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嘴楚才楚才王爺》第108章 雍正之死

    等我醒來的時候，我從床上起來，看到王爺把椅子放在桌子上，他站在椅子上，頭伸出了通風口，用木棍在剝落帳頂上厚厚的積雪，我還聽到鄂倫云和蕊瑛在帳門外和軍事鏟雪的聲音。
    “王爺，你快下來，讓奴婢上去弄落上面的雪。”我說道。
    “少廢話，閉嘴。”王爺在上面說道。
    “鄂倫云，你別鏟帳門的雪了，調集兵士去鏟烏郎阿濟爾和他母親妻妾的帳頂。”王爺向鄂倫云說道。
    “可是，王爺，你和楚才出不來。”鄂倫云說道。
    “快去吧，若是他們有事兒，我拿你是問！”王爺很堅決。
    是呀，這個時候，大牛肉不能有事兒。
    “將軍，你就快去吧，我和王爺沒事兒。”我說道。
    鄂倫云和兵士們去了，蕊瑛留下來鏟雪。得貴支上梯子，在剝落帳頂上的雪。雪好大，我們都在祈禱別出事兒。大家忙活到了中午，我們的帳門才打開。
    我去廚子那兒要了些食材，拿到了大帳里。給王爺和將軍做午飯。
    我用玉米棒，牛骨，胡蘿卜，生姜、紅棗煲湯，溫了溫辣白菜，烤了幾個奶餅子，還給每人一個蘋果作為飯后甜點。
    “大家快樂吃飯吧，都忙了一上午了。”我喊著。
    王爺從椅子上下來，得貴進來給王爺弄個手爐，王爺脫下手套接過得手中的手爐。他的臉凍得通紅，我烤了烤手，伸出小手給他捂捂臉。這場雪災真的是來勢兇猛，連王爺都親自去除雪了。
    鄂倫云進來看到我在給王爺捂臉。他咳了一聲。我收回手。
    “大家吃飯吧。蕊瑛你盛湯。”我說道。
    我們四個人坐下來，吃了頓溫暖的飯，在這樣冰冷得窒息的天氣里，我們只有團結起來才能戰勝天災。
    “烏郎阿濟爾和他母親妻妾們怎么樣了？”王爺問道。
    “還好，救得及時，真得很險。”鄂倫云說道。萬幸，萬幸。要不我們怎么和皇上交代呢。我們怎么回京呢。
    我們吃過飯，就去看看大牛肉和他的母親妻妾，當然鄂倫云除外，鄂倫云永遠不能和大牛肉同一時間地點出現。
    大牛肉看著王爺凍得通紅的臉，他明白了，他什么都沒說。
    什么都沒說，就是好事兒了。我們要繼續打親情這張牌。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呢。
    我一看帳篷外的雪已經達到一米八左右高了。我還沒有見過這么厚的雪，翠娘有一米六五高，已經沒頭頂了，連王爺和鄂倫云都與雪平頭了。
    第二天，鄂倫云組織兵士把營帳周圍的積雪往外運。我們全體出動幫忙除雪。
    蒙古的冬天雪很大，我們這個冬天就在下雪和除雪之間度過。轉年開春，雪水融化爆發了洪水，不過我早就通知了營帳撤離，撤到一個有利地形，把災難減到最小。我們所做的一切，大牛肉終于答應臣服清朝，每年都要給清廷歲貢，清廷派官員設府衙，正式接收大牛肉的殘兵敗將。皇上冊封了大牛肉為蒙古王，世襲罔替。
    王爺，我還有將軍終于能回京了。一路歸心似箭，不想停留，除了累極了不得不休息，其他的時候都在趕路。
    四月初，終于返京，先回府整裝，再進宮向皇上請罪，我們都勸降了大牛肉，怎么還要請罪呢。
    因為我們用了太長的時間，已經超出了皇上的忍耐限度。
    鄂倫云是皇上派的督軍，他沒有進宮，我和王爺進宮請罪，不知道能不能得到寬恕。
    “罪臣弘晊給皇上請安！”王爺說道。我低著頭，不敢看皇上的眼。
    “罪人楚才給皇上請安！”我說道。我跪著等皇上寬恕。
    “起來吧。”皇上說道。
    王爺和我起身低著頭站著。我更是垂手而立。
    “你們終于回來了，朕還以為你們要常駐蒙古了呢。”皇上說道。
    “罪臣無能，請皇上降罪！”王爺說道。
    “好，那就罰你們到朕的圓明園去侍弄花草吧。”皇上說道。
    皇上這是葫蘆里賣的什么要呀，再說了還有五個月皇上就駕崩了，我們別再倒霉趕上皇上突然死亡，那就完蛋了，算了還是既來之則安之。
    “罪臣謝主隆恩。”王爺說道。
    “罪人楚才，謝主隆恩。”我說道。
    第二天，我們來到圓明園的萬方安和，房屋建于湖中，形作卍字，冬暖夏涼，遙望彼岸奇花纈若綺繡。皇上喜歡在此居住。我們被太監引著在圓明園有花的地方游走。
    皇上的圓明園到處是花園，有弘歷讀書的樂善堂前的桃花塢，樹樹桃花，絢爛無邊。
    蓬萊仙島上種著一望無際的薰衣草。水霧彌漫宛如仙境。一池清水靜候著皇上的到來，我有幸慵懶地靠在水岸邊的草地上，伴著醉人的薰衣草香，享受正午陽光的親吻，皇上說讓我們侍弄花草，這花草本已經很美了，還怎么侍弄呀。
    我們又到了牡丹亭，乾隆后改為鏤月開云。這里有上百株牡丹，品種都是很少見的稀有品種，我采了幾朵雪白的牡丹，又在方壺勝境附近找到了些紅木槿。我把牡丹和木槿插在了一個瓷瓶里。我小心翼翼地跟在太監身后向萬方安和走去。皇上的侍衛檢查了我和王爺，當然還有那束花。
    進入大殿，我們紛紛跪拜。
    “罪臣弘晊給皇上請安。”王爺誠惶誠恐。
    “罪人楚才給皇上請安！”我說道。我讓公公把花送到皇上能細細觀賞的地方。
    “朕的花園如何？”皇上炫耀起他的花園。還能用什么語言形容呢，美如神賜。
    “馨香似海”王爺說道。
    “楚才，你說呢？”皇上問我。
    “奴婢看癡了。”我說道。
    “哈哈，哈哈。”皇上終于樂了。
    “這花不錯，你們下去吧，以后常來侍弄花草。”皇上說道。
    之后的日子就是我和王爺竭盡所能，制作出香包、香袋、精油、香水、香皂、蠟燭、花環、花籃等等，取悅皇上。只要不殺我們，怎么都成。
    晚上，我又拿起我最愛看的那本書看了起來。
    一想到齊桓公身后“束甲相攻”的故事，康熙心里立刻感到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皇位繼承時的悲劇還有很多，宋太祖趙匡胤死的時候燭光斧影，死因不明，皇位被其弟弟趙光義接管；明太祖朱元璋傳位與長孫建文帝，朱元璋剛死，四子燕王朱棣便發動靖難之役，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齊桓公、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當年都是叱咤風云的帝王，但最后卻無一例外的在皇位繼承問題上大栽跟頭。康熙也是一代英主，但同樣解決不了儲位問題，由此也成為他生命中最大的遺憾和痛苦。
    事實上，清朝的皇位繼承在康熙以前也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由于滿人起于蠻荒，其皇位繼承制度并不成熟。在清朝前期，皇帝生前并不立太子，往往是在皇帝死后由諸王大臣共同推舉皇子中有賢能者為君（也可以稱之為滿洲貴族會議公推制）。
    但是，這種制度在實行過程中會產生很多的問題和爭端，譬如推舉者多出于私心，往往會推舉和自己關系密切的皇子；而賢能的定義和高低，在利益的權衡下只會演化成各候選人勢力大小的競爭。
    在康熙以前的幾次皇位繼承問題上，都出現了頗多的波折。比如努兒哈赤死后沒有指定繼承人，當時的四大貝勒代善、阿敏、莽古爾泰和皇太極都是王位的有力競爭者，而其中又以皇太極勢力最大。不料此時努兒哈赤的大妃烏拉納嘛氏跳了出來，她害怕自己失勢，便想爭取自己的兒子多爾袞繼位。努兒哈赤臨終之時，只有烏拉納嘛氏在旁伺候，等到努兒哈赤咽氣，烏拉納嘛氏便假傳遺囑說：“多爾袞繼位，代善輔政。”話音剛落，皇太極等人便帶頭鼓噪起來，在場的人大都反對由多爾袞繼位，畢竟當時他只有十四歲。
    后來，皇太極把努兒哈赤的近侍找來，讓他當眾作證說努兒哈赤死時留下過遺言，說是要大妃烏拉納嘛氏為之殉葬。群狼撲弱虎，結果三十七歲的烏拉納嘛氏在努兒哈赤死后不到一天，反被逼生殉，留下三個年幼的兒子（多爾袞、阿濟格和多鐸）。當時的多爾袞已經開始懂事，他帶著自己的兩個年幼弟弟，只能眼睜睜的看著自己的母親被活埋。
    皇太極后來突然暴斃于沈陽清寧宮，八歲的順治被立為皇位繼承人，這也是一個出人意料的結果。原來，皇太極死后，當時能夠覬覦這個位置的有四大親王：睿親王多爾袞、禮親王代善、鄭親王濟爾哈朗和肅親王豪格，另有三位郡王：武英郡王阿濟格、穎郡王阿達禮和豫郡王多鐸，也是皇位的有力爭奪者。
    當時的力量可以分為兩派，一是以睿親王多爾袞為首的一派，其中他的弟弟武英郡王阿濟格和豫郡王多鐸，還有兩白旗（正白旗、鑲白旗）都是他的有力支持者。另一派則是皇太極的長子肅親王豪格，他是最名正言順的皇位繼承人，當年三十五歲，年富力強，正是當打之年。豪格的背后，則是實力強大的兩黃旗（正黃旗、鑲黃旗），就連禮親王代善和鄭親王濟爾哈朗，也準備投他的票。
    為了解決皇位繼承人的問題，后來在禮親王代善的主持下，諸王大臣集合于崇圣殿開會討論。就在這時，兩黃旗的大臣在大清門前盟誓，要求擁立豪格為皇位繼承人，領頭人鰲拜和索尼甚至帶劍入宮，向諸王大臣請命：“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多爾袞大怒，呵斥其不懂規矩，要求其立刻退下。
    這時，阿濟格和多鐸則跳出來勸多爾袞即位，多爾袞見形勢還不明朗，便暫不答應。多鐸見多爾袞不表態，便氣呼呼的說：“你不做，好，那我來做！”但又被多爾袞以年幼無知給呵斥了一番。多鐸不服，便說：“既然我年幼無知，那就讓禮親王代善來做，他年長為尊！”
    這下大家便看著代善，代善于是提出由豪格來繼承皇位，說他是“先帝長子，當承大統。”豪格聽后十分得意，以為大局已定，便故意謙讓一番，說自己“福少德薄，非所堪當。”說完，豪格起身離去，想來個三辭三請，以示自己名正言順，眾望所歸。
    而這時，殿里的兩白旗和兩黃旗的人怒目相向，幾乎到了要火拼的地步。多爾袞見局面可能失控，心里便開始盤算：如果自己強行繼位的話，兩黃旗的人不服氣，一些大臣恐怕也不服；但要是讓豪格繼位的話，自己的勢力也會被削弱，自己在兩白旗里恐怕也會眾叛親離。看來，為了避免事態惡化，多爾袞和豪格誰也不能做皇帝。
    多爾袞心想，既然兩黃旗的人要求皇子繼位，那還不如由九阿哥福臨來繼位，自己和濟爾哈朗為左右輔政，待到福臨成年后，再讓他親政。這下豪格和兩黃旗的人被弄得啞口無言，有苦也說不出；濟爾哈朗則白揀了個便宜，心里竊喜，當然愿意支持這個建議，而代善等人見形勢已定，便也紛紛附和。這樣，多爾袞以退為進，雖然沒有奪得皇位，但掌握了實際的權力。正因為當時雙方勢力上的平衡，八歲的傀儡皇帝福臨才順利登上帝位，是為順治。
    就連康熙的繼位，也頗有戲劇性。順治當時死得不明不白，有人說他因為董鄂妃的死而厭倦人世，后來拋棄皇位出家了；也有人說他是因為傷心過度而導致天花乘虛而入，結果暴病身亡。正因為如此，被嚇破了膽的皇族才在慌亂中立了剛出過痘的康熙為帝。
    總而言之，清朝前幾次權力交接幾乎都是在混亂中完成的。在康熙年間，各皇子們為了爭奪皇位幾乎打破了頭，而皇太子也是兩立兩廢，最后雍正的上臺，同樣被人懷疑其是否正統。
    有鑒于此，雍正在登基后不久，便在乾清宮召集各王公大臣，一起來商議立儲的新法子，以避免骨肉相殘的悲劇再次發生。雍正對眾大臣嘆道：“想當年父皇因為儲位的事情，太子立了又廢，廢了又立，弄得心神憔悴。朕想立儲乃是關系到朝廷長治久安的大事，終歸要有個預先安排，你們且說說，有什么好的建議？”
    大臣們不敢對如此重大的事情隨意發表意見，雍正只好自己說了：“朕以為，皇太子立了之后，問題很多，但不立又不行。朕現在想了一個變通的法子，那就是把繼位的皇太子名字寫入密封，藏在匣內，然后匣子放在乾清宮正中、世祖皇帝御書的“正大光明”匾額下面。這里是宮中最高之處，以備不虞。這樣的話，大家也就知道建儲已設，人心安定。就算以后情況有變，到時也可以再拿下來重新修改。”
    各大臣們紛紛說好，雍正隨后便將一份自己親手寫好的繼位書放進匣中，又命侍衛當眾將錦匣封好，放在匾額的后面。另外，還有一份同樣內容的繼位書則由雍正自己隨身攜帶，在死后才能打開。
    這就是歷史上所稱的秘密建儲。從此以后，“正大光明”這塊匾便也充滿了神秘的色彩，匾下的那個錦匣子更是讓皇子們日思夜想，魂牽夢繞，因為大家雖然知道皇太子已經確定，但彼此之間并不知道誰有這份幸運。更重要的是，立儲之后還是可以更換人選的，這就加劇并延長了彼此間的競爭。各皇子必須時刻注意自己的言行，約束自己，方有機會成為皇位最有力的競爭者。
    從實踐上來看，雍正搞的秘密立儲，在后面幾代皇帝的繼承問題上確實發揮了作用，沒有出現像清初那樣皇子間結黨營私、爭奪皇位的現象，選中的繼承人也大都表現不錯。畢竟，秘密建儲給皇帝挑選好的皇位繼承人留下了很大的靈活性，如果選定的太子表現不好的話，可以隨時進行更換，而皇子們并不知曉，不會影響到父子兄弟的感情。實際上，這相當于放開了一定的競爭，讓皇子們都有機會參與皇位的競爭，而皇帝則是一個裁判，從中擇優錄取，這等于是在制度上否定了嫡長子繼承制。
    從理論上來說，秘密建儲是中國歷史上權力移交制度的一大進步。可惜到了清朝最后的幾個皇帝，秘密建儲卻沒有了意義，因為愛新覺羅皇族的生育能力到了后期都在走下坡路，最后的幾代皇帝更是麻煩不斷，譬如咸豐只有一個兒子同治，而同治、光緒根本就沒有子嗣，秘密建儲無從談起，最高權力卻被一個只有權術、沒有大局觀的女人慈禧太后把持，這大清朝想不走下坡路都難！
    如果康熙九泉下有知，看到清末的那些年幼無知的兒孫皇帝登基，那非得活活氣死不可。《澄齋日記》里記載了溥儀登基的這樣一出滑稽戲，說太監們把三歲的溥儀強行抱到了太和殿，文武百官早已在那里等待。小皇帝從來沒有見過那么多人，嚇得哭著直往外跑。這時，他的父親醇親王載灃趕過來，在大臣們的眾目睽睽之下，抱著哄了半天，好不容易把小皇帝哄到了高大莊嚴的寶座之上，載灃側身半跪在小皇帝的旁邊，防止溥儀從寶座上溜下來，還得連聲叮囑他別亂動，一會就好了。
    小皇帝不聽，哭著嚷著說：“我不挨這兒，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大臣們不知所措，不知道是拜好還是不拜好，載灃在一邊也是急得滿頭大汗，連忙命太監上來按住小皇帝，然后招呼大臣們趕緊行三跪九叩禮。正到大臣們開始拜的時候，溥儀突然放聲大哭，聲音又高又尖，堂堂太和殿內，充斥的全是小皇帝的哭叫聲，實在是不成體統。那些大臣們被弄得哭笑不得，載灃也是滿頭大汗，只好低聲勸慰兒子說：“不要哭了啊，一會就完了，快完了哪！”
    載灃連說了好幾遍，小皇帝這才收聲不哭，登基大典也就這樣草草收場。事后，大臣們私下里議論，說攝政王載灃怎么能在皇帝登基的時候說什么“快完了”這樣的話，也未免太不吉利了！果不其然，三年時間不到，大清王朝便轟然倒塌，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歷史————載灃的預言還真準。
    雍正在解決了令人頭疼的儲位問題后，他長舒了一口氣，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身于政務活動中去了。客觀的說，在雍正接手政權的時候，由于康熙晚年的寬仁無為政策，吏治松弛，各種許多社會矛盾盤根錯節，已經積累到了相當程度。在大清王朝出現明顯頹勢的情況下，雍正上臺后奉行“猛以濟寬”的政策，為此他雖然背上了“嚴苛”的罵名，但也好歹讓大清重新走上強盛之路。
    雍正登基的時候四十五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加上其閱歷和政治經驗豐富，對康熙晚年弊政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一上臺便雷厲風行，大刀闊斧的進行改革與整頓。雍正即位的第一年，便清欠虧空，整頓吏治，嚴查腐敗，當年被革職查抄的三品以上官員就有數十人，就連自己的弟弟也因為虧欠而被抄家。
    雍正整頓吏治并不僅僅是一時的政策，而是在制度上進行改革，這就是實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制度，以取締官場陋規、堵塞官員中飽私囊的腐敗路徑。所謂“耗羨歸公”，其實是因為古代征稅時，老百姓交的是散碎銀兩，官府在往上遞押的時候要把這些碎銀子重新熔鑄，其中會有些須損耗，因此征稅時要附加一定費用，這就是所謂的“火耗”或“耗羨。”
    由于清朝地方官員的俸祿非常的低，辦公經費不敷使用，后來“耗羨”便越征越高，有的地方抽正稅一兩，耗羨低的三四錢，高的甚至七八錢，這等于是變相加稅，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負擔。康熙晚年的時候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但他又不愿意增加官員的俸祿，所以只能對此睜一眼閉一眼。地方官員便也有恃無恐，表面上是為了辦公征收，實際上大都落入私人腰包。
    對于這個問題，雍正實行了“耗羨歸公”和養廉銀制度，雙管齊下，既保障了官員的利益，又把“耗羨”這種灰色收入公開化，以斷絕官員的腐敗之路。就這點而言，雍正比他的老子要現實得多，康熙老年時采取“鴕鳥”政策，只要地方政府照常運轉，不鬧得民怨沸騰，就得過且過。雍正則敢于直面這個潛規則，將問題公開化。地方政府的辦公經費從“耗羨”里出，官員的利益由養廉銀（也來自于“耗羨”）保證，“耗羨”歸公，統一管理。這樣，地方政府便不得以辦公經費不足、工資太低等借口，以提高“耗羨”率的名目來盤剝百姓了。
    對此，雍正自己也說：“自行此法以來，吏治稍得澄清，閭閻咸免擾累。”后代史家對雍正的這項改革評價很高，說此舉“澄清吏治，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懲治貪墨，實為千載一時。彼時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俗，貪冒之徒，莫不望風革面。”破除潛規則，最好的辦法就是公開化、陽光化，如此一來，那些貪官污吏便沒有空子可鉆。“雍正一朝，無官不清”，雖然過譽，但也切實反映了雍正整頓吏治的成果。
    在財稅制度上，雍正也有創新，這就是推行“攤丁入地”政策。中國古代征收人頭稅（丁稅）由來已久，成年男子無論貧富，均須繳納。雍正的改革是將人丁稅攤入地畝，按地畝之多寡，定納稅之數額。也就是說，“地多者多納，地少者少納，無地者不納。”實際上，就是把人頭稅給取消了，那些無地和少地的貧苦農民受益最大。
    在行政制度上，雍正創設了軍機處和密折制度。明朝朱元璋取消了宰相制度，設立內閣，但后來內閣首輔又相當于宰相，對皇權產生了威脅。為了把權力進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雍正特設軍機處，以避開內閣。軍機處實際上相當于皇帝的秘書班子，沒有決策權，只有執行權，一切惟皇帝旨意是從。如此一來，皇帝乾坤獨斷，大大加強了集權專制。與軍機處相配套的是密折制度，雍正朝可向皇帝上奏折的人數達1200人，其用意是讓官員們互相監督，防止欺瞞，也有利與皇帝了解和掌握下面的實際情況，強化皇帝的權力。
    除此之外，雍正還有兩項功績，一是“改土歸流”，二是廢除賤籍。所謂“改土歸流”，指的是當時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實行世襲的土司制度，這些土司們在他們的轄地擁有生殺予奪之權，嚴重妨礙了國家的統一和地區的發展。為此，雍正決定廢除土司制度，改成統一的州縣制度。這個改革實際上相當于一場戰爭，許多土司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不惜武裝反叛，但最后都被雍正堅決鎮壓了。從長遠來說，“改土歸流”打擊了土司的割據和特權，減輕了西南少數民族的負擔并促進了這些地區的發展。
    “廢除賤籍”是雍正最人道主義的政策。所謂“賤籍”，指的是一些不屬“士、農、工、商”的“賤民”，這些人世代相傳，不得改變，既不能改行換業，也不能科舉做官，如浙江紹興的“惰民”、陜西“樂籍”等。紹興的“惰民”，相傳是宋、元罪人的后代，這些人中，男的只能從事捕蛙、賣湯等、女的則做媒婆兼帶*等低賤職業，“丑穢不堪，辱賤已極，人皆賤之。”對于這些因歷史問題而遺留下來的“賤籍”人等，雍正命一律除籍，開豁為民，編入正戶，恢復了他們應有的尊嚴和人格。
    雍正算得上是中國歷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他剛一登基，即罷鷹犬之貢，表示自己不事游獵，這和康熙動不動就出巡或圍獵幾乎是判若兩人。雍正當上皇帝后，不巡幸，不游獵，日理政事，終年不息。他除了去過河北遵化東陵數次外，十三年里就沒太出過北京城。最開始的時候雍正是怕允？T等政敵發動變亂；后來政局穩定后，他也沒有出游，主要原因還是政務繁忙，根本沒時間出去享受。雍正一生中最大的揮霍，就是擴建圓明園，主要是因為他怕熱，夏天的時候可以去園林里避暑并辦理公務。
    雍正處理朝政，從早到晚，寒暑不斷，年年如此，幾乎沒有停息。雍正朝現存漢文奏折三萬五千多件，滿文奏折也有六千多件，多是雍正在夜間親筆批寫，從不假手于人。朱批短的兩三字，長的有上千字，累積起來，雍正不到十三年的時間里，光朱批就寫了有三四百萬字。看來，做皇上真的是個苦差使。
    雍正還是個很節約的人，如今保留下來的朱批，很多都是寫在裁剪而成的小條，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雍正的諭旨。當然，他也有愛好，比如喜歡養狗，曾命人做過狗衣、狗籠等。另外，雍正還喜歡西洋的玩意，如溫度計和望遠鏡等。雍正總共有八個后妃，比他的祖父、父親、兒子等都要少，在皇帝里面實在算不上貪圖女色。他有過十個兒子，其中只有四個成年（其中長子弘時還被處死）；有四個女兒，但只有二女兒長大出嫁，但也去世很早（康熙年間）。
    遺憾的是，正當雍正政績卓然，國家治理已見成效的時候，他卻猝然去世，真可謂是天不假年，也讓人倍覺惋惜。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突然駕崩。由于當時正是天下太平之時，雍正的突然死亡，自然引起大家的猜疑。《清朝野史大觀》卷一中說，雍正是被民間俠女呂四娘所殺。呂四娘是清代著名學問家呂留良的孫女，呂留良因受開篇所說曾靜張熙案的牽連，死后還被挖棺戮尸。當時呂四娘一向跟隨大俠甘鳳池練習劍術，身輕如燕，有一身的好功夫，得知自己祖父的遭遇后，呂四娘大憤，深夜入宮將雍正刺殺，并割去其頭作為報復。由此，民間傳說雍正死的時候安的是一個金頭，以掩飾首級被盜的尷尬。
    也有人說是因為雍正迫害自己的兄弟，結果引起原阿哥們所蓄養的武林人士的仇恨。當時有個僧人武功很厲害，后來雍正派自己的武林高手們將他團團圍住，僧人說，今天我氣數已盡，但三個月內必有人為我報仇，說完便自刎了。那些人將僧人的首級割回去復命，并把僧人說的話稟告了雍正。雍正聽后非常害怕，大力加強了宮廷的防衛，并命侍衛們日夜巡查。但僅過一個月，雍正便無故暴死于內寢。
    在清朝的官方記錄《雍正朝起居注冊》里是這樣記載：“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一日，上不豫，仍辦事如常。二十二日，上不豫，子寶親王、和親王朝夕侍側。戌時，上疾大漸，召諸王、內大臣及大學士至寢宮，授受遺詔。二十三日子時龍馭上賓。大學士宣讀朱筆諭旨，寶親王（即乾隆）即位。二十三日晨奉大行皇帝黃輿返大內，申刻大殮。”
    官方的記載顯示，八月二十一日的時候，雍正身體不適，但依舊照常上班辦公。到二十二日的時候，雍正便挺不住了，他讓兒子寶親王弘歷（乾隆）和和親王弘晝前來照顧，不料到了晚上就不行了，急忙將諸王、內大臣和大學士們趕到寢宮，發布遺詔。在一片慌亂當中，雍正在子夜時分魂歸西天。
    根據《清實錄》的記載，雍正在二十一日之前的幾天，并沒有什么異常的情況，他在十八日的時候接見了辦理苗疆事務的大臣們；二十日的時候又接見了寧古塔將軍咨送的補授協領、佐領人員。如此看來，雍正在二十一日發病前似乎身體狀況良好，不然的話他沒有必要接見這些不甚重要的官員。
    作為當時突發事件的見證人，顧命大臣大學士張廷玉在他的《自訂年譜》中描繪了這一事件的詳細過程。他說在八月二十日的時候，雍正就感覺有點不舒服，但“猶聽政如常”，當時作為軍機大臣的張廷玉也是每日照常進見，沒有間斷（張廷玉親自所見，頗為可信）。可就在二十二日晚上漏將二鼓（晚上九點到十一點）的時候，張廷玉本已脫衣上床睡覺了，突然家門口有人“咚咚”砸門，似乎有什么事情急如星火，張廷玉慌忙披上衣服出去看是怎么回事。開門一看，原來是宮里太監，急宣張廷玉火速進宮。
    張廷玉不知道發生什么事情了，當時也顧不上想那么多，就匆忙趕到雍正所在的圓明園。此時門口已經有幾個太監在那里焦急等待，他們一見到張廷玉，便直接將他帶到雍正的寢宮。張廷玉一見雍正，“驚駭欲絕”，這才發現白天還好好的雍正，到了晚上竟然已經“上疾大漸”，快不行了！
    隨后，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公豐盛額、納親、內大臣海望等人先后趕到。眾人向雍正御榻前請安后，便出去到外面階下急切地等候里面的消息。當時只見御醫們進進出出，在不停的奔忙。子夜時分，哀訊傳出，御醫回天無力，雍正龍馭賓天了。當時弘歷“趨詣御塌前，捧足大慟，號哭仆地”，眾大臣和太監們也大作哀聲。
    袁枚寫的《鄂爾泰行略》里，又接著寫了下面的事情。雍正駕崩后，在一片混亂中，鄂爾泰想起當時雍正曾跟他和張廷玉說過傳位遺詔的事情，他見大家都在痛哭，心想老這么哭下去也不是辦法，國不可一日無君，于是他便拉起張廷玉，對眾人厲聲道：“現在不是哭的時候！大行皇帝曾和我兩人說過有兩份傳位密詔，一份就在宮中，現在事不宜遲，應該馬上請出來！”
    莊親王允祿和果親王允禮這才醒悟過來，急命總管太監將遺詔請出。那總管太監嚇得要命，慌忙跪下說：“大行皇帝并無交代，奴才實在不知道密詔所在！”張廷玉想了一下，說：“大行皇帝當天的密封之件，也沒有多少，外面用黃紙封住、背后寫有‘封’字的那份就是！”
    太監們急忙按張廷玉說的時間去找，不久便找到傳位于弘歷的那份遺詔。在皇位繼承問題解決后，鄂爾泰捧著遺詔，急匆匆地從圓明園趕往紫禁城安排乾隆登基和雍正的后事去了。由于當時是半夜三更，一下子也找不到馬，鄂爾泰只好騎了頭運煤的騾子奔回去，回到皇宮后七天七夜才出來。鄂爾泰出來的時候，家人驚訝的發現他左褲紅濕。原來，那天晚上鄂爾泰騎著那頭劣騾，被弄得肛門開裂，鮮血直流，當時在宮中忙得連換衣服的時間都沒有。
    如此看來，雍正死前身體狀況比較正常，并無任何征兆。如果排除被刺殺可能的話，那他的死因可能是下面幾種：一是服用丹藥中毒而死；二是過分勞累導致的猝死，如中風、腦溢血或者突發心臟病等，即現在所謂的“過勞死。”
    雍正駕崩后的第二天，剛剛即位的乾隆在百忙當中，卻突下諭旨將煉丹道士張太虛、王定乾等人立刻驅逐出宮，說他們是“市井無賴之徒，最好造謠出事”，并警告他們如果敢泄露宮廷中的任何事情，就將立刻正法。至于宮中的那些煉丹爐、煉丹藥之類的，也都全部清運出宮。雍正做太子的就對煉丹很感興趣，等到他做皇帝后，依舊對煉丹興趣不減，并在宮中蓄養了一些道士專門為他煉丹。他不但自己服食丹藥，還經常將這些丹藥賜給自己的心腹鄂爾泰和田文鏡等人服用。乾隆即位后的突然之舉，不得不讓人懷疑雍正是不是服用了某種丹藥而導致中毒身亡，但目前還沒有確鑿的證據來證明雍正是中毒而死。
    筆者倒認為，雍正“過勞死”的可能性更大。所謂“過勞死”，指的是“在非生理的勞動過程中，勞動者的正常工作規律和生活規律遭到破壞，體內疲勞淤積并向過勞狀態轉移，使血壓升高、動脈硬化加劇，進而出現致命的狀態。”目前，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已正式將此病癥命名為“慢性疲勞綜合征。”“過老死”的前五位直接死因是冠心病、主動脈瘤、心瓣膜病、心肌病和腦出血，但卻又沒有明顯的病癥。近些年來，數學家陳景潤、作家路遙等英年早逝，可能都是因“過勞而死。”
    雍正“過勞而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由于他過于勤于政務，幾乎沒有休息的時間，每天都是從早忙到晚，有時候深夜都在閱批奏折，而第二天很早就要去上朝。長年如此，身體怎么吃得消？雍正不像他的父親康熙懂得如何休息和放松，他也沒有什么娛樂活動或者特別的愛好，每天就是接見大臣們并和奏折打交道，這都是需要極大的體力和智力的。這個工作又沒人能夠替代，也實在是難為他了。
    據記載，雍正在即位后的五六年里身體還算可以，但在雍正七年（1729年）的時候，他得了一場大病，一病就是一年多，幾乎一命嗚呼。手下的官員上請安折讓他多休息，雍正偏要逞強，只要他能動得了，什么事情都要躬身親為。如此一來，即使不忙死，也會累死。就說雍正去世前的幾天，他也沒有得到任何的休息，反而一直在抱病工作。直到最后那天挺不住了，他才讓兩個兒子前來侍候。
    雍正或許不知道，后人所稱的“康乾盛世”，將他承上啟下的雍正朝給省去，他要是知道了，一定會憤憤不平的。事實上，若不是雍正一改康熙晚年的弊政和頹勢的，并為兒子奠下了強盛的根基，又哪來的乾隆六十年繁盛江山？要是雍正能多做十年皇帝，斷不會比他的康熙和乾隆遜色，正如學者楊啟樵認為：“康熙寬大，乾隆疏闊，要不是雍正的整飭，清朝恐早衰亡。”
    “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沒了！”是人終歸是要死的，皇帝也不例外。雍正也早早的為自己挑選了一個千年吉地，不過，不是在埋葬順治和康熙的遵化東陵，而是在距東陵近三百多里的河北易縣泰寧山太平峪（今清西陵）。本來大臣們已經在遵化東陵替他挑選了一塊上吉之地，但雍正認為那里“規模雖大，形局未全，且穴中之土帶有砂石”，因此在易縣另挑了陵區。為此，很多人還猜疑雍正是不是因為自己篡位，害怕去見九泉下的康熙云云。
    不過話說回來，雍正死后埋葬的泰陵，山環水抱，景色極佳，的確是一個風水寶地。泰陵建造的規模很大，里面有大碑亭、享堂、隆恩殿、方城、明樓和地宮等建筑，氣勢恢宏。除此之外，還有一群大型的石像生，非常的宏偉壯觀。可惜的是，在民國后泰陵也遭到相當程度的破壞。
    由于清東陵和清西陵大都被盜，當時泰陵地宮也一直認為早被盜過。1980年的時候，國家文物局批準對泰陵地宮進行清理發掘，由于雍正“金頭入葬”的傳聞婦孺皆知，當時泰陵云集了大批的媒體記者，他們把鏡頭對準了雍正的地宮，想在第一時間揭開這個千古之謎。但在挖掘過程中，考古人員沿著盜洞口下挖了兩米之后，發現盜洞只挖了兩米，下面是原封土，這證明泰陵地宮并沒有被盜過。
    有關專家發現這個情況后，急忙向上匯報，國家文物局便叫停了這次發掘，并重新把琉璃影壁下的盜口砌死，恢復原狀。如此一來，雍正的“金頭之謎”也只能繼續神秘下去了。雍正是幸運的，在清朝的那些皇帝里面，唯有他和他的后妃仍然躺在完好如初的泰陵地宮里，兩百七十年來，沒有受到任何的干擾。
    雍正帝太厲害了，在現在盜墓這么猖獗的時代，他的泰陵依然完好，這真是個奇跡。也許那些盜墓分子也怕雍正這樣雷厲風行，殺氣騰騰的人物吧。
    我必須和王爺在雍正十三年農歷七月離開圓明園，要不真有可疑。不能趟這渾水。雍正突然暴亡，到時圓明園都要戒嚴。
    曾靜和張熙都來自于湖南某偏僻之鄉的讀書人。曾靜當年為了準備科舉考試，曾經讀過浙江人呂留良所編的考試輔導書《時文評選》（就是那種把歷年寫得很好的八股文搜集起來，進行指點評論的書，以幫助考生在科舉考試中取得好成績，屬于考試秘笈之類）。
    由于曾靜所處之地乃湖南的窮鄉僻壤，文化落后，無書可讀，曾靜便在雍正五年（1727年）的時候派自己的高足張熙去浙江買點參考書回來。曾靜對《時文評選》印象很深，臨行前特意叮囑張熙到了浙江后去呂留良家訪書。當時呂留良早已過世，呂留良的兒子呂毅中和他的學生嚴鴻逵及徒孫沈在寬（嚴鴻逵的學生）熱情接待了他。這幾個讀書人見張熙不遠千里來到浙江專訪，心里很是感動，于是便把呂留良的遺稿包括《備忘錄》、《呂子文集》等都送了一份給他。
    再說曾靜看到這些書稿后，大開眼界，對其中許多聞所未聞的觀點，“始而怪，既而疑，繼而信”，特別是讀到呂留良關于“華夷之辨”的論述后，更是醍醐灌頂，一語驚醒夢中人。到這時他才明白，他們和周圍的人之所以困窘，原因就在于滿洲人的統治。讀完呂留良的著作后，曾靜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甚至說：“皇帝合是吾學中儒者做，不該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變，在位多不知學，盡是世路上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諺所謂光棍也。若論正位，春秋時皇帝該孔子做；戰國時皇帝該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該程、朱做。明季皇帝該呂留良做，如今卻被豪強占據去了。”
    從此以后，呂留良也就成了曾靜、張熙兩人的精神導師，他們也由此產生了強烈的反清思想，并進而付諸行動，這就是開篇所發生的投書事件。曾靜、張熙的行為也不是完全沒有緣由的，在雍正初年，民間關于雍正實系篡位的流言傳播甚廣，加之雍正即位后用法嚴苛，社會上也的確是怨言四起，政局頗為動蕩。但是，張熙投書之時已是雍正六年（1728年）的九月，此時非但年羹堯、隆科多等強勢人物已經被先后鏟除，就連允？T、允？_等皇族內的異己勢力也已被收拾殆盡，唯有曾靜、張熙等人因消息閉塞，他們渾然不知政局的變化，卻自以為獲得了雍正“謀父、逼母、？s兄、屠弟”等“十大罪狀”的確鑿證據，又創造性的聯想到川陜總督岳鐘琪乃岳飛之后，反清的條件時機都已成熟，所缺的不過是振臂一呼，天下群起響應。殊不知，百無一用是書生，他們的魯莽行為，卻給其他本不相干的人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人言可畏，雍正從曾靜張熙的投書中似乎也意識到民間流言的可怕性，所以，他第一件事情是要追查這聽起來言之鑿鑿的“十大罪狀”究竟從何而來。經過拷打之后，曾靜稱自己是聽安仁縣生員何立忠和永興縣醫生陳象侯說的，而何立忠和陳象侯又說自己是聽茶陵州的風水先生陳帝錫說的。陳帝錫被逮住了，他自己也記不清楚了，便支支吾吾的說自己是在衡州路上，碰見四個穿馬褂、說官話、像是旗人的大漢子說的。
    如此一來，偵察人員便順藤摸瓜，經過輾轉查訪，最終查出是允？K等人被流放的太監和黨羽在發配路上做了播種機和宣傳隊。他們“沿途稱冤，逢人訕謗”，每到市集便高聲吆喝招引眾人來聽故事，這才使得這些宮廷秘聞散布于沿途，隨后更是一傳十、十傳百，流言遍天下。這些人的下場在史料中不得而知，估計也好不到哪里去，想必是人頭落地，銼骨揚灰罷？
    雍正知道，對付那些家奴容易，但像呂留良這樣的思想犯既危險，又難對付得多。呂留良（1639－1683年），字用晦，號晚村，浙江石門人。呂留良少年的時候博覽群書，曾在順治十年（1653年）考中秀才，后不知何故，思想大變，極為悔恨自己獵取清朝功名的行為（正如其別號“恥翁”）。
    康熙五年（1666年）后，呂留良決心再不參加清朝科考，也決不做清廷官吏。從此后，他便隱逸山村，以著書授徒為生。為迎合當時考試經濟的需要，呂留良曾選評了歷代科舉中的優秀八股文，編輯成冊，即前面提到的《時文評選》，這本參考書刊刻發行后，流行甚廣，這使得呂留良獲得了“東海夫子”的稱譽。康熙十八年（1679年）的時候，當地官員推薦他去參加博學鴻詞科（康熙特設的考試，由各地官員推舉本地公認有學識、有名望的名士前來參考）的考試，但被他堅決拒絕。第二年當地政府又以“山林隱逸”的名義舉薦他，他居然當著別人的面自殘，“吐血滿地。”后來他煩不過，干脆削了頭發，出家當和尚，以表示他誓不仕清的決心。
    呂留良病死于康熙二十二年（1783年），他的后人和學生將他的遺作匯集成冊，并刊刻發行，包括《呂晚村詩集》、《呂晚村先生文集》、《慚書》、《四書講義》、《論文匯鈔》、《八家古文精選》等，在江浙一代流傳甚廣。呂留良的基本理論，歸結為一句話，那就是“華夷之辨，大于君臣之倫。”他堅持華夏的民族立場，反對效忠于滿人建立的夷狄政權。除此之外，他秉承了黃宗羲等人的激進思想，反對君尊臣卑，提倡民權。呂留良對于清朝也是極為的蔑視，他在文中從不稱“大清”或者“圣朝”，卻用“燕”、“北”來代替，以表示他不承認滿人建立的大清王朝。
    呂留良的言論對于雍正來說當然是異端邪說，極其叛逆。因此，雍正對呂留良這一干人等的處理也是十分殘酷的。當時盡管呂留良已經死了有四十多年，他的長子呂葆中（曾中進士）也早已去世，但也難逃刨棺戮尸的厄運。曾靜張熙案審結后，雍正下令將呂留良和呂葆中“俱著戮尸梟示，次子呂毅中著改斬立決，其孫輩俱即正典刑。朕以人數眾多，心有不忍，著從寬免死，發遣寧古塔給于披甲人為奴。倘有頂替隱匿等弊，一經發覺，將浙省辦理此案之官員與該犯一體治罪。”
    呂留良的徒弟嚴鴻逵，當時也已去世，但仍舊被戮尸梟示，其孫輩發遣寧古塔給于披甲人為奴；嚴鴻逵的學生沈在寬，有詩云：“陸沉不必由洪水，誰為神州理舊疆？”被認為是存心不良，判斬立決；自稱嚴鴻逵私淑門人的黃補庵，作詩曰：“聞說山中無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被認定為荒唐狂悖，斬立決，妻妾子女給功臣之家為奴，父母、祖孫、兄弟流放二千里；車鼎豐、車鼎賁，刊刻逆書，斬監候；孫用克，陰相援結，斬監候；周敬輿，甘心附逆，私藏禁書，斬監候。
    另外，這些人的門徒和相關人等也遭到嚴懲，如房明疇、金子尚革去生員的功名，杖責一百，與其妻兒一起流放三千里；陳祖陶、沈允懷、沈成之、董呂音、李天維、費定原、王立夫、施子由、沈斗山、沈惠候、沈林友革去相應的教諭、舉人、監生、生員功名，杖責一百，三年徒刑。嚴鴻逵的門徒朱霞山、朱芷年和沈在寬的門徒張圣范、朱羽采等人因從學時的年紀尚小，不予論罪。
    值得一提的是車鼎豐、車鼎賁兩兄弟。現在知之甚廣的一句詩，“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就是出自車鼎豐的名下。當時還有個傳聞說，某日車鼎豐與弟弟車鼎賁一起喝酒，當時用的酒盅酒杯是明朝時生產的瓷器，盅底還有“成化年造”的字樣。車鼎豐喝完杯中酒，倒翻其杯戲道：“大明天子今重見”，車鼎賁瞧見酒杯底，便給哥哥斟滿酒后，把壺放在一旁，說：“且把壺兒擱半邊。”“壺”“胡”同音，意思是把滿人建立的大清擱在一邊。呂留良案發后，兩人都被牽連致死。
    曾靜其實是老實人，最終被整得跪地求饒，服服帖帖，連扇自己耳光。曾靜在供述中，連稱自己是彌天重犯，說自己“空有一副人臉，但連匪類也不如；聽了皇上的道理后，如墜深淵，極為的痛苦和悔恨，就算死一萬次也贖不了自己的罪過；從長沙押到京師的路上，看到的都是盛世景象，聽到的也都是萬民對皇上的贊譽聲；彌天重犯自小長在山溝里，不知道仁圣天子體察百姓的疾苦和艱辛，竟然關懷到我這個罪大惡極、萬死不赦的重犯。彌天重犯即使是如同草木一般沒有知覺，如同頑石一般沒有頭腦，也應被感化悔悟。當今皇上圣明天縱，皇恩包容天地，彌天重犯萬萬次叩首，望皇上發哀憐之心，體恤我們這些無知之人。”經過雍正的親自“訓導”后，曾靜果然判若兩人。
    正當大家認為曾靜、張熙這兩個案件直接當事人必死無疑的時候，雍正卻一反常例，竟將曾靜、張熙免罪釋放！大臣們對此非常不滿，他們紛紛上書要求將曾靜、張熙等人凌遲處死，雍正頗為不耐煩的說：“這事到此為止。以后不要再向朕上奏此事，誰要是再上奏本，朕也不再看了。”不僅如此，雍正還特別下旨說：“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求誅戮，”以求保住曾靜張熙的性命。這樁清朝最大的**案，雍正在其中的表演花樣百出，令人大跌眼鏡。
    死罪已免，活罪難逃。雍正隨后又給了曾靜和張熙一個任務，那就是把他們派往湖南“觀風整俗使”衙門聽候使用，讓他們去各地現身說法，清除流毒，借以戴罪立功。所謂“觀風整俗使”，也是由呂留良案引起。雍正認為浙江這個地方“風俗澆漓，甚于他省”，“恩威所不能感化，狼子野心聚與一方”，于是他派了官員前去整頓其風俗，還為此停止了浙江的鄉試，斷絕那些士人們的科舉求身之道，以示懲罰。
    曾靜回到湖南后，長沙城內便出現了傳單，說是要抓住曾靜，投入深潭淹死這個罪人。這傳單究竟是對曾靜的悖逆不滿呢，還是對曾靜的變節憤怒，尚不得而知。不過，曾靜由反清轉向奉旨吹捧雍正和大清，這個華麗轉身也未免過于滑稽。曾靜被派往湖南進行宣講的時候，雍正特令地方官員和平民百姓，不能對之蔑視譏諷。
    雍正還覺得不過癮，他隨后又將此案的全部諭旨和審訊記錄，加上曾靜的認罪書《歸仁說》，匯編成書，名曰《大義覺迷錄》，發往全國各地，“每學宮各貯一冊。”雍正還說，各學宮“倘有未見此書，未聞朕旨者，經朕隨時查出，定將該省學政及該縣教官從重治罪。”如此一來，《大義覺迷錄》風行天下，以至于家喻戶曉，人人皆知。作為雍正的得意之作，《大義覺迷錄》刊印的數量之多，在雍正年間據說是排第一名。
    不過，乾隆一上臺，便推翻雍正的對曾靜、張熙免予追究的遺命，很快下令讓湖廣督撫“將曾靜、張熙即行鎖拿，遴選干員解京候審，毋得疏縱曳漏。其嫡屬交地方嚴行看守候旨。”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十九日，乾隆又下令將“曾靜、張熙著照法司所擬，凌遲處死。”
    更要緊的是，乾隆以最快的速度將雍正精心編撰并已刊行天下的《大義覺迷錄》宣布為禁書，立即停止刊刻和發行，凡是有這本書的，統統上繳收回后統一銷毀，若有私藏，依法嚴懲。由此，《大義覺迷錄》便成為“老子編來兒子禁”的天下第一禁書，在雍正朝后難得一見，這也大大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但問題是，《大義覺迷錄》作為雍正朝的御制國書，它的發行量之大，可謂是人手一本，怎么禁止得了？
    乾隆之所以要火速將這本書禁掉，原因是這本書不但沒有出現雍正希望的效果，反而讓皇宮里的丑聞秘事、皇子間的爾虞我詐等“國家重大機密”外泄，這些老百姓對贊揚大清沒什么興趣，卻對雍正的“十大罪狀”，特別是“謀父、逼母、？s兄、屠弟”這些秘聞津津樂道，茶余飯后的說個沒完，嚴重損害了雍正的光輝形象。如此一來，不但沒有起到“覺迷”的效果，反而成為一種笑料，讓全國人民看大清皇帝一家子的笑話，這還了得？乾隆在登基之前，臉上早已是羞得滿面通紅了！
    乾隆的想法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很多事情本就是“不說倒罷，越抹越黑”，當時也不知道雍正怎么想的，居然要和全國人民爭辯自己是清白的、正確的。他這樣做，等于是把自己推向了審判臺，讓全國的人來評判，但問題是，當時人的思想覺悟能達到那個程度嗎？這就害得兒子乾隆一上臺就要去給他擦屁股了。
    乾隆經過慎重考慮后，覺得哪怕是冒著違犯父王遺命的罪名，也要把曾靜和張熙這兩個反面教員給殺了，以絕后患。他降旨說：“曾靜大逆不道，雖處之極典，不足蔽其辜。”于是他一改雍正的“攻心”政策，直截了當的采取“滅身”之舉，以肅清其流毒。
    如此看來，乾隆的手段不過是“焚書坑儒”的翻版，和他父親相比，要拙劣許多。至少，雍正還敢公開整個案件的情節（包括詆毀自己的內容），敢于進行批判和辯論，甚至還敢于赦免曾靜和張熙這兩個“彌天重犯”，讓他們改過自新，充當反面教員，這種勇氣和做法，在歷代皇帝里面簡直是絕無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