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新住处,我曾试着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但没有用,只要还活在这个尘世上,就免不了被纷扰。从正街到学生公寓,会路过一个小巷,小巷两旁有一段门市平房,都开了理发店,奇怪的是,快入冬季了,理发店却还都敞着门。当我从一个个敞开的门前走过,门里端坐的浓妆艳抹女郎,就会向我飞吻或抛媚眼儿,我才明白,她们哪里是理发呀?分明是挂羊头为幌子,卖自己的肉罢了;还有,昨晚我意外发现,我的小房间对门竟住着一个单身美女,黑黑的长发,薄边的眼镜,看上既斯文又妩媚,很能让我浮想联翩,小单间墙体隔音的效果很差,半夜里就能听见隔壁传来清晰的喘息声和呻吟声,我就想,美女应该也能听到吧,她是否也在疯长的欲望里挣扎和煎熬呢?
我进了周报以后,还赶上一期出报呢,因还没有开设人物栏目,也就没我什么事,但这一期就开通了,又赶上日子是12月1日——世界预防艾滋病日,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期人物就是“艾滋人物”。另一个与我同时来的郑姓记者,被派往了河南采访,我留京也是有任务的。四个艾滋病患者从四川赶来参加电视台晚会的节目录制,他们要表演的是一个小品,晚会将在“艾滋病日”播出。他们在四川当地做过循环表演,上演的故事都是他们的亲身经历,曾轰动一时,我的任务就是专访他们,从“四个艾滋演员”的角度来刻画。
我坐公交车正是赶去他们下榻的宾馆。这之前我做了一番准备的,毕竟是第一次要和他们近距离接触,说不害怕是假的。我上网搜索了半天,恶补了一些防艾知识的。我看了眼窗外,一个小学校园里,孩子们在雪中嬉戏。我又看了看手表,已经下午一点多了。北京的交通总能让人处于一种失衡状态,你坐上公交车去办事情,再坐了公交车回来,差不多就是一天了,你就会有永远在路上的意识。即使你打了车也白搭,因常常会遇到塞车,在停滞的出租车里,看着计时表蹦得欢,你的感觉仍然还会是:在路上。
又换了辆车,我到宾馆时正好是下午两点半,雪却还下着呢。四个艾滋病患者在导演的监督下正排练,站在一旁等候,四点多的时候,排练终于结束了,我便先约了那个年龄最大的男性患者采访。就在他的床位上,距离没超过一米,我们面对面地坐着,我竟没了丝毫的恐惧,大概是看上去,他和我们正常人没什么分别吧,我曾把他们想象得很恐怖。他说,他们的村子共发现了十例艾滋病患者,而他的家族就占了七个:他、他的大哥、他的两个侄儿、一个侄媳妇、一个侄女女婿、一个外甥女女婿。都是因到河南卖血直接或间接传染上的,他的大哥去年已离开人世了。说起大哥时,他就哽咽流泪了。
他还告诉我,因接受了治疗,他的病情比较稳定,没耽误了做生意。他在镇上开了小面馆的,生意一直很不错,光临的大多是乡里乡亲。他说这话时我有些不相信,按现在民众的观念看,一个艾滋病人开的面馆会有人去?可他却拿出照片来证明给我看,还指着另一张照片说:“这是我们镇上另一个艾滋病患者开的茶馆,生意也不错哩!我这才信了。我给他拍了张特写,正要接着采访下一个患者,却有人来叫他们去吃饭,他们吃了饭还要排练的,之后就休息,因为明天他们还要早起,上午就进行晚会实况录制的。
采访任务没完成,我决定晚上不回住处了,就在附近找个地方住下,来往很耽误时间的。我就找了电视台那个导演,问她我明天可不可以到录制现场看一看,她说可以,但拍照时要遵守规定,不要打闪光灯,她是看到了我胸前挂着的数码相机。我出了宾馆,先是找了小店吃了碗羊肉泡馍,就找了家洗浴中心过夜,五十八元只包括洗澡和休息,真是京城宝地水贵如油啊。不时进来了新宾客,小姐们还动不动过来问做不做这,做不做那的,我一夜也没怎么休息好。
第二天吃了早餐,我早早地就来了宾馆等待。八点多了,电视台的那辆面包车才来,我就随十几个人上了车,司机问我做什么的,我说去采访,跟导演说好了的,他就没再说什么。车上除了我要采访的患者,还有一个十几岁的眉目清秀的小女孩,亲热地与一个老太太坐在一起,我就猜想:她们也是艾滋病患者吗?她们是什么关系呢?车七拐八拐地,我也弄不清到哪了,反正看见了一个牌子:xx摄制基地。基地里乱得像个大仓库,可演播大厅却是别有一番天地,舞台设计得很有特色,也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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