小妖精,真想弄根儿绳吊死。
我因此和她吵过几次架,但云开雾散了,她还会变回老样子。我也曾试着离开她,可短时间内看来还不行,她每一次都以要给我们单位打电话相威胁。一个好女人不应该过多的说,而应该是过多地去做,内裤和袜子没洗,你拿去洗不就完了吗?要不你唠叨完不也得洗吗?这样一个男人才会对你俯首称臣。她怎么就不明白呢?我于是困惑,她还没有绝经,更年期怎么就提前了呢?我也进一步明白了:刘大军能跟她离婚,简直是幸福的解脱啊!
从天安门广场离开,我本想直接回聂云家,可想起单位电脑里还有一些需要的资料,就决定先回单位一趟。我到单位的时候已是黄昏了,在门口正碰见艾红两口子出来,这让我意外也很尴尬。自从那次偷听了俩人因了我而吵架,每次遇到他们,我都是这种心理。张可向我点头笑了笑,艾红则问去采访刚回来吧,我就说是。“哎?方舟,那个女人是谁呀?”艾红忽然又那样笑着看我。“哪个女人呀?”我一愣。艾红就说:“那天我打你手机,一个女人接的,那个凶啊,跟母老虎要把人吃了似的!”“啊……啊她呀,别搭理她,她就那样!”我吞吞吐吐地,心里却恨:除了聂云还有谁呀?“方舟,你也太那个了吧,找了女朋友也瞒着我啊?” “不是,没来得及,哪天……哪天领给你们看!”我满脸通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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