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第 10 部分

    日瓦戈医生 作者:肉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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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讲到他在家乡的时候就开始行猎，自吹是个相当了不起的s手，只不过因为生理缺陷没有能够成为～名士兵，否则在战争中一定会弹无虚发而出人头地。
    看到日瓦戈那种疑问的眼色，他惊讶地大声说道：“怎么？莫非您没注意到？我以为您已经看出了我的缺陷。”
    他于是从衣袋里拿出两张纸片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看。一张是他的名片。他原来是复姓，全称是马克西姆·阿里斯塔尔霍维奇·克林佐夫一波戈列夫席赫，但他要求简称为波戈列夫席赫，表示对同样如此自称的他的叔父的尊重。
    另一张纸片是个分成许多栏目的表格，画着手指按不同方法交叠起来的各种各样的手势。这是聋哑人的手语符号。一切立刻就明白了。
    波戈列夫席赫原来是加尔特曼或者奥斯特罗格拉茨基学派的一个罕见的有才能的学生，他以不可思议的完美程度不靠听觉而仅凭视觉来根据教师喉部肌r的动作学会了说话，并且同样能理解对方的话。
    把他从什么地方来并且在哪一带打过猎的情况在心里盘算过以后，医生就问：“恕我直言，不过您也可以不回答——您同济布申诺共和国以及它的建立有没有关系？”
    “您是从什么地方…··精允许我……这么说您知道布拉热依柯？……有，有关系！当然有。”波戈列夫席赫高兴得像放连珠炮似的说，一边哈哈大笑，整个身子左右摆动起来，两手用力拍打着膝头。接下去又是一派胡言乱语。
    波戈列夫席赫谈到，布拉热依柯使他有了一个借口。济市申诺不过是表现他个人想法的一个无所谓的地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难于自始至终地注意听他的叙述。波戈列夫席赫的空论一半是无政府主义的设想，另一半完全是一个狩猎者的信口开河。
    波戈列夫席赫以一个先知者的心安理得的语调，断定不久就会发生一场毁灭性的社会震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内心也同意这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这个不招人喜欢的小青年不紧不慢地做出这种预言时表现的目空～切的镇定自若，破坏了他的想法。
    “您听我说，请等一下，”他不无胆怯地反驳说，“所有这些也许是可能发生的。不过我觉得在我们这一片混乱和破坏的情况下，在步步紧的敌人面前，进行这种冒险性的试验不合时宜。应该让国家有一段清醒的时间，从一个转折走向另一个转变之前要有喘息的机会。需要等待出现某种平静和秩序，哪怕只是相对的也好。”
    “这太天真啦。”波戈列夫席赫说道，“您所说的破坏，正像您赞不绝口和喜爱的秩序一样，也是正常现象。这些破坏却是更广阔的创造性计划合乎规律的先行部分。社会发展得还很不够。应该让它彻底垮掉，那时候真正的革命政权就会在完全另外的基础上把它一部分一部分地重新组装起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于是就走到过道里。
    列车全速驶近莫斯科。迎着车窗一刻也不停地飞快闪过一片片的白摊林和一幢紧接一幢的别墅。狭长的露天站台连同那些到别墅度假的男男女女一闪而过，在列车掀起来的尘雾中仿佛被旋转木马带到另一边。火车一声接～声地拉响汽笛，空旷飘渺的林间回音携带着汽笛声传向远方。
    这些天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突然第一次完全明白了是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以及一两个小时以后迎接他的是什么。
    三年间的各种变化，失去音讯和各处转移，战争，革命，脑震荡，枪击，种种死亡和毁灭的场面，被炸毁的桥梁，破坏后的瓦砾和大火——所有这一切霎时都化为毫无内容的巨大空虚。长期的隔绝之后头一件真实的事就是在这列车上令人心荡神驰地一步步接近自己的家，那是地上的每一块小石子都无限珍贵的、至今还完好无缺地留在世上的自己的家。来到亲人面前，返回家园和重新生存，这就是以往的生活和遭遇，就是探险者的追求，也就是艺术的真谛。
    树林已经被甩在后面，列车从拥挤的林木当中得到了解脱。一片缓斜的草地从谷底向上延伸到远方成为宽广的丘陵地带。它上面纵向排列着一条条墨绿色的马铃薯田城。在草地丘陵顶部马铃薯田的尽头看到的是地窖温室的玻璃窗。草地的另一侧，在奔驰的列车尾部方向，一团紫黑色的云悬在半空。阳光从乌云后面向四方辐s开来，落在温室的玻璃窗上，燃起耀眼的光芒。
    突然，从云层里斜飘着洒下一阵晴日阵雨，阳光下可以看到闪烁的雨滴。急骤的阵雨的节拍正好和前进的列车轮声、车身的震颤相吻合，似乎是要竭尽全力地赶上，唯恐落后。
    医生还没有来得及注意这一切，前方的山后已经出现了救世主基督大教堂的轮廓，接着就是它那穹窿形的屋顶、市区的房屋和林立的烟囱。
    “莫斯科。”他一边说着，就走回了包房。“该收拾东西啦。”
    波戈列夫席赫一下子跳起来，在狩猎袋里翻了翻，拿出一只最大的鸭子。
    “拿去吧，”他说。“留个纪念。和您相处这一整天，我非常快活。”
    无论医生如何谢绝，还是无济于事。“好吧，”他不得木表示同意，“我把它收下，算是送我妻子的一件礼物。”
    “妻子！妻子！给妻子的礼物。”波戈列夫席赫兴高采烈地重复着，似乎是生平第一次听到这个字眼，同时扭动全身哈哈地大笑，让从座位下面跳出来的“侯爵”也分享他的快乐。
    列车驶向月台。车厢里像到了夜间一样变暗了。这位聋哑人把那只野鸭递给医生，外面包了半张不知是什么内容的铅印传单。
    莫斯科宿营地一路都静静地坐在狭小的包房里，所以觉得只有火车在行驶，而时间是停滞的，现在最多也不过刚到中午。
    当马车载着医生和行李吃力地一步步从斯摩棱斯克车站拥挤的人群中挤出来的时候，却已是日近黄昏了。
    也许当初就是这样，或者是医生往日的印象又加上一层后来岁月的经验，不过事后回想起来，他觉得当时人们一群群地拥挤在市场上并没有什么必要，而只不过是出于一种习惯。因为空空如也的货摊都放下了遮阳的檐板，甚至还上了锁，况且在这片久已不打扫的肮脏的广场上，也没有可以买卖的东西。
    他仿佛觉得当时还看到衣帽整齐、上了年纪的男男女女蜷缩着瘦削的身体站在人行道上，用隐含责备的目光迎送着身边往来的行人，向他们兜售无人问津的、谁也不需要的东西：人造的假花、带玻璃盖和汽哨的煮咖啡用的圆形酒精炉、黑色细纱的晚装和已经撤销的政府机关的制服。
    人们买卖的净是些简单实用的东西：定量配给的、很快就变硬的面包头，用嘴咬过的德湿、肮脏的糖块，从一整包切成一半又一半的只有几两重的马合烟草。
    市场上流通的就是这类来路不明的、没多大用处的东西，价钱却随着在人们手上周转而上升。
    车夫把车拐到和广场相通的一条巷子里。～轮落日从后面直s到他们的背上。前面有一辆隆隆行驶的空空的大车，掀起的一股股灰尘被夕阳染成青铜色。
    最后，他们终于超过了挡在前面的大车，于是加快了速度。让医生觉得奇怪的是，大路和人行道上处处都可以看到一堆堆从房屋和围墙上扯下来的旧报纸和广告。风把它们吹到一边，马蹄、车轮和来往的行人又把它们踩到另一边。
    过了几条横巷不久，在两条街的拐角上出现了自家的那幢房子。车夫停了车。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四轮轻便马车上下来的时候，感到呼吸急促，心口怦怦跳，急忙向大门走去，按响了门铃。铃声没有得到任何反应，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于是又按了一次。当这次又毫无结果的时候，他越来越感到不安，就用很短的间隔一次又一次地接着门铃，直到随着向一侧打开的大门，看见把手伸开支在门上的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为止。由于出乎意料，刹那间两个人都呆住了，谁也没有听到对方的惊叫。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手扶着敞开的门，张开双手让他拥抱，这才使他们摆脱了木呆呆的状态。两个人像发疯似的一下子扑到一起。过了一会儿，他们同时开了口，彼此打断对方的话头。
    “先告诉我，全家身体都好吗？”
    “好，好，你只管放心，一切都好。我在信里写了些蠢话，对不起。这事以后再说吧。你为什么不拍个电报来呢？过一会儿马克尔就来给你提东西。啊，我明白了，叶戈罗夫娜没来开门，你就不放心了，是不是？叶戈罗夫娜到乡下去了。”
    “你瘦了，但显得多么年轻苗条啊！我马上把车夫打发走。”
    “叶戈罗夫娜搞面粉去了。别的佣人都辞退了。现在只用了一个新女仆，她叫纽莎，你不认识，是个姑娘，让她照看萨申卡，另外就没人了。所有的熟人我都打了招呼，说是你该到了，大家都焦急地盼着。戈尔东，还有杜多罗夫，所有的人。”
    “萨申卡怎么样？”
    “上帝保佑，挺好。他刚刚睡醒。你要不是才从外边回来，现在就可以去看他。”
    “爸爸在家吗？”
    “信上不是写了嘛。一天到晚都在区杜马，当了主席。这你就可以明白啦。付了车钱没有？马克尔！马克尔！”
    他们提着网篮和皮箱站在人行道中间，挡住了路，行人从他们身边绕过，从头到脚地上下打量这两个人，然后又久久地望着渐渐走远了的马车和敞开的大门，等着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
    这时候，马克尔从大门口朝这对年轻的主人跑过来。他身穿印花布衬衣，外面套了一件背心，手里拿着一项园丁帽，一边跑一边喊：“感谢上帝神力无边，一定是尤罗奇卡吧？那还用说，就是他，这只小雄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可爱的人，总算没忘了我们这些为你祷告的人，飞回老案来啦。你们还要怎么样？啊，还想看什么？”他讥讽地朝那几个好奇的过路人说，“走开吧，可敬的先生们。别把眼珠子看得掉出来！”
    “你好，马克尔，让咱们拥抱一下。你这个古怪人，干吗穿背心。怎么样，有什么新鲜事儿和好消息？妻子和女儿们都好吗？”
    “没什么可说的，都长得挺好，谢谢您的关心。至于说新鲜事嘛，你在外边干大事，可我们也没闲着打瞌睡。如今到处都弄得又脏又乱，叫人恶心，简直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街道不打扫，房顶不修缮，从没油饰粉刷过，真像吃斋茹素的一样，一干二净，一丝一毫分外的东西也没有。”
    “马克尔，我可要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面前告你的状。尤罗奇卡，他总是这样，净说傻里傻气的话，简直让我受不了。大概是冲着你才这么卖力气，想让你满意。不过，他自己也有心里的打算。住口吧，马克尔，不用辩白了。马克尔，你真是个不开窍的人，该变得聪明点儿啦。你大概还没同那些小摊贩混在一起吧。”
    马克尔把东西拿到屋里，砰的一声把前门关上，接着就放低声音十分肯定地说：“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发脾气，这你也听见了。她总是这样。她常说，马克尔，你从里到外都一片漆黑，简直像是烟囱里的油烟子。她还说，你现在也不是小孩子了，就算是一条小狮子狗或者哈巴狗，也该通人性了。当然，这么说也木一定对，尤罗奇卡，信不信由你，可是只有知情人才见过那本书，一个了不起的共济会会员写的，整整压了一百四十年不得见天日。可是我觉得目前我们是被出卖了，尤罗奇卡，你难道还木明白，一个小钱、一撮鼻烟都不值地就把我们卖了。你看，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又不让我说话，在那儿摆手哪。”
    “当然要摆手。好了，好了，把东西放在地板上，谢谢，马克尔，开步走吧。需要的话，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会喊你的。”
    “总算把他摆脱了。你要信他的话就只管信好了。纯粹是演戏，在别人面前总装出痴呆的样子，可是自己偷偷地磨刀以备万一。只不过还没决定要对着谁，这个假装可怜的人！”
    “唉，你也是太过分了！依我看，他只不过是喝多了，所以才这么扭怩做作，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么你说说看，什么时候他清醒过？算啦，让他见鬼去吧。我担心萨申卡恐怕又没睡着。要不是铁路上流行这种伤寒病……
    你身上没有虱子吧？“
    “我想没有。路上坐的车很舒服，跟战前一样。不过还是要洗一洗，稍微洗～下，用不了多长时间，以后再好好洗。你要上哪儿去？怎么不从客厅穿过去？你们现在走另一道楼梯？”
    “啊，对啦，你还不知道呢。我和爸爸想了又想，还是把楼下的一部分让给了农学院。不然冬天自己连暖气都烧不过来。楼上也太空，还提出来再让给他们一部分，暂时还没接受。他们在这儿安置的是研究室、植物标本和选出来的种子。就是别养老鼠，种子倒无所谓。不过他们把房间保持得不整洁。现在都把房间叫居住面积。往这边来，这边来。看你多笨！从后边的小楼梯绕过去。明白了吗？跟我来，我带路。”
    “你们把房子让出去，做得太好了。我工作的那个医院也是设在一幢贵族家的住宅里。楼上楼下一排排望不到头的门对门的房间，还保留了一部分镶木地板。养在木桶里的棕桐，支支楞楞的枝叶晚上从病床上看去就像一个个幽灵。那些从火线下来的见过世面的伤员都觉得害怕，做梦还会喊起来。当然，他们的神志也不太正常，受过震伤。结果，不得不把这些树搬出去。我想说的是，有钱人家的生活当中的确有些不健全的东西，多余的东西简直数也数不清。比如家里那些多余的家具和房间，多余的细腻的情感，多余的表达方式。住得挤一点儿，这太好了。木过还不行，应该再挤一点儿。”
    “你那纸卷里露出来的是什么？嘴像鸟，脑袋像鸭子。真好看！野鸭子！从哪儿来的？简直不可思议！这在当前就算是一笔财产！”
    “在火车上人家送的。说起来话长，以后再谈。你看怎么样，把它拿出来放到厨房去？”
    “那当然。马上就让纽莎腿毛、开膛。听说到了冬天会有各种可怕的事，要挨饿、受冻。”
    “不错，到处都这么说。方才在车上我看着窗外还在想，有什么能比家庭的和睦和工作更可贵？除此以外，一切我们都无法掌握。说真的，看起来不少人面临着不幸。有些人想往南方逃，到高加索去，希望远走高飞。这可不合我们的习惯。～个男子汉应该能咬紧牙关，和自己的乡土共命运。我觉得这个道理很明显。至于你们，另当别论。我多么希望保护你们躲过这场灾难，送你们到更安全的地方，也许到芬兰去会好～些。不过，我们要是在楼梯上站半个小时，恐怕永远也到不了楼上。”
    “等一下，你听我说，还有一件事。是什么来着？一下子我都给忘了。啊，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来了。”
    “哪一个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科利亚舅舅。”
    “东尼娜！这不可能！怎么来的？”
    “你看，就这么回事，从瑞士绕道去伦敦，然后经过芬兰。”
    “东尼娜！你不是开玩笑吧？你们见到他了？他在哪儿？能不能尽快找到他，现在就去？”
    “真是急性子！他住在城外一个熟人的别墅里。他答应后天就回来。他变得很厉害，你会失望的。中途他在彼得堡逗留了一阵子，受了布尔什维克的影响。爸爸和他争得面红耳赤。真的，咱们为什么走一走停一停？走吧。看来你也听说今后的情形不妙，净是困难、危险和本知数暧？”
    “我自己也这么认为。算了吧，我们是会斗争的。绝不会所有的人统统完蛋。看看别的人怎么办吧。”
    “听说劈柴、水、照明都会没有。货币要取消，供应也要停止。我们又站住了，走吧。你听我说，人家都夸阿尔巴特街的一个作坊制作的方铁炉子好。用报纸烧火就能做一顿饭。我已经知道了地址，趁着还没抢购完，想买一个。”
    “对，一定买。东尼娜，你真聪明！可是科利亚舅舅……科利亚舅舅怎么办！你想想看！我简直安不下心来！”
    “我有个打算。把楼上的一边再腾出一角来，我们和爸爸、萨申卡，还有纽莎，搬到尽头的两个或者三个房间去，不过必须是连通的，整幢房子的其余部分都不要了。这样刚好和临街的一面隔开，当中的一间装上这种铁炉子，烟筒从气窗伸出去，洗衣、用餐、烧饭和起居会客都在那里，别白烧这个炉子。也许上帝保佑能让我们度过冬天。”
    “那还用说！肯定能过冬，毫无疑问。你想得真周到，好样儿的。你想到没有，为了表示采纳你这个方案，把那只鸭子烧好，请科利亚舅舅一起来庆贺我们乔迁。”
    “好主意。我还可以让戈尔东拿点酒精来。他能从一个实验室里弄到。现在你看，这就是我说的那个房间。我挑选的，你觉得怎么样？把皮箱放到地板上，下楼去把网篮拿上来。除了舅舅和戈尔东之外，还可以把因诺肯季和舒拉·施莱辛格也请来。不反对吧？咱们的洗脸间在哪儿，还没忘记吧？到那儿去用消毒水洗一洗。我到萨申卡那儿去看看，让纽莎到楼下去。什么时候能看他，我再喊你。”
    对他来说，在莫斯科最主要的新鲜事儿就是这个男孩。萨申卡刚一落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就被征召入伍了。关于儿子他能知道些什么？
    已经接到动员令并且在快出发之前，有一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到医院去看望东尼娜。正好碰上给婴儿哺r的时间，没让他进去。
    他就坐在走廊里等。在这一段时间里，和产房以及产妇的那一排病房尽头成直角拐过去的婴儿室的那条走廊上，传来十几个新生儿连成一片的啼哭声；为了不让襁褓里的孩子受凉，保育员匆忙地走着，两边的臂肘下面各挟着一个婴儿，仿佛刚买来的一小捆物品似的，把孩子送到母亲那里去喂奶。
    “哇，哇！”小家伙们的哭声都是一个调子，几乎不带任何情感成分，似乎是在完成应尽的责任。不过，在这齐唱当中有一个嗓音比较突出。他同样是“哇、哇”地哭喊，同样让人听不出有什么痛苦，不过好像并非出于本能，而是带着某种蓄意把声音降低的成分，颇有点y郁和木大友善。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决定给儿子取名为亚历山大，以纪念自己的岳父。不知为什么，他当时就认定自己的儿子一定是这么个哭法，而且脸上还伴随着预示一个人未来性格和命运的表情。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想象中，哭声本身就包含着亚历山大这个名字的声音成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没有猜错。后来知道当时正是萨申卡在哭。这是他对儿子所了解的头一桩事。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他的进一步了解，是根据寄到前线的信里附的照片。在那上边看到的是个活泼可爱的胖小子，头很大，撅着小嘴，叉开两腿站在铺开的毯子上，两只小手向上举着，仿佛是在做蹲跳动作。那时他刚一周岁，刚学走路，如今已经满了两岁，开始学说话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地板上拿起皮箱，松开皮带，把里面的东西摆放到窗前的一张呢子铺面的桌上。从前这个房间是做什么用的？医生已经记不起来了。看来东尼哑把里面的家具搬走了，或者重新粉刷过了。
    医生打开箱子，想从里边找出刮脸用具。窗口对面的教堂钟楼的柱子当中，高悬起一轮明亮的圆月。月光洒在放在箱子里面的衣服、书和漱洗用具上，房间仿佛被照成另一种样子，医生这时却认出了它。
    这是空出来的去世的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储藏室。过去她把坏桌椅和没用的过时的杂物都放在这儿。这里还存放着她家族的文件，有几只大木箱是夏天盛放冬季用品的。死者在世的时候，屋里四处的东西堆得几乎碰到天花板，而且一般是不让人随便进来的。不过在几个大的节日，孩子们来做客的时候，允许他们在楼上到处玩耍，也把这个房间的门打开。孩子们就在这儿玩捉强盗游戏，躲在桌子下面，用烧焦的软木塞把脸涂黑，仿照假面舞会的样子化装。
    医生在这儿站了一会儿，想起了这些，然后才到楼下的前室去取网篮。
    在下面的厨房里，腼腆的、怯生生的纽莎姑娘蹲在灶前，在摊开的一张报纸上收拾那只野鸭。一看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手里提着很重的东西，她的脸一下子涨红了，麻利地站起身，一面拂掉沾在围裙上的鸭毛，招呼了一声就要去帮忙。但是医生谢绝了她的好意，说他自己可以把篮子拿上去。
    他刚刚走进安娜·伊万诺夫娜过去的那间储藏室，就听到妻子在第二个或者第三个房间里面喊他：“可以来啦，尤拉！”
    他于是朝萨申卡的房间走去。
    现在的儿童室就是早先他和东尼哑学习的地方。睡在小床上的男孩子，原来并不像照片上那样漂亮，不过他活脱脱就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去世的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比她身后留下来的所有肖像更酷似。
    “这是爸爸，你的爸爸，把小手伸给爸爸。”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说，一边放下床旁的栏杆，让做父亲的更便于把孩子抱起来。
    萨申卡让这个陌生的、没有刮脸的大人走到跟前，也许是由于后者惊吓和触碰了他，所以当后者刚朝他弯下身的时候，这孩子猛地从床上站起来，抓住妈妈的短上衣，恶狠狠地照他脸上打了一巴掌。萨申卡对自己的勇敢也害了怕，立刻扑到母亲怀里，把脸用衣服挡住，大声哭起来，孩子气的辛酸痛苦的眼泪夺眶而出。
    “哦，哦，”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轻声地责怪他，“不许这样，萨申卡。爸爸会想，萨沙不好，是个坏孩子。来，让人看看你会不会亲，亲亲爸爸。别哭啦，有什么可哭的，傻孩子。”
    “东尼娜，让他安安静静呆着吧。”医生用请求的口气说，“不要难为他啦，你自己也别不高兴。我知道你又会胡思乱想，觉得这不是好兆头，一定是个不好的兆头。这都是无稽之谈。本来很自然嘛，孩子从来没见过我。明天和我一熟，用水都泼不开。”
    但是他自己也很沮丧，从屋子里出去的时候，怀着某种不祥的预感。
    在此后的几天里，他才领悟自己是多么孤独。他并不责怪任何人。显然，这是他自己希望并且争取得到的。
    朋友们都变得出奇的消沉了。每个人似乎都失去了自己的天地、自己的见解。在记忆中，他们的形象原本是更加鲜明的。看来从前他对他们的评价过高了。
    只要清理上还允许有钱人靠剥削穷人而任性胡为，那么，就很容易把这种怪事以及多数人受苦而少数人享乐的权力当成事物的本来面貌和天经地义的道理！
    不过，一旦底层的人抬头，上层的特权被取消，这一切就会黯然失色，大家也毫不可惜地彻底同任何人显然都不曾有过的独立思考分手了！
    如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最亲近的只是那些可以无言相对和缺少激情的人，此外还有妻子、岳父，再加上两三个一起共事的医生和几位谦虚谨慎的普通职员。
    按照事先的打算，准备了野鸭和酒精的晚餐聚会在他回来后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如期举行了。在这之前，他已经同所有被邀请的人都见了面，所以，这天晚上不能说是他们的初次会见。
    在闹饥荒的日子里，这只肥鸭变成了难得一见的奢侈品，可是搞不到能够佐餐的面包，这又使出色的菜肴失去了意义，甚至令人感到愤意。
    戈尔东拿来的酒精是盛在一个药房用的带磨口瓶塞的玻璃瓶里。当时，酒精是投机小贩最喜欢使用的一种交换手段。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牢牢地把瓶子掌握在手里，根据需要渗上水，分成几小份，随着情绪的变化有时调制得酒性过烈，有时又过淡。原来，通过酒y的变化而使人产生不均匀的醉意，效果要比烈性酒和度数稳定的酒的作用更大。这同样也令人懊丧。
    最引人伤感的莫过于他们的聚会和现时的条件完全不和谐。不能设想街巷对面那一幢幢房子里此时此刻人们也会有吃有喝。窗外就是黝黑沉寂的、饥饿的莫斯科。城里的小吃店空空如也，像野味和伏特加这类东西，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看来，只有和周围的生活相似并能不留痕迹地融合其中，才是真正的生活；单独的幸福并不成其为幸福，因为鸭子和酒精在全市已经是独一无二的东西，所以也就失去了鸭子和酒精的滋味。这是最最令人烦恼的。
    客人们同样有了种种不愉快的思绪。戈尔东的情绪还不错。他吃力地动着脑筋，忧郁而又不连贯地阐述自己的思想。他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最好的朋友。在中学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他。
    但是现在，他对自己也感到厌烦，于是就想对自己的精神面貌做些未见得成功的修正。他强打起精神，硬着头皮装出无忧无虑的样子，不停地讲俏皮话，常常使用些“有意思”和“很有趣”这类并非他惯用的字眼，因为戈尔东从来不善于从消遣的意义上去理解生活。
    在社多罗夫到来以前，他给大家讲的就是自认为可笑的杜多罗夫的婚事。这在朋友们当中已经有所传闻，不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还不知道。
    原因就是杜多罗夫婚后将近一年又和妻子分了手。这件意外的事令人难以相信的症结是这样的：由于差错，社多罗夫被征去当兵。在服役和等待把问题搞清楚这段时间，又因为粗心大意和在街上不向上级敬礼，他大部分时间干的是惩罚性的勤务。解除兵役以后的很长时期，只要一看到军官，他的手便不由自主地还要举起来，两眼发花，仿佛到处都是闪亮的肩章。
    那段时间，他无论做什么都不顺当，出了种种差错和纸漏。正是处于这种情况，他大概是在伏尔加河的一个码头上遇见了两个姑娘。她们是两姐妹，和他等的是同一条船。也许是因为周围有数不清的军人走来走去而引起精神恍惚，同时又勾起了当兵的时候和敬礼有关的感受，他看都没有看仔细就爱上了那位年轻的妹妹，匆匆忙忙地向她求了婚。“有意思吧，是木是？”戈尔东不止一次地问大家。说到这里，他不得不草草结束这段描述，因为门外传来了故事主人公的声音。杜多罗夫走进房间。
    在他身上发生的是相反的变化。先前一个不稳重的、任性的轻浮人，变成了一个神情专注的学者。
    少年时期由于参与一次政治犯的逃亡被中学开除以后，有一段时间他在几个艺术学校之间转来转去，最后终于被严肃的专业吸引住了。杜多罗夫在战争年代才从大学毕业，比同伴们都晚多了，然后就留在俄国史和世界史两个教研室里。他在俄国史方面写过有关伊凡雷帝的土地政策的著作，在世界史方面从事圣茹斯特的研究。
    如今他对一切问题都很有兴致，说话时声音不高，略带伤风似的喀哑，有所期待的目光凝视在一点上，眼睛既不低垂也不抬起，仿佛是在讲课。
    这次晚间聚会快结束的时候，舒拉·施莱辛格终于忍不住开始了抨击性的谈话，而大家的情绪正好也处于昂奋状态，于是争先恐后地大声喊叫起来。从中学时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就以“您”相称的因诺肯季，这时一连几次地问他：
    “您读过《战争与和平》和《脊柱横笛碑没有？”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早就对他说过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因为大家争论得厉害，社多罗夫并没有听清，所以过了一会儿，他又问：“您是不是读过《脊柱横笛》和《人》？”
    “我可是已经回答您了，因诺肯季。没听清楚是您的过错。好吧，就依着你，我再说一遍。我一向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这好像是阳思妥耶夫斯基的某种继续。更确切一点说，整个作品仿佛是由他创造的某一个年轻有为的人物所写成的一部抒情诗，比如说伊波利特·拉斯科利尼科夫，或者《少年》里的主人公。天才的力量简直所向披靡！这真是一语道破，说得多么斩钉截铁和直截了当！不过，最主要的还是他把这一切都那么勇敢地一下子甩到社会的脸上，抛到更遥远的宇宙空间！”
    当然，聚会的中心人物还是舅舅。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说错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并没有到别墅去。外甥到家的那天他就回到城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见过他两三次，两个人说也说够了，笑也笑够了。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灰蒙蒙的一个y天的晚上，空中飘着细微的雨丝，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径直来到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房间。当时的饭店已经只能根据市政当局的指示接待客人。不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到处都有熟人，他还保持着不少老关系。
    饭店给人留下的印象只木过是一幢逃走的经理人员所抛弃的黄颜色的房屋。里面空空如也，杂乱无章，楼梯和走廊偶尔才有人收拾一下。
    没有整理过的这个房间的一扇大窗，俯瞰着一片在当时那个发疯似的年代变得国无一人的广场。它空旷得有些吓人，似乎只有在梦中才会见到，并非当真就展现在眼前饭店的窗下。
    这次见面是激动人心、令人难忘而又值得纪念的！他童年时代无限崇拜的人，少年时期左右他思想的人，现在又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
    斑白的头发给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增添了风采，一套国外缝制的衣服非常合身。在他那个年龄来说，他看上去还很年轻，还是个美男子。
    当然，与周围发生的巨大变化相比，他显得黯然失色。一系列事件都把他甩到了一边。不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丝毫不想用这种尺度去衡量他。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安详、冷漠，谈到政治话题时用的那种玩世不恭的口气，都使他感到吃惊。他那自我克制的本领已经超过了俄国现实的可能。在这点上，恰好表现出他这个外来人的特征。这个特点太引人注目，显得不合时宜而且令人感到不自在。
    啊，不过他们见面之后最初一段时间想的并不是这个，也不是出于这个原因才哭着紧紧拥抱在一起，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急切、热烈的谈话常常陷于停顿。这是由家族的亲缘关系连接着的两个具有创造力的个性的相逢，尽管往事的云烟再度升起而又获得了活力，种种回忆纷至沓来，分别期间发生的一桩桩的事也浮现在眼前，但是只要话题一转到主要方面，接触到具有创业精神的人都熟悉的事情上，两人之间除了唯一的亲缘关系以外的一切联系都消失了，舅舅和外甥的身份隐退了，年龄的差距不见了，剩下来的只有彼此几乎相当的气质、能力和基本信念。
    近十年来，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始终还没有机会，这样与自己的思想合拍地评论一个作家的扭力和创作使命的实质，自己也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感到适得其所。另一方面，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一向没有听到过如此透彻、精辟的意见，这一番如雷贯耳的分析的确使他折服。
    因为双方的想法是那样不谋而合，两个人不时发出大声的感叹，两手抱头在房间里快步走来走去，或者跑到窗前，一言不发地用手指轻轻敲着玻璃，为相互这样理解而感到惊讶。
    这就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不过，后来医生又在社交场合见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几次，和其他人在一起，他的表现却变得让人认不出来了。
    他已经觉察到自己在莫斯科只是个过客，也不想抛弃这种感觉。他会不会认为彼得堡或者另外什么地方才是自己的家，始终是个不解之谜。他安于扮演一个政治上能言善辩、社会上有迷人勉力的角色。也许，在他的想象中，莫斯科也会开放一些政治沙龙，就像在巴黎的国民议会开始之前罗兰夫人家里举行的那种沙龙。
    他不时到莫斯科僻静的小巷走走，看看自己那些慷慨好客的、相好的女人，亲密无间地同她们以及她们的男人开开玩笑，嘲弄她们那种半新不旧的思想、落后的生活和坐井观天地判断事物的习惯。现在，他可以尽情炫耀大量的报纸上的新闻，简直就像从前的俄耳甫斯派教徒在宣讲伪经一样。
    据说，他在瑞士还有一位新的年轻女伴以及未了的事务和尚未脱稿的著作，这次只不过暂时投入祖国的漩涡，以后如果能完好无损地脱身出来，他还是要返回阿尔卑斯山脚下。
    他拥护布尔什维克，常常提起两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名字，引为知己。其中一位是新闻记者，笔名米罗什卡·波莫尔；另一位是政治评论专栏作家，笔名西尔维亚·科捷利。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用不满的口气责备他说：“简直是可怕，您都走到什么地步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您的那个米罗什卡，简直是坑人！再加上那位利季亚·波克利。”
    “科捷利，”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纠正道，“科捷利，西尔维亚。”
    “反正都一样，不论是波克利还是波普利，名字不说明问题。”
    “对不起，木过总还得是科捷利。”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很有耐心地坚持着。他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进行着这样的交谈：“咱们有什么可争论的？这些道理根本值不得论证。这是起码的常识。多少世纪以来，基本的人民群众的生存简直不可思议。可以拿任何一本历史教科书来看一看，不管叫作封建主义还是农奴制，叫作资本主义还是工场化的工业，这种制度本身的不合理和不公正老早就被发现了，早就在准备着可以把人民引向光明、使一切都各得其所的变革。
    “您也知道，对旧的只做部分修补是行不通的，需要根本破除。也许这会招来整个建筑的垮台。那又怎么样？难道因为这很可怕，就该做的都不做，该发生的都不让它发生？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这个道理能推翻吗？”
    “唉，我们谈的不是一码事儿。难道我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什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生气了，争论更加激烈。
    “您的波普利和米罗什卡之流，都是昧良心的人。他们说的是～个样，做的又是一个样。这难道合乎逻辑？言行毫无一致可言。对了，请等一下，我现在就证明给您看。”
    他开始翻找一本登载了自相矛盾的文章的刊物，推推拉拉地把写字台的抽屉弄得很响，似乎要用这种声音激发辞藻。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喜欢在谈话时从旁能有些闲事干扰，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