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说中国近代史》第58章 众说纷纭的“五四”

    过去我们把五四运动作为近代史和现代史分界的标志,按革命史的划分,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分野的一个标志。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五四运动实际是分为两个部分的。第一部分是新文化运动,叫五四新文化运动,从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时就已经开始了,第二部分是1919年5月4日前后的抗议运动。一般来说,这两个事件在研究中是不太加以区分的,统而言之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在我看来,这两个实际上是两回事、两个事件。
    “五四”的确是一场很重要的运动,它的意义、它的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而不仅仅是传统上说的那些东西。
    白话文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文化启蒙。在辛亥革命之后,很多有识之士对辛亥革命的现状不太满意。他们很不满意,感觉为什么革命之后,国家的政治、社会现状还不如清朝。不满意就找原因,他们认为我们的启蒙不够,中国人没有经历一次比较深刻的思想文化的变革。所以在很早之前,就有人开始做启蒙工作,比如章士钊办《甲寅》、陈独秀办《新青年》(《新青年》开始不是在北大办的,是在上海办的)。新文化运动首先是白话文运动,一种文体的改革。这个白话文运动一开始就对旧的文学、旧的文学形式进行批判,很激进。他们为了推行这种新的文体,就对旧的文体尤其是清末以来那种桐城派的文体进行批判,同时又往上追,追到唐宋八大家,追到《昭明文选》。后来有一个说法叫“桐城谬种,文选妖孽”,它实际上是对当时流行的古文体进行了批判,他们要实行白话文。白话文运动的起点是胡适,胡适后来说,他的主张还是技术性的,到了老革命家陈独秀手里,才变成革命。
    其实中国早就有白话文,宋朝的平话就是白话文小说,后来的很多小说戏剧基本上是白话体。清末各地的有识之士进行启蒙,办俗话报、白话报,也是用的白话体。那么,中国已经有白话文了,为什么这时白话文运动会成为思想界的潮流?放到今天看,他们提倡的白话文,实际上有两个东西是跟过去不一样了。
    第一,过去的白话文是不强调和古文体决裂的。它们是并存的,互相之间还有掺杂,许多白话小说中间都会夹杂一些文言诗词,它们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虽然士大夫们还是以做两汉的散文、六朝的骈文,或者变形的四六文来展示自家的功夫,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至少有一些人不认为)通俗白话就是引车卖浆者流的东西。其中很多人,如冯梦龙、金圣叹等,也在整理白话小说。很多白话小说也是文人创作出来的。但是,到新文化运动时出现了问题——提倡白话文,要把文言打倒。提倡创作新的小说、新的诗歌、新的散文,打倒一切旧的文体,不用典故、不用成语,完全就是一种跟文言决裂的状态。
    第二,它跟以往的白话文不太一样,它有很强的欧化的意味。它要讲求文法,也就是讲究语法结构。这是胡适先生提倡的,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什么是文法呢?讲究白话,讲究语法结构,它讲究词性,形容词、动词、名词这样的概念。把当时流行的西方这个语法引进到中国语文中来。这个工作《马氏文通》就在做了,但此时落到了白话文头上。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时候学界认为中国语言学是一种科学,中国人没有语法不科学,书写说话都不科学,太不像话,因此要用科学的方法来书写。当然最激进的方式就是把汉字废了算了,干脆用拼音字母。随着新文化运动一出来,胡适说是陈独秀让它革命的,其实他一出来就有一种革命姿态,只是他不说出来而已。当然陈独秀更加具有革命的姿态,三个成立,三个打倒。
    白话文运动实际上是我们一系列欧化运动的一部分,所以在整个知识界引起的反弹不是很强烈。那个时候,整个知识界欧化的风尚远比我们今天要猛烈。也有人不满意这样全盘西化,但是他们抵抗力是很微弱的,因为在当时知识界看来,欧化进步就是科学、就是现代,在那个时代谁能够抗拒这些东西啊?实际近代很多变化都有这样的意味,只要打出科学、进步的招牌,如果再打出人民的招牌,那么对方基本上就只能缴械了。
    今天来看这个白话文运动,它其实不是很成功的。把中国语言强安在这种主谓宾、定补状的结构里,害得现在语文教学很失败。语文界的大师吕叔湘先生说,我们的母语教学真是很失败,孩子们从小学到大学,几万个小时下来,还不能很自如地掌握语言。为什么这么失败?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教汉语的方式,我们实际是用英语的方式教汉语,我们强加于汉语这样的词性和语法结构,把这个语言教死了。反过来,私塾的教育方式非常有效。一些电视人对我说,他们最头疼的是“的、地、得”,总得请教语言专家怎样分辨。我说这玩意其实就是从“五四”冒出来的,以前没有。“的、地、得”跟语法结构有关,古文不讲语法,更不要提什么“的、地、得”,那你会因此而看不懂古文吗?会因此而觉得古文不美吗?古汉语的魅力不在这,汉语本身是讲究抑扬顿挫、合辙押韵的,那才是它本质的魅力。
    我们学这种英语式的汉语,实际上唯一的好处是,在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时候稍微方便了一点。因为我们可以按语法结构对应嘛,我们可以往里加、往里套,用大长定语,还可以加补语。虽然看起来是很难看,但据说意思准确性增加了——其实有时候还不如直接看原文清楚。
    这个白话文运动现在看来不是很成功,但在当时真是获得了很大成功。到1924年,教育部颁布命令,所有学校都得用白话文了,它从一场民间运动变成了官方法令。这跟后来废中医一样,虽然中医没有被当场废掉,但中医的卑微地位从此就定下来了。再怎么牛的中医也不能叫医师了,只能叫医士。按这个架势,如果不尽量把中医科学起来,中医就要被废掉,但中医科学化了以后,它还叫中医吗?中医等于不废而废。这实际是我们一直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于传统学术,传统学科,传统技艺,我们应该怎样保持、保存它们?即使谈不上发扬,但都把它当垃圾淘汰掉肯定是大有问题的。
    当时就是这个趋势。所以后来新文化运动更进一步输入新思想、废除旧伦理、打倒孔家店。到了这一步,五四运动才回到它的本意,当年陈独秀和章士钊的启蒙,是进行深度启蒙,要摧毁旧的框架、旧的伦理。虽然在白话文运动中,章士钊和陈独秀是分道扬镳的,但分别起到了对传统的批判,起到进一步引进西学这样一个启蒙的作用。到了这一步的时候,个性解放和自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基调,大批青年投入其中。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一开始并不是一场社会科学意义上的革命,而主要是一场文学性的革命,或者说,是从文学角度开展的社会革命。当时兴办了大量的刊物,其中许多都是文学性的。很多人表现出个性的张扬和解放,追求冲脱旧的婚姻和家庭的束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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