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在晋慨然对莫大功曰:“今岁原无皇赏,明系托词,正月溃关而入,钱粮尚可问乎?四月仅及中旬,安见其迟发乎?百物腾贵,讵独湖兵受困乎?经管官扣尅,何不控告而乃相约私逃乎?”莫大功遂无言以对,于是王在晋随发令旗抚谕招之,使回。
以胡子睿看来,一味防守是没有出路的,但因为明朝是“天子守国门!”,京师离辽东只有一天的路程;王在晋就是考虑到这个问题才养了六万兵、一万马,虽然看起来不够“博大沉雄”,但相比于孙承宗长达四百里的大防线来说,六万人马聚集在山海关一线,防御力量反而充足、而且机动性也高。
相反,孙承宗这个后续的“典兵者”在任辽东督师期间,没有考虑到明朝财政的负担这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一味扩充兵马、扩充防线,最终落了个黯然下台的结局,确实是件很悲哀的事!
随着孙承宗的辞去,喻安性亦被罢免,天启皇帝遂废巡抚不设,马世龙也称病辞官而去;俗话说:“和尚走了庙还在”,辽东经略这个位置还是需要有人来当,出面来背这个锅的人名叫高第;高第出生于公元一千五百五十八年嘉靖三十七年,字登之,滦州今唐山市人;万历十七年公元一千五百八十九年中进士,授临颖今漯河市临颖县县令。
高第在临颖县任职期间,既能赈灾救荒,救济百姓;又能及时足额征收税款,考核成绩很好,于是转户曹,榷浒墅关;当时苏州钞关为了防止税源流失,在主要征收的河道外都用绳拦截般只,高第上任后,解除了这种做法,然而征收的税款并没有减少。
万历三十八——四十六年这八年间,高第官运亨通,先后担任大同知府、山东按察副使、湖广右参政、山东按察使、陕西右布政使,很快又升山西左布政使,品级也从四级官升到从二品;高第在地方的良好表现被朝堂大佬看在眼里,天启元年公元一千六百二十一年三月,高第兼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天启二年十二月,高第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天启四年,高第又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施致仕。
天启五年公元一千六百二十五年二月,因为之前在政界、军界都有良好的声誉,高第被天启皇帝重新启用,任命为兵部左侍郎管工部右侍郎事;上任后才三个月,在五月,高第又被火速提升为兵部尚书;十月,天启皇帝揭开了火速提拔高第的底牌,他将高第召到文华殿,赐尚方剑、蟒衣、玉带,令兵部尚书高第仍以原官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军务,代督理军务大学士孙承宗经略蓟辽。
高第去辽东任经略后,虽然仍挂兵部尚书衔,但兵部具体事务他是没时间精力处理了;接替兵部尚书一职的人是王永光,这也是明末的惯例了;王永光也是一位老臣了,他出生于公元一千五百六十年嘉靖三十九年,字有孚,号射斗,东明县人。
王永光的家境贫寒,父亲在他很小的时侯就去世了,母亲让他以放牛为业,他每日放完牛后,偷偷去私塾听课,没有纸,就以地当字,没有笔,就折下树技作笔;时间一长,王永光偷学之举被私塾老师发现,他考较了王永光一番,发现他是个可造之才,于是收他为弟子。
公元一千五百九十二年万历二十年王永光考中进士,授官为中书舍人,后来又任吏部员外郎;他在一次翻览档案时,发现有件案子竟株连了两百多官员,王永光仔细翻览案件后,上报神宗皇帝,给蒙冤受屈者平案昭雪,当时朝野人称之为”王青天“!
从万历三十年至万历四十二年间,王永光历任通政司参议、右通政兼右佥都御使、南大理卿等职;天启三年公元一千六百二十三年,王永光历任工部、户部尚书,任职期间,兵士闹饷在营房作乱,他单刀赴会,斩倡乱者数人,平定了一场兵变;天启五年任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衔。此外,在孙承宗下台后,王之臣取代了吴用先的蓟辽总督一职,与高第作搭挡。
高第当初任兵部尚书的时侯,就曾经力劝孙承宗,请撤关外以守关内。孙承宗驳斥了他的意见,高第深表遗憾;柳河之败后,高第上疏曰:“自广宁弃后,蓟镇单弱,所赖以内护邦畿、外拒奴虏者,惟榆关为扼要。近闻渡河取败,宜速挑选精兵,谨防山海。及查关上原设三部总兵,各有所管地方,分布驻防。不意今春夏间,三部兵马尽驱之关外。昨日奴衅已开,目前报雠,都令欲逞,此何等时也?犹不思护内而防外乎?“”至于歹青之死,如系入犯阵亡,当折以理;若因索赏诱杀,彼执有词。都令挟杀父之雠索偿命钱,抚夷武弁,岂能以空言塞虏?欲支吾日久,愈触其愧忿之心。闻桂英都令回营大怀忿恨,虎酋亦为动情,万一骤发,款局遂坏,将决裂不可收拾也。是在严谕枢辅,责成抚、镇、道、将各官,各率重兵驻关,共图防守之策。再将都令挟索事情讲詟妥当,务销其挟犯之狂谋。得旨:关门固内防外,诚系急着,枢辅必能留心。西虏挟赏,著抚、镇、道、将诸臣善能调停,毋坏款局以开边衅。”
高第首先表明柳河之败的危害,不仅仅是表面损失的那一千多人马,更大的危害在于主动挑衅了努尔哈赤,打破了在天启二年之后,辽东边关持续了四五年之久的和平;努尔哈赤不是吃素的,他势必会兴兵报复,面对建虏的进攻,明军应该集中兵力防守以山海关为重点的区域。
高第还提到歹青、桂英俱为虎墩兔汗部手下,在明末的辽东,除了明、清两方外,蒙古西部也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双方都试图拉拢蒙古为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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