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第 9 部分

    日瓦戈医生 作者:肉书屋
    快捷bsp;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完，想下次继续接着，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东西。可是向谁交代呢？这就是问题。为了管理这些物品，我c够了心，换来的却是无数的怨言。我把扎布林斯卡妞交给医院的财产全部登了记，因为这是法令规定的精神，现在却落得仿佛我假装这样做，用这种办法替伯爵夫人保护财产。这够多么卑鄙！”
    “唉，您就让这些地毯和瓷器见鬼去吧，这些该死的东西。居然为这件事影响情绪！嗅，对了，昨天没能见到您才是最大的遗憾呢，我简直是受了最大的打击。本来可以全都向您说清楚，使所有恼人的问题都有答案！这是当真的，不开玩笑，我恨不得把满腔的话都说出来。谈谈我的妻子、儿子，说说我的生活。真见鬼，莫非一个成年男人就不能和一个成年女人谈一谈，否则就会被怀疑有什么‘勾当’？呸！让魔鬼把这些破布呀、衬里呀统统扯碎吧！
    “您继续熨阳，只管熨您的衣服吧，别管我！不过我还是要说，要说很长时间。
    “您也许在想，如今是什么时候！可是我和您正是生活在这种时候！这是史无前例的机遇。请想想看：整个俄国仿佛被撤掉了屋顶，我们和所有的老百姓都一下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人再需要偷着看我们。真是天大的自由！这绝非口头上的和书面要求中的自由，而是真正的、从天而降的意外之物。不过，这也是偶然之间和无意之中的自由。
    “一切的一切都变得如此出奇的巨大！您没发现？仿佛每个人都被他本身、被他自己显露出来的威力制服了。
    “我说我的，您只管熨吧，不用开口。您不感到乏味吧！我给您换熨斗。
    “昨天我看到了晚间的集会，真是大开眼界。我们的俄罗斯母亲行动起来了，到处行走，坐立不安，而且有说不尽的话。讲话的不单单是人。满天的繁星和树木也在娓娓交谈，夜间的花草探讨着哲理，一幢幢的石砌房屋同样参加了集会。完全像是福音书上说的那样，难道不对吗？仿佛又回到了使徒们的时代。还记得保罗的话吗？‘要开口讲话，发出神启。要为布道的才能祈祷。”’
    “您说地上的树木和满天的星星也参加了集会，这我理解。我知道您想说的是什么，我也有过这种体验。”
    “战争只做了一半的事，剩下的由革命完成了。战争是人为地使生命得到暂时的休息，完全像是可以把生存推迟一个短时间一样（真是废话！）。革命违反着意志奔腾而出，仿佛是一股被阻滞得过长的空气。每个人和每件事物都苏醒了，获得了再生，一切都发生了转化、转变。也许可以说，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两种革命，一种是自身的，另一种是共同的。我觉得，社会主义宛如一片海洋，所有个人的、单独的革命应该像无数溪流一样汇聚其中，这就是生活的海洋，自存自在的海洋。我所说的生活的海洋，指的是那种值得用绘画表现的生活，是经过创造而丰富起来的充满智慧的生活。可是，现在人们决心不在书本上去体验它，而是通过自身的行动，不诉诸于抽象，而是仰仗实践。”
    出乎意料的声音的颤抖，暴露出医生的意志开始发生动摇。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一时之间停止了熨衣服，严肃而又好奇地望着他。他显得很窘，忘记了自己正在说什么。短暂的停顿之后，他又开始讲起来，不假思索地信口说了下去。他说道：
    “这一个时期始终渴望能够生活得忠诚而有成效！我非常希望能成为这种昂扬振奋精神的一部分！就在这席卷一切的欢乐之中，我发现您那教人猜不透的侵郁寡欢的目光，那仿佛是不知失落在何方的一种神色。我宁愿付出一切，但求没有它，希望在您的神态上能看到对自己的命运是多么心满意足，而且在任何方面对任何人都无所需求。我甚至希望有一位您所亲近的人，朋友也好，丈夫也好（最好是军人），能握住我的手，要我不要为您的遭遇担心，也不必用自己的关心给您增添烦恼。不过，我肯定会把手挣脱，而且摆着手表示不同意……唉，我真有点忘乎所以啦！请原谅。”
    医生的嗓音又一次失去了控制。他摆了摆手，怀着无可挽回的窘迫的心情站起来，走到窗子跟前。他背朝房间，两只手掌托着脸颊，两肘支在窗台上，～双失神的、寻求内心平静的眼睛凝视着沉浸在暗夜中的花园深处。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绕过一头搭在椅子上、另一头靠在另一个窗台上的熨衣服用的木板，在离医生背后几步远的房间中央站住了。“天哪，我多么害怕这种事！”她像自言自语似的轻轻说。“这是多么致命的迷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请别说了，别这样。哎呀，您瞧，我因为您干出了什么事！”她大声喊着朝工作台跑过去，忘记拿开的熨斗下面，一件被烤焦的女上衣冒起了一股刺鼻的轻烟。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她气恼地把熨斗砰的一声放到炉盖上，继续说下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您应该清醒一下，到老小姐那儿去呆一会儿，喝点水，亲爱的，回来的时候应该是我希望看到的平常那种样子。听见了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我知道您是能做到的。一定要这样，我请求您。”
    这样的表白心迹，在他们两人之间就再也木曾发生过。一个星期之后，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离开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日瓦戈也开始收拾行装准备上路了。临出发的前一天夜里，在梅留泽耶沃下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
    狂风的咆哮和暴雨的轰鸣交织在一起，雨水一时倾泻在屋顶上，一时随着改变了的风向沿街洒去，似乎是用它那汹涌的水流一步步地夺路前进。
    隆隆的雷声不间断地汇成一片均匀的轰鸣。在紧密的闪电照耀下，不时地显现出一条条向远处躲去的街道和弯着腰朝同一个方向奔跑着的树木。
    深夜，弗列里小姐被大门外可怕的敲门声惊醒。她害怕地从床上坐起来，仔细倾听。敲门声仍然不停。
    她想，难道整个医院就没有一个活人出去开门，莫非就该她这个可怜的老太婆吃苦受累，只因为她天生的正直和肯负责任？
    好吧，就算扎布林斯基一家是有钱人，是贵族。不过这医院已经成了他们自己的，是人民的。那么现在又把它扔给谁了呢？比如说，我真想知道。那些卫生员都跑到哪儿去啦？无论是负责人、护土，还是大夫，都逃命了。可是医院里还有伤员，两个没有腿的在楼上的外科手术室里，就是原先用作客厅的那个房间，楼下的储藏室里还有一屋子伤号，就在洗衣房旁边。乌斯季尼妞这个妖婆又外出串门子去了。这个傻瓜眼看要有大雷雨，可还是鬼迷心窍地走了。这回算是有了过硬的借口，可以在外边过夜了。
    “啊，感谢上帝，雨总算停了，风也不刮了。人家准是看到不开门，摆摆手就走了。这种天气还来敲门也真是见鬼。不过，会不会是乌斯季尼娜？不会，她自己有钥匙。哎哟，我的老天爷，真可怕，又在敲了！
    “不过总还是太作贱人啦！对日瓦戈倒是没什么可责怪的。他明天就要走了，心早飞到莫斯科或是路上去了。不过，加利乌林可真不像话！他怎么能这么贪睡，或者居然心安理得地躺在床上听人敲门，指望着到我这个弱不禁风的孤老太婆爬起来，在这可怕的夜里和吓人的地方给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去开门？”
    “加利乌林！”她突然想起来了。“哪儿来的加利乌林？”就因为还没有完全睡醒，才会有这个荒唐念头！怎么还会有加利乌林，他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难道不就是她自己和日瓦戈把他藏起来，给他换了便装，讲清了周围的道路和村庄，让他知道往哪儿逃的吗？当时是在火车站上执行了私刑，打死了金茨政委，并从比留奇到梅留泽耶沃一路开枪追赶加利乌林，搜遍了全城。哪儿还会有加利乌林！
    如果不是那批装甲兵，城市就彻底被摧毁了。当时正好有一个装甲师路过这里，保护了老百姓，遏制住了那伙恶g。
    暴风雨的势头已经减弱，逐渐远去。远方还隐隐地听得见稀疏的雷声。雨还继续在下，雨水顺着树叶和屋檐轻轻地流淌着。无声的闪电不时照到老小姐的房间和她身上，稍稍停留一会儿，似乎在搜寻什么。
    停了许久的敲门声又响了起来。仿佛是有人求救似的拼命敲打。风又刮了起来，接着又是倾盆大雨。
    一来啦！“老小姐不知冲谁喊了一声，这一声连她自己也感到害怕。
    一个意外的念头提醒了她。她把两脚从床上伸下来，穿上便鞋，披了一件长睡衣就跑去招呼日瓦戈，免得一个人更加害怕。他同样听到了敲门声，于是拿了一支蜡烛从楼上下来，正好和她相遇、两个人的猜测是相同的。
    “日瓦戈，日瓦戈！外面有人敲大门，我一个人不敢去开。”她用法语大声说，接着又讲起了俄语，“您得出去，大概是拉里莎或者加利乌林。”
    这阵敲门声也惊醒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他想，这一定是自己人，也许是中途受阻的加利乌林又回到这个藏身之地，或者是路上碰到了什么困难而折回的安季波娃。
    在过道里，医生让老小姐拿着蜡烛，自己走过去扭动门扣，拉开了门栓。强劲的阵风把门从他手中吹开，烛火熄灭了，冰冷的雨点溅落到两个人身上。
    “是谁？是谁呀？有人吗？”老小姐和医生在黑暗中争先恐后地喊，但是没有回音。突然，他们又听到在另一个地方响起了先前那样的敲门声，似乎是在后门那边，可是一下子又觉得像是从花园里敲窗子。
    “大概是风。”医生说，“不过为了安全，还是到后门去看看，弄清楚到底是风还是人，我在这儿等一等，免得真有什么人，或者还是别的原因。”
    老小姐回到屋里去，医生来到大门外的遮檐下。他那已经适应了黑暗的眼睛，立刻分辨出天将破晓的征兆。
    大团的乌云仿佛逃避追赶一般发疯地掠过城市上空。低飞的云絮几乎擦到朝一个方向倾斜的树梢，恰如无数把弯曲的条帚在给天空清扫。打在房屋木板墙上的雨水由灰白变成了黑色。
    “怎么样？”医生间转回来的老小姐。
    “您猜对了。什么人也没有。”她告诉他在屋子里查看的结果。储藏室的一扇窗玻璃被一节柞树枝打碎了，地板上积了一滩水；拉拉原先住的房间也如此，地上简直是一片汪洋。
    “那里的一扇百叶窗脱掉了，拍打窗框。您看，就是这么回事。”
    他和她又谈了一会儿，然后锁上大门，各自回去重新睡下，但心中都为这场虚惊感到遗憾。
    原先以为只要把门一开，进来的一定就是那个已经十分熟悉的女人，浑身湿透，冻得发僵，在她拭擦身上雨水的时候，他们就会向她发出一连串的问题。然后，她换过衣服来到厨房，借着炉子里昨天剩下来的余火烤烤身子，会一边用手拢着头发一边笑着，向他们叙说自己遭到的那些磨难。
    他们对此确信不疑，所以关上门以后，这种确信不疑的痕迹仍留在外面的墙角屋边，从这个女人身上滴落的水迹或者她的影像继续在他们脑海里回旋。
    比留奇的报务员科利亚·弗罗连科被认为是这次车站兵变的间接肇事人。
    科利亚是梅留泽耶沃一个有名的钟表匠的儿子，当地人眼看着他长大。小时候他曾经寄养在伯爵夫人“逍遥津”女仆那里，和伯爵夫人的两个女儿一起在家庭教师的照管下玩耍。弗列里小姐对科利亚很了解。他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学了一点法语。
    在梅留泽耶沃，人们惯常看到的科利亚无论春夏秋冬总是穿得很单薄，不戴帽子，脚上是一双夏季穿的帆布鞋，骑一辆自行车。他不扶车把，挺直上身，双手交叉在胸前，就这样骑车跑在公路上和城里，不断地朝电线杆和电线看几眼，检查线路的情况。
    城里有几幢房子是通过铁路电话的一条支线和车站连接的。这条线路由科利亚在车站的服务机房负责。
    他在站上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铁路电报、电话，如果站长波瓦利欣短时间木在，信号和扳道的事也归他管，因为这部分设备也在报务机房里。
    由于必须同时兼顾好几件设备，科利亚养成了一种独特的言语方式，所说的话隐晦而且句子不完整，令人费解，尤其是他不愿意回答或者没有谈话兴致的时候，更是如此。人们都说，在出事的那天他滥用了自己的职权。
    由于他避而不接电话，的确让从城里打电话来的加利乌林的一片好心落了空，而且无意中对后来的事态发展起了不祥的作用。
    加利乌林要求把正在车站或者在车站附近的政委找来听电话，要告诉他自己立刻出发到伐木场！日址去和他见面，请务必等一等，在这以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科利亚拒绝了加利乌林请他去找金茨的要求，借口说当时线路正在给驶往比留奇的列车传送信号，同时又以种种真假参半的理由让这一列车滞留在附近的会让站上，但车上运载的正是调往比留奇的哥萨克。
    等到列车终于开来的时候，科利亚并不掩饰自己的不满。
    机车爬行般地缓缓驶进月台乌黑的遮檐下面，恰好停在报务机房那扇大窗前面。科利亚一下子拉开了那幅织着两个代表铁路的缩写字的深蓝色呢窗帘。石砌的窗台上放着一个很大的托盘，上面是一只盛着水的大凉瓶和一只普通的厚玻璃杯。科利亚往杯子里倒了点水，喝了几口，一面朝窗外看了看。
    司机看到科利亚，从司机室里友好地向他点了点头。“哼，败类，臭虫！”科利亚心里满怀仇恨地这么想，一面朝司机吐舌头，同时用拳头做出威吓的样子。司机不但明白科利亚做出这种表情的意思，而且自己也耸了耸肩，把头朝车厢那边一扭，意思是说：“有什么办法？你自己试试看。人家有力量。”科利亚的表情作了这样的回答：“不论怎么说，反正是下贱，坏蛋！”
    开始从车厢里往外牵弓吗匹。它们蹭着碗子，不肯走。马蹄踏在木跳板上发出的空闷音响不断换成踩在站台石头地上的镀铝声。不断扬起前腿的马匹让人牵着走过几道铁轨。
    线路的末端已经生锈并且长满了青草的轨道上停放着两列报废的车厢。由于雨水冲蚀而油漆剥落以及虫蛀和湿气的损害，这些破旧的车厢又恢复了和列车另一侧的原始林木原先的亲族关系，那些白棋树树干上长满了多孔菌子，森林上空聚集了团团乌云。
    在一片林间空地上，哥萨克们按照命令上了马，驰向伐木场的残址。
    第二百一十二步兵团的那些拒不服从命令的人，被包围起来了。骑马走在林子里要比在空旷的田野上显得更加高大、威严。他们让躲在土窖子里的那些士兵吃了一惊，虽然后者的手中也都有枪。哥萨克们投出了马刀。
    在骑兵的包围圈里，金茨跳到一堆码放得坚实平整的木垛上，向周围的人讲起话来。
    他仍旧照自己的习惯谈起了军人的天职、祖国的意义和另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这些概念在此时此地却得不到同情的反响。聚拢来的人为数很不少，他们备受战争的折磨，已经变得粗野而又疲惫。金茨说的这些话，早已磨破了他们的耳鼓。四个月以来，右的和左的甜言蜜语已经把这些人引入了歧途。他们都是普通老百姓。讲话的人的非俄罗斯的姓和波罗的海东岸一带的口音，也让他们听得扫兴。
    金汉也觉察到自己的话说得太长，感到懊丧，但转念一想又认为这可以让听众更容易接受，不过后者对他并不感谢，反倒显得无动于衷和含有敌意的厌烦。人群越来越被激怒，他于是决定采用更为强硬的口气，说出了准备好的威胁性的言词。这时他已经听不到逐渐增大的怨声，只是提醒这些士兵不要忘记已经成立的军事法庭正在执行任务，并且以死亡威吓他们放下武器，交出为首的人。金茨还提出，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证明自己是叛徒、麻木不仁的蠢货和不知天高地厚的下流坯。但是这些人已经听惯了这种口气。
    响起了几百人愤怒的喊声。“你该说完了吧，够了！”人们异口同声地喊叫着，但还没什么恶意。可是，接着又响起了一阵歇斯底里的叫喊，声音非常之高，带着满腔的恼恨。大家都注意地听。他们叫喊的是：
    “听到了吧，同志们，他骂得多么粗野？全是过去的那一套！旧军官的习气丝毫也没改！说我们是叛徒？尉官大人，你自己又是什么人？和他用不着客气。难道还看不出，他是个德国佬，是派进来的？喂，把证件交出来，你这个老爷！你们这些来弹压的为什么站在这儿发呆？来，让你们捆吧，把我们都吃了吧！”
    金茨这番不得体的话，就是哥萨克们也越听越不顺耳。“都是些下流坯和蠢货，这帮老爷！”他们互相耳语着。开始是个别人，然后大多数都把马刀入了鞘，一个接一个地下了马。当这些下了马的哥萨克达到了相当数量的时候，就乱糟糟地向空地当中的二百一十二步兵团的人移动过去。大家混到了一起，开始了友好的交往。
    “您应该想法不让人发觉地走掉。”惊慌不安的哥萨克军官们这样告诉金茨。“您的车就停在铁道过路口。我们派人去通知，把它开到近处来。请快走吧。”
    金茨就照这个意见采取了行动，但他觉得悄悄地离开有失体面，因此放松了应有的戒备，几乎是毫不掩饰地朝车站走去。他在精神极度惊恐紧张的情况下走着，但是高傲的心理迫使他迈着安详的不慌不忙的步子。
    离车站已经不远了，再过去就是紧邻的一片森林。在一处林间空地上铁路已然在望，这时他才第一次转回头去看了一眼。许多持枪的士兵尾随在后面。“他们要干什么？”金茨这样想着，同时加快了脚步。
    追上来的人也如法炮制，同他之间的距离保持不变。前方出现了两堵墙似的破损的火车车厢。绕过它们以后，金茨跑了起来。载运哥萨克来的列车已经编发到调车场，线路是空着的。金茨奔跑着越过去。
    在跑动中他跳上高高的站台。这时，追赶他的士兵从几辆破损的车厢后面跑了出来。波瓦利欣和科利亚朝金茨喊了些什么，打着手势让他到车站里面去，在那里可能使他得救。
    然而，仍旧是那种在城市里经过几代人培养出来的、但在此时此地行不通的带有献身精神的荣誉感，挡住了他的求生之路。他以超人的意志力设法控制住快要炸裂的心的颤抖。应该大声告诉他们：“弟兄们，你们会明白过来的，我算是什么好细？”他这样想着，“应该说几句有清醒作用、打动人心的话，才能把他们控制住。”
    近几个月以来，一种功勋感和发自内心的要高声呼喊的欲望在他身上已经不自觉地与木板搭成的讲台或者椅子联系在一起，只要一站到它们上面，就能向聚拢来的人群发出某种号召，煽动性的言语就会脱口而出。
    站房门前那座车站用的钟下面有一只很高的消防水桶，严严地盖着。金茨跳上桶盖，面对走近前来的人们断续地讲了几句感人的、超人的话。在咫尺之内几步就可以跑进去的门旁，他做出了一个愚蠢而勇敢的举动，使追上来的人目瞪口呆地站住了。士兵们把举在手中的枪枝放了下来。
    这时，金茨走到木桶的边缘，踏翻了盖子。他一只脚踩到水里，另一只是到桶边上，整个人跨在桶边上。
    他这副狼狈相引起士兵们一阵大笑，站在最前面的一个朝他颈部开了一枪，把这个可传人送了命，其余的赶上来向死者捅了一阵刺刀。
    弗列里小姐给科利亚挂了电话，让他尽可能妥善地把医生安置到车上，否则就要揭穿会使科利亚木愉快的事。
    科利亚一面回答老小姐的话，一面像往常那样接着另外一个电话，从他口中夹杂着带小数点的数字来判断，是在向另一个地方传送电报密码。
    “普斯科夫，接线员，听得见吗？什么暴乱分子？一只手？您这是怎么回事，小姐？什么手相术，一派胡言。行啦，把电话挂上吧，您妨碍我的事。普斯科夫，接线员。三、六、小数点、o、o、心。唉，真该让狗把您叼了，我的电报机上的带子都搞断了。什么？什么？听不清。又是您，小姐？我已经对您清清楚楚说过了木行，我办不到。您应该找波瓦利欣。看什么手相，胡说八道。三o、六……啊，见鬼……算了吧，别妨碍我了，小姐。”
    可是老小姐却说：“什么普斯科夫、普斯科夫，你瞒不过我的手相术，我已经把你看透了。明天你得把医生给我送上车去，我也就不再同任何杀人犯讲话了，你这个出卖上帝的小犹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起程的时候，天气闷热。像前天一样，又要有一场雷暴雨。
    在乌黑的酝酿着雷雨的天空的凝视下，吐得满地是葵花籽壳的车站旁边的小镇上，低矮的土坯房屋和受惊的鹅群现出一片白色。
    和车站紧相连接的是一片向两侧展开的宽广的草地。地上的青草坡践踏得凌乱不堪，数不清的人群一连几个星期在这里等待开往不同方向去的火车。
    人群里那些身穿原色粗呢外衣的老年男子，从这一堆挤到那一堆去探听各种谣传和消息。一些年龄大约十四五岁的半大孩子，侧身用手臂支着头躺在地上，手里拿着去掉了叶子的树枝，仿佛还是在放牧牲口。年纪更小一些的弟妹们撩起衬衣在他们脚边走来走去，露出啡红色的脊背。那些当妈妈的伸出并拢的两腿坐在地上，怀里抱着用褐色粗呢外衣斜裹起来的吃奶的婴儿。
    “只要枪炮声一响，就像羊群一样四散奔逃。他们不习惯！”站长波瓦利欣不怎么友好地说着，一面和医生一起在车站内外地上一排排躺着的人们中间曲折地穿过来。
    “这儿露出空地来啦！算是又看到了土地是什么样子，真叫人高兴！整整四个月没有见到，让这一大群人给遮住了——简直都快忘记了——他当时就躺在那儿。说来也真怪，战争中看够了各种各样可怕的事，早就应该习以为常了，可这一回真教我觉得可怜！主要就是因为——毫无道理。究竟为了什么？他对他们做了什么不好的事？难道这些家伙还算得上是人？现在清往右拐，对，对，往这边来，请到我的办公室。这～趟车您就不必指望啦，能把人挤死。我安排您上另一次车，是区间的。这是我们自己编组的，现在就开始挂车。不过，直到上车之前您别吱声，对谁也别说！要是露了风声，车来不及挂就会给拆开。夜里您在苏希尼奇换车。”
    当这次保密的列车编组完毕，倒退着从机务段朝站上开来的时候，草地上的人全部挤成一团，从斜刺里向慢慢退过来的列车跑去。人们飞快地从土丘上滑下来，冲上路基。他们互相推搡，有的在跑动中跳到车厢之间的缓冲器或者踏板上，也有的爬进了车窗，上了车顶。眨眼间这列还在开动的火车就挤满了人，等到停靠在月台旁边的时候，已经水泄不通，从上到下都是要赶路的人。
    医生奇迹般地被挤进车厢门口那一小块可以站立的地方，接着又莫名其妙地被拥到里边的过道上。
    一路上他始终被挤在过道里，直到苏希尼奇都是坐在自己的行李上。
    墨黑的雷雨云早已消散。洒满了炙热的阳光的田野上，到处都不停地响着压倒列车行进声的震耳的蝈蝈的叫声。
    站在窗前的人遮住了光线。地板上、椅子上和两排座位之间的隔板上，落下他们长长的身影，两三个人的重叠在一起。这些影子在车厢里也找不到容身之处，从对面的窗口被挤了出去，于是和前进中的整列车的影子在一起，在路基另一侧的斜坡上跳跃式地奔跑着。
    周围是一片嘈杂喧闹声，有的唱着歌，也有的一边笑骂，一边打着牌。停车的时候，站上候车的人群的喧嚷又和车内的嘈杂汇合在一起。这么多人的言谈笑语声达到了海上风暴那种震耳欲聋的地步。也正像航行在海上一样，中途游泊的时候会突然出现不可思议的片刻的宁静。这时，可以听到人们在站台上沿着列车匆匆走过的脚步声，有人赶到行李车附近并且发生了争吵，不时还从远处传来送行的人几句断续的话，j的轻声啼叫，其中掺杂着车站小花园里树木的籁籁响动声。
    这时，就像是一封在途中拍发的电报，或者又像是从梅留泽耶沃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带来的问候，一缕熟悉的香气从窗外飘来。它有时悄悄地在你身边的什么地方变得十分浓郁，有时又似乎是从田野和花圃里的鲜花达不到的高处降落下来。
    因为拥挤，医生无法走近窗前。但他无须用眼去看，在想象中就见到了这些树木。它们大概就生长在附近，安详地向车顶伸出落满风尘的枝条，浓密的叶子宛如一幅天幕，点缀着许多晶亮的眨眼的小星。
    这景象一路上不断重现。到处是喧嚷的人群，到处是开着花的搬树。
    这股无所不在的香气似乎赶过向北方行驶的列车，又像是乘车的人所到之处都会听到的那种有根有据的传闻，不胫而走地散布到各个大小车站和道口的守望点。
    夜里到了苏希尼奇，一个老式打扮的殷勤的搬运工带着医生走过一条没有灯火的路，从后倒把他送上了一列刚刚到达而行车表上找不到车次的列车的二等车厢。
    搬运工用乘务员的钥匙勉强打开了后侧的车门，把医生的东西放到门里那一小块可以站人的地方，正准备和立刻要把行李推下去的列车员抵挡一番的时候，后者似乎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发了善心，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列有特殊任务而不为人知的客车，行驶的速度相当快，短暂停车时还设置了警戒。车厢里几乎是空荡荡的。
    日瓦戈进去的那间包房，被小桌上一支滴着油的蜡烛光照得很亮，从稍稍放下一点的窗口吹来的风，使烛焰不住地晃动。
    蜡烛的主人是包房里唯一的一位乘客。他是个淡黄头发的年轻人，从修长的双臂和两腿来看，身材肯定很高。他那四肢的关节似乎相当松散、灵活，仿佛是一件折叠物品的没有连结牢靠的部件。这位青年靠窗坐在沙发长椅上，随便地向后仰靠着，一看到日瓦戈走了进来，客气地欠了欠身，由半躺的姿势改成较为雅观的端坐。
    在他所坐的长椅下面有一堆毛茸茸的碎布之类的东西。这堆东西的一头突然动了起来，从长椅下面急匆匆地爬出来一条耷拉耳朵的猎狗。它围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脚下又闻又看，然后就在包房里从这一头到那一头跑来跑去，几只爪子灵活地伸来伸去，正像它那位两腿交换着叠起又放下的高个子的主人一样。不久，它就听从主人的吩咐急忙钻到椅子底下，又变成了先前那种像一团拖布的模样。
    这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才看到包房里的衣钩上挂着一杆装在套子里的双筒猎枪，一条皮革的子弹带和紧紧地塞满了禽鸟的狩猎网袋。
    这青年原来是个猎人。
    他非常健谈，脸上带着亲切的微笑，急不可待地同医生攀谈起来，说话时，两只眼睛始终紧紧地盯着医生的嘴。
    这个青年人有一副不中听的高嗓子，每当说话的声音达到最高点后，便又降下来变成带点金属味道的假嗓音。还有另一种怪现象：他虽然完全是个俄国人，可是唯独把“y”这个元音说得很古怪，发出的音软化得像是法语的“11”，又像是德语里的变元音“u”。除此之外，这个发不准的“y”对他来说也比较困难，要费很大的力气，尖声尖气地才能说出来，比其他的音都要高。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几乎就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吃了～惊：
    “昨天弯（晚）上我就打到了一些亚（鸭）子。”
    “这是怎么回事？”日瓦戈心里在想，“好像在什么书里看到过，有这个印象。作为一个医生，我应该知道，只不过，一时想不起来。大概是大脑方面的某种原因，造成语音上的缺陷。不过，这种啤叫似的声音太可笑了，让人无法严肃地对待。简直不可能和他谈下去，最好还是爬到铺上去躺躺吧。”
    医生果然就这样做了。他在上铺安顿好以后，年轻人就问是不是把蜡烛吹灭，木然也许会影响他休息。医生感谢地表示同意。这位同车的旅伴把蜡烛熄掉，周围变得一片漆黑。
    车窗开了一半。
    “要不要给您关立窗子？”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问道，“您不怕小偷吗？”
    同伴没有回答。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大声问了一次，那人还是毫无反应。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于是划着了一根火柴，想看看这位同伴是怎么回事，也许从包房里出去了，或者更有可能是已经睡着了。
    然而都不是，那人睁大眼睛依旧坐在原地，微笑地看着从上面俯下身来的医生。
    火柴熄灭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点燃了一支，就着它的光亮第三次重复了一遍所要问的话。
    “随您的便吧，”猎手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人偷。不过最好还是不必关窗。有点闷。”
    “真没料到！”日瓦戈心里思忖着。“看来是个怪人，只能在有亮光的时候讲话。你看他现在的发音多清楚，一点错误也没有了！莫名其妙！”
    由于过去这一个星期发生的种种事件、临行前心情的波动以及收拾行装和凌晨就上了车，医生觉得全身好像散了架一样。他以为立刻就会沉入梦乡，于是让身体躺得更舒适一些。然而事与愿违。过度的疲劳驱走了睡意，等到他睡着的时候，已经天将破晓。
    在这之前的漫长时间里，无论在他脑际一幕幕涌现的种种思绪多么纷繁杂乱，实际上只是构成两个时分时合、纠缠不开的圆周。
    一个圆周的内容是对东尼娜、家庭和过去的生活的思念，想的是那充满诗情、虔诚而圣洁的日子。医生对这种生活感到惊喜，切盼它能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如今在这夜间飞驰的列车上，急不可耐地想要重新投入阔别两年的它的怀抱。
    对革命的忠诚信念和赞赏也在这个圆周之内。这里所说的革命，指的是中产阶级所接受的革命，同时也是一九o五年那些对布洛克无限崇拜的青年学生所赋予的含义。
    这个亲切而又熟悉的圈子当中，也包括战前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间在俄罗斯的思想界、艺术界以及整个俄国和日瓦戈本人命运中出现的那些新的征象和预兆。
    战后情不由己地想要重新捕捉这股潮流，为了求得它的再现和延续，思乡的心情竟是如此的强烈。
    第二个圆周也有着某种新的思念，然而却是异样的，同时又是那样美妙！但这并非自己所熟悉的推陈而出的新意，却是一种本能的、由现实所决定而又像大地震动那样来得突然。
    战争、流血、恐惧以及它带来的家园沦丧和斯文扫地，这就是新的因素。战争的考验以及从中获得的精明的生活本领，也是这种新的成分。战争把他带到的这些边远小城镇和接触的那些人，同样是新鲜的。革命也是新的因素，当然不是一九o五年前不久大学里谈论的那种理想化的革命，而是现在这种诞生于战争之中并且带着血腥气的士兵们的革命。它在善于驾御这种自发力量的布尔什维克的指引之下，把一切都不放在眼里。
    护士安季波娃同样也是这个圈子里的新内容，天知道战争会把她和她那具有神秘色彩的生活抛向何方，但她与人与事无争，几乎对自己的痛苦从不表露，她那沉默尽管令人不解，然而却又如此强劲有力。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竭力不去爱她，正像他竭力去爱所有的人，更不用说去爱自己的家庭和亲人了。
    火车正在全速前进。从放下的车窗迎面吹来的风掀乱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鬓发。夜间停车的各个小站，重复着日间同样的景象，嘈杂的人群伴随着籁籁作响的柞树。
    偶尔从黑夜的深处向车站传来磷饼的马车声。这时，人们的话语、车轮的响动和树木的沙沙声便交织在一起了。
    在这样的时刻，究竟是什么迫使夜间的树影婆婆舞动和相互点头致意，究竟它们彼此之间通过梦中沉甸甸的叶子低声倾诉些什么，都变得可以理解了。这原来就是在上面的卧铺辗转反侧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所思考的，是关于越来越广泛地席卷整个俄国的信息，是关于革命及其面临的不祥而艰难的时刻，关于这场革命可能取得的伟大结局。
    第二天，医生醒得很晚。已经是十二点钟了。“侯爵，侯爵！”同车的旅伴压低了声音在招呼他那条不住翻身的狗。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奇怪的是，包房里依旧是他和那个猎手两个人，路上没有第三者上车。途经的车站名称，都是从小时候起就熟悉的。列车已经穿过了卡卢加省，正在向莫斯科省驶去。
    在带有战前的那种设备的洗脸间里完成了旅途中的激洗以后，医生回到包房接受了这位颇使人感兴趣的旅伴提供的早餐。现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才能更好地对他端详一番。
    此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出奇地喜欢讲话而且好动。他之喜好讲话主要还不是为了交谈和沟通思想，而是在舌头动作和吐字发声本身。他边说边像坐在弹簧上一样全身上下颠动着，无理由地哈哈大笑，同时由于感到满足而飞快地搓动双手，如果觉得这还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心情，就用两个手掌敲打膝头，笑得流出眼泪。
    谈话的内容是从昨天见到的那些怪事开始的。这位邂逅相逢的伙伴讲话之颠三倒四，实在令人吃惊。他一会儿滔滔不绝地做着谁也不曾要求的自我介绍，一会儿又毫不在意地提出一连串无需回答的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
    他所讲的关于自己的一大堆情况，都是难以置信的，而且内容毫不连贯。看来他的一大弱点就是喜欢撒点小谎。观点的极端和对一切公认事理的否定，在他看来无疑是最能说服人的。
    所有这些都令人想起那种重弹的旧调。发表这类激进主义言论的，原本是上个世纪的虚无主义者，稍后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里的人物，一直延续到不久前他们的那些追随者，也就是俄国整个受过教育的外省知识界。他们常常要走在首都的前面，这是因为偏远省份古板正经的作风，更能保存在京城已经陈旧过时的流行观点。
    这个年轻人谈到他是一个知名的革命家的侄子，而父母却是坚决的顽固分子，用他的话说就是死硬派。他们在离前线木远的某地有一片相当可观的领地。年轻人就是在那里长大的。父母和叔父一向针锋相对，但叔父不念旧恶，如今正是靠他的影响才使他们免去了许多麻烦。
    这位喋喋不休的旅伴自称在信仰方面是追随叔父的，无论对生活、政治以及艺术，都是极端主义者。从这番表白当中又让人嗅到彼坚卡·韦尔霍文斯基的味道，不过并非指那些左的观点，而只是表现为思想的堕落和大言不惭的浮夸。“他现在一定会标榜自己是未来主义者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这样想，果然话题就转到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